神马文学网巫宁坤：从芝加哥到燕京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21:41:14
一滴泪（a single tear)简介：(转)
描述巫宁坤和他的妻子李怡楷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巫宁坤在劳改农场服苦役的期间，李怡楷菇苦含莘靠一个打字员的微薄薪水抚养三个幼儿。他们轮流用各自的声音讲述在那些被分离、受压制、受欺凌的岁月中的日常生活－－和那支撑他们度过难关的情爱。1951年，芝加哥大学博士研究生巫宁坤接到北京燕京大学聘请担任英文教授。虽然他在美国从事学术工作大有前途，在中国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个人牵挂，他却接受了聘约。他对共产主义一窍不通，但是他渴望回归祖国，这本非凡而感人肺腑的书为他此后三十年的生活、受难和思想提供了生动而真实的记述。
作者简介：
巫宁坤：从芝加哥到燕京
▲1951年，正要启程回国的巫宁坤在芝加哥大学校园内留影。
巫宁坤 Wu Ningkun，英美文学学者，翻译家，上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卞之琳等人，1943年赴美担任中国在美受训空军师的翻译，后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1951年，博士学位尚未拿到时，接到燕京大学急电邀请，请他回国任教，同年返国任教于燕京大学英语系。后历任南开大学等校教职。现定居美国，曾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英文自传小说《一滴泪》。
■记者手记
在国内，现在知道巫宁坤这个名字的人大概不会太多。但是在学术界和翻译界，他被视为和卞之琳、钱钟书、袁可嘉、穆旦、王佐良等人同级的学者和翻译家。巫宁坤并不是燕京的学生，1951年，他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忽然接到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发电请其回国任教。
于是，巫宁坤开始与燕京结缘。后来，燕京大学并入北大，巫宁坤离开燕园，来到南开，当时这样的知识分子有一大批。
28年之后的1979年，巫宁坤在北京又一次见到了他的老同学李政道，在他的自传中，巫宁坤这样描述那个场面：“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看上去仍然很年轻，娃娃脸，肤色滋润……
他问到我的处境……我只能简要作答，因为我怕多占用他宝贵的时间，并且他也没有流露出强烈的兴趣或感情。他庄重自持，完全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和学者的神气……“
放弃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
1950年秋天，我已开始在芝加哥大学写博士论文，托·艾略特的《文艺批评传统》。我整天埋头在图书馆里，梦想着攀登学术高峰，我从来没怀疑过要不要回国，用我的专长为祖国服务，不过，当时觉得自己还有博士论文要写，大可不必着急。
哪里想到，1951年新年，忽然收到素昧平生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急电，请我去接替一位由于朝鲜战事而回国的美籍教授。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在随后的几天里，我翻来覆去考虑其中得失，也和朋友们商量。一别七八年，我对故土的怀念与日俱增。投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去过一种富有意义的生活，这个诱惑力远胜过博士学位和在异国做学问的吸引力。
于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回国任教。我收到的热情洋溢的欢迎信不仅来自燕京大学，而且来自政务院。我订好了六月中旬的船票，哪知道正好同学比尔·伯顿和安·赖特订在6月29日举行婚礼，非要我当伴郎。我只得推迟启程了。婚礼过后，我独自游览了大峡谷，然后前往旧金山在伯顿的一位朋友家做客。伯顿夫妇和芝加哥大学同学李政道博士一起来帮我整顿行装。政道还用端正的大字，在我的行李上写上姓名地址。
短暂的快乐：结交赵萝蕤、吴兴华
8月中旬，从广州乘火车经上海抵达北京。西语系主任赵萝蕤博士亲自来前门火车站接我，萝蕤为我雇了一辆古色古香的马车。车顶上堆放着我的七八件行李，驶往青年会搭乘校车。
上了年纪的校车一路颠颠簸簸，足足走了个把小时，终于到达西北郊的燕大校园。燕园门口有两头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园内树木成阴，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即将在这座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私心不由得感到庆幸。
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便先在萝蕤家做客。萝蕤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博士的女儿，从小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一手好钢琴。燕大西语系毕业后不久，她就将当时以晦涩闻名的艾略特长诗《荒原》译成中文。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任教。
