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突破

跨入了二十一世纪，我眼前仍然晃动着许许多多茫然的眼睛。没有生活的目标，没有目标地生活，走不上人生正确的道路，没有正常的人生规律，这是现代人们的悲哀！虽然，人人都在走着自己的人生道路，然而在这些道路上，荆棘丛生，暗礁遍布，陷阱隐匿，法网环绕。很多人就在这个路上打圈圈、绕弯弯，直到死，也没有走上康庄大道，也没有弄明白这一切。这也是现代人生的悲哀！
其实，在公元前1070年时，殷朝属下的一个诸侯国——小邦周的君主周文王就意识到这些问题，并留下了具有相当强的洞察力及深邃智慧的《周易》一书。时过五百年，春秋时代的老子、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等人又留下了阐述和描写人际关系，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探讨，对痛苦人生的思索和总结的《道德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荀子》等书。然而，所有这些著作，后来都成了汉朝董仲舒、宋朝朱熹等封建文人为了维护统治阶级“三纲五常”的有力武器。他们依凭着封建君主政权的力量，进一步把道家、儒家思想法典化、神秘化、教条化，从而对一切进步的、唯物的思想的存在与发展起了压制和阻碍的作用。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越到后期，这一文化思想上的专制主义的保守、反动作用就越明显，成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的精神枷锁。这是人类的悲哀！
看问题、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就要研究最根本的东西，才能解决问题；就如同研究植物一样，光研究它的枝叶花果，是永远弄不懂植物的。然而这两千多年来，人们只是从表面上研究所有这些著作，等于只是站在地面上研究植物的枝叶花果末梢，没有人去看看它的根怎么样，所以致使自《周易》以下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观念被一再误解和歪曲！《周易》成了占卦卜蓍的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成了封建礼教的八股文，《道德经》成了道土们的气功养身书。这亦是人类的悲哀！我不幸之中有幸，有冷清的闲暇，悲哀的心情，有奋不顾身的耐心，有顽强的忧患，犹如唐·吉柯德挥舞着手中的长矛（中国传统文化原解丛书），与现代的大风车（习惯思维定势），作着殊死的博斗。终于双手鲜血淋淋地刨开了封存得厚厚的泥土，挖出了最原始的根——《周易》，并对这些著作一一作了原解，即最原来的解释，现在一并奉献给所有的人，希望人们挤出一小点找钱找爱找乐找无聊的时间，从这些著作中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思想、观念及人生道路，幸福并快乐地度过这一生！
人，都是要追求快乐和幸福的，而快乐的精神是精神适意、安宁、自足，一个人的精神快乐并不需要荣华富贵和金钱女人，这些东西不属于性命本身的。真正的快乐是从生命的本性流露出来的，它源于自己的精神内部。自然而然地顺乎人性，是快乐的人格内涵。快乐是与对人生的憧憬，对未来的希望联系在一起的。而享乐则是缺乏生活目标，没有人生信念，更没有创造乐趣。享乐者认为人生没有什么信念和意义可言，人生就是为了吃喝玩乐。享乐则从来没有安宁和自足感。享乐的背后是病态和失望，旧的刺激刚过去又得马上寻求新的刺激，否则，享乐者就会百无聊赖，就惶惶不安。之所以许多人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丧失了自我，甘愿把自己作为商品推销，失去人的本性，其根源是想以此换得金钱物质，以满足自己贪婪的欲望。远离了自然的本性，抛弃了赤子的天真，还自以为精明。人与人之间失去了真诚，相互的理解和同情就成了空话。可悲的是，我们的社会以权谋为天秤，将纯真的人反而淘汰出局。可怕的扭曲的社会，成为了人性的地狱，人类在不知不觉中撬开了自己的坟墓之门！
给自己一个坦白的空间，扪心自问，我们曾有过多少的言不由衷，曾有过多少的良心折磨，这一切不正证明我们在愚弄歪曲着自己的本性吗！以此种痛苦伴随一生，我们会有做人的快乐吗？生命的根基迷失了，才会导致如此的痛苦，只有找回自然而然的生命根基，我们才会有快乐，人类才能走出误区，走向光明。
