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原清华百日武斗的真实面貌

复原清华百日武斗的真实面貌
陆小宝
清华校友唐金鹤同学花了数年的功夫，用血泪写下了《倒下的英才》一书，她要我写一篇读后感。这篇读后感我写得很艰难、很痛苦，几度彻夜失眠，几番停笔掩泣。因为这本书写的清华百日武斗，是我们这几届清华学生心中永远的伤痛。
清华百日武斗是文化大革命历史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说它重大，原因有三条：第一，它作为文革中的武斗典型，曾经轰动全国，震惊世界。在武斗规模上，它算不上是最大的，但是在首都北京，全国最高学府，历时三个月，死伤数百人，战况十分惨烈。尤其是530一仗，双方近千名现代大学生，身穿护甲，手持长矛，在东大操场摆开原始阵形，血淋淋地相互搏杀，实在是惊心动魄。第二，它是全国文革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清华武斗进行到1968年7月27日这一天，数万首都工人进清华制止武斗，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这一事态使得全国文革从群众运动时期切换到工宣队时期，工人和军队占领了上层建筑，从而导致轰轰烈烈、历时两年多的文革群众运动的全面终结。第三，文革历史的研究中，不少专家对清华百日武斗产生了诸多疑问，比如，到底是什么动机驱使清华同学之间的拼死搏杀；最高学府的知识分子精英为什么会如此丧失人性；中央最高层，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在清华武斗和727的事件中，到底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至今尚无人能够作出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
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到目前为止，正式出版有关清华百日武斗的书籍已经有了几本。其中最早的，是著名美国作家韩丁1972年出版的《Hundred Day War》，译名为《百日武斗》，副题是“清华大学的文革”。“清华百日武斗”这一历史名词，大概就肇始于韩丁。2003年，清华大学唐少杰教授出版了《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一书，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2004年，清华文革中四一四派头头沈如槐出版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一书，其中笫六章“百日武斗”，长达百页，占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一。除了出版物之外，涉及清华武斗的其它媒体也不乏其例，如香港凤凰卫视就曾派出相当规模的记者阵容，在清华大学驻守了三个月，专门采访、编辑有关清华文革的电视节目，并早在海内外播出。
继这些文学家、历史学家、政论家和文革头头之后，现在，2009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唐金鹤又写成了《倒下的英才》一书。这个唐金鹤究系何人？她有什么资格来写清华武斗？她写的书又有着什么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呢？
本书中，第二部笫一节的标题为“我算老几”。在清华文革中，唐金鹤只是一个普通群众，对写清华武斗这样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看来连她自己都有点发怯。更有甚者，本书中唐金鹤不经意地暴露了自己的短处：她竟将当时几乎每个小学生都能倒背如流的毛泽东的诗句“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硬是读成了“当年麈战急”。看来，唐金鹤这个清华大学工科专业的优等生，她的文学素养和政治敏感度，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但是，超乎寻常的是，唐金鹤的书有着极强的感染力。几年前，《倒下的英才》曾在互联网“美国在线”上刊载，吸引和感动了一大片知识分子网民，大家争相传寄，在某些读者圈中竟成了一时的热门话题。我本人就是在朋友的推荐下，在网上最初读了《倒下的英才》，然后又将它介绍给了几位清华同学。毕业后，我同唐金鹤四十年未通消息，主要也由于这个原因，互相找到并恢复了联系。
现在出版的这本书，作者在网上版《倒下的英才》的基础上，花了三年多的功夫，作了很大的修改和补充，使得内容更加丰满，证据更加充实，叙述也更加真切。我一遍一遍地阅读书稿，几乎每次读的时候，都有一种撕心裂肺的临在感觉。而读后，我又几乎每次都陷入了无尽沉痛的历史思考。在我这个清华武斗的直接见证人看来，唐金鹤的书有着特殊的文字震撼力，也有着特殊的历史价值。
唐金鹤不是文学家，但她是工程师。她以一个工程师的方式，复原了清华武斗的历史现场。唐金鹤不是历史学家，但她是亲历者。她以一个亲历者的感受，复原了清华武斗人员的历史形象。唐金鹤不是政论家，但她是有四个孙儿的老祖母。她以一个老祖母的价值观，复原了评论清华武斗的基准。本书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复原了清华百日武斗的真实面貌。
以工程师的方式复原清华武斗的历史现场
目前中国大陆出版的历史类读物，戏说的成份过于浓重，大多已经与原本意义上的历史不相搭界。即便是较为认真的历史出版物，往往也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弊病，那就是：摆脱不了报告文学的套路，文艺腔太重，以文学描写的方式来叙述历史事实。这种半真半假的历史著作，无法作为科学研究的依据，无法取信于后人，更无助于总结我们这个民族沉痛的历史教训。不客气地说，我看到的回忆清华文革的文章，不少是趋时之作，有意无意地扭曲了当时的历史情境。
