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的抄与超

有一句老话将建筑形容为石头的史书,不知这是否从流传的角度而言。我非常尊重那些得以流传下来的建筑,在我看来,既然能够流传下来的,就是幸运的,就是宝贵的,但是,这并不一定就是说凡是能流传下来的就一定是当时最  好的建筑,就像在战场上安然无恙的人,未必就一定是英雄豪杰,其间,也不能不带有侥幸的宿命色彩。
流传的建筑其重要意义在于其经典性。能够成为经典的建筑,是需要时间考验的。有的经典建筑在开始建造的时候却并不怎么被看好,甚至会招致人们的讥笑或辱骂。但是,骂着骂着,不知怎么就被赞美起来了,而且,还会被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摹仿照抄或克隆。
如果我们历数一下,就会发现越是后来被人们看好,被一再复制或克隆的建筑,当初建造之时就越是不被看好,越是惹来了非议。比如,悉尼歌剧院,当时,著名建筑家沙里宁在众多设计方案中筛选时,为没有一个令他满意的方案而一筹莫展,实在没有办法,他才将已经被初选淘汰出局的方案翻找出来,重新挑,居然发现了一个草图。色彩鲜艳的效果图每每被人忽略,何况一幅出自无名鼠辈的草图呢!然而,大师级人物恰恰就能够独具慧眼,硬是从这张草图上看到了悉尼歌剧院的无尽的魅力。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个制作草图的天才年轻人名叫伍重。尽管他这张“异想天开”的草图,为结构建筑师在实际操作中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与苦恼,但毕竟建造出来了,从结构力学上说,那是一个奇迹。
事实上,数十年来,这个白鹤亮翅般的白帆组合,或者说这片神奇而圣洁的盛开的贝壳“组雕”,在蔚蓝海水的抚摸亲吻下,在难以数计的世界各地游人的簇拥崇尚之中,一直不失其娇嗔之气。它太受宠,也太娇媚了。到澳洲来,如果不到这里来留个影,无论怎么说都是遗憾。这个建筑已经成了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度的标志。
有意味的是,这个建筑的复制品却在我们这片土地上随处可见。不仅在某城市的广场上我见到过,而且,在一个县城的公路边我居然见到了“悉尼歌剧院”——加油站。那是一个比较粗糙的克隆版本。也许没有海水和游人的拥戴呵护,这白亮圣洁的鹤翅已被尘土蒙面,而地面上的油渍更让她失去了贞操。看上一眼,就不免为之痛心:就像心痛一只失落到愚昧者的枪口下的白天鹅。不过,我尽量善意地去揣摸设计者的意图,他是否要让人们加足了油,快些到悉尼看歌剧院呀?!
再看另外一处建筑:玻璃金字塔。这是出自贝聿明先生之手的作品。之所以做成玻璃的,是因为那里是卢浮宫的入口,走进去显得亮堂,最起码也是出自采光考虑。那么,将造型弄成埃及金字塔状,是为了什么呢?是出于对古建筑的足够尊敬还是为了封堵那些反对者之口?金字塔本来是安静肃穆的,在古埃及那个空旷的地方,大漠黄沙更衬出远古死亡的寂寞。把坟墓制作成金字塔型,是对于人类平淡空间的崇高叙述。而这种叙述越是在荒芜寂寞间就越是具有震撼力。然而,不幸的是,它一经贝先生之手,转制到了巴黎,便永远失去安宁。
贝先生这一作品当时就导致了许多人的反对,浪漫而保守的巴黎人认为他的这个玻璃匣子对于卢浮宫是不能容忍的轻浮,不伦不类。在巴黎城,一个建筑遭到反对并不一定是坏事。比如埃菲尔铁塔,就曾招致了巨大的持续性的反对。有人视它为怪物,认为伤风败俗。越是出新出格的东西就越是容易招致诋毁。正是在这种铺天盖地的诋毁声中,埃菲尔铁塔完成了自身的“造化”,成为整个巴黎城的标志性建筑。而贝先生的玻璃金字塔也正是在这种铺天盖地的非议诋毁之中,增加了巨大的知名度。
如今,全世界去卢浮宫的人完全接受了它,特别是当你从这个入口下去之后,你到了大厅正中,仰头往上一看,那一片玻璃的通透天窗,让你享受到来自天空的灵性的光照,有种通体的轻盈舒畅感。无论从欣赏性还是从功能性,我们都可以领略到贝聿明先生的智慧。