所以周文王（公元前1070年左右）率先写下了充满智慧的“建国立业的道路和规律”——《周易》一书，论述了建国立业的根本基础。《周易》根本不是用来占卜或问蓍的书，也根本不是迷信意义上的卜筮之书，而且也不是单纯的哲学著作，是我们的祖先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科学技术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中为求得一种生活上的指导而获得的关于周围世界的整体性认识，是古代人民从自己的实践经验出发探索宇宙和人生奥秘的最早尝试，是首先揭露大自然运行变化的道路和规律之书，是周文王生活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和记录，也是周文王对大自然现象的探讨与治理，对国家统治现象的探讨与治理的总结与记录之书。夏商崇神敬鬼，以大自然不可解释的神秘现象为鬼神，而周文王却是开祖先崇拜之先河，即对人的崇拜，因为只有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最先进的。所以，周朝八百年天下，没有崇拜鬼神的宗教诞生。时至今日，通过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鬼神，然而却有很多人迷信宗教，崇神敬鬼，这不是愚昧又是什么呢？因为一切巫术、宗教的诞生，都是人类以不可解释的自然现象拟人化，神秘化进行“说理”，从而取得很多人的相信，而演变成为宗教。然而大自然就是这样运行的，并没有想神秘，只是人类自己还认识不到而已。由此可见，三千年前周文王破除宗教迷信是何等地先进。然而三千年后又有人大骂“祖宗崇拜”，力图要人们去崇拜上帝，这难道是先进吗？否！这是落后，是愚蠢！周文王、孔子若泉下有知，必悲愤不已。《周易》全书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是结构紧凑，爻爻相扣，首尾呼应，前后相连；每一卦都是主题明确，中心突出。其以自然现象为表，联系人事，挖掘出现象后面的本质的东西，具有相当强的洞察力及深邃的智慧，其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广大胸怀，跃然纸上。因此，那些关于“卦爻辞是占筮的记录或脱离卦爻象对记录的整理，卦名是依辞而题”之说，则不攻自破。因为人们总无法抹杀这样一个明摆着的事实，即不同的卦爻辞在不同的卦中各有所属，都有其深刻的含义，固定而不能相混。而且其中还存在着一个何以此爻辞系于此卦而不系于它卦之原因，这是只有作者才能说清的。所以，现在重新认识《周易》，还《周易》的本来面目，也就非常重要了。
经过西周幽、厉时代的大混乱，这期间直到老子、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公元前550年左右），在这三百多年时间里，周国以及所有的诸侯邦国的人民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也没有真正地得到安居乐业，一直生活在战乱中。这一时期，即可称为第一次“文化断层”时期。老子由此而感到，很有必要说明一下“人与自然的道路和规律”，于是便写下了《道德经》。在《道德经》中，“道”字就是指道路，“德”字就是指规律，再也没有其它意义了。“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正因为这个道路太大，所以好象就不象了。若是相象，这个道路时间长了也就会变得细小了。正因为这个道路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不是人们平常走的具体的道路，所以它就不会象具体的道路那样会因为时间长久而变得细小。那么为什么很多人不懂得这个 “道”呢？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这个“道”呢？就因为这个“道”是处于“无”的状态，虽然它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然而它却是“有”的，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它自古以来就有了。由于这个“道”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只能靠人类的理性思维去把握，所以历来的哲学家们把这个“道”规定为无形、无声、无体的形而上之道。老子为什么要谈论道路和规律这个问题呢？哲学起源于人类的问题意识，起源于人类对自己生存的状况、环境条件和前景的困惑与疑问。是人类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人们对于整个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根本观点的一种学识体系，哲学所关注的根本问题就是人类心灵与心灵、心灵与物的问题，即人类怎样认识大自然的问题。人类自从开始思维以来，首先就是对神奇的大自然的思考，智慧的“智”字，由知和日组成，其义就是知晓太阳；“慧”字由彗和心组成，其义就是用心领会天上的彗星。我们人类古老的祖先在漫漫长夜里用他们的眼睛注视着天上并开始了思索的时候，智慧的哲学便产生了。由于解释不了神奇多变的大自然，某些人就利用某些神奇的自然现象，称鬼称神，于是就产生了鬼神崇拜乃至于宗教崇拜。自从周文王起，人们就开始破除鬼神迷信和宗教崇拜，揭开了大自然神秘的面纱，重新认识了大自然，使神秘的大自然不再神秘。而老子则把天、地、万物、人类的道路和规律作了系统的描述，大自然由许多小自然构成，诸如人与动物，作物和树木，山与泽，水与火，风与雷，天与地等，凡此不同的存在物都有自己的道路，各自遵循自己的道路。每天的日出日落，月盈月亏，四季的交替，植物的生长、发芽、开花、结果，动物的出生、成长、死亡等等都各有其独特的道路。普遍性的大道由众多的小道构成，一切小道都有其自然之道要遵循，从开始到成熟最后到终点。因此，掌握自古以来的天和地的道路和规律，就能够知道宇宙万物的原始，也就能够知道了宇宙大道的纲领、头绪和要领，也就能使人类更好地生存下去。所以不承认这个道是不行的！因此，“道”是顺其自然而运行，依其本性而活动的。一切一切万物的各自独特的小道也是根据这个宇宙大道而顺其自然而运行，依其本性而活动的。但所有这些小道都要依照大道的原理，依据大道的规则，都要遵循自己独特的有生有灭的道路而运行而活动。
