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文译：四国九科学家全面揭露转基因作物危害报告 『 四 』

[161] 秋季将在印第安纳州应用的标签计划。病虫害与农作物，23，2006。
http://extension.entm.purdue.edu/pestcrop/2006/issue23/table1.html
[162] Randerson, J. 2002。转基因超级野草“并非不普遍”。新科学家，2月5日。
http://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dn1882-geneticallymodified-superweeds-not-uncommon.html
[163] 加拿大科学院，2001。预防措施基础知识：对加拿大食品生物技术法规的推荐建议。根据加拿大食品检查局与环境局要求一个专家委员会为加拿大大科学院准备了一个有关未来食品生物技术的报告。
http://www.rsc.ca//files/publications/expert_panels/foodbiotechnology/GMreportEN.pdf
[164] Knispel A.L., McLachlan, S.M., Van Acker, R., Friesen, L.F. 2008。逃逸的加拿大油菜种植中的基因流动与多重除草剂容忍。野草科学，56，72-80。
[165] 除草剂容忍行动委员会。氨基乙酸（G/9）容忍野草的种类与发现国家。
http://www.weedscience.org/Summary/UspeciesMOA.asp?lstMOAID=12&FmHRACGroup=Go
[166] Vila-Aiub, M.M., Vidal. R.A., Balbi, M.C., Gundel, P.E., Trucco, F., Ghersa, C.M. 2007。南美农作物系统的抗草甘膦野草：概述。病虫害治理科学，64，366-371。
[167] Branford S. 2004。阿根廷令人痛苦的收获。新科学家，4月17日。
[168] Benbrook C.M. 2005。锈病、抵抗、土壤枯竭与上升的成本—大豆生产者在阿根廷面临的
问题。农业生物技术信息网，技术论文第8号，1月。
[169] Benbrook, C.M. 2009。转基因作物对在美国使用的杀虫剂的影响：头十三年。有机中心，11月。
http://www.organic-center.org/reportfiles/13Years20091126_FullReport.pdf
[170] Vidal, A.R., Trezzi, M.M., Prado, R., Ruiz-Santaella, J.P., Vila-Aiub, M. 2007。抗甘膦小物种野生猩猩木野草（白苞猩猩草）以及对抗甘膦大豆的风险分析。食物、农业与环境杂志，5，265-269。
[171] Bindraban, P.S., Franke. A.C. Ferrar, D.O., Ghersa, C.M., Lotz, L.A.P., Nepomuceno, A., Smulders, M.J.M., van de Wiel, C.C.M. 2009。转基因相关可持续性：阿根廷与巴西大豆生产的农业生态影响、风险与机会，植物研究国际，Wageningen UR, Wageningen，荷兰，报告第259号。
http://gmsoydebate.global-connections.nl/sites/gmsoydebate.global-connections.nl/files/library/2009 WUR Research Report GM Soy.pdf
[172] 除草剂容忍行动委员会。氨基乙酸（G/9）容忍野草的种类与发现国家。
http://www.weedscience.org/Summary/UspeciesMOA.asp?lstMOAID=12&FmHRACGroup=Go
[173] Osunsami, S. 2009。猪野草杀手威胁南部的农作物。ABC世界新闻，10月6日。
[174] Caulcutt, C. 2009。“超级野草”暴发威胁孟山都的心脏地带。法国24，4月19日。
http://www.france24.com/en/20090418-superweed-explosion-threatens-monsanto-heartlands-genetically-modified-US-crops
[175] Gustin, G. 2010。抗草甘膦除草剂阳痿了，使农民受挫。圣路易邮政快信，7月25日。
http://www.soyatech.com/news_story.php?id=19495
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超级野草造成致命灾难（2）