唐金鹤不是文学家，她是一位经过长期、严格训练的工程师。工程师的工作方式，事事都得有可靠事实根据，不能模棱两可，更不能臆造发挥。这种工程师的素养，唐金鹤在写作《倒下的英才》一书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倒下的英才》有两个部分，上部叫“清华园文革记事”，下部叫“我所经历的清华百日大武斗”。两个部分都是写清华武斗的，只是上部以搜集和记录武斗亲历者的回忆为主，下部以她本人的亲身经历为主。严格说起来，这两个部分都是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
工程师办事的特点是：有所不言，言必由实。在本书中，作者不勉强地去概述百日武斗的全过程，而是把着重点放在530大战，以及团、四两派武斗伤亡牺牲者的具体情境中。凡是她所记的内容，都经过反反复复的调查核实。据我所知，为了写作本书，作者几次从美国专程飞回北京、广州和深圳等地，对当事人进行采访调查，并将书中所记的事发地点一一寻踪确定，实地拍下照片。另外，她还打了无数次长达几个钟头的越洋电话。本书采访的主要叙述者之一郑楚鸿，是唐金鹤的丈夫，香港工程师协会的会员（MHKIE），注册的机械工程师（R.P.E）。他是清华同学中公认的实诚之人。他虽然不写日记，但是几十年来对自己的每天所为都有记录。他在本书中所追述的武斗场景，开始觉得好玩，战斗中的紧张害怕，在受伤和面临生命威胁之时，却默默地去尽自己觉得该尽的责任，一一道来，真是十分的真实可信，十分的令人感动。
唐金鹤所调查的其他清华同学，大都具有同样务实的工作作风。为了核实某一个细微情节，比如，被枪杀时钱萍华穿的是黑裙子还是花裙子，他们曾经认真地争论了好久。为了确定530武斗中土坦克出现的时间，他们精确地查到1968年5月30日北京地区的日出时间是4点49分。为了指明武斗地点和方位，他们用现代科技手段制作出逼真直观的立面地图。这些，都是工程师方式写历史的优势。我记得，有位文革专家读了唐少杰所写《一叶知秋》后，在评论文章中，就曾为作者没有提供清华武斗地图而感到遗憾。
本书对搜集到的史料，经过认真筛选。不肯道听途说，也不肯媚俗随众。在追查卞雨林中箭死亡的原因时，唐金鹤曾专门向我调查：有人告诉她，卞雨林所中的箭上涂有氰化钾，是我们班团派同学郑××带到现场的。她问我知不知道此事。我给她回信说，我过去从没有听说郑××有过此举。在本书中，唐金鹤就舍弃了这个说法。相反，她在追查许恭生之死时说到，在两军对阵中，一位四一四的“勇者”出阵向许恭生单兵挑战。这一情节有点类似小说中古代武士叫阵，太戏剧化，真实性叫人怀疑。部分团派同学对此提出激烈批评，有些参战的四一四同学也不认同，我就是反对者中的一人。但唐金鹤认为，有二十多目击者肯定这一情节，应是事实。在本书中，她坚持采用了这一说法，并将它列为许恭生身亡的原因之一。
或许有人会说，核查落实这些细微琐碎的事实，对研究历史，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我认为，任何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由细节组成的。凡是事实，都有核查的价值。任何事情，只要说的是事实，就会寓有历史的意义。举个小例子，本书记述530在东大操场双方长矛对阵拼杀的场景时，说到的“冲击波”，其实就是我们耳熟能详却又不解其义的所谓“战了若干个回合，不分胜负”中的“回合”，这是冷兵器时代自然形成的特定战斗景象。这种实地记录，你说它是细节，其实是我们祖先几千年战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借此机会弄懂这种细节，对加深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应该说不无价值。
而且，只有研究具体的事实，才能为历史科学构建坚实的基础，也才能为历史评判提供客观的依据。就拿研究530大战这段历史来说吧，四十年过去了，由于种种原因，对这一事件许多问题的看法，团、四两方各执己见，至今没能统一。但是，如果抛开政治观点和感情的纠葛，专门追寻历史发生过的事实，那么，由于它的真相只有一个，两派同学说话也就有了共同的基础。在本书中，作者将团派武斗指挥官李自茂的文章，与四派几位武斗指挥官的回忆文字，放到了一起来进行考察，互相补充印证，使得两方指挥官的回忆能够丝丝入扣，拼接出530大战的历史现场真实面貌：这次行动谁是肇起者，谁是策划者；谁在进攻，谁在防守；在什么情况下死了人，在什么情况下放了火。通过这些细节的落实，谁应该为这次武斗负责，谁应该为几位同学的生命负责等问题，也就不辩自明了。
我这里只是说，本书复原了清华武斗的历史现场，并没有说，它已经复原了这场武斗的全部真相。虽然作者的本意是要追查事实，但由于个人经历和调查范围的限制，以及记忆的失真等等原因，我们不敢说，她所追查得到的，就已经是事实的全貌了。举个例子，书中讲到530大战临结束前，四一四“围魏救赵”，蒋南峰曾带一彪人马去攻打一教。在我的记忆中，在蒋南峰之前，刘万章就曾经从东大操场的队伍中抽出一股，攻打过一教，转了一圈，很快又回到东大操场。可见，即使是四一四中间，要复原全貌，就很不容易。何况，团派同学中像李自茂这样追忆武斗场景的文章，还很少见到。所以，要真正复原清华百日武斗的全貌，还需要更多亲历武斗的清华同学投入其中，并作出努力。
还有需要说明的是，唐金鹤运用工程师的工作方式来追查事实，是她的职业习惯所使。但是，工程师的工作方式有它特定的适用范围，它的功用是处理“事实”。一旦离开处理“事实”的领地，而进入处理“观点”的疆界，比如表达情感、进行政治评判等等地方，工程师的工作方式无法运用，他们的职业习惯也就无所适从。在这些地方，唐金鹤往往也会失去了她的冷静和客观。她那充沛的感情，容易冲动的性格，倔强的脾气，就会一一显露无遗。所以，有人也许会认为，唐金鹤在本书中抒发的感想、议论和评断，不少是带有派性和偏见的。毕竟，工程师也是人，他们也有人性的弱点。何况，经历了像清华武斗这样的血腥对峙的两方，要做到真正的冷静和客观，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以亲历者的感受复原清华武斗人员的历史形象
说起文革造反派的形象，经过长期的政治宣传和文学演义，大抵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脸谱：凶残，愚昧。参加武斗的人员，那就更是一帮愚忠于毛泽东的亡命之徒了。这种脸谱化的归类，过于简单化，无法解释一批高智商知识分子精英成为造反派、参加武斗的历史事实，也无助于让后人理解我们这个民族在探索前进方向的过程中，走过的种种曲折道路和经受过的种种牺牲和磨难。还原这一代人走过的复杂历程，是历史学家的任务。现在的历史学家不去做，将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去做。