天和地既然有道路，那么所有的这些道路都会有其不同的运行变化规律，人类生活在这个天地间，生活在这个大自然间，就必须要懂得这个天地和大自然的道路和规律，而只有懂得了这些道路和规律，才能知道人类的道路和规律，才能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道路和规律。我们每个人都要走自己的人生道路，而每个人的生活道路都不是相同的，其规律亦是不一样的，有的曲折，有的平坦，有的艰难，有的苦难，各不一样。而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或快或慢，或停下来休息不走了，或者越轨了，甚至走上了岔路了，全在于个人自己。至于道路上出现的绊脚石、大山、河流、沟坎等困难，也是由自己去克服。至于道路上出现的财富、名誉、地位，也要看自己是否会辨别，是否去获取、去占据。因此老子用“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用“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来说明这些问题。从而使人们知道了天、地、万物的道路和规律，认清了人们自身的道路和规律，从而可以认清人类自己的使命。
之后，孔子开始系统地思考与阐述“人际关系的道路和规律”，孔子的学生们为什么要编纂这部《论语》？他们到底是想“论”什么“语”？自荀子以降，似乎再也没有谁弄清楚了。人类如何才能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上求得生存？不知道经过多少年代的探索和思考，人们终于意识到只有依靠群体生活；不但抗击天有不测风云的自然灾害，抗击其它生物的侵害需要依靠群体，而且种植和创造生活资料也必须要依靠群体。因此群体生活便成了人类生活的保障，并由此而产生了群体意识。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就要维护群体，为群体的利益而活着而劳动，而付出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这就是人类由自然存在向自觉存在而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而人们的团结，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爱心，要想团结人，就必须要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仁）；而要想建立起相互亲爱的关系，就必须要选择最佳行为方式（义）；而要选择最佳行为方式，就必须要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礼）；而要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就必须要有智慧（智）；有智慧还不够，还要有诚信（信）。如此，用诚信，用智慧，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这便是《论语》一书的重点。
孔子的教材是《诗》.《书》.《礼》. 《乐》，然而孔子的学生们在孔子去世以后，认识到《诗》.《书》.《礼》.《乐》已经不能适应现实，也就是说，《诗》、《书》、《礼》、《乐》的“说理”体系不够完善，不能说服人了。于是他们根据孔子的言行，编纂了《论语》。“论”，议论，衡量，评定，评论，辩析，研究，分析和说明事理；“语”，交谈，说话，古语，词语；合起来，《论语》就是一本议论、衡量、评定、评论、辩析、研究、分析和说明事理的“说理”之书。孔子之所以举了那么多人的例子，就在于说明人们的社会行为准则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和认可。而《论语》作为教材，显然是要比《诗》.《书》.《礼》.《乐》好得多了，因为它是从社会整体性上来把握怎样做人的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一种人文知识，而不是技能、工具性的知识。