后来，我搬到燕东园一座两层的西式小楼上层，楼下住的是另一位英语副教授吴兴华，也是个单身汉。我们的客厅里有个壁炉，初冬寒夜，我俩常在炉火前席地而坐，喝杯咖啡或呷杯本地产的莲花白酒。周末陆校长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打打桥牌。
他们两位都是桥牌高手，谈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横生。怎料到这样的日子不久就一去不复返了。
《了不起的盖茨比》惹出麻烦
到校后，不到两周，我就上课了。萝蕤安排我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作文，都是四年级的课。我从未教过书，只有十来天备课而且没有课本可用。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手提式打字机上写讲稿。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正午的黑暗》和《1984》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带回来的美国小说。尽管萝蕤和兴华都提醒过我，跟学生谈话要小心，我还是无拘无束地和他们交往，怎么想就怎么说。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开始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我们先分成小组学习、听报告，然后，开始检讨各自过去的所作所为和资产阶级思想。不久，全国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2月，一个工作组进驻燕园领导运动，校长靠边站，全校停课搞运动。陆志韦校长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中型大型会议上，检讨交代、接受全校师生揭发。之后的批判对象是各系教授，在文学院的一次批判会上，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和讲师，被控组织十人团反动小集团，原来他们不时聚餐清谈，三杯下肚，不免发发牢骚、讥刺时政。
凡此种种，都使我感到无所适从，但是我毕竟还年青，我的教学生涯刚刚起步，我不甘心自暴自弃，我也愿意学习新事物。我任课的班上三名女积极分子找上门来帮助我，给我“送礼”。这些“礼物”原来是我平日闲谈时讲过的三言两语，现在送来帮助我检查思想，我没料到闲谈竟也被记录在案。
我虽然想不出自己回国后犯过什么错误，但眼看着一个个前辈的榜样，也知道自己在劫难逃。轮到我上场那天，我也如法炮制，把自己痛骂了一番，无非是家庭出身不好、长期在美国受资产阶级教育、迷恋西方文学等等，满以为可以过关，不料，我的话音刚落，二年级一个姓李的男生跳了起来，一开口就骂我的检讨肤皮潦草，谈远不谈近，接着他举起一本小书，指着封皮义正词严地质问我：“你从美帝带回这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居心何在？”我吓坏了，伸头一看，原来是一本破旧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是我班上一个男生借去的。我倒抽了一口凉气，心里想我承认我思想落后，但是要我把菲茨杰拉德的杰作扔进垃圾堆，那还办不到哩。
思想改造的下一阶段是忠诚老实运动。全校教职员人人都要写一份自传，交代从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经历。我在学习会上表态时说：“我毫无顾虑，平生事无不可以告人言。
这次万里来归为新中国工作，足以证明我的心迹。“交上去没几天，历史系翦伯赞教授就约我到他府上谈话。
院系调整，“外放”南开
冬去春来，学校终于复课。可是文科的教学计划改动了不少，课程有增有减。
我教的英国文学史停开，因为无用，改开一门美国进步小说选修课，用的教材是我带回的德莱塞和法斯特的小说，选课的学生也寥寥无几。兴华从五月起就调去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担任翻译工作，他教的三年级阅读课也由我兼任。毕业班学生关心的是为期不远的毕业分配，班上有不少同学论文还没写，就提前调到外交部等外事部门工作，教师自然也心不在焉。
教育部发下一套苏联某师范学院的英美文学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小册子，萝蕤带领我们学习，没完没了地讨论如何虚心借镜。不久，上级宣布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停办，燕京和辅仁按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员听候统一分配。
于是，萝蕤又带领我们学习院系调整方案，最后人人表态服从分配。这时候已是暑假，上级又决定把五所大学的全体教师送到青岛去休假一周，既可放松一下绷得太紧的神经，又可避免分配工作受到干扰。