然而,可能令贝先生始料不及的是,他选择的玻璃材料还是太容易被污染,正所谓皎皎者易污。如果当他在我们的城市看到一处蒙满灰土脏兮兮的玻璃金字塔,是一个地下商场的杂乱入口时,他会是什么心情?如果当他看到一个垃圾箱是缩小的玻璃金字塔时,他又会作何感想?要是他有足够的幽默感的话,他可能会将此看作一个玩具。
将建筑赋予玩具,倒不失为一种智性。在维也纳看到的百水先生的“怪屋”便是一例。这个“怪屋”花花绿绿,远看就像一个涂料过多过浓的花被单,蒙盖在一个略微倾斜的山坡上。近看,从那些曲线的迂回中,不免找到了西班牙建筑大师高迪的神韵。高迪的格尔公园里的那些仿动物建筑,简直构成了一个妙不可言的童话世界。
当然,童话式建筑也是一派,早些年我就在一本建筑书上看到了“童话建筑”,那建的是一座桥梁,而整个造型便是一个巨大的卷叶虫,色彩造型颇具仿真质感,妙不可言。还有美国某座城市的火车站,像一个外星人,高大得不可一世地叉开双腿站立着。
再回来说百水先生的怪屋。它成了维也纳的一绝,成为外来游人必到的一处风景。其实,怪屋不怪,倒是去它的厕所有点怪,这个怪还是被女导游渲染的,她鼓动你到厕所去看看,她说得很含蓄,这便越发引起你的好奇,而我,真的走进去了,结果真正的怪并非与厕所建筑有关,而是怪在收费上:欧元五角,相当于人民币五元钱。你会核计:会不会给导游提成。
百水先生的建筑与高迪的建筑颇有相似之处,至少,应该算是摹仿吧。不过,我没有去查找他们的生卒年月,还说不准谁在先谁在后呢,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仍然认为百水先生的作品远不及高迪的怪诞。
说到高迪的建筑,我最早的接触还是来自我国的建筑师马国馨先生。他在1992年的时候到西班牙去参观体育建筑,那时候,我们要搞亚运村。马老师当时很是英气勃勃。他归来时,很富感染力地讲到他的西班牙之行。他讲到了马德里市中心的那个怪模怪样的教堂:圣家堂大教堂。那是八个形态怪异的塔的组合体,同时伸向天际。八个塔柱像山药沾了芝麻(这不是马老师之语)。马老师当时讲话也很富激情。我想,他是头一次去的西班牙,而我们头一次去那里一眼看到那样的怪异建筑,也一定会激动不已的。就是从那时候,我记住了高迪。
后来,看到了许多书上介绍的高迪的建筑,诸如米拉公寓、格尔公园等,再后来,也同样在我们的城市里见到过对于高迪建筑的摹仿或克隆。那种色彩曲线歪歪扭扭的,也陆续在高档小区的景观建筑,或一些现代公园里很花哨地出现了。不过,米拉公寓那种如同人的腿骨拼接的柱式,我倒是不曾看到过克隆。
建筑有其文化传承性,而今天的世界,建筑师们等于处在同一个平台上。受外国建筑师影响或受外国建筑文化薰陶的中国建筑师,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因为中国的开放,不仅大量的西方建筑文化涌入,大量的外国建筑师也在中国找到了用武之地,从而将他们的理念搬到了中国来,诸如早些年的上海商城,那个建筑就是出自著名建筑大师波特曼的手笔。也有人说那是他儿子设计的。不管是他儿子也好孙子也罢,反正,那个建筑是一个外国人对于中国古城的膜拜的理念倒是表达得很充分了,至于表达了“古汉语式”的建筑符号是否别扭是否准确,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就像中国的建筑师走向国际化,到外国的土地上去展示自己的建筑艺术一样,那需要机遇更需要学识和水平,其认可度话语权自然还在当地。
我们的建筑师就像我们的作家,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将外国百年信息与艺术思潮读遍,不管粗细,反正都领略了一番,而后,在自己的建筑设计中,去进行展示。当然,这里面也不乏摹仿的现象,就像中国作家有许多成名作不也是可以从许多西方作家的经典中找到影子与脉络吗?