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导致的抗除草剂超级野草暴发与蔓延，正在迅速颠覆了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作业模式的生存能力，宣判转基因除草剂容忍技术不可持续！方舟子的灵丹妙药：“我们可以另外再转入别的毒素基因去消灭它”！
《转基因大豆：可持续？负责任？》研究报告：抗草甘膦野草
“GM Soy: Sustainable? Responsible?” Report:
Glyphosate-resistant weeds
Monday, 13 September 2010 19:01
《欧洲转基因观察》网站 2010年9月13日发布
Pdf文件下载链接：http://www.gmwatch.org/files/GMsoy_SustainableResponsible_Sept2010_Summary.pdf
陈一文译（cheniwan@mx.cei.gov.cn）
《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确认，美国整个东部与中西部，以及南方，农民“开始被迫对他们的田地喷洒更多毒性的除草剂，用手拔草并且回复到正常耕地除草那样的更为劳动密集方法。”Eddie Anderson，使用免耕法农场作业已经15年，但是他计划回到耕地作业，他说，“我们回到了我们20年时的情况。”
这篇文章包含了孟山都公司暗示承认他们的抗草甘膦除草剂大豆技术已经失败。文章说，（孟山都）公司“对问题的担心达到的程度使他们采取非同寻常的步骤，对农民提供补贴供他们购买竞争性除草剂对草甘膦除草剂予以补充。”[176]与此类似，《圣路易邮政快信》发表的文章也说抗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系统“美国农业的这个银弹开始脱靶。”[177]
在阿根廷，抗草甘膦野草也成了问题。[178、179、180]
一项研究描述了抗草甘膦野草（石茅高粱草）在阿根廷北方造成的环境、园艺学与经济影响。最初2002年被发现，从那时起，这种野草开始蔓延，已经覆盖了至少10,000公顷农田。像美国北方一样，农民不得不回到使用非草甘膦除草剂，试图控制野草。[181]
在抗草甘膦野草问题上怪罪农民过量使用草甘膦除草剂，成为转基因技术卫道士们普遍做法。《自然生物技术》引用了爱荷华州立大学野草科学家Michael Owen教授的话，将抗草甘膦称之为“因农场管理方面决定连累的一种难以置信的技术。”[182] 然而，农民仅仅种植了抗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作物，以它们设计的方式种植—施用单一一种草甘膦除草剂。
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业界对抗草甘膦野草问题的唯一实际反应是采用更多的化学品。一家华尔街杂志2010年6月报道，“超级野草的暴发触发武器竞赛”。文章说，随着草甘膦除草剂在美国农业地带输给了越来越多藜草、加拿大莴苣、与石茅高粱顽强的品系，“化学公司正在捡起它们威力强大早已淘汰的老一代除草剂对超级野草展开反击。”
美国农业部“国家农业统计服务”（National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Service = NASS）的数据表明，抗草甘膦野草蔓延引人注目增加了2,4-D除草剂的使用量。NASS的数据表明，对大豆施用的2,4-D除草剂使用量从2005年期间的173万磅增加到了2006年期间的367万磅。2006年期间仅在路易斯安那州，大豆农民对他们36%的大豆田地喷洒了百草枯（Paraquat）除草剂并对19%的大豆田地喷洒了2,4-D除草剂。[183]
陶氏（Dow）、杜邦（DuPont）、拜耳（Bayer）、巴斯夫（BASF）以及先正达（Syngenta）等多家化学公司正在“开发（新的）转基因作物使农民能够对顽强的野草完全自由地喷洒老一代除草剂，而不需要像过去那样采取外科手术的方式施用以避开作物。”[184]
（陈一文顾问按：顺便提请读者们考虑，生产除草剂、杀虫剂的巨型化学品公司为什么都对农作物转基因生物技术如此关心！？）
拜耳农作物科学公司（Bayer CropScience）为一种同时容忍草铵膦除草剂（herbicide glufosinate ammonium）的抗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大豆申请了专利，它称之为“自由链接环”（LibertyLink®），简称LL大豆。目前正在推销LL大豆作为面临抗草甘膦野草控制问题的替代物。[185] 草铵膦（glufosinate ammonium）也引起争议，因为研究表明它对实验动物有毒性。它是一种神经毒素[186]，并且被发现对小鼠造成生育缺陷问题。[187]
