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西花厅岁月：周总理在文革

来人是陈毅老总的夫人张茜。那天，张茜来是想问问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近况……我陪张茜说了一会儿话，告诉她周总理和邓大姐都很好，请陈老总放心，然后就把她送走了。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邓大姐，邓大姐一听就着急地说：“多危险呀，告诉她以后不能来了。”


本文摘自：《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37年》 赵炜/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一个伟大人物是依靠人类共同生活而生活的/ 他无法对世界的命运/ 对巨大的事件表示冷淡/ 他不能不理解当代的事件/ 这些事件一定会对他发生影响/ 不管采取的是什么形式 ——赫尔岑
重回总理值班室
如今，50岁左右的人脑海中大概都少不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记忆，虽然在那动乱的年代，他们都还只是些不谙世事的孩子。“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让人疑惑的问号，赵炜在西花厅经历了这个特殊的年代。
我给邓大姐当秘书的第一年，她还在全国妇联担任领导职务。因为身体的原因，邓大姐不管具体工作，所以我的工作也不太忙，只是经常去妇联参加一些会议，回来后向她汇报。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过了一段时间，邓大姐便告诉我不要再到妇联听会，免得引起事端。那时候，总理值班室人少事多，几个同志忙不过来，周总理和邓大姐商量了一下，说让我有时间就去值班室帮忙。因此，那一时期，我几乎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总理值班室工作，只有邓大姐在特别需要或出去的时候我才到她身边。
“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发展得出乎人们意料，很快，街头上到处都是红卫兵和带着各色不同字样红袖章的造反派。开始，我们对外面的情况都不了解，只以为对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有个积极态度，因此也去参加当时机关里各派举行的一些会议——那时就连我们所属的中南海警卫局都分派别了，说实在话，我们去开会的目的只是想去多听听。但听着听着，心里就感觉这股到处造反的潮流不对头，可这疑惑谁也不敢公开说出来。一天，我在值班时接到一个电话，是地质部的领导同志打来的，说是地质部的造反派要夺权，请我马上报告总理。我放下电话就向周总理报告，周总理听了报告后紧锁着眉头，看得出他内心里正在仔细考虑着怎样解决这个重大问题。良久，周总理才说话：“告诉他们权可以夺，但一定不能乱来。”
就在这次电话后，周总理和邓大姐都在没人的场合分别嘱咐过我，不要出去参加那些会，也不要介入哪一派。周总理还特别强调：“无论哪里来电话，你都只听不说，不要表态。”在周总理和邓大姐的亲自关怀下，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基本都投入到正常的工作中，也没分什么这派那派的。当时我的信念很简单：自己在周总理邓大姐身边工作，一定不能给他们找麻烦。
形势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了，有一次，邓大姐把我叫去，告诉我她订下了三条原则：一不和人随便来往；二不和人通信；三是有人来找不见。邓大姐让我按这“三不原则”处理一般交往事务，尽量少和外面联系。听邓大姐这样一说，我心头的阴影也更大了，但又不便多问，只好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在“红卫兵”大串联的日子里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一定不会忘掉1966年的8月18日，从那天以后，数以百万的外地人流打着红卫兵的旗号涌进北京，大串联开始了。那时，中国的铁路、公路和各地所有有接待能力的地方都体现出“共产主义”风格，很多人居然凭着一纸介绍信和口袋里的几个钢儿，就完成了游遍半个中国的壮举。
进入8月，“红卫兵”闹得更厉害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铺天盖地来到北京搞串联，8月18日，毛主席穿着一身绿军装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第一批“红卫兵”，从此“红卫兵”来京的潮流就愈发不可收拾。一时间，北京的大街小巷都是戴着“红卫兵”袖标的人流，街道、工厂、学校甚至各部委都成立了“红卫兵”接待站，即使这样，源源不断涌入北京的“红卫兵”还是住不下，几百万青年学生的吃、住和安全都成了周总理要亲自过问的事儿。没办法，周总理批准“红卫兵”住进了中南海北区的紫光阁、武成殿和小礼堂等地方，机关的几个工作人员食堂也改为专为“红卫兵”做饭，我们只好都到警卫部队的食堂入伙。中南海开始接待“红卫兵”了。
“红卫兵”住在中南海期间，周总理曾多次到他们的住处看望，有时他半夜回来也去那儿走一圈，碰上睡觉不老实的孩子还给掖掖被子。邓大姐也以中南海家属的身份去看过“红卫兵”。“红卫兵”住进中南海，接待处给他们明文规定不许进入毛主席居住的南区，但却没规定他们不能进入西花厅。“红卫兵”真要进来怎么办？我问邓大姐。邓大姐说：“他们如果真要想进来看看，你们不要挡，要表示欢迎嘛。”我把邓大姐的意见告诉其他同志，有人说西花厅院里没有革命气氛，建议也挂条大标语，后来不知是谁想的就挂了块“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语录牌儿。幸运的是，“红卫兵”一直没有到西花厅来，也许因为西花厅的大门不显眼，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周总理住在这座小院里。
那年从8月到11月，毛主席一共接见了“红卫兵”八次。每次，周总理都要细致地听组织人员汇报接见方式和地点、人员安排等，而且还要从头至尾陪着毛主席接见。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接见方式也变动了八次。一开始，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等“红卫兵”的队伍走过，可百十多万人的队伍，全都走过去要花好几个小时，而且那些孩子们为了看清楚一点，走得都很慢，这就让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这些年近古稀的老人感到很累。