还说马国馨吧。他曾赴日本跟著名建筑大师丹下健三学习过建筑,他还写了一本介绍丹下的书。马国馨的聪明在建筑界是出了名的,而且,他也春风得意,是中国建设部命名的第一批仅有二十位的建筑大师之一。他真正出名的作品,是亚运村的主会馆。
那个建筑运用了拉索式,屋顶很雄伟,他曾问过我,第一眼看去的感觉像什么?我说像一本翻开扣下来的书。他说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人说像一艘古船。
我在建筑界混的那几年,也曾听到过关于这个建筑的议论,人们说的最多的是,这个建筑摹仿了日本的代代木体育馆。我没有去印证这种说法,但我不免觉得有些遗憾,因为毕竟代代木体育馆是日本1960年代的建筑呀。
当然,我并非是说年深日久的建筑物就不具有现代摹仿的价值。有时候恰恰相反。建筑的创新与摹仿,似乎永远在一种重复和交错中延展着。
再来说一下古罗马的万神殿吧。它是一件真正具有传世意义的建筑作品,是迄今为止惟一保存完整的罗马帝国时期的建筑。跨越千年,多不容易呀!因而,到罗马去的人,几乎没有不去看看万神殿的。好比祭祖,你拜了爷爷太爷辈的,你能够绕过祖师爷的牌位吗?于情于理,似乎都不应该。于是,有一种颇好玩的说法,就是当地流行的一句古谚语,说的是一个人要是到了罗马而不去看万神殿,那“他来的时候是头蠢驴,去的时候还是一头蠢驴”。
哈哈,对于现代游人而言,这句话太像广告词。不管怎么说,我到罗马去的时候,其实时间是相当紧的,而且,日程里也没有安排去看万神殿,但是,我还是想方设法去了那里。
从正面看去,万神殿并不具备想象中的震撼性,特别是没有台阶的万神殿,显得很不高大雄伟了,轻易就可以迈步走进去的。广场似乎也显得窄小了,广场中心的方尖碑好像也比其它地方看到的方尖碑短细一些。
与周围环境相比,整个万神殿是处在被包抄与挤压之中,有种一直在萎缩下去的感觉。这与当年的氛围相比,简直不可思议。
据有关史料记载,从中世纪始,五百多年的时间里,这片广场都是一个喧嚣的鱼市场,这里成了罗马最热闹之处。在神殿的前柱廊里还曾卖过鞋帽。这里也办过画展。但是,无论多么热闹多么人气旺盛,这里的人与万神殿的建筑,也还是有着鲜明的界限与位差的,他们一定要仰起头来才会瞻望到建筑的巨大圆顶,还有那排前厅的柱子就非常地雄伟壮观,人们要想进到万神殿里面,至少要跨上数米高的台阶。原本这里就是有一段台阶的。可惜,这个台阶的伟岸与尊严被岁月打磨平了,广场的整个地面填高了三米多,不仅使万神殿的前廊台阶仅剩下了几个沮丧的踏步,而且广场边上的威风凛凛的柱廊也不见了踪影,从而,这里失去了应有的高耸气势与恺撒式的尊严。
但是,如果从建筑学的意义上而言,即便这样,也并不损失多少。损失的只是罗马的浮夸,这倒也未必不是好事。除去了浮夸,万神殿的浑然朴实,才真正体现出它的灵魂意义。
真是越看越令人怦然心动。随着夕阳的光照,我顺着它巨大的球体状而转到了建筑物背面。圆球形的庞大建筑物在我的眼中好像一个静默的堡垒。墙体的古老陈旧充分体现着岁月的粗砺感。据说,这个庞大的建筑物使用了六种不同的混凝土,还有砖和大理石。更具创造意义的是这个建筑的造型:殿顶圆形曲线直接向下延伸,形成一个完整的球体与地面相接,后人称赞这是建筑史上的奇迹。
然而,这在当时,却被讥笑为“大冬瓜”。
众所周知,万神殿是在公元前二十七年,由奥古斯都的女婿阿格里帕建造的。后来,毁于大火,由哈德良皇帝重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圆球造型,就是属于哈德良皇帝的作品。在他还没有当上皇帝之前,他就很热衷于建造这种圆球式拱顶,每每当他建造了这样的宫殿时,便不免会遭到同行建筑师的嘲笑。这种嘲笑似乎并未随着他当上皇帝而消失,相反,当他以皇帝的身份跟当时一位著名建筑师研究如何建造万神殿时,那位著名建筑师却讥讽他道:你是不是又想搬来你的大冬瓜呀?