某些情况下，新一代抗除草剂将转基因改造使其具有容忍多种除草剂的“多重”特征。支持转基因大豆可持续性的“作物研究国际”机构的一项研究推荐这种途径：“将能够容忍草甘膦以外多种除草剂的作物种类的混合可以结合到生产系统中以便适应多样性除草剂，这可以作为减缓野草建立耐药性的一种战略。”[188]
然而，野草科学家们的看法是，这些新型转基因作物所做的仅仅是为种植者赢得野草建立对其他除草剂容忍性的一点时间。[189] 事实上，容忍“麦果畏”（Dicamba）以及2,4-D的野草种类已经存在。”[190、191]
非常清楚，转基因除草剂容忍技术是不可持续的。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176] Neuman, W., Pollack, A. 2010。美国农民对付抗草甘膦野草。纽约时报，5月3日。
http://www.nytimes.com/2010/05/04/business/energy-environment/04weed.html?pagewanted=1&hp
[177] Gustin, G. 2010。抗草甘膦除草剂阳痿了，使农民受挫。圣路易邮政快信，7月25日。
http://www.soyatech.com/news_story.php?id=19495
[178] Vitta, J.I., Tuesca, D., Puricelli, E. 2004。抗草甘膦大豆与抗草甘膦野草蔓延到阿根廷的富裕地区。农业、生态系统与环境，103，3621-624。
[179] Puricelli, E., Faccini, D., Tenaglia, M., Vergara, E. 2003。采用不同剂量除草剂直接控制白三叶。耕作，Aapresid，第14年，12月，39-40。
[180] Faccini, D. 2000。技术变化及大豆中杂草新品种，阿根廷Rosario大学，农业信息4，5。
[181] Binimelis, R,, Pengue, W., Monterroso, I. 2009。转基因踏步机：对阿根廷出现并蔓延的抗草甘膦石茅高粱野草的反应。地球论坛，40，623-633。
[182] Waltz, E. 2010。抗草甘膦野草威胁了草甘膦除草剂的霸权。自然生物技术，28，537-538。
[183] Benbrook, C.M. 2009。转基因作物对在美国使用的杀虫剂的影响：头十三年。有机中心，11月。
http://www.organic-center.org/reportfiles/13Years20091126_FullReport.pdf
[184] Kilman, S. 2010。超级野草暴发触发了武器竞赛。华尔街杂志，6月4日。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48704025304575284390777746822.html
[185] 拜耳农作物科学，2010.对所有“自由链接环”转基因作物的好消息。
http://www.bayercropscienceus.com/products_and_seeds/seed_traits/libertylink_trait.html
[186] 英国农业、渔业与食品部（MAFF），1990.评价报告第33号，HOE399866（草铵膦），伦敦。
[187] Watanabe, T., Iwase, T. 1996。草铵膦对小鼠培养中胚胎的发展与dymorphogenic影响。致癌与诱变杂志，16，287-299。
[188] Bindraban, P.S., Franke. A.C. Ferrar, D.O., Ghersa, C.M., Lotz, L.A.P., Nepomuceno, A., Smulders, M.J.M., van de Wiel, C.C.M. 2009。转基因相关可持续性：在阿根廷与巴西（转基因）大豆的农业生态影响、风险与机会，农作物研究国际，Wageningen UR, Wageningen，荷兰，报告第259号。
http://gmsoydebate.global-connections.nl/sites/gmsoydebate.global-connections.nl/files/library/2009 WUR Research Report GM Soy.pdf
[189] Waltz, E. 2010。抗草甘膦野草威胁了草甘膦除草剂的霸权。自然生物技术，28，537-538。
[190] Rahman, A., James, T.K., Trolove, M.R. 2008。抗麦草畏小生物品种fathen的化学控制选项（藜草类）。新西兰与植物保护，61，287-291。