唐金鹤不是历史学家，她是一个亲历者。她在复原清华武斗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复原了我们这一代清华学生自己的形象。这个形象有极其丑陋凶残的一面，也有极其悲壮侠义的一面。人性是恶的，人性也是善的。我们需要昭示于后人的是：在什么特定的环境中，人性会暴露出它的丑恶；在什么特定的环境中，人性又会展现出它的善良。
“清华园里血斑斑”，本书一开头就掀开历史幕布，展示了一桩桩骇人听闻、惨无人道、人对人进行残酷迫害的事实。其实，这还不仅仅是人对人进行迫害，确切地说，是学生对老师的迫害，是同学对同学的迫害。什么是法西斯？这就是法西斯。什么是恶魔？这就是恶魔。令人深思的是，这些令人发指的残暴行为竟然发生在最高学府，行凶者竟是一些经过全国范围内千挑万选，才选拔出来的“英才”。本书的书名虽然叫做“倒下的英才”，其实它的更多篇幅写的是“杀人放火的英才”，和“丧失了人性的英才”。当然，真正参加打人整人、杀人放火的，只是不多的几个人，但是，这种现象在当时确是普遍可见的，而且在一段时间中，大多数人竟能够容忍这种恶魔行为的公然存在。所以，如果把当时多数的清华学生说成是“中了邪的英才”，确实不能算是冤枉。
本书之所以起名为“倒下的英才”，是因为：作者最先决定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是纪念在清华武斗中丧失了生命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作为一个清华武斗中四一四方的救护人员，唐金鹤比其他武斗人员更多、更直接地目睹和经受了鲜血淋淋的生、死、伤、残的惨烈场面。这种记亿，就像利刃刻划在心中，毕生不会忘记。把这份感受写出来，用以祭奠死者的亡灵，这是唐金鹤给自己设定的责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530大战中团派方面死亡的许恭生，又正好是她的同班同学。这使得她追思死亡同学的这份责任，压在心上更加沉重。
许恭生曾是全国高校击剑冠军，在武斗中被对方用长矛刺死，其人其事，影响很大，至今网上有不少文章还在说到他。不久前，我在“清华大学本科招生网”上看到一篇题为《最忆是清华》的文章，写的是作者儿时同韩丁的女儿卡玛结伴在清华园嬉戏的回忆。文中有一段提到了许恭生，读后让我伤感下泪。我特将其摘抄如下：
击剑我们也常玩，主要是受电影《三剑客》的影响。我们很快弄清剑分三种，轻剑、重剑、花式剑。其中轻剑只能刺，不能砍，重剑只能劈砍而不能刺；而花式剑则又能砍又能刺。我最佩服的是当年全国高校的重剑冠军许恭生。他的动作现在想起来，真的和佐罗差不多，既利索又美，而且一气呵成。文革开始后，他加入了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派”。“井岗山”和“四一四”派发生武斗时，许恭生总是担当主力前锋。当时的武斗，因为是冷兵器，所以我们常去观看。两军对垒，个个都身披飞机铝做的盔甲，手挺长矛。但你来我往，并没什么伤亡。
许恭生确实称得上英才，是当时花季少女心中的偶像。叫人感慨的是，作者笔下的清华武斗场面竟然是“因为是冷兵器，……你来我往，并没有什么伤亡。”她们也许不知道，她们青春时的偶像许恭生就是在“冷兵器”的交战中，被生生刺死的呀！她们也许也不知道，许恭生死后不久，清华武斗很快从“冷兵器”升级到“热兵器”，绝不是“并没有什么伤亡”，实际上，伤亡人数多到了几百人。文章作者当时不是清华学生，她们不了解清华武斗的详情，并不奇怪。奇怪而且令人吃惊的是，清华大学竟然将这篇文章放在本科生招生网上。呜乎，鲜血的教训是这么容易忘却的吗？历史的事实是这么容易湮没的吗？
许恭生是英才，在清华武斗中丧生的其它同学，也都是英才。他们的死，让活着的人扼腕痛心。对他们的死，我反对当时的人们将他们称之为烈士，也不同意现在的人们把他们说成愚昧的牺牲品。他们不是烈士，但是，他们也没有白死，他们的死是有价值的。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学生，绝不是愚昧的人，他们相信了某种理想，为了自己的理想，在探求中国前途和命运的过程中不幸身亡。无论他们所相信的理想是对是错，他们肯为自己的这种理想去作战，去面对死亡，他们的这种精神和行为，都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国家和民族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可没有，这样的精神不可或缺。我很愿意看到，现在的青年大学生从“中了邪的英才”中清醒过来。但是，我不希望看到，今后的大学生从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吸取反面教训，变得“精明”，变得犬儒，一个个都成了“范跑跑”那样的人物。
现在的人们看来，当时清华学生的集体行为确实是太过怪异。20世纪的大学生，身披盔甲，手执长矛，近千人排列开古典战争的阵容，相互搏杀。这不是唐·吉诃德吗？这不是比唐·吉诃德更加可笑吗？须知道，人类的行为是由环境决定的，当时的环境下，我们并不觉得自己可笑，而是觉得势之所迫，不得不为。到今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至少是我所知道的四一四方参加武斗人员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后悔当时自己的选择。他们可能会对自己处在那个时代环境而感到可悲，却不会对自己那时的行为感到可笑。
评价人们的行为，不能只看他们做了什么，还要看是在什么情势下，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据我所知，一些国外的历史学家在分析历史事件时，往往习惯于要在意识的表象下找出实际的利益趋动力。清华百日武斗使他们感到困惑：清华武斗的参加者基本是一些学生，在这些同学之间能有什么实际利害，尖锐矛盾，值得他们以死相搏呢？流行的解释是，武斗的实际利益趋动力是部分造反派头头的个人权力欲望。这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否则，这场武斗也打不起来。但是实际上，两派头头和广大群众之所以投入武斗，这并不是他们心中更深层的利害惦量。许多群众参加武斗，确实有着自身利益的趋动力，这就是为生存而斗争，为不当反革命而斗争。在毛泽东的革命理论中，路线斗争是不可调和的，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这可不是说说而己！如果自己这一派真的被打成反动组织的话，最后清算起来，许多人可能真的就成了反革命，至少也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个政治错误可犯不起啊，年纪轻轻，这一辈子可就惨了。清华文革的头头唐伟同学曾经说过：“我们是‘奉旨造反’，或者叫‘跪着造反’的人，经常想的决不是升官发财，而是不要成了五七年的右派，不要被打成反革命。而像沈如槐等四一四派同学，坚持武斗到最后，他们真的是害怕蒯大富上台后大搞像现在陈水扁一样的流氓政治和统治权术。”他的话一针见血，道出了这个问题的真相。