那位建筑师的话音落地,引起一片哄笑。显然这很令皇帝恼火。但是,他并没有发作。他耐着性子征求完建筑师与工匠们的意见之后,仍然坚定地按着自己的想法,抱着自己一惯喜欢并擅长的“大冬瓜”,安放到了这里。嘲笑他的建筑师依然嘲笑他,尽管他已经成了皇帝。他还是很有胸怀的,他除了远离那位讥讽他的建筑师之外,并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其打翻再踏上一只脚,或者让其遗臭万年之类。
当然,那位著名建筑师也是很可爱的,很书生气的,他以为这只是在学术上坚持反对这种“大冬瓜”现象而已。
万神殿的神韵在建筑物的外面,是断然不会感受到的,一定要进入大殿里面去。一到里面,你会感觉到一个巨大的圆形穹顶,在历经了两千年的变迁,这个球顶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拱顶全部是用水泥制成,重达五千吨,最神奇的是穹顶有一个圆形大洞,直径8.9米。这是殿内惟一的采光口,氤氲出一种天人相通的神秘空间气氛。像开了一个天眼,一个十分神奇而大胆的天眼,你一仰头,就可以直接去望苍天。而强烈的光线,直接从洞外照射进来。即使是普通的光线,也因源自这个洞孔而变得神圣无比。这时候,不幸的人们如果到了这里祈求:老天有眼呀,苍天开恩,上帝呀,拯救我吧!我想,在这个“天眼”底下,是会收到很好的心理效果的。
我并非一味赞美古人,也不是给罗马懂建筑的皇帝拍马屁,我之所以用了那么多激情语言描述这个拱顶的“天眼”,是因为我要为这篇文章的主题引证,那就是建筑的繁殖了。作为用大球状的拱顶作神殿或教堂,也不应是哈德良的首创,他只不过是更热衷于此吧。而许多著名建筑,也是使用这种球状拱顶,诸如罗马东征时建的那个大教堂,现在伊斯坦布尔的大清真寺,原本是天主教堂,即使后来改为清真寺了,那个大圆顶也依然存在着。这在当时肯定是一股风了。就连那么有文化传统的欧洲市民,也曾出现过时尚的建筑风潮,他们用教堂建筑来荣耀自己的城市,就像一场竞赛。因此,现在的欧洲出现了那么多光华四射的教堂。其中,罗曼式的建筑,就是欧洲人追摹罗马建筑风格的一种结晶。就像使用这种大圆球造顶,也是一个时代的一种风潮,一种共生的影响吧。
而我所要说的繁殖或摹仿,则是那个“天眼”。
我不知道这个“天眼”曾影响过多少代多少个国家的建筑,但我在我们国家最具文化的地域,陕西的黄帝陵看到了。黄帝陵的建筑,是出自我国著名建筑大师张锦秋先生之手。她是位女士,我称她先生,是出于对她的敬重。我曾经一一看过她在西安做的仿唐建筑,当然,这些建筑在业内人士中也并非众口一词的赞赏。我曾在一篇长达七万字的大散文《中国建筑师》中,写到了张锦秋先生,她是中国建筑的承上启下者,可以说她是深得了梁思成先生的真传,而且,她也有一套令人羡慕的文笔,可以说,她的文品人品俱佳。
在她的唐风建筑中,我感觉印象最深的,是她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真与执着,并且,力求体现本质的传达,这些肯定较之“大屋顶”的符号要智慧英明得多。她的黄帝陵建筑可能是近年来做的,我看到之时,是在她接受中央十频道人物访谈的时候。作为黄帝陵的祭祀大殿,四周是柱子架起来的,没有围墙拦挡封阻,很通透敞亮的。特别是当镜头摇向大殿拱顶时,我看到了一个圆洞,让我一下子联想到了万神殿的“天眼”。