孔子的学生曾子，感到孔子所说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修养自己的心身”，于是便写下了“正心诚意的道路和规律”一书——《大学》。明明德，即是明白那明明白白的人与自然的道路和规律，想要治理整个国家的人，先要在家族里实行平等；想要在家族里实行平等的人，先要修养自身；想要修养自身的人，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性；想要端正自己的心性的人，先要使自己意念诚挚；想要使自己意念诚挚的人，先要达到认识明确；而达到认识明确的方法就在于度量和衡量事物的原理。度量和衡量事物的原理而后才可以知道周密与周到，知道周密与周到而后意念才会诚挚，意念诚挚而后心性才能端正，心性端正而后自身才有修养，自身修养而后才能使家族里的人平等，家族里实行平等而后整个国家才能治理，国家得到治理而后天下才有太平。全部《大学》就紧紧围绕着这一人生“规律”主题而展开，详细阐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各个不同阶段，尤其强调了个人心性修养的重要性。
曾子的学生子思认为他的爷爷——孔子没有详细说明生活方式的问题，于是便写下了“生活方式的道路和规律”——《中庸》一书。中等的需要和需求的生活方式是根据天地万物的道路和规律而总结出来的人们最需要遵循的一种生活方式，遵不遵循这种生活方式，全在于各人自己的意愿。因为只有遵循这种生活方式，人生才能够得到快乐和幸福；如果是勉强自己遵循这种生活方式而造成痛苦，那也就不对了。所以这个中庸之道离我们并不遥远，就在我们身边，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它、找到它。然而，子思并没有停留在个人的生活方式的问题上，他从个体延伸到了天地大自然，延伸到整个人类；天地化育万物，并没有想要占有万物，也没有要求万物回报，而人们却无视天地的本性而想要占有万物，想要万物都给予回报，无止境地向大自然索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所以他们也就迷失了本性。如果能够认识到天地本来就是如此，我也如此，那么就能尽到人的本性了。只有做到天下那周密而周到的诚信，才能够尽到本性。什么叫本性？就是本来如此，本来就是如此，还有什么诚信不诚信？本来如此的也就是诚信的。只有本来不如此的，才会有不诚信的。所以，天地能够尽到本性，人则能够尽到人的本性；然而很多人为什么不能尽到本性呢？那就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天地本来就是如此。因此人类的生活方式也必须维持在中等的需要和需求上。这就将中庸之道提高到全人类。如果人能够尽到人的本性，才能够尽到物的本性；就象天地对待人类一样，人类也是厚待万物，化育万物，不占有万物，不要求万物回报，那么，万物也就能够尽到万物自己的本性。
子思的学生孟子则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人们的行为方式的问题，于是便留下了“行为方式的道路和规律”——《孟子》一书。这是一本专门探讨人类行为方式的专著，现代心理学是这样定义的：人在生活实践中与周围事物相互作用，必然有这样或那样的主观活动和行为表现。这就是人的心理活动，或简称之为心理。具体地说，外界事物或体内的变化作用于人的机体或感官，经过神经系统和大脑的信息加工，就产生了对事物的感觉和知觉、记忆和表象，进而进行分析和思考。人在实践中同客观事物打交道时，总会对它们产生某种态度，形成各种情绪。人在生活实践中还要通过行动去处理和变革周围的事物，这就表现为意志活动。冯特所创立的心理学只兴盛了三、四十年就遇到困难。问题出现在“心理学是研究意识的科学”这个定义上。因为要承认这个定义，首先就要求承认意识的存在。但是，这不是心理学界所有的人都能同意的。1913年美国心理学家J·B·华生首先向冯特的心理学提出挑战。华生指出，心理学如果要成为一门科学，能和自然科学其他学科处于平等地位，就必须来一场彻底的革命，就要放弃意识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华生说意识是主观的东西，谁也看不见、摸不到，更不能放到试管里去化验，这样虚渺的东西决不能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他认为科学的心理学要建立在可以客观观察的东西上面。人和动物的行为是可以客观观察的，因而行为才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华生在心理学界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行为主义运动。