另一方面呢？这些外国研究者产生困惑的原因，部分可能也由于他们太重视实际功利，而忽视了意识形态对当时中国大学生所起的作用。这种意识形态，最显见的当然是毛泽东思想。据我所知，当时清华学生中真诚相信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愿意为这种理想而拼命的人，确实也还是有的。而除了这种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外，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思想的影响，常被许多研究者所忽略。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影响。
清华物理教研组有一位小王老师，由于种种原因，被陷在科学馆里面。他写过一篇文章，平实地记述了他在科学馆中所见所闻。他将留在科学馆里的几位女同学称为“侠女”。读者自己可以看出，本书作者唐金鹤同学在武斗中的所作所为，其实，也可以算是一个“侠女”。唐金鹤在本书中记叙的不少人和事，也都有这种侠、义之风。这“侠”和“义”两个字，是我们几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文化革命中并没有消失。它超越“极左或者极右”、“无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等等意识形态的纷争。在我们这个民族处于危急患难之时，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之中的这种品性，势必会展现出来，来应对这种危难局势。
现在的文革研究者可能认为：留在学校参加武斗的人，一定都是那些团、四两派中派性观点最极端的铁杆分子。事实不是这样，至少就我所知道的四一四方，不是这样。事实是，四一四派内部还分成几派，其中原属天安门纵队的三七战团是它的鸽派。沈如槐的文革回忆录就认为，天安门纵队的领导人是较得人心的“谦谦君子”。他们是一些颇具资格的平民造反派，观点温和，很有文采和口才。他们中的孙怒涛、汲鹏和王良生是被蒯大富列入530革委会名单的，但孙怒涛和汲鹏不满蒯大富的极左做法，放弃官位，毅然同蒯大富决裂。本书有很多处提到汲鹏，他是四一四方武斗中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沈如槐在他的著作中还曾指出：清华百日武斗中，四一四方武斗的中坚，特别是各系、各战区级的武斗指挥官，临危受命的，基本是三七战团的“谦谦君子”。像唐金鹤这样，连温和观点的天安门纵队都没有参加，那就是更加中间的温和派了。他们一向不想武斗，抵制武斗。但是，武斗战火烧起来后，他们留在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学校里。而唐金鹤，那是离开了以后，又回来的。这个现象说明什么？它说明，不能简单地将清华武斗全部看成是两派政治观点之争，它其中的一部分是道义之争。这一部分人参加武斗的主要思想趋动力，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而是侠义、仁爱等等传统的中华道德文化。
当然，清华学生不是金庸笔下的侠客。他们是当代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从唐金鹤搜集到的数据可以看到：清华武斗中出生入死、负伤流血的这些人，在改革开放后，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真才实学，大部分人做到事业有成，他们中有的是博士，有的是教授，还有人在科技领域作出了杰出的社会贡献。在文化革命中特定历史环境中，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精英，参加武斗是他们自己认为最应当的选择。
从本书中，人们可以看出，文化革命中的这场武斗召唤出人类灵魂深处最丑恶的部分，也召唤出最高尚的部分。简直可以说，这是天使和魔鬼的共舞。但是，看了书中的事例，读者千万别以为四一四就是天使，团派都是魔鬼。事实绝非如此。其实，每个人的灵魂中都有凶恶和善良，每个派别组织中都有天使和魔鬼。目前有人已经写文章揭示，四一四派也有非法关押无辜群众的，也有虐待俘虏打人的。最近，团派头头陈继芳同学在谈到反思文革时说，妖魔化对方就是妖魔化自己。她说得不无道理。如果有人借反思文革的名义，有意捏造事实而妖魔化对方，那当然是绝对错误的。汲鹏曾给我说过这样的话：四一四和团派其实是一对双生兄弟，团派犯过所有错误，四一四几乎全都犯过。比如，团派关押了罗征启老师，四一四也关押了陶森老师，人心都是肉长的，他们受到的身体摧残和心灵的创伤，那都是一样的呀！对他们，现在我们的心里都是深深的懊悔和内疚。
唐金鹤不是不想公正，只是囿于个人经历，她没有能够看到并写出事件的另外一面。我想，如果团派同学也写出一本回忆清华武斗的著作，他们中必定也会有不少救死扶伤、见义勇为的动人故事。我还认为，即便是那些在武斗中作出错误行为的同学，也绝不是天生的坏人。他们的一些残暴行动，乃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被教唆、被诱导出来的。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本来也是十分优秀的人才。本书讲到在清华有过一个从活人口中拔牙的残暴事件，对此，汲鹏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那个在活人口中拔牙的同学，事后受到公众的谴责，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牙科大夫”。汲鹏一次见到他，开玩笑地给他打招呼：“牙科大夫来了。”那知这位同学听到后，很诚恳又不无诙谐地调侃自己说：“我不做牙科大夫了，我现在改行学针炙了。”汲鹏后来了解到，这位同学确实业余学会了针炙，免费为不少人解除了病痛。就是蒯大富本人在武斗中，同样有着善良不忍之心。他在深圳同唐金鹤谈到谢晋澄之死时，我就坐在旁边。我看到他说起这段往事，声音哽咽，沉痛之情溢于言表。如果谢晋澄刚死的武斗初期，蒯大富就能将这份善良不忍之心萌发扩大，以此心此理来处理武斗中的团、四两派的矛盾，那末，清华武斗的许多悲剧恐怕也是可以避免的了。