从青岛回来不久，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让我放弃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和学术前程万里来归，而现在却只能无可奈何。几个月来，她憔悴了许多，尽管平日总是镇静自若、从容不迫，但不难想像她在工作组的压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为既是赵紫宸的爱女，又是陆志韦的干女儿，她又何从划清界限？同时，陈梦家先生在清华大学也遭受猛烈批判，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
我本打算暑假好好休整一下，然后去南开报到，不料又奉命继吴兴华之后参加亚太和平会议翻译工作。北京英语界前辈朱光潜、钱钟书、卞之琳、吴景荣、萧乾等人已先我而至，翻译大师杨宪益和英籍夫人戴乃迭也从南京调来。直到十一月我才离开燕园，一辆卡车连人带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门火车站，距萝蕤到车站接我不过一年多，燕京大学已经换了人间。新北大当上了风光旖旎的燕园的主人。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是大才子
抗战时期，我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英文系读书。读了两年之后，飞虎队来到了中国，我就去当翻译了。要说翻译生涯，这是最早的，当时口译笔译都做。那时的翻译，相当于秘书的工作：有些信，用英文起草，或者把英文的文件翻译成中文，把中文的文件翻译成英文。当时我们那一拨人是美国军中第一批翻译，去的最早。
更早些，我在昆明当学生的时候也曾经翻译过一些小诗。当时罗隆基的夫人，在《中央日报》编副刊，那个副刊叫《平民》，她很喜欢我的东西，她说：“宁坤来的东西，我什么都登。”汪曾祺那时跟我上下铺，他对于语言的敏感对我们那帮同学都有影响，当时去看沈从文我们都是一起去的。汪曾祺是大才子，我在他面前都抬不起头来。我们在西南联大的教育不是课堂上的，课堂上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跑警报了，主要的时间都是在自己看书。
像我们每次去看卞之琳先生，卞先生总是拿几本书给我们，去看吧。我们对于英美文学、古典文学的知识，都是这么来的。
1951年从芝加哥大学回国之后，还搞了一阵文件翻译，因为当时能搞翻译的人还不多，尤其是中译英的。
1952年，亚太地区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我被叫去做翻译。后来1956年召开八大，就把上次叫的人筛选了一次，叫了去，同时又请了一些更老的翻译家。钱钟书先生当然是跑不了的。我当时也没有觉得钱先生是什么大人物，我们一样坐公车出去上班。我们在一个办公室里一起搞翻译，我，他，还有王佐良。
回国之后先是在巴金和萧珊的推荐下翻译《白求恩传》。翻译完《白求恩传》之后，我又翻译了德莱塞的短篇小说选。他是以长篇小说闻名的，可是我觉得德莱塞的短篇小说没有受到重视。之后我又翻译了斯坦贝克的短篇小说《珍珠》，翻译《珍珠》是因为朱海观，一个比我还老的翻译家，海明威就是他翻译的。
1956年，英国有个作家代表团来中国访问，由老舍接待，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也邀请了我。在那个会上，我碰到了朱海观，朱海观抓住了我，让我给他们翻译些东西，朱海观当时在《译文》。
后来他就给我寄来了《珍珠》。到了1957年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受批判了，白天受批判，晚上回去就翻译《珍珠》。《珍珠》1958年2月份在《译文》上发表了。那时候我已经是右派了，右派的东西不是不能发表吗？怎么我的翻译还被发表了呢？因为当时我在保密单位工作，那时候我在中央调查部下属的一个干校，虽然被打成右派，但是名字不会见报，外面的人不知道。后来的事情很滑稽，一家出版社要出版《珍珠》的单行本，写信给我要我写一个序，那时候我已经在半步桥监狱了，完全失去了自由，所以单行本也没有出成。翻译生涯自然就中断了。
翻译狄兰·托马斯，“比余光中好”
等到我的右派帽子摘掉之后，首先是《白求恩传》再版了，后来我翻译的狄兰·托马斯的诗也出版了。1980年3月，我被调回北京。这事说起来也有意思，这时候，我忽然又成了宝贝，大家争着抢我。当时我在安徽师范大学，安徽方面不放我走，但是中央组织部的调令，谁敢抗啊。
学校的领导找我说：“巫老师，只有你自己说不愿意去才能留下来，我们没有这个本领。你在安徽是这个，”他伸出大拇指，“但是你到了北京，你这样的人就很多了。”
可是大家都劝我回北京，而且我也没有想在安徽做什么第一。
1979年《白求恩传》再版时，我在语言上做了一些修改。几乎同时，袁可嘉要编一本现代派文学的选集，他知道我喜欢狄兰·托马斯，所以找到我要我翻译托马斯的诗。我给他的稿子寄出之后，觉得自己翻译的不像样子，就给他写信，我说：“可嘉，你退给我吧，你找佐良翻译好了。”但是可嘉回信说：“佐良是佐良，你的是你的。退给你修改可以，不用不行，因为稿子已经在我手里了。”没想到隔了这么多年后，冒出了一个黄灿然，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译诗中的现代敏感》，把我翻译的托马斯的诗跟余光中翻译的放在一起比较，灿然说：“托马斯是英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也是超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代表诗人之一。在一般人看来，他的诗难懂，更加难译，而要译得像巫宁坤那样不逊于原文，更是难上加难，甚至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的，而巫宁坤把这不可能的事情可能化了。”灿然在文章中还把我和余光中比较，说我的翻译比余光中还要好。那篇文章因为涉及现代诗翻译的问题，所以在国内外传的比较广，但是实在让我不好意思，哪有这么写评论的嘛。