孟子的学生告子的思想就如同现代西方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理论一样，其理论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可以共证和观察到的行为，而不是意识。行为是有机体用以适应环境的各种身体反应的组合，不外是肌肉收缩和腺体分泌，通常由各种环境刺激所引起。心理学的任务就是要确定刺激与反应间的规律，从而预测和控制人类行为。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客观观察法、条件反射法、言语报告法和测验法，而不是内省法。后来美国又兴起一种“新行为主义心理学”（20世纪30年代创始于美国，主要代表人物有托尔曼、赫尔和斯金纳等），它的理论继承了早期行为主义的基本立场，保留了早期行为主义对人的行为进行客观研究，找出刺激与反应间规律的方法，试图建立关于人类学习或行为改变的严密理论。和早期行为主义不同，吸取了其他心理学派的一些概念，开始重视对肌体内部条件和行为动机的研究，重视行为的整体性。但仍未摆脱早期行为主义拒绝研究意识的立场。现在看来，行为主义的理论太简单化和绝对化了，不能因为头脑中的活动看不见，就否认人的思维和意识的存在。心理学毕竟要研究人的心理的内部过程。再者，人的社会活动极为复杂，不是简单的行为工程所能阐明的。而精神分析学派认为，心理学是研究“无意识”的作用。其主要兴趣在于探讨人在生活中基本的心理动机。认为人的根本心理动机都是无意识的冲动。正是这种强有力的“无意识”的心理活动在人的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根本作用。至于有意识的心理过程则只是显露在表面的一些孤立的片断。近年的新精神分析已不再那么强调生物冲动的作用，而更为重视人际间的社会关系。在西方社会中精神病发病率很高，许多病因都与道德堕落有关，所以精神分析理论很容易就被接受了。
而孟子并没有停留在“行为方式”这个问题上，他在探讨人们的行为方式时，深入到人们的内心深处，提出了著名的“性本善”学说，也就是说，孟子认为人的行为是来自于心理活动，心里想什么，才会去做什么；心里想不到，也就不可能去做到。所以观察人的行为方式，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心理内容，而知道了这个人的心理内容，也就可以识别这个人的心理本性是善是恶了。为什么要讨论“性本善”的问题？这不是孟子、告子忽发奇想，而是孟子就探讨最佳行为方式的问题而顺理延伸下来的。人，既然要生活、要工作，就要有所作为；而人们的每一个、每一次所作所为，每每都要面临选择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是很多人感到迷惑和痛苦的事情，很多人在无法决定选择时，便胡乱行为，结果弄得事情一塌糊涂，事后悔恨不已。因此，孟子认为，行为方式问题在人的一生中占很重要的位置！本是好心，却办了错事、坏事，这就是源自于人们的教育程度不够，学识不丰，不肯思想，不能思考的原因。《孟子》一书所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
当然，从老子到孔子，再到孟子，他们所探讨的大部分是统治者的心理和行为，所以荀子感到有必要详细论述领导与管理的道路和规律，于是他纵览古今，包罗万象地写下了《荀子》一书，详细论述了领导人与管理者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的领导与管理的道路和规律。在《荀子》中，与《论语》、《孟子》等著作不同的是，他对领导人的身份有好几种称呼，如“国君”、“君人者”、“君主”、“主”、“用国者”等，这些称呼并不专指统治者，而是对不同地位的领导人的不同称呼。荀子充分认识到，统治者、领导人和管理者是不同的，有着不同的职责，因此他从若干事例中论证了这之间的不同，并探讨了各自不同的行为方式、道路和规律。这是一本即使是现代管理学也无法比拟的管理学专著。
从董仲舒开始，《论语》就被肢解得支离破碎，其他著作亦是如此！他为了汉武帝的封建统治需要，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进行了所谓的理论概括和神学改造，形成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说为理论基础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伦理思想体系，由此，孔孟思想成了董氏的儒家思想。表面上看，“独尊儒术”是定孔子思想为至尊，以儒家文化为根本，但实际上，儒家思想已经是名存实亡，它们自身所存在的丰富发展的可能性和活力也在这一思想文化政策下被扼杀了。儒学的社会功能，教育功能，在被统治者们抬到吓人的高度后成为封建专制政治的工具和武器。虽然董仲舒举起了儒学的大旗，但却没有搭起“文化断层”（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比春秋时更为激烈和频繁，规模也更大。到公元前222年，秦攻辽东，灭齐，中国统一，这期间又是两百多年，孔孟思想虽没有灭迹，但也少有人传承了。尤其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对这些思想的传承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这便是第二次“文化断层”）的桥梁。