但是，我不想说，在清华武斗中团派和四一四派犯了同样程度的错误，你错我错大家错，没有什么差别。这种差别是客观存在的，早在工宣队时期，有关部门就已经查明：最先策划挑起武斗的，是团派一方；发动530大战的，是团派一方；几起恶性事故，将人活活毒打致死的，是团派一方；放火焚烧东区浴室和科学馆顶楼的，是团派一方；开枪打死同学的，是团派一方；七二七那天，打死打伤多名来校阻止武斗的工人群众的，还是团派一方。在文革中和文革后，受到法律惩处和政治处理的人数，团派方确实比四一四方要多得很多。这些早已成了不争的事实。
有意思的是，这些不争的事实，却在文革研究专家中间引发了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两个学生群众组织的行为差别到底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难道真的老四比较善良，恶人都跑到老团那里去了？
对这个问题，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有一种解释是组织成员决定论。有些研究人员运用毛泽东阶级分析的方法，将两派群众的家庭成分、党团员人数等等一一进行对比，试图从统计百分比中找出答案。他们甚至将某些武斗打死人的现象说成是坏人进行阶级报复。团派同学叶志江在他的《我所经历的清华百日大武斗》一文中，谈到团派观点的教师群众组织“红教联”时，说“就是我这种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也一直以为‘红教联’的成员中有很多坏人”。在谈到武斗中开枪打死杨树立的赵德胜时，他说：“听说，赵的父亲或别的什么亲人被共产党镇压了，赵是怀着对共产党的仇恨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而且他也相信了“赵德胜的心灵深处怀有仇恨。否则，我难以理解赵德胜何以有勇气扣下扳机。”可见叶志江基本上是倾向于这一种解释的。还有一种解释是政治观点决定论。他们认为，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本性就是走极端、排除异己，是邪恶的。团派受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蛊惑比四一四深，所以在文革中做的坏事也就比四一四更多。本书末尾，唐金鹤引用了四一四头头孙怒涛同学的一封信，他的论述大概就属这种解释。
应该说，这两种解释都有它们一定的道理。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认为，团派在武斗中过失较多，其主要原因不在群众，而在头头。同学中分派站队，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两派群众的人品和能力，基本一样，至少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虽然总体上，团派的造反精神比四一四强，具体到个人，其实，大多数团派同学比四一四的同学更听话，更顺从，甚至更怕事。因为文革已经进行了两年，每一个人都能看得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是支持蒯大富的。选择参加团派，这是跟形势，随大流；选择参加四一四，反倒需要一点反潮流精神，多少有点要与中央文革别着劲干的意思。团派头头在武斗中出错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准了自已的政治观点符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意图，他们吃准了毛泽东在内心是支持他们的。正因为这样，他们有恃无恐，头脑发胀，有点肆无忌惮，做事失去了基本的分寸。
沈如槐在看了毛泽东728召见的讲话后，在他的书中说：“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毛主席把蒯大富看成是自家的好孩子，犯了点错误，上帝原谅他们；而414则是一群异己分子。”其实呢，不如打个更形象的比喻：在毛主席眼中，蒯大富和四一四都是自己家的孩子，只是蒯大富是亲生的，四一四则是前娘生的，手掌手背的肉不一样疼，偏心肯定是有的。两个儿子都喊娘，争着表示自己最有孝心，其实谁得宠谁不得宠，他们各自心里早就体会得明镜似的。小哥俩一见面就吵，终于打起架来。当娘的喝令几次都息不下来，干脆放话不管你们了，任你们两个小孩子自己打去吧，看你们能闹到什么田地才罢手。两个孩子越打越厉害，娘在一边坐着，说是赌气不管，心里却是巴不得自己的亲生儿早点能够打赢。蒯大富动刀子出狠招，她半闭眼晴看不见。她的全副眼神盯着四一四，一旦四一四使出什么伤人的打法来，她就会立即变脸，对他实施最严厉的惩罚。这种态势，蒯大富清楚，四一四头头清楚，在旁边作势劝架的管家谢富治的心里也是清清楚楚。蒯大富有恃无恐，大开杀戒；四一四顾忌重重，缩手缩脚，当然就只能多吃些亏了。四一四头头不是没本事打，也不是生性善良不忍心打，实在是在偏心后娘的眼皮下，不敢放开手脚来打。这就叫“不得宠的孩子有眼色”。也幸亏他们有眼色，在这样疯狂险恶的环境下少犯了好些更严重的错误，正如四一四头头蒋南峰在本书中所说的：四一四能够全身而退，简直是一个奇迹。蒯大富呢，他错以为只要靠到一个娘，天底下杀人放火的事都可以干，竟然将家里特地请来拉架的叔叔伯伯都打死打伤一大片，这叫做“宠坏了的孩子惹大祸”。到了这种地步，已是天理不容，天底下没有任何人护得住你、救得了你了。
