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的写作（石康）

中国作家的写作
我相信，每个人知道的那一点事儿，特别是他们的思想，随便写上一小段文章也就写完了——若是出个题目，叫做《我的世界观》，叫中国作家们作一作文，那么估计他们平均每人写上几百字也就没什么可写的了，若是我替他们把那些诸如“人生是痛苦的，社会是黑暗的，生活是残酷的”之类人所共知的母题套话先写完，并且规定说，他们不许再写一遍，那么我相信，他们能写下的东西几乎就没有了——你可知在他们笔下能否具有创见？
结论是，作家最好去读。
一个可能具备创见的作家则必须去读，作家并不以分析见长，他们一般很少具有拿得出手的观点，但他们又要去写，那么他们写什么呢？
答案是一些千篇一律的故事。
是的，是故事。
我们对于故事的观念，是五百年欧美作者的观念，有关故事的观念与形式，并没有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我们的作家所能拥有的信息，与五百年的作家基本雷同，而我们天天在谈的人性，一直在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而且似乎全世界并没有一种普遍的人性，我们必须承认，现代人的人性已与五百年前人的人性有所不同，全因人类对于环境与自身的理解都发生了变化，人类自身也发生了变化。
并不是因为我们拥有很好的想象力，使我们的故事得以旧酒新瓶，得以延续，反倒是社会的变化催促我们不得不谈一些我们眼前发生的新的事情。
我们的作家总想绕过写作中最基本的一关，那就是个人智力，事实上，若没有后天对于智力的艰苦训练，我们只好在八卦写作中进行，那些八卦是一些很好的街头段子，一些零碎的口头文学，一些陈旧的观念，而我们却无法通过口头文学为社会提供深刻而长远的启示。
在中国作家笔下，人物总是低智力的，因作者便是低智力的，作家笔下的人物也多半是穷困无知的，因在中国，只有穷困无知的人才去从事写作，那么你会猜想，中国小说中定会展示出丰富多彩的穷人生活，答案仍是错的，中国小说中的穷人被写得犹如圣人，他们理直气壮地出生，上学，结婚，生子，失去工作，死去，他们就像必须如此一样，其实除死以外，每一件事情上都是可以选择的。
在中国小说中，人物极少有别人难以理解的私人爱好，若是男人，必爱很多女人，特别是漂亮女人，若是女人，必爱男人，特别是对女人好的有权有势男人或后裔，中国人一般不去欣赏别人才能或才智，而是与别人去攀比，即使没得可比也要硬比，如此，我们发现我们小说中的人物可比的就剩下一两件儿了，那是权势与富贵，我们的作家一般会为一个人从无权势到有权势再到无权势而感叹，我们也为那些从来就没有过权势的人而感叹，除此之外，我们就难看到更多的内容了。
然而我们谁都知道，权势与富贵是非常表面化的，人们的内心与思想才是丰富的，人们在生活中所获得的专业知识也是丰富的，然而这些知识似乎并不让作家们感兴趣，全因作家本身在上面几个方面都是贫乏的，他们不可能依此进行创作。
结果很不幸，作家们因无新东西向社会提供，无法触动读者们的内心，他们渐渐成为一些社会的多余人，社会对他们的创作缺乏兴趣，最终，作为一种对社会讲话的职业，作家们得不到关注，渐渐地随波逐流，自生自灭。
在当代中国，文学类作家与流行类作家的界限正在消失，作家写作品只是为了好读与赢利，除自己以外，他们并不关心别人，若非说是关心，他们只关心他们与他们想法相同的人，我们的出版社并不支持有质量的作家，我们的读者更不支持，他们一个生产，一个消费，结果是，我们很难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一样去欣赏小说，而只是从作品中得到娱乐，在我们的时代，英国儿童作家卡罗琳最为成功，她夺得巨大的市场份额，然而她的小说在我眼里并不具备多少文学性。也可以这么说，文学性在当代作品中并不重要，它属于传统，现在过时了——真的是这样吗？
在两千年前，原始宗教为社会文化框架制定了尺度，东方的佛陀的无我倾向于极小化，因极小而渗透到一切，而西方的上帝倾向于极大化，代表一种英雄都做不到的万能，这两个极端把人类精神推向纵深，人类是在宇宙视野里思考，使人类精神高飞于世俗生活之上。
而两千年后的民主时代的文化落了地，东西方文化在世俗化的平面方向找到了共识，这种文化非常现实主义，它落地的地方也很容易令人理解，那就是与数量尺寸挂上了钩儿，里面的潜规则是，凡多凡大就是好，我发现，短篇小说市场几乎消失了，在画店，小幅画卖不出好价钱，我们的特征是工业化生产，也就是批量复制，我们的质量是用数量支持的，所有的投入产出都被会计核算所框定，我们的成功最终被统一成会计报表上的成功。
当一这潮流被推及文化生产后，我们的作家的理想便是成为销书大王，在中国，金庸与琼瑶写得最好，因他们最畅销，其实只是他们的书被使用得最多而已，我们的文化目标是为人民服务，更准确的说，是用一些方便实用的产品赚那些有消费能力的人的钱，这一方式最终确定了文化产品的生产方向。
人民是一个复数，并且是一个数量级很大的复数，我们的政治体制是大数政治，然而我们人人都知道，“为每一个人类服务”更合理，我们更加清楚，高质量服务多半是个性化的，因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
然而就在以上这种氛围中，中国小说基本上消失了，与小说一起消失的，还有中国现实的那些令人不堪面对的背面，它存在于那些时尚杂志漏掉的地方，我们的作家对于那些他们可以理解的痛苦，只使用愤怒、纠缠、抱怨、谩骂与诅咒，事实上，无论是读与写，全是发泄，我们缺乏建设性的与批评性的视点。
但我们的文学总还有一些东西，就如同倒掉垃圾后会在空中留下那么灰灰的一小团儿——叫做什么呢？我叫它们应用类小说吧。其中的成熟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话剧游戏，一书几吃，那么剩下的呢？或许只是一些不成熟的作品，它们至多可算是一种写作练习罢了。
然而就连这些练习也多半向着一个方向练习，即销量大的方向。标志便是，在小说中，普遍缺乏文学性，普遍缺乏生动的文学形象，作家们只是运用华丽无当的言辞写出好看离奇的故事，那种曾经出现在文学书中，充满语言本身所具有的戏剧性的段落消失了，那种准确而令人浮想连翩的描写也消失了，那些作品中所明确表达的独特思想不见了，我们读到的只是千篇一律故事，这使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读者无小说可读了，他们从经典小说中建立的个人阅读品味在当代小说中得不到丝毫的满足，他们还能干什么？
也许去看漫画与美剧吧。
从这里，你便可看到社会需要作家们去干些什么了——是为头顶的天空与天空之后的上帝吗？当然不是。是为那些消费者，他们被统计报表精确地定位了，作家创作的框架是如此的狭小局促，他们中最聪明最努力的人也只好从网上得到那些消费者的消费偏好信息，然后为他们而量身定制，而那些倾听后自己心灵后写作的作家，他们不得不成为日记作家，他们只能为自己而写。
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框架限制住了作家的灵感，并不是作家们全无灵感。
再也没有什么比历史更能限定作家的了，对此，作家们大概不得接受现实，就如同身为中国作家，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可让中国以外的读者感兴趣。中国现在正集中力量搞经济复兴，什么时候才能轮上文艺复兴呢？估计也要看社会需求，也许最近一两百年中国社会对文艺复兴都没什么需求，那么，成为作家就是入错行了，乱写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