http://www.weedscience.org
[191]抗除草剂野草概要表，2010年7月26日，http://www.weedscience.org
转基因大豆在美国增大而不是减少除草剂使用量
方舟子训导“由于种植抗虫害转基因作物，美国减少了杀虫剂的使用”。美国农业部数据却表明，种植抗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大豆的13年期间，在美国的抗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大豆的除草剂使用量显著增加。
《转基因大豆：可持续？负责任？》研究报告：
在美国抗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大豆与除草剂应用
“GM Soy: Sustainable? Responsible?” Report:
GM RR soy and herbicide use in USA
Monday, 13 September 2010 19:01
《欧洲转基因观察》网站 2010年9月13日发布
Pdf文件下载链接：http://www.gmwatch.org/files/GMsoy_SustainableResponsible_Sept2010_Summary.pdf
陈一文译（cheniwan@mx.cei.gov.cn）
*                                  *                                  *
陈一文顾问按：
《财经网》“方舟子的个人空间”2010年9月21日发表为《科学世界》写的《有关转基因作物的种种新谣言》露骨鼓吹：
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278-11363.shtml
“推广抗虫害转基因作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大量地减少杀虫剂的使用，从而减少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和食品中的农药残留。有人反驳称，“美国农业部”的数据表明种植转基因作物反而增加了农药的使用。实际上，他们引用的数据来自美国一家反对生物技术、提倡有机食品的民间组织“有机食品中心”（Organic Food Center）在2009年11月发布的报告，而且指的是种植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增加了除草剂的用量。即使是这份由反对转基因的人士发布的报告，也不得不承认，从1996年到2008年，由于种植抗虫害转基因作物，美国减少了杀虫剂的使用达6400万磅。
该报告关于“种植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增加了除草剂的使用”的结论，也被认为是根据不可靠的数据和不准确的假设得出的错误结论。英国咨询公司PG Economics在2009年10月发布的报告认为，1996～2007年年间，种植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玉米和棉花分别减少除草剂的使用4.6％、6.0％和15.1％。
种植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的主要好处倒不在于减少除草剂的使用量，而在于可因此使用低毒广谱除草剂草甘膦。……孟山都的除草剂“农达”的活性成分为草甘膦……这是国际公认的低毒除草剂，对人体健康没有任何危险。……有些人反对转基因作物，是因为缺乏科学知识，不知转基因为何物，盲目地反对。如果能做好科普，就有可能让他们改变立场。但是也有些人反对转基因作物，是出于信仰或政治目的，属于别有用心，他们提出的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决策的透明度、农民利益、国家利益、消费者知情权等等问题，不过是借口。他们自己其实也清楚，他们对转基因作物的反对意见是站不住脚的，所以才要借助谣言混淆视听。这些人的立场不可能通过科普或学术争论加以改变，也没有必要去改变，对他们应该是进行揭露，以免公众受其蒙蔽。”
方舟子上述引文批驳“有人反驳称，‘美国农业部‘的数据表明种植转基因作物反而增加了农药的使用”的主要依据是方舟子非常蔑视强调“实际上，他们引用的数据来自美国一家反对生物技术、提倡有机食品的民间组织‘有机食品中心’（Organic Food Center）在2009年11月发布的报告”，似乎只要证明这样的报告来自“反对生物技术、提倡有机食品的民间组织”，无论这样的报告列举无论哪里的数据，方舟子就可以轻易扣上“作假、谣言、伪科学”的标签，作为垃圾处理。