凑合着翻译了《盖茨比》
1980年，我回到北京之后，我被分配到国际关系学院，担任英美文学研究生小组的组长。《世界文学》（原来的《译文》）又找我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后来《了不起的盖茨比》被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序言是我写的。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部重要的作品，但是对我来说我也是凑合着翻译，说实话我觉得我是没有资格来翻译这部伟大的作品的。《世界文学》找到我翻译的时候，要求的时间很紧，六月份找到我，十一月就要出来，现在想起来我当时比较草率。
关于《了不起的盖茨比》，还有个故事。
我去了美国之后，一个美国的明星看了我的《一滴泪》给我写信，说他认识很多作家，但是从来不给作者写信，这是他破天荒头一遭，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一滴泪》中提到了《了不起的盖茨比》。那个明星在给我的信中讲了一段他跟菲茨杰拉德的故事：有一次他在好莱坞吃早餐，边吃边看一本小说，忽然一个人走过来说：“你在看什么，这么全神贯注？”明星把书递过去，那个人一看说：“哦，这是波兰的，在波兰相当于《乱世佳人》。你怎么看这个？谁推荐你看的？”明星问他：“那我该看什么？”那个人说：“你应该看菲茨杰拉德的，那是最好的！”后来那个明星才知道，那个推荐他看菲茨杰拉德作品的人就是菲茨杰拉德自己。
还有更精彩的故事。我的太太是天主教徒，她经常在星期天到我们所在的华盛顿郊区的一个教堂去做弥撒。她去做弥撒的时候，我就在教堂的外面遛遛。有一次我走到教堂的墓地，忽然一个人从一个墓碑背后钻出来，吓了我一跳，他指着一个墓碑，跟我说：“最优秀的美国作家。”我跑过去一个看，正是菲茨杰拉德的墓，地上有个碑，上面刻的正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最后一句话。看来，菲茨杰拉德是显灵了。
奥登没有什么架子
当时我已经开始带研究生，工作比较忙。零零散散地还翻译了一些短篇和中短篇。其中包括托马斯、伊修伍德的作品。伊修武德的作品国内几乎没有什么人翻译，只有卞先生他们翻译过。
1982年我到加州去访问，在那里待了一年。后来我发现伊修武德也在附近住，我就找了一个跟他有联系的人，让他开车去看伊修武德，我带了我翻译的伊修武德作品的复印件，他看了之后说：“你要给我签名啊！”伊修武德在抗战的时候曾经到中国来过，他跟奥登一起合著了一本很有名的《战地行》，奥登写诗，伊修武德写散文。
奥登我也见过。1945年我坐了一个长途汽车旅游，在途中我在一个杂志上看到奥登在一个大学讲授英文的消息。我就给他发了一个电报，表达了我想和他见面的愿望。他很快给我回了电报，问我什么时候到，他到火车站接我。奥登没有什么架子，不像媒体上说的那样，他到了哪里都是大事情。
说到翻译，我实在不成气候，你千万不要用翻译家来形容我，我“家”不起来。最近我看到有的文章把我跟汪曾祺、王佐良的文笔比较，说我的文笔不如他们。我一看就说，天啊，这怎么好比啊，我跟他们不是一个档次的嘛，佐良我不敢比，曾祺我更不敢比啊。我对于自己一生的评价就是“一事无成两鬓霜”，我已经八十五岁了，真的是老了。不过最近还是要翻译一部作品，是给译林出版社翻译的，没有稿费，稿费作为给慈善机构的捐款，这是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受到的影响。这大概是我最后的一部翻译作品了。
口述：巫宁坤
采写：本报记者陈远
■记者手记
虽然和巫宁坤先生保持着联系，电话、电子邮件等等，但是还一直没有见过他的面。《一滴泪》曾经给了我那么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总是在想，一个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的老人，在谈起往事的时候，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个疑问很快就不复存在了，在我见到了巫宁坤之后。
我们尽量谈一些轻松的事情，一起会心的哈哈大笑。其实，我发现，即使谈过去的惨痛经历，巫先生也已经看淡了。比如他的《一滴泪》，多么惨痛的经历，但是却做到了哀而不伤。说到翻译，我实在是个外行，不敢多说，巫先生谦虚地说他不是翻译家，我也不知道对这种说法表示赞同还是否定。但是我看过巫先生的其他的文字，绝对是一流的文字品质。从这一点上说，有些人只要翻译一篇文字，就能当得起翻译家之称，比如巫宁坤。
说起他的同学辈无论是在人文科学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都作出了让人仰视的成就，人文科学的领域比如汪曾祺、穆旦，自然科学领域的当然就是李政道。但是巫宁坤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成就，就连他的名字，国内知道的人也极少。其中缘由，自然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说清。在巫先生“一事无成两鬓霜”的感慨中，有谁能了解无边岁月的沧桑啊！