再到宋朝，公元后1150年左右，朱熹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发现了儒、道、佛之学的“破绽”，于是专心儒学，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他在董仲舒阴阳五行理论的基础上，糅释、道入儒，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把朱学巩固起来，作为在上层建筑领域实行政治文化专制的理论依据，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尤其是对孔孟思想起了变异的作用（这便是第三次“文化断层”）。1919年的“五四运动”，乃是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是企盼与要求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实现与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全盘性反传统的兴起与泛滥。直到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仍然有全盘西化的思想在蠢蠢欲动。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斥儒学为封建糟粕，以为只有“科学”才能强国、才能救国。
“文化断层”标志着人类社会公理解释系统的崩溃，于是人——每一个地球生物，就只会用对“神灵”（未知领域里的神秘现象）的崇拜（宗教的说理体系），就只会用有限的解释先把自己封闭起来，自造一个心灵的“堡垒”，然后利用有限的知识和狭隘的世界观、人生观对其他人、其它事物、未知事物，对整个世界，对庞大而复杂的人类社会进行种种的自我猜测和解释。面对着现实生活中吉凶祸福等一系列生死攸关的问题，人们自然地以村落、地域和风俗习惯、特定的文化氛围等形成多种多样的解释法则。而由周文王、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建立起来的社会公理解释系统的崩溃，使历代的中国统治者在维护其利益时，首先是“私有”的，野蛮的，其次才是说理的。在这“文化断层”中，大多数中国人就因为“儒家”思想的被改毁、被窜造而不知所措，于是老百姓们在一家一户的独立的生产单位中，按照自然经济封闭模式而“自得自乐”，在自己狭小的自我中心基点上建构着自己狭隘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说理体系和生活方式以及梦想着美好的未来。
我们自小曾为五千年的文明而自豪，也曾为落后的现状而悲愤不已。文化是文明和愚昧的集结。我们的身体里，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精华，也集沉着长期滞存的糟粕。存精华去糟粕创文明新路，是我们当代人的历史责任，也是人类向前发展的必然规律。历史给了我们知识与力量，历史也给了我们痛苦与迷惘。或者出于种种目的，或者出于能力的局限，许多人“庄严地”歪曲了历史，曲解了文明。作为后世人，我们遭受了愚弄，同时，我们又不知不觉地在愚弄别人。这一切的代价太沉重了，这一切都该结束了！没有文化的巨人，就没有强大的民族；没有文明的巨轮，就没有昌盛的国家。不幸的是，很多代人不能很好地理解和运用这一切，造成了历史发展的极大曲折。长期以来，周文王、老子、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人被人戴上了哲学家的礼帽，穿上了文人考究的长衫，吓得那些穿粗衣短袄的普通百姓以之为神，不敢接近；加之历代以咬文嚼字为生的学者文人们，把他们所说的那些一目了然的真理弄得玄而又玄，使一般人更对他们敬而远之。偶有充满灵性洞察人生世界的人，也被“正人君子”们污为离经叛道，世代遭受唾责，如同哥白尼的“日心说”受到“地心说”的攻击谩骂一样。我们要摘下那他们不应该戴的礼帽和不应该穿的长衫，让他们摆脱只会说“之乎者也”的骚人墨客的纠缠，重新走到他们本来很乐于接近并从中汲取生活智慧的平民百姓中间，恢复其普通人的原貌。将其博大深远的思想恢复其平实的表达，人们一定会很乐意很容易从中得到生活的智慧和生命的启迪。我们不该再犹豫再等待了。用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活力、我们的判断力，撕破世俗的陋网，痛诋其惰性积习，找到人类驶向文明的方舟。
荀子在《非十二子》篇中明确地指出：“奥窔之间，簟席之上，敛然圣王之文章具焉……是圣人之不得势者也，仲尼、子弓是也。”意思是说，在房屋的西南与东南角之间，在床席之上，那些圣王的典籍文章都具备了，……孔子、子弓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存在的，早就有的，孔子和子弓只不过是钻研进去了，于是便获得真正的学识。而很多人却不去看，不钻研，视而不见，便武断地认为那些古代典籍里没有适合现代的东西，于是便弃之如敝屣，斥之为糟粕，束之置高阁。现代的很多人也是这样，一听说“四书五经”，便摇头而去，认为这些东西不适用于现代社会，没有用，学它找不到钱，不能获得名誉地位。然而面对这个世界的广博，人际关系间的复杂，他们又束手无策，茫无头绪，只好束手待毙。其实，在人类发展史上，很多好的思想都出现过，但由于交通、通讯、印刷以及不肯学习、不肯钻研的缘故，有很多好的东西便失传了。