上面我把毛泽东比作偏心的后娘，可能有点失敬。其实，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有他自己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主张。对符合他政治主张的群众组织，他当然要爱护；对不符合他政治主张的群众组织，他也当然要反对。这是很正常的态度。对这一点，他是公开明示了的，并不掩瞒。在蒯大富闯下了大祸的时候，他还是坚持说，他站在蒯大富一边，不喜欢那个四一四。这也应该说是一种光明磊落的风度。还有，尽管他很不喜欢四一四，至少在大面上，还是给了团、四两派一个平等的测验机会：没有把“制止武斗的工人队伍是他亲自派的”这个信息，单方面通知蒯大富。尽管测验的结果，十分的不如他的心愿，他一再遗憾地责怪蒯大富太蠢，为什么四一四不开枪，偏偏你蒯大富开了枪呢！这真是恨铁不成钢的一片护犊之心呢！现在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写文章埋怨蒯大富在727的作为，坏了全国造反派的大事；还有人说，毛泽东没有把派队伍制止武斗的消息私下通知蒯大富，是故意诱使蒯大富犯错误，是有意要收拾造反派；还有一位团派同学竟然说，727是毛泽东自导自演，演砸了锅的一场戏，等等。我觉得，他们这样的一些说法，对毛泽东实在是太不厚道了。
以老祖母的价值观复原评论清华武斗的基准
对清华武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四十年来，中外学术界有好几种不同的评价。同是政治评论家，写《百日武斗》的韩丁和写《一叶知秋》的唐少杰，两个人的看法，就很不一样。这不仅因为写作年代不同，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究其内里，他们两个人的政治理论和政治标准也是很不一样的。在我们这些老百姓眼里，政治评论这一套东西实在太玄妙，同一件事，你说“好得很”，可以写出大篇文章来；他说“糟得很”，也可以写出大篇文章来。这里头，怎么没有一个统一的评论基准呢？
唐金鹤不是一个政治评论家。看她所写的文章，不少读者可能会有一个共同的印象：这是一个不怎么过问政治的人。唐金鹤一向对政治不感兴趣，这是事实，但这并不等于她没有自己的政治观点。现在她有两个儿子，四个孙子，是一位典型的老祖母了。古今中外的老祖母，都有老祖母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她们对政治的看法往往是既幼稚，又固执，唠唠叨叨，却常常能把那些伟大政治家呛得一楞一楞的，实在拿她们没办法。她们的价值观说起来很简单：你们那些政治理论一套一套的俺们弄不明白，俺就是一句话，杀人放火的事肯定是错误的！
在美国，民间有个特别的反战组织，叫作“老祖母和平旅”(Granny Peace Brigade)。只有当上祖母的人，才能参加这个组织。一两年前，这些老太太反对小布什政府侵略伊拉克，活动十分活跃。她们或静坐、或示威，还编了许多反战歌曲，一路游行一路唱。更有绝的，她们集体占领征兵站，说是宁愿自己代替她们的孙子去当兵。小布什政府被弄得哭笑不得、恼羞成怒，还真下手抓过她们中的一两个人。这一下，更犯了众怒，连老布什的夫人都不干了，因为她也是老祖母。小布什没奈何，只好赶紧放人。“老祖母和平旅”的政治主张，也是极其简单：那怕你小布什的侵略理论说破天去，反正打仗杀人的事情就是要不得！
唐金鹤对清华武斗的评判标准，同“老祖母和平旅”对伊拉克战争的评判标准，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简单地说就是：“人性为本”的标准。这个标准，简明地说出了人类政治最原始的真理。正因为它原始，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用这种老祖母价值观，来复原我们对历史重大事件进行评论的基准，当然也应该用来复原对清华百日武斗，乃至对整个中国文化大革命进行评论的基准。
老祖母的价值观，并不是真的只是老祖母才有的专有品。其实，在人民群众中间，无论男女老少，持有这种价值观的人为数甚多，而且越来越多。我们这些当年清华百日武斗的参加者，经过四十年的社会磨练，现在大多数人也都基本认同了“人性为本”的标准。唐金鹤在书中引用了但燊同学的一段话：“人性是一个社会的根本，国家大政方针的根本。心地善良是做人的根本。社会要以人为本，人要以善为本。”他的话，说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今天我们回顾清华武斗，和反思文革的目的，就是力图尝试运用这种“人性为本”的基准，来重新认识和评价我们自己的这段历史。
我这里只是说，我们在“尝试”以“人性为本”的基准来对清华武斗和文化革命进行历史评论。我并没有说，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用这种基准来评论这段历史了。用“人性为本”基准来评论历史，看起来很简单，而且好像己经是大家的共识。其实远非如此，在对历史事件进行评论这个问题上，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几乎从来不用“人性为本”的基准，他们用的是另外一些基准。那是些什么基准呢？他们的基准各式各样，有的是意识形态，有的是政治集团的利益，还有的是本民族的经济利益。他们往往认为，一个历史事件，只要它是为了达到这些目标的，那么，做一些违反人性的举动，那就是可以理解的，或者是应该肯定的。有些重大历史事件，杀了几万、几十万人，并不妨碍它们得到大多数历史学家的正面评价。比如在中国，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对一些人进行镇压和打击，一向被认为是正确的；在美国，为了推进民主自由的制度，发动战争，屠杀别国人民，许多政治家认为也是应该的。为了同“人性为本”的历史评价基准相区别，我暂且将他们这些各不相同的基准，起个简化了的名词，叫做“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主流学术界和话语界，评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所用的仍然是“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而不是什么“人性为本”的基准。