描述巫宁坤和他的妻子李怡楷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巫宁坤在劳改农场服苦役的期间，李怡楷菇苦含莘靠一个打字员的微薄薪水抚养三个幼儿。他们轮流用各自的声音讲述在那些被分离、受压制、受欺凌的岁月中的日常生活－－和那支撑他们度过难关的情爱。1951年，芝加哥大学博士研究生巫宁坤接到北京燕京大学聘请担任英文教授。虽然他在美国从事学术工作大有前途，在中国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个人牵挂，他却接受了聘约。他对共产主义一窍不通，但是他渴望回归祖国，这本非凡而感人肺腑的书为他此后三十年的生活、受难和思想提供了生动而真实的记述。
作者简介：
巫宁坤：从芝加哥到燕京
▲1951年，正要启程回国的巫宁坤在芝加哥大学校园内留影。
巫宁坤 Wu Ningkun，英美文学学者，翻译家，上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卞之琳等人，1943年赴美担任中国在美受训空军师的翻译，后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1951年，博士学位尚未拿到时，接到燕京大学急电邀请，请他回国任教，同年返国任教于燕京大学英语系。后历任南开大学等校教职。现定居美国，曾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英文自传小说《一滴泪》。
■记者手记
在国内，现在知道巫宁坤这个名字的人大概不会太多。但是在学术界和翻译界，他被视为和卞之琳、钱钟书、袁可嘉、穆旦、王佐良等人同级的学者和翻译家。巫宁坤并不是燕京的学生，1951年，他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忽然接到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发电请其回国任教。
于是，巫宁坤开始与燕京结缘。后来，燕京大学并入北大，巫宁坤离开燕园，来到南开，当时这样的知识分子有一大批。
28年之后的1979年，巫宁坤在北京又一次见到了他的老同学李政道，在他的自传中，巫宁坤这样描述那个场面：“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看上去仍然很年轻，娃娃脸，肤色滋润……
他问到我的处境……我只能简要作答，因为我怕多占用他宝贵的时间，并且他也没有流露出强烈的兴趣或感情。他庄重自持，完全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和学者的神气……“
放弃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
1950年秋天，我已开始在芝加哥大学写博士论文，托·艾略特的《文艺批评传统》。我整天埋头在图书馆里，梦想着攀登学术高峰，我从来没怀疑过要不要回国，用我的专长为祖国服务，不过，当时觉得自己还有博士论文要写，大可不必着急。
哪里想到，1951年新年，忽然收到素昧平生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急电，请我去接替一位由于朝鲜战事而回国的美籍教授。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在随后的几天里，我翻来覆去考虑其中得失，也和朋友们商量。一别七八年，我对故土的怀念与日俱增。投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去过一种富有意义的生活，这个诱惑力远胜过博士学位和在异国做学问的吸引力。
于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回国任教。我收到的热情洋溢的欢迎信不仅来自燕京大学，而且来自政务院。我订好了六月中旬的船票，哪知道正好同学比尔·伯顿和安·赖特订在6月29日举行婚礼，非要我当伴郎。我只得推迟启程了。婚礼过后，我独自游览了大峡谷，然后前往旧金山在伯顿的一位朋友家做客。伯顿夫妇和芝加哥大学同学李政道博士一起来帮我整顿行装。政道还用端正的大字，在我的行李上写上姓名地址。
短暂的快乐：结交赵萝蕤、吴兴华
8月中旬，从广州乘火车经上海抵达北京。西语系主任赵萝蕤博士亲自来前门火车站接我，萝蕤为我雇了一辆古色古香的马车。车顶上堆放着我的七八件行李，驶往青年会搭乘校车。
上了年纪的校车一路颠颠簸簸，足足走了个把小时，终于到达西北郊的燕大校园。燕园门口有两头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园内树木成阴，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即将在这座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私心不由得感到庆幸。
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便先在萝蕤家做客。萝蕤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博士的女儿，从小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一手好钢琴。燕大西语系毕业后不久，她就将当时以晦涩闻名的艾略特长诗《荒原》译成中文。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任教。
