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 地域 个性

(2009-09-08 22:39:00)转载
标签：杂谈
历史需要回顾与盘点，哪怕是正在行进中之的历史。失去历史参照的当下会在时间的坐标系之中丧失定位、变得模糊。历史上任何一个特定时代的艺术家所完成的作品与那个特定的时代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就像帕诺夫斯基所言，视觉艺术不仅仅表现一个外部世界，更向我们揭示了一种空间，“它在这个空间中与其时代的符号发生联系，同时它也具有这些符号形式的痕迹”，伟大的作品因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时期、一个阶级、一种宗教信仰或哲学信念的基本态度”而具有代表性。简而言之，时代文化是艺术创作的语境，它构成了作品的上下文，与作品的内容互为阐释，共同形成历史。所以，在文字的记载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图像重建当时人们的所思所想；反过来，图像也因其特定的精神含量和文化质地而进入历史叙事；作品的精神含量来源于时代，而图像的文化质地则在很大程度上来是由艺术家的本土性所赋予的，那常常是艺术家获得造型、语言、甚至观念的重要源头。要研究评价某一时间跨度、某一特殊艺术群体的创作形态，除了针对具体作品而外，更离不开时代精神与地域文化这两个方面的考量，惟其如此，尽可能客观的评价才可能形成。
多年以来我们形成的误区是：总结和反思似乎只属于那些存在时间久远的事物，而对当代史的记述和思考往往容易被忽略；这是因为习惯于“远视”的理论体系对那些近在眼前的事实常常失语的缘故。在我们的认识系统之中，理性与敏感似乎难以兼得，总是要姗姗来迟一些。但是，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自己的过去正以惊人的速度离我们远去”，如果对时代发展没有阶段性总结和梳理的话，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会被遗忘掩盖，那么所谓理论框架的建立也不过就是一句空话而已。正因为如此，由贵州画院选编的这本《改革开放三十年贵州优秀美术家作品选》是一次对历史及时的回顾与梳理，这会成为一个良好的开始：使得贵州的美术家及理论工作者可以通过这一较翔实的资料回顾三十年的历程，从一个较为整体的角度观察这个重要的时代与贵州特殊的本土文化相交融所产生的贵州当代美术，进而整理出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经验。
书中收集了1978年至今贵州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四个门类一百多位较有代表性的美术家及其作品。这三十年对于贵州乃至中国美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不是之前或此后的任何一个三十年可以比拟。“1978”作为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的起点而被铭记，这一年对艺术家来说意味着一个自由表达时代的逐渐来临，没有经历过“文革”洗礼的人大概难以体会到这一时代的可贵。贵州美术也在这一时期成为推动中国现代美术运动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由于贵州本土文化特质与现代美术中的原始主义相契合，使贵州美术家自身所具有的山野文化基因在西方现代主义精神土壤之中迅速生长，他们以完全开放的姿态从现代艺术中吸收营养，将现代主义的理论、语言、手法、观念自由地运用于贵州本土艺术形象的创造之中，无挂无碍、水乳交融，使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美术创作在现代艺术的美学架构中占据一席之地，这样一种地方性与当代性兼备的创作形态在中国美术现代主义运动中无疑产生强大的影响力，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美术家今天看来仍然是最具有开创精神的一群，给人以横空出世之感。
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美术经历着与西方现代艺术更深层次的对话与摩擦。有人甚至说过，中国只用了短短的三十年就走完了西方现代主义一百多年的发展路程，此言确否有待证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多元化的创作格局已经形成。贵州的美术家也甚得这一风气之助，纵观他们的作品，给人一个印象就是：彼此风格差异极大，从表面上看很难找到相同之处，这是自古以来就崇尚“多元融合”的贵州精神与时代风气又一次有效的整合。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贵州美术家不仅风格各具，求异、求变、求新的创作动机也贯穿在他们自身各个阶段的创作之中，少见抱定一种样式、一种观念而固守终生者。对造型材料和语言的大胆探索，使很多美术家具有“跨界”的本领，能够在水墨、版画、油画、雕塑之间自由出入。所以，贵州美术家的“不同”既体现在“人”“我”之间，也体现在“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之间。近年以来，贵州的山川风物、乡土民俗再次成为美术家们有意探究和表现的主题，他们或图其山水之雄奇险峻；或绘其人民之淳朴自在；或写其风物之灵秀瑰奇，出现了一批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三十年来，贵州美术家立足于本土，对各种艺术潮流完全以开放态度面对，饱览饫看、取舍在我，造成今天繁荣的局面。
清代学者陈法论黔人，作下“实心可取”、“直道尤存”二句考语。贵州历来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极其不便利的交通造成了与外界的隔绝，而生长于斯的山国子民，“由其生长深山穷谷之中，无繁华靡丽之习以乱其性，故其愿易足，无交游声气之广以滑其智，故其介不移”。在贵州取得成功的美术家，与处于通都大邑的同行们相比要艰难得多，其中甘苦也只有亲历者才能知道。这些成就的取得，也许靠的就是“其愿易足”的静气和“其介不移”的执着罢。他们的劳作既为贵州美术提供了丰富的内涵，也为理论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样本，是值得记载和尊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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