本顾问翻译的这篇译文中却证明，方舟子有意贬低的“美国一家反对生物技术、提倡有机食品的民间组织‘有机食品中心’（Organic Food Center）在2009年11月发布的报告”（即Benbrook《转基因作物对在美国使用的杀虫剂的影响：头十三年》）的作者Benbrook先生不仅是一位博士（PhD），而且是相关领域权威学者，有关介绍如下：
http://www.nlpwessex.org/docs/benbrook.htm
查尔斯·本布鲁克是一位除草剂政策专家，上世纪80年代处参与了有关“食品质量保护法”的辩论……国家科学院农业委员会的前执行主任，
查尔斯·本布鲁克曾经在华盛顿特区工作，1979-1997年工作于农业政策、科学与法规问题；从事过环境质量委员会农业工作班子专家工作；担任过议院农业委员会农业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国家科学院农业理事会执行主任。1998年他创立了“农业生物技术信息网”（www.biotech-info.net），成为网络上关于生物技术的技术、政策与经济信息方面最为广泛的独立来源。
不知道方舟子在“生物技术信息”方面将自己与Charles Benbrook博士的资格与资历如何比较？
本顾问还要强调：Charles Benbrook博士分析证明“种植转基因作物反而增加了农药的使用”的结论所依据的数据来自权威性的美国农业部“国家农业统计服务”（NASS）的数据，而且这篇研究报告是一篇极为详尽64页权威性研究报告。
人们静待方舟子对“美国农业部‘国家农业统计服务’（NASS）的数据”进行“打假”！
本顾问还有特别强调如下事实：笔者引证的方舟子上述内容中，方舟子对“英国咨询公司PG Economics在2009年10月发布的报告”显然给以充分的肯定。但是，本顾问翻译的这篇译文中，恰恰是相同的“英国咨询公司PG Economics在2009年5月发布的报告”中也不得不确认：“在美国的抗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大豆的除草剂使用量显著增加”（PG Economics报告引用的NASS数据：1996年每公顷使用1.02公斤；2000年每公顷使用1.09公斤；2006年每公顷使用1.53公斤）
请方舟子告诉我们，上述大量事实2009年公开发表披露出来之后， 2010年9月，如同方舟子上述文章指责别人那样，方舟子为什么“出于信仰或政治目的，属于别有用心”继续如此露骨“作假”误导宣传！？
==Pesticide/herbicide use==
==杀虫剂/除草剂的使用==
最大限度减少农业化学品是农业可持续性的关键原则。转基因业界长期以来声称转基因作物减少了杀虫剂的使用（在这里使用的“杀虫剂”（pesticide）以其技术意义言包括除草剂、杀昆虫剂，与杀真菌剂。除草剂（herbicides）则，事实上，也是杀虫剂）。
==北美==
有一种说法引用美国农业部（USDA）的数据与美国农业部“国家农业统计服务”（NASS）的数据声称转基因作物减少了2009年杀虫剂/（除草剂）的使用量。农艺学家Charles Benbrook博士对这种说法进行了审查。[192]研究了美国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的头十三年（1996-2008），Benbrook博士发现，与非转基因玉米、大豆和棉花进行比较，这种说法头三年对抗除草剂转基因玉米、大豆和棉花确实如此。但是，从1999年开始就不再真实。与此相反，与如果不存在转基因种子的话所使用的除草剂量相比，抗除草剂转基因玉米、大豆和棉花三种转基因作物一起使用的除草剂量2007年增加了20%，而2008年则增加了27%。
这种增加由于两个因素：抗草甘膦野草的增加，以及非转基因作物逐渐减少除草剂使用率。
Bt转基因玉米与Bt转基因棉花在（商业化）种植的头十三年（1996-2008）中总共使用了6420万磅化学杀昆虫剂（insecticide）。（尽管Bt转基因玉米与Bt转基因棉花的Bt基因将作物转化为一种杀虫剂，这是听到有人声称Bt转基因作物减少杀虫剂使用量时往往没有考虑的一个因素）。然而，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在头十三年期间增加使用的除草剂总量达3.826亿磅—使有人声称Bt转基因玉米与Bt转基因棉花在减少化学杀虫剂方面做出了5420万磅的贡献变得毫不足道。
转基因作物农田近来使用的除草剂量开始急剧增加。13年期间，2007年与2008年占到三种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所增加的除草剂使用量的46%。2007年到2008年，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使用增加了31.4%.