后来，我搬到燕东园一座两层的西式小楼上层，楼下住的是另一位英语副教授吴兴华，也是个单身汉。我们的客厅里有个壁炉，初冬寒夜，我俩常在炉火前席地而坐，喝杯咖啡或呷杯本地产的莲花白酒。周末陆校长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打打桥牌。
他们两位都是桥牌高手，谈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横生。怎料到这样的日子不久就一去不复返了。
《了不起的盖茨比》惹出麻烦
到校后，不到两周，我就上课了。萝蕤安排我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作文，都是四年级的课。我从未教过书，只有十来天备课而且没有课本可用。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手提式打字机上写讲稿。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正午的黑暗》和《1984》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带回来的美国小说。尽管萝蕤和兴华都提醒过我，跟学生谈话要小心，我还是无拘无束地和他们交往，怎么想就怎么说。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开始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我们先分成小组学习、听报告，然后，开始检讨各自过去的所作所为和资产阶级思想。不久，全国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2月，一个工作组进驻燕园领导运动，校长靠边站，全校停课搞运动。陆志韦校长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中型大型会议上，检讨交代、接受全校师生揭发。之后的批判对象是各系教授，在文学院的一次批判会上，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和讲师，被控组织十人团反动小集团，原来他们不时聚餐清谈，三杯下肚，不免发发牢骚、讥刺时政。
凡此种种，都使我感到无所适从，但是我毕竟还年青，我的教学生涯刚刚起步，我不甘心自暴自弃，我也愿意学习新事物。我任课的班上三名女积极分子找上门来帮助我，给我“送礼”。这些“礼物”原来是我平日闲谈时讲过的三言两语，现在送来帮助我检查思想，我没料到闲谈竟也被记录在案。
我虽然想不出自己回国后犯过什么错误，但眼看着一个个前辈的榜样，也知道自己在劫难逃。轮到我上场那天，我也如法炮制，把自己痛骂了一番，无非是家庭出身不好、长期在美国受资产阶级教育、迷恋西方文学等等，满以为可以过关，不料，我的话音刚落，二年级一个姓李的男生跳了起来，一开口就骂我的检讨肤皮潦草，谈远不谈近，接着他举起一本小书，指着封皮义正词严地质问我：“你从美帝带回这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居心何在？”我吓坏了，伸头一看，原来是一本破旧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是我班上一个男生借去的。我倒抽了一口凉气，心里想我承认我思想落后，但是要我把菲茨杰拉德的杰作扔进垃圾堆，那还办不到哩。
思想改造的下一阶段是忠诚老实运动。全校教职员人人都要写一份自传，交代从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经历。我在学习会上表态时说：“我毫无顾虑，平生事无不可以告人言。
这次万里来归为新中国工作，足以证明我的心迹。“交上去没几天，历史系翦伯赞教授就约我到他府上谈话。
院系调整，“外放”南开
冬去春来，学校终于复课。可是文科的教学计划改动了不少，课程有增有减。
我教的英国文学史停开，因为无用，改开一门美国进步小说选修课，用的教材是我带回的德莱塞和法斯特的小说，选课的学生也寥寥无几。兴华从五月起就调去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担任翻译工作，他教的三年级阅读课也由我兼任。毕业班学生关心的是为期不远的毕业分配，班上有不少同学论文还没写，就提前调到外交部等外事部门工作，教师自然也心不在焉。
教育部发下一套苏联某师范学院的英美文学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小册子，萝蕤带领我们学习，没完没了地讨论如何虚心借镜。不久，上级宣布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停办，燕京和辅仁按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员听候统一分配。
于是，萝蕤又带领我们学习院系调整方案，最后人人表态服从分配。这时候已是暑假，上级又决定把五所大学的全体教师送到青岛去休假一周，既可放松一下绷得太紧的神经，又可避免分配工作受到干扰。