但是，只要人们肯学习肯钻研，有很多好的东西还是可以发扬光大的。孔子和子弓只不过是发扬光大了古人的东西，于是便获得了圣人的称号。如今的我们现代人也是如此。当然，光是发扬光大还不够，还要创新，还要与时俱进，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才能少走弯路。我们现代人动不动就说创新，与时俱进，其实这个话早在四千多年前就有人说过，《大学·三章》：“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这个意思是说，商朝的《盘铭》上说：“如果这是新的一天，那么天天都是新的一天，未来的一天也就是新的一天。”《康诰》上说：“要做新的人民。”《诗经》上也说：“周国虽然是旧的一个邦国，但其因时代的趋势而成为一个新的邦国。”所以君子不论做什么事情，都一定要追求到极点——根源。这句话说的也就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天地规律。道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道路，规律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规律，然而规律和道路却不是一回事。规律没有道路，它是不断发展而且多变的，永远不会同样。所以它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每一条不同的道路都有不同的规律，即使是同一条道路，走在上面的人的人生规律也不一样。所以《论语》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孔子的“学而时习之。”学习而又经常不断地调节自己以适应社会。人生的过程，人生所处的环境既然是每天都是新的一天，那么天天都是新的一天，未来的一天也就是新的一天。那么调节自己以适应新的一天、新的过程、新的环境也就很重要了。这就是说，明白那明白无误的规律，一定要认识到这件事情的规律，以至追求到这个规律的根源。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精神文明后，党中央在新世纪初又提出了建设公民道德规范的号召，实是要重建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现代很多人鼓吹儒学，鼓吹中国传统文化，动不动就说，中国有五千年文明，但要他们说出这五千年文明到底是什么，他们也只能背诵一点格言名句，或者说说中国人民勤劳勇敢之类的东西。难道在人类发展史上，只有中国人民勤劳勇敢而外国人民不勤劳勇敢吗？他们一边盲目地崇拜儒家学说，一边又庄严地歪曲着儒家学说，面对着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井有仁焉”、“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等问题，他们又喃喃不知自圆其说。1988年1月，七十五位身处西方学术桂冠地位的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开会结束时宣言：“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顾二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由此可见，孔子的学习而且时常调节自己的思想，“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思想和多元互补的原则，以及“以直报怨”的原则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乃是全世界人民精神文明的轴心。所以孔子、孟子提倡王道，反对霸道的社会公理解释系统，是得到广大人民所赞同和支持的。王道依靠的是什么呢？是社会行为规范，是爱民，就是有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和社会公理解释体系；有了这些，人民得到共同的、约定俗成的社会公理解释——即人的行为准则，人们的社会行为就会趋同。而人民的社会行为趋同，就会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社会行为规范使人们的社会行为有了一个价值取向标准，人人都按这个标准行为，就没有谁能够只凭自己的好恶和凭自己的实力、势力、武力行事，那么，人类社会就会逐渐走向太平。
孔子依靠什么使他的学生们服从呢？就是依靠“说理”，依靠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和社会公理解释体系。《道德经》、《大学》、《中庸》、《孟子》、《荀子》等书亦是如此，是议论、衡量、评定、评论、辩析、研究、分析和说明事理的“说理”之书，是对人类社会行为准则的说理，是对人类社会公理解释、价值取向的说理，是对人类行为方式的说理，也是人类自身素质得以提高的教材。这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