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外国商人正用中国农民狂试新药 1

每年有800多种新药进行人体试验，每种药需要30名左右的健壮人员试药，基本是国外新药为主。
在北京的这个试药群体规模庞大、组织严密。估计有1万多人，临床基地有几十个，一些有名的大医院如地坛医院、中日友好医院、人民医院、友谊医院等都参与其中。
国外的医药巨头纷纷瞄准中国的原因在于：在美国进行试药风险极高，甚至可以追溯20年以前的临床试验事故，赔偿甚至可以达到数千万美元。而北京地坛医院来自河南的艾滋病试药者的“要求”只是：10元人民币一天的误工补助，甚至是一只母鸡或一斤鸡蛋。
另一个好处就是，中国病人许多都是贫困者，体内没有其他药物成分，可以取得最理想的试药效果。
让人震惊的是，一些国外医药企业与国内机构相互勾结，严重违背生命伦理，有的医院以药物治疗的名义对患者进行试药，患者并不知情，得不到任何补偿与保障。
而有人却在这隐秘的活动中获得大把的黑钱。这个环节非常复杂，组织严密，充满违规非法的利益勾结。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病毒基因公司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地坛医院合作进行人体药物实验。当一批来自河南的艾滋病患者在没有充分知情参与试药“出了人命”之后，人们听到了中国药监部门的表态：美国病毒基因公司的艾滋病防治药物没有经过批准就进行临床试药，是非法的。
据预测，如果该药试验顺利通过、药品得以获准上市，预期市场收益在100亿美元以上。
美国国家药监督局（FDA）专门向《经济》杂志致信，希望《经济》杂志能够通过调查获得材料，积极举报在中国违规的美国公司。
“新药临床试验” 的中国牺牲者
在美国进行试药风险极高，甚至可以追溯20年以前的临床试验事故，赔偿可以达到数千万美元。而北京地坛医院来自河南的艾滋病试药者的“要求”只是：10元人民币一天的误工补助，甚至是一只母鸡或一斤鸡蛋。
“我以后再也不会参加什么试验了！”
李秀萍，一名普通的河南妇女，艾滋病毒携带者，同时也是北京地坛医院“胸腺核蛋白（TNP）”项目“受试者”之一。去年在地坛医院那段长达3个月经历，对于她来说仿佛噩梦一般，至今仍心有余悸。
2004年6月16日，在北京的北方交通大学东南门的一个小区里，李秀萍对《经济》记者说，自参加完地坛医院的“胸腺核蛋白”的药物临床试验项目之后，她明显感觉得到自己的免疫能力骤然下降，原来还可以干一些轻省的农活，现在连走几步路都喘不过气来。
不过，相比那十几名同样因参加地坛医院的“胸腺核蛋白”临床试验之后而与世长辞的河南艾滋病患者来说，李秀萍又是幸运的。李的丈夫朱觉民也是一名艾滋病患者，他向记者说：“参加完他们那个试验的，现在大多病的病，死的死。”
牺牲者
2003年2月下旬，北京地坛医院的医护人员在村支书王国忠的带领下来到了双庙村，采集了100多人的血样。村民们并不知道这些“北京来的人”为什么要采集他们的血样，而地坛医院也没有进行详细的解释，只是说检查合格后就能上北京治疗。为了争取能到北京治病的机会，村民们争先恐后的前去报名。对于这些身染艾滋病的村民们来说，他们只是希望免费拿到一些能维持生命的药物。
李秀萍的血样也被采集了，不久就接到了北京地坛医院的通知，让她到北京地坛医院去接受免费的住院治疗。这个消息让李秀萍和家人都喜出望外，但她当时并不知道，自己之所以被选上，只是因为符合地坛医院的TNP的临床试验标准——人体免疫细胞值（CD4）在200以下，属于中晚期艾滋病患者。而与此同时，村里面的其他17人也接到了同样的通知。
3月1日，李秀萍与其余38位艾滋病患者到了地坛医院，医院对39名患者进行了采血化验及其他体检项目，但医院并不告诉他们化验的结果。当李秀萍和其他患者去询问时，地坛医院传染病区大夫的回答是“你们不需要知道结果”。
在39名的患者中，18名来自双庙村，另外18名感染者则来自河南雎县东关村，剩余3名则来自其他地区。双庙村有两名村民在一区病房观察期间被淘汰出局，理由是：作为免疫功能重要指标的CD4超过了200.