从青岛回来不久，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让我放弃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和学术前程万里来归，而现在却只能无可奈何。几个月来，她憔悴了许多，尽管平日总是镇静自若、从容不迫，但不难想像她在工作组的压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为既是赵紫宸的爱女，又是陆志韦的干女儿，她又何从划清界限？同时，陈梦家先生在清华大学也遭受猛烈批判，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
我本打算暑假好好休整一下，然后去南开报到，不料又奉命继吴兴华之后参加亚太和平会议翻译工作。北京英语界前辈朱光潜、钱钟书、卞之琳、吴景荣、萧乾等人已先我而至，翻译大师杨宪益和英籍夫人戴乃迭也从南京调来。直到十一月我才离开燕园，一辆卡车连人带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门火车站，距萝蕤到车站接我不过一年多，燕京大学已经换了人间。新北大当上了风光旖旎的燕园的主人。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是大才子
抗战时期，我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英文系读书。读了两年之后，飞虎队来到了中国，我就去当翻译了。要说翻译生涯，这是最早的，当时口译笔译都做。那时的翻译，相当于秘书的工作：有些信，用英文起草，或者把英文的文件翻译成中文，把中文的文件翻译成英文。当时我们那一拨人是美国军中第一批翻译，去的最早。
更早些，我在昆明当学生的时候也曾经翻译过一些小诗。当时罗隆基的夫人，在《中央日报》编副刊，那个副刊叫《平民》，她很喜欢我的东西，她说：“宁坤来的东西，我什么都登。”汪曾祺那时跟我上下铺，他对于语言的敏感对我们那帮同学都有影响，当时去看沈从文我们都是一起去的。汪曾祺是大才子，我在他面前都抬不起头来。我们在西南联大的教育不是课堂上的，课堂上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跑警报了，主要的时间都是在自己看书。
像我们每次去看卞之琳先生，卞先生总是拿几本书给我们，去看吧。我们对于英美文学、古典文学的知识，都是这么来的。
1951年从芝加哥大学回国之后，还搞了一阵文件翻译，因为当时能搞翻译的人还不多，尤其是中译英的。
1952年，亚太地区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我被叫去做翻译。后来1956年召开八大，就把上次叫的人筛选了一次，叫了去，同时又请了一些更老的翻译家。钱钟书先生当然是跑不了的。我当时也没有觉得钱先生是什么大人物，我们一样坐公车出去上班。我们在一个办公室里一起搞翻译，我，他，还有王佐良。
回国之后先是在巴金和萧珊的推荐下翻译《白求恩传》。翻译完《白求恩传》之后，我又翻译了德莱塞的短篇小说选。他是以长篇小说闻名的，可是我觉得德莱塞的短篇小说没有受到重视。之后我又翻译了斯坦贝克的短篇小说《珍珠》，翻译《珍珠》是因为朱海观，一个比我还老的翻译家，海明威就是他翻译的。
1956年，英国有个作家代表团来中国访问，由老舍接待，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也邀请了我。在那个会上，我碰到了朱海观，朱海观抓住了我，让我给他们翻译些东西，朱海观当时在《译文》。
后来他就给我寄来了《珍珠》。到了1957年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受批判了，白天受批判，晚上回去就翻译《珍珠》。《珍珠》1958年2月份在《译文》上发表了。那时候我已经是右派了，右派的东西不是不能发表吗？怎么我的翻译还被发表了呢？因为当时我在保密单位工作，那时候我在中央调查部下属的一个干校，虽然被打成右派，但是名字不会见报，外面的人不知道。后来的事情很滑稽，一家出版社要出版《珍珠》的单行本，写信给我要我写一个序，那时候我已经在半步桥监狱了，完全失去了自由，所以单行本也没有出成。翻译生涯自然就中断了。
翻译狄兰·托马斯，“比余光中好”
等到我的右派帽子摘掉之后，首先是《白求恩传》再版了，后来我翻译的狄兰·托马斯的诗也出版了。1980年3月，我被调回北京。这事说起来也有意思，这时候，我忽然又成了宝贝，大家争着抢我。当时我在安徽师范大学，安徽方面不放我走，但是中央组织部的调令，谁敢抗啊。
学校的领导找我说：“巫老师，只有你自己说不愿意去才能留下来，我们没有这个本领。你在安徽是这个，”他伸出大拇指，“但是你到了北京，你这样的人就很多了。”
可是大家都劝我回北京，而且我也没有想在安徽做什么第一。
1979年《白求恩传》再版时，我在语言上做了一些修改。几乎同时，袁可嘉要编一本现代派文学的选集，他知道我喜欢狄兰·托马斯，所以找到我要我翻译托马斯的诗。我给他的稿子寄出之后，觉得自己翻译的不像样子，就给他写信，我说：“可嘉，你退给我吧，你找佐良翻译好了。”但是可嘉回信说：“佐良是佐良，你的是你的。退给你修改可以，不用不行，因为稿子已经在我手里了。”没想到隔了这么多年后，冒出了一个黄灿然，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译诗中的现代敏感》，把我翻译的托马斯的诗跟余光中翻译的放在一起比较，灿然说：“托马斯是英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也是超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代表诗人之一。在一般人看来，他的诗难懂，更加难译，而要译得像巫宁坤那样不逊于原文，更是难上加难，甚至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的，而巫宁坤把这不可能的事情可能化了。”灿然在文章中还把我和余光中比较，说我的翻译比余光中还要好。那篇文章因为涉及现代诗翻译的问题，所以在国内外传的比较广，但是实在让我不好意思，哪有这么写评论的嘛。