Benbrook博士报告的结论，作为转基因作物种子种植的结果，在商业化使用的头13年期间，农民多使用了3.18亿磅杀虫剂。2008年期间，与种植非转基因品种相比，转基因作物每英亩多使用了26%的除草剂。
===抗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大豆与应用除草剂===
依据美国农业部“国家农业统计服务”（National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Service=NASS）的数据，Benbrook进行了计算，与种植非转基因大豆相比（美国国家科学院对大豆除草剂进行的最后一次调查为2006年），由于种植抗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大豆2005年期间增加使用了4150万磅除草剂。种植抗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大豆的13年期间，与如果没有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使用的除草剂量相比，美国多施用了3.51磅除草剂（每英亩大约0.55磅）。抗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大豆所使用的除草剂的量占美国三种主要的抗除草剂作物（转基因）大豆、玉米与棉花所增加使用的除草剂的92%。[193]
===声称抗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大豆减少除草剂使用量（的真相）==
美国食物与农业政策国家中心（NCFAP）曾声称，与非转基因大豆相比，抗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大豆减少了除草剂的使用量。Benbrook博士的研究报告不同意这种说法。Benbrook博士写道，NCFAP过低的估计了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每英亩使用的除草剂量，同时过高估计了传统作物每英亩使用的除草剂量。这种错误的臆断导致了虚幻地“减少”了2005年期间全国种植的抗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大豆2050万磅除草剂。
Benbrook博士同时批评了转基因业雇佣的英国“PG经济学”（PG Economics）的报告公布的情况。“PG经济学”报告说，1996年到2007年（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的头12年）期间转基因作物导致全球少使用除草剂4.6%。然而，Benbrook博士指出“PG经济学”“创造性—而且高度有疑问的—方法学战略”。举例来说，“PG经济学”预测传统作物每英亩2004年到2007年期间使用的除草剂有所增加，尽管传统作物总的趋势趋向与依赖低剂量的除草剂。[194]
尽管如此，值得指出，“PG经济学”的报告在一点上一致：在美国的抗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大豆的除草剂使用量显著增加。
References
参考资料：
[192] Benbrook, C.M. 2009。转基因作物对在美国使用的杀虫剂的影响：头十三年。有机中心，11月。
http://www.organic-center.org/reportfiles/13Years20091126_FullReport.pdf
[193] Benbrook, C.M. 2009。转基因作物对在美国使用的杀虫剂的影响：头十三年。有机中心，11月。
http://www.organic-center.org/reportfiles/13Years20091126_FullReport.pdf
[194] Brookes, G., Barfoot, P. 2009。转基因作物：全球社会经济与环境影响1996-2007。PG
经济学，5月。
转基因大豆在南美增大而不是减少除草剂使用量
方舟子训导“由于种植抗虫害转基因作物，美国减少了杀虫剂的使用”。但是，如同在北美洲一样，抗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大豆驱动了南美洲农业化学品的消耗量显著增加，还表明草甘膦具有高毒性。
《转基因大豆：可持续？负责任？》研究报告：
在南美抗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大豆与除草剂应用
“GM Soy: Sustainable? Responsible?” Report:
GM RR soy and herbicide use in South America
Monday, 13 September 2010 19:01
《欧洲转基因观察》网站 2010年9月13日发布
Pdf文件下载链接：http://www.gmwatch.org/files/GMsoy_SustainableResponsible_Sept2010_Summary.pdf
陈一文译（cheniwan@mx.cei.gov.cn）
*                                  *                                  *
陈一文顾问按：
《财经网》“方舟子的个人空间”2010年9月21日发表为《科学世界》写的《有关转基因作物的种种新谣言》露骨鼓吹：
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278-11363.shtml
“推广抗虫害转基因作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大量地减少杀虫剂的使用，从而减少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和食品中的农药残留。
种植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的主要好处倒不在于减少除草剂的使用量，而在于可因此使用低毒广谱除草剂草甘膦。……孟山都的除草剂“农达”的活性成分为草甘膦……这是国际公认的低毒除草剂，对人体健康没有任何危险。……有些人反对转基因作物，是因为缺乏科学知识，不知转基因为何物，盲目地反对。如果能做好科普，就有可能让他们改变立场。但是也有些人反对转基因作物，是出于信仰或政治目的，属于别有用心，他们提出的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决策的透明度、农民利益、国家利益、消费者知情权等等问题，不过是借口。”