李秀萍对记者说：2003年3月5日，她与其他38名感染者分别与医院签订了一份带有许多英文单词的《患者知情同意书》。在签字之前，传染病区负责人对所有的感染者说，你们能够得到这次治疗机会，可以说是你们一生的幸运，这个针剂（胸腺核蛋白）好得很，可以延长生命，保证你们20年没有问题。
李秀萍们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便毫不犹豫的签了字。
签完字后，李秀萍赶紧给家里打电话汇报“喜讯”，并告诉丈夫朱觉民说自己“可逮到一次机会了”。李秀萍告诉丈夫说自己已经与医院签订了一份“合同书”了，丈夫问她有没有“合同书”的副本，她说没有，这引起了朱觉民的怀疑。朱觉民读过几年书，也了解一些法律方面的基本常识。他认为“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免费治疗，可能医院有其他的目的。”而事实正如朱觉民所担心的一样严重。
因为不知道医院的目的，朱觉民一直不放心妻子在地坛医院参加的“治疗”。在临床试验进行到第7天时，李秀萍给便家里打电话说效果“不理想”。她说，针剂还没有用到一半的时间，其体质迅速下降。在试验期间，经常高烧，除此之外，还经常出现一些腹泻、皮疹、口腔溃疡等各种不良反应，CD4免疫功能指标降到了60.当李问医院为什么免疫力降得这么低的时候，医院的回答则是“这种药是先杀艾滋病毒，杀完了之后，免疫力便自然上升。”
“只要一停用‘胸腺核蛋白’，身体便会出现了一些好转，只要一用药，体质就下降。”李秀萍说。
于是，朱觉民便给妻子李秀萍买了几瓶抗菌的药物，让她赶快服用，以免耽误最佳的治疗期。李秀萍服用了四次丈夫买的抗菌药物之后效果明显，身体立刻好转。
不久，地坛医院通过检测，发现李秀萍在同时服用其他药物，传染病科大夫便找到李秀萍，让她不要再服用其他药物，理由是这样会影响“治疗”结果。没有办法，李只能撒谎说自己服用的只是普通治疗感冒的药品。
朱觉民告诉《经济》说，正因为李秀萍在临床试验期间服用了部分抗菌药，才使得她的身体状况比其他受试者稍微好一些。他说“如果她全部服用地坛医院给的药，那到底会是一个什么结果？我现在就不敢想了。”
在朱觉民看来，“胸腺核蛋白”太可怕了，不但不能帮助这些感染者缓解病情，反而造成了各种新的症状。李秀萍在试验期间，偶尔会偷偷地吃点抗菌药，所以体质虽然比试验前骤降，但还勉强能扛一扛。
而从中间挤进去的感染者朱茂龙却没有那么幸运。他为了“能延长寿命20年”，以向医院做出“打针打死人不负责”的承诺而获得了“治疗机会”，而且他还不能享受路费与伙食补助。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治疗”却使他“延长寿命”成了一个永远都不能实现夙愿。
在试验之前，他的身体状况还是好好的，可当他用了针剂后的第二天，出现感冒、发高烧等多种症状。医院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便让他回家。回到家后不久，他的身体又开始恢复，这时医院看他身体恢复了，让他将“TNP”针剂带到家里自己打，可惜带回家的七针还没有用完就死了。据说在试验期间，他一直发高烧，不能吃东西，只能喝凉水。
另外一位名叫朱瑞华也是如此。据媒体报道，当他最后一次没吃早饭，空腹乘车去参加完抽血化验，当天返家之后，就一直卧床不起，成天发烧，双目失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李秀萍夫妻俩因为家贫去卖血，万万没有想到会因此而染上了艾滋病。为了治病，他们已经一贫如洗，还背了一身的债。更让他们痛不欲生的是，他们的四个孩子有三个被检测出携带艾滋病毒，只有最小的儿子幸免。
“我无数次地想过不活了。”李秀萍流着泪说。
李秀萍所在的河南双庙村一共有3000口人，从1990年到现在，村民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病毒而死亡的人数一共有170人左右，目前尚有存活感染者达到480人，这个数字是双庙村村支书告诉朱觉民的，而且还不包括儿童。朱觉民说，现在还有五家左右的医药厂在那里进行免费的试验活动，而参加试验的“受试者”每天的报酬通常是一斤鸡蛋，十天一领，病情严重的可以十天领到一只鸡，然后一个月可以免费检测一次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