凑合着翻译了《盖茨比》
1980年，我回到北京之后，我被分配到国际关系学院，担任英美文学研究生小组的组长。《世界文学》（原来的《译文》）又找我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后来《了不起的盖茨比》被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序言是我写的。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部重要的作品，但是对我来说我也是凑合着翻译，说实话我觉得我是没有资格来翻译这部伟大的作品的。《世界文学》找到我翻译的时候，要求的时间很紧，六月份找到我，十一月就要出来，现在想起来我当时比较草率。
关于《了不起的盖茨比》，还有个故事。
我去了美国之后，一个美国的明星看了我的《一滴泪》给我写信，说他认识很多作家，但是从来不给作者写信，这是他破天荒头一遭，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一滴泪》中提到了《了不起的盖茨比》。那个明星在给我的信中讲了一段他跟菲茨杰拉德的故事：有一次他在好莱坞吃早餐，边吃边看一本小说，忽然一个人走过来说：“你在看什么，这么全神贯注？”明星把书递过去，那个人一看说：“哦，这是波兰的，在波兰相当于《乱世佳人》。你怎么看这个？谁推荐你看的？”明星问他：“那我该看什么？”那个人说：“你应该看菲茨杰拉德的，那是最好的！”后来那个明星才知道，那个推荐他看菲茨杰拉德作品的人就是菲茨杰拉德自己。
还有更精彩的故事。我的太太是天主教徒，她经常在星期天到我们所在的华盛顿郊区的一个教堂去做弥撒。她去做弥撒的时候，我就在教堂的外面遛遛。有一次我走到教堂的墓地，忽然一个人从一个墓碑背后钻出来，吓了我一跳，他指着一个墓碑，跟我说：“最优秀的美国作家。”我跑过去一个看，正是菲茨杰拉德的墓，地上有个碑，上面刻的正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最后一句话。看来，菲茨杰拉德是显灵了。
奥登没有什么架子
当时我已经开始带研究生，工作比较忙。零零散散地还翻译了一些短篇和中短篇。其中包括托马斯、伊修伍德的作品。伊修武德的作品国内几乎没有什么人翻译，只有卞先生他们翻译过。
1982年我到加州去访问，在那里待了一年。后来我发现伊修武德也在附近住，我就找了一个跟他有联系的人，让他开车去看伊修武德，我带了我翻译的伊修武德作品的复印件，他看了之后说：“你要给我签名啊！”伊修武德在抗战的时候曾经到中国来过，他跟奥登一起合著了一本很有名的《战地行》，奥登写诗，伊修武德写散文。
奥登我也见过。1945年我坐了一个长途汽车旅游，在途中我在一个杂志上看到奥登在一个大学讲授英文的消息。我就给他发了一个电报，表达了我想和他见面的愿望。他很快给我回了电报，问我什么时候到，他到火车站接我。奥登没有什么架子，不像媒体上说的那样，他到了哪里都是大事情。
说到翻译，我实在不成气候，你千万不要用翻译家来形容我，我“家”不起来。最近我看到有的文章把我跟汪曾祺、王佐良的文笔比较，说我的文笔不如他们。我一看就说，天啊，这怎么好比啊，我跟他们不是一个档次的嘛，佐良我不敢比，曾祺我更不敢比啊。我对于自己一生的评价就是“一事无成两鬓霜”，我已经八十五岁了，真的是老了。不过最近还是要翻译一部作品，是给译林出版社翻译的，没有稿费，稿费作为给慈善机构的捐款，这是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受到的影响。这大概是我最后的一部翻译作品了。
口述：巫宁坤
采写：本报记者陈远
■记者手记
虽然和巫宁坤先生保持着联系，电话、电子邮件等等，但是还一直没有见过他的面。《一滴泪》曾经给了我那么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总是在想，一个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的老人，在谈起往事的时候，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个疑问很快就不复存在了，在我见到了巫宁坤之后。
我们尽量谈一些轻松的事情，一起会心的哈哈大笑。其实，我发现，即使谈过去的惨痛经历，巫先生也已经看淡了。比如他的《一滴泪》，多么惨痛的经历，但是却做到了哀而不伤。说到翻译，我实在是个外行，不敢多说，巫先生谦虚地说他不是翻译家，我也不知道对这种说法表示赞同还是否定。但是我看过巫先生的其他的文字，绝对是一流的文字品质。从这一点上说，有些人只要翻译一篇文字，就能当得起翻译家之称，比如巫宁坤。
说起他的同学辈无论是在人文科学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都作出了让人仰视的成就，人文科学的领域比如汪曾祺、穆旦，自然科学领域的当然就是李政道。但是巫宁坤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成就，就连他的名字，国内知道的人也极少。其中缘由，自然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说清。在巫先生“一事无成两鬓霜”的感慨中，有谁能了解无边岁月的沧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