黄帝陵祭祀大殿的棚顶显然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是方形的,而不是罗马的球体状,但是,这个天眼开的却是圆的。我敢说,大师一定去过罗马,也一定对万神殿的“天眼”留下震撼性的印象。因此,我可以断言,这便是对于万神殿的摹仿。当然,张老师摹仿得很巧妙,也融合了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比如,在制作那个大殿顶棚时,利用了方形木棱框纹,一道道犹如晒谷划出的精致沟纹,一道道推动着逼近圆洞,而真正与大圆洞毗连时,不免令人想到中国的哲学理念:天圆地方,或者圆融圆通、天人合一什么的。反正是借万神殿的“眼”表述中国的哲学。
因此,我很欣赏黄帝陵大殿的中国式顶棚上开的圆形“天眼”,正如我很震撼万神殿的“天眼”一样,两个同样的圆洞,却又开在不同的顶棚中间,都是渴望将殿内与天际直接沟通,这是一种建筑师的主观渴望,也代表了人类对于上帝与苍天的某种亲近方式。
如果仅仅摹仿一个建筑的外部造型,那是粗浅的,而能够摹仿这种最能体现精神与宗教意义的符号,则是高明的摹仿。
受万神殿这个“天眼”影响的建筑师在世界各地一定大有人在。日本的天才建筑师左藤正雄设计的“光的教堂”,我认为就是一种本质的摹仿。他将教堂摆放十字架的墙壁掏空,掏成一个十字架形状,让外面自然的光照射进教堂,这便自然形成了“光的十字”,这是很高明的设计,内外的沟通方式,与万神殿的天眼有着本质的相似。
其实,人类始终在以各种方式,试图与上帝接近或沟通着,通过教堂建筑,通过宗教音乐,还有各种宗教题材的壁画或雕塑。人类的智慧在这其间被不断激发着,而奇迹也不断出现。就像万神殿这个千年奇迹,在今天,依然能够被现代人所借鉴或摹仿着,并且,依然创造出神圣的空间来,这真是令人赞叹不已。
东方与西方有着不同的神仰,不同的朝圣方式,万神殿与黄帝陵也不是同类属性的建筑,但是,同样的“天眼”,却有着同样的绝妙。
虽然相隔了千年,但是,将两者放到一起去感受,却有着同样的神圣魅力。我从中读出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精神象征,当然还有着建筑师要表达的极强的主观意念。这样的摹仿是能够接受的,是成功的。
建筑是城市的符号。符号就像文字,谁都可以操持都可以借鉴。但高明的符号是那种具有深刻与超迈的精神烛照,而绝不是外表空壳的皮毛照搬。这需要深刻的理解,既是摹仿也是翻新。
然而,我所要强调的是,即使摹仿,也要找到那种最具亮点,最具精神价值的符号,绝不能简单地克隆或照搬,还应该以现代人的巧妙与智慧,“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绝不该拙劣克隆。就像文学创作,抄袭或摹仿有时很难界定,这是为什么呢?说透了,就是高明的摹仿与拙劣的摹仿之区别,高明的摹仿,就是巧妙的,就会被说成是借鉴,而愚蠢拙劣的便会被冠之抄袭而蒙羞。
建筑界的抄袭倒是无人追究版权的,因此,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抄袭成风。早些年,香港建筑大师钟华楠先生曾写过一本小书,叫作《抄与超》,他的意思一眼了然,就是抄,不要紧,但是,一定要超,这才会有意义。如果是今天,钟先生面对铺天盖地的抄袭建筑,他还会发出什么样的感慨呢?他是否会幽上一默:有繁殖能力毕竟是好事,但,最好不要近亲繁殖呀。
刘元举,作家,现居沈阳。主要著作有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钢琴梦》、散文集《西部生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