本书“清华园里血斑斑”一章中，一开头举的就是罗征启老师的例子。书中记录了罗征启老师遭到两次残酷的人身迫害的经过，一次在1966年的824事件中，一次在1968年的武斗期间。这两次迫害的手段都是极为残暴，令人发指。对清华文革历史略有了解的人们知道，824的恐怖事件不是蒯大富干的，而是一些拥护将蒯大富打成反革命的刘少奇工作组的高干子弟干的。对罗老师进行第二次迫害的清华武斗，现在的主流史学界基本持否定态度，其施暴的凶手，也己经基本得到惩戒。罗老师对在这次迫害中对他的弟弟之死负有责任的孙耘同学表示宽恕，受到大家的交口赞扬。但是，对罗老师进行第一次迫害的824事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主流的历史学家对它表过态，其组织者和施暴的凶手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罚，其中有的人还官运亨通，身居高位。不要说罗老师没有机会对这个事件的责任者表示宽恕，他们中有人甚至在文革后对罗老师又进行第三次的迫害，他们至今对罗老师却是毫无宽恕之意。我们这些老百姓用“人性为本”的基准来评论，可能认为这样处理既不应该，也不公正。但是主流学界用的是“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他们就认为很应该，也很公正。因为他们看来，824的红色恐怖是保护刘少奇，政治目的完全正确。既然是你毛泽东提出来要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那么把像罗老师这样中下层党员干部、小当权派抛出来痛打，这个历史责任就应该算在毛泽东的账上。当时痛打像罗老师这样中下层党员干部，是政治策略的需要，这样做的人不但无过，而且有功。在以“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下，他们的理由确实也很充分。
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中“破四旧”、打砸抢，打出人命的，现在春风得意的人，为数还少吗？民愤最大的“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的始作俑者，老百姓想得到他在文革后当了多大官吗？所以说，以“人性为本”的基准来复原文革中的历史事实，并不这么简单。要复原文革中的恶性历史事件，顺着主流学界的声势，批批清华百日武斗中的残暴行为，那是远远不够的。
我决不是说，清华百日武斗这样的文革恶性事件不该揭露、不该反思。相反，我深深感到，现在揭露得还太不全面，反思得还太肤浅。不过，我对揭露和反思文革这件事，同主流学界的想法略有不同。他们揭露也好，反思也好，主要目的是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我的目的，主要是想从中找出文化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
毋庸讳言，作为一个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校的清华学生，文革初期我也曾经狂热地拥护过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当然，我们理解的是正面宣传的理论，觉得社会主义制度下确实存在许多不公正的现象，确实有一些党内的当权派仗势欺压老百姓；群众用大民主的方式揭露他们，监督他们，是完全应该的。今天有的同学还记得，我当时曾在黑板上写了一首诗：“生逢时，死无怨。少年立志，赤化乾坤，誓将碧血荐。”但是很快，我失望地看到，那些高呼文革口号的红卫兵，以灭绝人性的手段，做尽人间坏事。我感慨万千地又在黑板上写了一句绕口令似的感言：“用文化大革命中应该清除的东西，拿到文化大革命中来左右文化大革命，是一定会断送文化大革命的”。
我对蒯大富他们这样的平民造反派曾一度抱有好感，对他们某些观点也并不十分排斥。但很快我又发现，他们得势之后，整起人来也是灭绝人性，同以前压迫他们的那些高干子女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我对文革理论产生怀疑，从消极抵制，逐惭发展到坚决反对。我对团、四两派的极端理论都深感厌倦，长时间中整天沉浸在书籍堆里，试图从马列原著和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思想中寻找答案。在清华武斗中，我这个文弱书生，竟以一个普通士卒的身份，留在学校同蒯大富的团派势力作殊死抗争。530以后，形势变得十分严峻，留在学校里的人都有一种随时面临死亡的感觉。我曾向汲鹏提出过一个要求：如果哪一天我真的死了，这是我自愿的，只是要求，千万不要在悼词中说我是保卫毛泽东革命路线而死的红卫兵或者烈士之类的话。那时，我最反感的就是这种话。
文革中，我同广大民众一样，对“四人帮”和造反派最痛恨、最反感的，是他们那些丧尽天良的整人手段，也就是说，我们是以“人性为本”的基准来反对他们的。在武斗中，眼睁睁地看到身边同学一个个的死去，我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呼喊：在堂堂中国首都，为什么会这样没有王法？这样公然杀人放火的事情，最高领导为什么不出面喝令制止？这种徒呼奈何的愤懑之情，郁结于心，至今末能消散。
“四人帮”对立面的政治力量，开始时也曾发动人民群众以“人性为本”的基准打倒他们。但是，这种政治力量取胜之后，很快收起“人性为本”的基准，在不知不觉中换上了以“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蒯大富领导的武斗打死这么多人，后来把他判刑关牢的主要罪行并不及此，而是“投靠四人帮，打倒刘少奇，颠复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文革以后，当时群众揭发出来的干部腐败行为的种种事实，统统成了造反派无中生有编造出来的不实之词，一风吹掉。经过文革的风浪重新掌权的党内当权派，将人民运用民主监督的权利，视为文革余毒，理所当然地给予取缔和打击。正因为这样，现在，党政官员的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已经成了中国政界的痼疾。人民群众的不满之声，不绝于耳。
发生在中国的种种现实，促使我对文革在经过反思以后，又进行了再次的反思：现在被批得臭不可闻的文革理论，是不是也会有可能存在着某种合理的内核呢？记得文革初起时，美国记者找到当时居住香港的张国焘进行采访。张国焘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主要是追求他心中的社会平等。作为毛泽东长年的同志和政敌，张国焘对毛泽东的这种理解，对我们今天追索文革历史教训，有着特殊的意义。连张国焘都承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部分是为了他的理想。这种理想的平等诉求，有它合理的一面。但是，任何理想，如果只有凭借违反人性的残暴手段才能实现的话，这种理想本身也是邪恶而不可取的。
这里又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社会平等的理想和违反人性的残暴手段，这两者之间，难道就必定是互相关联而不可分割的吗？