请方舟子告诉我们，大量事实2009年公开发表披露出来之后， 2010年9月，如同方舟子上述文章指责别人那样，方舟子为什么“出于信仰或政治目的，属于别有用心”继续如此露骨“作假”误导宣传！？
===南美洲===
在阿根廷，根据孟山都公司的说法，抗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大豆占全国大豆种植的98%。[195] 在这里，如同在北美洲一样，抗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大豆驱动了南美洲农业化学品的消耗量显著增加。[196、197]Pengue (2000)的论文预测，90年代末期农民应用的除草剂总量的大约42.6%应用于抗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大豆的种植。[198]
为农业、家畜、渔业与食物服务的阿根廷农业部公布的报告显示，1995年到2001年（与转基因大豆的扩展平行），除草剂的市场从4200万公斤增加到1.117亿公斤，杀真菌剂市场从790万公斤增加到970万公斤。[199]
CASAFE（阿根廷的农作物保护贸易协会）收集了阿根廷杀虫剂与肥料销售的数据。[200] CASAFE的2000年报告说，基于草甘膦的产品占到杀虫剂销售总量的40.8%。这个数字2003年增加到44%。[201]
基于CASAFE 的数据，Charles Benbrook博士分析了1996年与2004年期间在阿根廷以免耕法种植抗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大豆扩展触发的除草剂使用量变化。[202] Benbrook博士发现，种植抗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大豆的区域从1996/1997年期间的40万公顷快速增加到2003/2004年期间的1410万公顷。相应地，应用于大豆种植的草甘膦除草剂从1996/1997期间的82万公斤增加到2003/2004年期间的4586万公斤。从1999年到2003年，应用与大豆种植的草甘膦除草剂增加了145%。考虑到抗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大豆这段期间种植区域的扩展，这些增加是可以预料的。Benbrook博士评论，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在阿根廷种植的大豆几乎全部为抗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大豆，因而这段期间内增加应用的草甘膦除草剂全部用于转基因大豆种植的面积。[203]
然而，另外一项发现或许与哪些为抗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大豆可持续性争辩的人士较少预料到。这种情况是，抗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的扩展的同时，每公顷单位面积大豆种植所应用的草甘膦除草剂的使用量率也稳定增加。换句话说，为了实现野草控制，对于每公顷单位面积农民每年必须比前一年施加更多的草甘膦除草剂。草甘膦除草剂施用量，从1996/1997年期间的1.14公斤/公顷稳步增加到2003/2004年期间的1.31.14公斤/公顷。
在巴西，草甘膦除草剂的使用量在Rio Grande do Sul州从2000年到2005年增加了85%，而大豆种植区域仅增加了30.8%。[204]
在此同时，农民喷洒除草剂作业不得不更加频繁。每年喷洒草甘膦除草剂的平均次数从1996/1997年期间的1.8次增加到2003/2004 年期间的2.5次。[205] 这是由于抗草甘膦除草剂野草的不断增加。证明这实质上是大豆生产的一种不可持续途径。
经常有人士声称 ，草甘膦除草剂的使用量上升是因为它比它所取代的其他化学品的毒性小。[206] 但是前述的发现（“草甘膦及其除草剂的毒性作用”）表明草甘膦具有高毒性。
除此之外，声称抗草甘膦除草剂作物的应用减少了其他除草剂的使用也缺乏依据。CASAFE的数据表明，在阿根廷自2001年以来，其他毒性除草剂的使用量不是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
麦草畏（Dicamba），使用量上升了157%
·        2,4-D，使用量上升了10%
·        咪草烟（Imazethapyr），使用量上升了50%。[207]
因为，施用非草甘膦除草剂的农民试图控制抗草甘膦野草。Benbrook博士发现，在抗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大豆种植中应用的非草甘膦除草剂用量，1996/1997年期间占除草剂使用总量的1%，2003/2004年期间则达到8%。
References
参考资料：
[195] 孟山都，2008。关于农作物生物技术的谈话：阿根廷。
http://www.monsanto.com/biotech-gmo/asp/farmers.asp?cname=Argentina&id=RodolfoTosar
[196] Benbrook C.M. 2005。锈病、抵抗、土壤枯竭与上升的成本—大豆生产者在阿根廷面临的问题。农业生物技术信息网，技术论文第8号，1月。
[197] Pengue, W. 2003。草甘膦和环境控制，生物多样性，7月。
http://www.grain.org/biodiversidad/?id=208
[198] Pengue, W. 2000。转基因作物。我们去哪儿？布宜诺斯艾利斯，Lugar。
[199] MECON Argentina。阿根廷市场农药 – 2001。
http://web.archive.org/web/20070419071421/http://www.sagpya.mecon.gov.ar/new/0-0/nuevositio/agricultura/insumos_maquinarias/fitosanitarios/index.php
[200] 为本文的目的，以及在Benbrook博士 “锈病、抵抗、土壤枯竭与上升的成本—大豆生产者在阿根廷面临的问题” 的论文中，可以预计，杀虫剂与肥料的销售量与其使用量一致，因为没有实际使用量的任何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