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研究：在理论与现实间保持张力

——访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周振华研究员
日期：2010-11-15 作者：田晓玲 来源：文汇报


本报记者  田晓玲
今年是上海市经济学会成立60周年。6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经济成就举世瞩目。经济学研究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经济发展又对经济学研究有哪些影响？记者就此专访了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研究员。
经济体制变革为经济学家提供了最广阔的舞台
文汇报：上海经济学会成立有60年了，过去60年也是中国经历翻天覆地变化的时代。在您看来，这种变化对经济学会的影响表现在哪里？
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是经济增长，更主要是前后两个30年经济运行的体制机制都有根本性变革。经济学将经济运行体制作为研究对象，势必也会带上很多时代的烙印，同时自身也在不断探索和发展之中。
改革开放前，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更多的是依据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所谓规律和分析工具来从事经济研究的，但是，上海经济学会的老专家还是本着科学精神探索经济发展规律。在这方面，突出的是上海经济学会的第一任会长马寅初先生对经济和人口关系的研究，他明确强调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这和当时主流观点很不同。历史最后证明，马老的人口理论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又比如，当时非常注重生产力理论研究的张薰华教授，观点也和主流不一样。那时主要都是谈生产关系，经济学研究带有上层建筑的色彩，比较忽视生产力自身的发展规律，所以产生了“大跃进”等不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政策。但是上海经济学会的一些老专家还是能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和方法，结合经济运行实际状况来研究。可以说，在传统体制下，经济学会的研究者们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经济学会恢复后，学会的专家们非常活跃，重点在解放思想、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方面，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比如蒋学模教授的《政治经济学》、雍文远研究员的《必要产品论》获得第一届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这些研究为后来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了很多铺垫与准备，也推动了经济学研究从传统范式逐步转向市场经济理论。上世纪90年代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有制的有机结合问题上，上海经济学会又做了大量研究和探讨，比较突出的是前任会长袁恩桢研究员，较早考察了“温州模式”，以实际案例推进了理论研究。
上海经济学会的经济理论研究始终是伴随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转变在不断推进的。进入新世纪，经济学会更注重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提炼。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后，经济学会在把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结合起来加以研究上做了不少工作。
文汇报：根据您的观察，过去60年，经济学家群体在整个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答：传统体制下，经济学家在社会上没有太大声音，也没有发言权，很难在公开场合发表自己的见解，大部分是对既定政策的解读。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不大，在经济工作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大。
改革开放后，政府和社会都开始重视经济学家了，把他们推到第一线。经济改革最早从农村开始，后来拓展到城市，从价格改革到人事制度改革，从价格双轨制走向并轨、各种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在整个过程中，经济学家起到了先驱的作用，很多思想和政策建议，都是由经济学家首先提出来的。今天，经济学家曝光率高，社会影响力大，这同整个经济体制的变革是联系在一起的，变革为经济学家提供了最广阔、最大的舞台。
理论的生命在于超前预测能力
文汇报：处理好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在经济学那里似乎显得尤为重要。在您看来，经济学理论到底是用来预测现实的，还是随现实的改变而改变？
答：理论总是晦涩的。经济学理论不可能脱离历史背景；理论研究的对象肯定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经济学家要探索其中的规律。但是，理论的生命又在于它具有超前预测力量，虽然研究对象是处于特定历史时期，但是理论可以推测未来的经济运行。很多研究，包括马寅初先生当年提出的人口论，就预见了今后人口对经济的影响。这次金融危机前，我们的学者已经在分析全球的“恐怖平衡”，认为一旦打破平衡，就会引起世界经济的大震荡，2008年下半年就出现了这一情况；2009年，上海经济学会对中国经济形势做分析，就已经预测世界经济复苏将是缓慢、困难的，今年的情况也证实了这种分析。
文汇报：经济学理论往往包含了很多理论假定，它又是如何来处理现实的？
答：经济学研究从马克思开始，都有很多假定；西方经济学也是这样，在模型里设定一些变量。问题在于，经济学同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不一样，因为经济活动是由人参与的，变量的选择有很大难度，很多变量无法精确地定量化。比如经济学原来假定信息是对称的，现在发现信息不对称了，金融危机则衍生出一个判断：信息不对称主要不是因为信息透明度不够，而是人们的预期无法预测。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各种各样，要通过各种方法的互相印证，或者通过不同方法研究出对立的结论，分析判断哪种结论更贴近现实。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过于强调计量和建立模型，存在数学化倾向。经济学作为同人相关的科学，是没法在实验室里进行检验的，研究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会对结果产生影响。比如，美国很多议员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因为人民币低估，我们的观察则认为危机是因为美国经济中的泡沫太多了。所以，经济学固然是理性思考，但经济学研究不可能排斥研究者的立场。另一方面，经济学研究并不只是纯理性的思考和推论就可做出判断的，有时要靠经济学家本身的感觉，这种感觉是长期积累起来的，包括知识积累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感受。
经济学的中国学派远未成型
文汇报：就中国的经济学而言，很多理论是从西方引进的，您怎么看经济学的中国化以及中国学派的构建？
答：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后，引进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在引进过程中不断加以运用，不断加以中国化。比如，“三次产业”概念以前没有，国民经济的原有核算体系中只有工业、农业、商业和交通；又比如，1980年代经济结构大调整，西方关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理论，和中国现实差距很大，在中国没法运用。按照西方的产业结构理论，产业发展转换一般是从农业到工业，工业则是从轻工业为主到基础工业、重工业，再到后工业时代以服务业为主。但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已经超越了两个阶段，直接从农业发展到重化工业，轻工业比重一直很低，基础工业也缺少。并且，中国的二元结构在1980年代要比其他国家严重，虽然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农业部门却仍旧落后，部门之间的差距也很大。此外，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交互在一起、互相促进的，我们在传统体制下城市化却严重滞后，带来的二元结构性质同发展经济学所分析的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有很大区别。显然，西方产业结构理论要拿来分析中国问题，就要中国化。
关于中国学派，现在为止还远远没有成型。我们这代人，包括老一代经济学家，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是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转型。社会经济变动非常大，是没法形成一个学派的。我们面对的是转型，是经济体制机制的大变革。包括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研究，到目前为止，我感觉模式还未成型，因为中国今后20年还要经历大发展，同时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上升，很多变量都会发生重大和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现在只能做积累，为后代最后形成中国学派，形成相对稳定、全面、完整的理论做准备。
文汇报：中国经济学人何时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话题，近些年来屡屡被提起。您是怎么看这一问题的？
答：诺贝尔经济学奖比较注重解决现实问题，诺奖获得者对现实经济运行问题的解决都有重大贡献。也许他们当时提出那些理论的时候相关问题还没有出现，但是那些理论对后来出现的经济问题是很好的解释。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中国经济取得成功，中国的经济学家离诺奖就不远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中国经济学家来说，不仅要解释中国经济为什么成功，更要从中国经济转型成功中，总结出哪些方法论是西方经济学所忽视的，是没有作为主要变量去构建模型的。比如，西方经济模型中基本上没有地方政府这一变量，而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忽视了地方政府这一变量，很多问题就讲不清楚。中国经济学家如果能做这些研究，至少就是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