现在的文革研究者，对一度掌权的造反派往往抱有成见，认为他们都是些贪污腐化的痞子。事实不完全如此，有些掌了权的造反派，在经济上，与改革开放后的许多当权派相比，实在是要清廉得很多。据我所知，即使在清华武斗这样的混乱情势下，负责学生助学金发放的团派人士，一直忠于责守，账目清楚，做到了一钱不沾。掌管团派“井冈山报”收入财务的人员，也真正做到廉洁奉公。工宣队进校后，对他的账目进行审计核查时发现，一份份井冈山报所卖的收入，全然入账无误，所差的几万人民币，乃是经蒯大富批准，用于资助武斗中负伤残疾的同学。最后，在工宣队的监视下，这个团派人士到负伤同学的家里取回这笔差额现款，他流着眼泪却把自己身上的钱，全部掏出来，放在这个困难同学的家里。
我们不能因为文革中追求的某种理想，而原谅、容忍、甚至肯定那些丧失人性的残暴行为。同样，我也不认为，由于充满了丧失人性的残暴行为，文革中所提倡的一切东西就必定都是错误的了。难道，为了彻底否定文革，文革中所极力反对的党政干部特权、贫富两极分化、道德败坏和贪污腐化等等社会丑恶现象，就能统统变成合理、合法了吗？
我在再反思中还是坚持认为，文革中那些灭绝人性的理论和做法，毫无疑问，是百分之一百完全错误的。正是这些百分之百错误的、灭绝人性的理论和做法，使文革丧尽了民心，遭到人民的唾弃。而我耽心的是，人民群众这种唾弃，在某些政治利益阶层的导引下，连将文革理论中可能存在的那点合理内核，也一并全部唾弃掉了。
唐金鹤著《倒下的英才》，香港：科华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11月初版。
《倒下的英才》作者序
唐金鹤
《倒下的英才》这本书分为上、下两大部分：上部记录了文化革命中清华园内的点点滴滴；下部则是我自己在清华百日武斗中的亲身经历。这是一本集体的回忆，我只是被大家推到前台的第一执笔者。
这是一段40年前的历史。我们写这本书，是试图为这段历史提供一些真实的场景与细节。历史不是靠想象得出来的。没有历史的场景与细节，就没有历史的实感。而没有实感的历史，就只剩下了一些概念与口号。如果只根据这些概念与口号，那就无从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更谈不到反思。
这里记录下来的是清华园里一些人的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很多人都向我们表示，不要再提那一段时间，忘记它。他们说：本来已经结疤的伤口，为什么要揭开，让伤口再滴血呢？揭开这些伤疤我们也是非常痛苦的。我们只希望告诉后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园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的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未必能全面反映当时的历史，但记录下来就是对历史的补充或注释，是对历史和我们自己负责，也是对那些不幸丧生的人们负责。我们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考虑到多种因素，文中一些人的名字被隐去了，但这不影响文章的真实性。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保证本书描述的数据属实。书中所涉及的事件，或由当事人本人执笔；或经过当事人的审阅与认可；或在多个当事人之间，互相印证、互相切磋、去伪存真。
清华园太大了。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每个事件发生的环境与其来龙去脉，文中配合叙述，提供了相关的1968年的清华大学校园计算机复原立体图。这些立体图是由建九班（1969年毕业）的肖春涛学友，根据1986年的清华大学平面图修改，绘制而成的。画家温毅明先生为本书作画。
清华的百日武斗已经过去40多年了。当年使两派同学慷慨激昂、以致执戈相向的派性情绪早已烟消云散了。现在，经常可以见到当年的两派同学坐在一起，谈古论今；真可谓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但在本文的叙述中，当年的派性的口号、派性的语言俯拾皆是。清华园里短短的这段历史，就是两派相争的历史。回避当时的派性，删除派性的语言，就无法真实地再现当时的那段历史。在这本书中，我们绝对不想抬高某一派，或贬低某一派。现在我们认为清华的两派，老团和老四，是一对同根的兄弟，他们都是那个疯狂时代的受害者。
有人提出：我们现在回顾历史，就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要不带派性、客观地、没有感情色彩地来叙述当时的历史。我们完全同意这个观点；我们也尽力屏除派性，尽量客观地展现那段历史。但是我们觉得，只有上帝才能够完全做得到这点。上帝高高在上，俯视人间，只有他才能够不偏不倚地评说人间万事百态。而我们是一介凡人，又是亲历者，我们的叙述，难免带有当时的立场、观点，难免流露当时的情绪、感情。我们这样写只是为了再现历史。
《倒下的英才》从初稿到如今，写了又改，改了又写，有一些部分前后改写十几次，不觉间四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百日武斗时一个个的情景，一次又一次地在我面前映现。特别是许恭生、朱玉生、孙华栋……这些本来可以成长起来的英才，却一个个无辜地倒下了；他们的影像，在我的脑中越刻越深。别人是在笔尖上沾上了墨水来写字，而我，经常在眼里浸满着悲伤的泪水，在心里流淌着痛苦的鲜血；我是在泪水和血水中，写下了这里的一个个文字。这四年的时间对我是一种痛苦的煎熬。多少次我想放弃，我想停笔，不干了。但是我周围的一帮学友，他们总是在激励我，监督我，要我咬紧牙关写下去。我们希望，这段历史不因我们这些亲历者老去而被湮没，也不因我们这些亲历者的沉默而被扭曲。我们的同学陆小宝说过，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后的责任”；我们记录下清华文革中的这段历史，是为了思考这段历史，从中吸取教训。
在本书最后的“反思”中，我们谈了一些认识。这些认识太粗浅了，我们抛出来的连砖头都不是，只能叫抛‘泥坯’引玉吧。
为了纪念当年清华园内不幸丧生的人们，我将这本书命名为《倒下的英才》。
愿清华园里那些倒下的英才们安息吧！
2009年仲夏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