后来再接见时，不让“红卫兵”走了，让他们站在卡车上列队经过天安门，这样倒是快得多，可用的车太多了也受不了。最后，是让“红卫兵”列队，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乘坐敞篷车检阅，可是“红卫兵”又都往前挤，有一次还挤伤了一些人，周总理只得在接见后又到医院去慰问他们……
一个阴霾密布的冬天
1966年的冬天，“文化大革命”从揪斗地方上的“地富反坏右”发展到揪斗一些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就连很多在中央工作的高级干部也未能幸免。那时候，北京街头闹得最凶的就是大中院校的“红卫兵”，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好不容易把接见“红卫兵”的活动告一段落，北京已经进入了冬天。
那阵子，周总理太累了。从各地进京的这派那派头头每天都闹着要中央领导人接见，周总理不得不抽出大量时间和他们交谈；他还要和有关人士谈话、参加一个又一个的会议，经常是在天亮后才疲惫地回到西花厅。看到周总理这样劳累，我们实在不忍心让他回到办公室后再批阅那些似乎永远也批不完的文件，就对送呈的文件精心挑选，把那些非得周总理批示的文件摆在他的办公桌上。
最让人焦心的是，周总理回到西花厅后也休息不好。在一些人别有用心的挑动下，府右街每天都造反呼声不断。赶上最高指示发表的日子，府右街就更乱得让人头昏脑涨，大队大队的群众不分白天黑夜从四面八方赶来游行庆贺，整条府右街被堵得水泄不通，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震耳欲聋。西花厅和府右街只有一墙之隔，吵得最厉害的时候，院子里几天几夜都处于高分贝的噪音之中，连我们都觉得难以忍受，周总理更是休息不好了。
到了12月，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12月4日，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被红卫兵绑架后不知去向。彭真是在1966年的5月被免除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职务的，当时由于毛主席不点名批评了他，说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是独立王国，所以彭真就挨了批判。但彭真是为新中国建立做出过特殊贡献的老革命，虽然不当北京市委书记了，可他当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怎么能不声不响就被人绑架得不知去向呢？
当接到彭真同志被绑架的电话后，同志们都感到非常吃惊，同时也想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马上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听到这个消息后，急得马上把北京几个知名造反派的头头约到国务院会议厅，希望搞清彭真的下落把他接回来。但遗憾的是，周总理那天和造反派几个小时的谈判没有结果，除了了解到是哪个组织把他弄走的和“他一次可以吃两个窝窝头”之类的情况，其他信息一无所获。最后，周总理只好批示北京卫戍区一定要找到彭真并把他营救出来。
彭真被绑架事件，让周总理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他开始为那些被造反派重点冲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担心，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见到他脸上有舒展的笑容。1967年对于周总理和中国人民来说都是令人心酸的一年。
接下来发生的事件果然令人担忧。先是刚刚过完元旦，陈伯达、康生、江青1月4日在接见广东一拨“红卫兵”时突然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第二天，大街上就铺天盖地贴满了揪斗陶铸的大字报；几天后的1月8日深夜，造反派为了揪斗谭震林又冲进了中南海西门；紧接着，余秋里、贺龙也受到冲击，很多人被搞得有家难归。周总理肩上的担子更重，工作也更难做了。
我们给总理贴了“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总理的身体得到同志们的关心，老百姓也时时惦念着这位人民好总理的健康。每当周总理的照片出现在报刊中时，街头巷尾总会有老百姓细细端详他的面容。关心周总理，赵炜和她的同事们更有条件，他们的做法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愿。
周总理明显地见瘦了，既是因为劳累，也是因为心里不舒畅。从元旦过后，他一出门总要到凌晨两三点才能回到西花厅，而一回来，就又是坐在办公桌前批阅那些似乎永远也批不完的文件。很多人都劝周总理注意休息，但无论是邓大姐写字条还是我们的当面劝说，对周总理都不奏效，就连医生也对他无可奈何。
眼见着周总理日益憔悴，我们很心痛也很着急，怎么能让周总理早点休息呢？大家都在琢磨着。有一天，周总理回来后顾不上休息又在办公室继续工作，大家就聚在警卫室里，议论起如何想个能让周总理休息的办法。
“我们也给总理写一张大字报吧！”有人提议说。
写大字报是当时最时髦的革命形式，这个建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再一商量，给周总理写大字报草稿的任务就由赵茂峰担当起来——因为赵茂峰平时爱看书，字也写得好，连周总理向客人介绍时都说他是西花厅的秀才。
大字报怎么写？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始凑词儿。第二天，赵茂峰就把大字报的草稿写好了，他拿来交给大家传阅修改。大字报的原文是这样的：
周恩来同志：
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情况，从而你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大字报的落款日期是1967年2月3日。
大字报是写好了，可还得交给邓大姐看一下才能最后定稿。茂峰把稿子交给我送去给邓大姐看，邓大姐看后在第三句的身体后面加了“变化”两个字，因为那时周总理已经患有心脏病了。邓大姐修改后稿子就定了，我们上街买了一张粉红色的纸，照着总理办公室门的大小裁好——大家觉得总理办公室的门是贴大字报的最佳地点，这样周总理进办公室之前就可以看到了。
抄写大字报的任务自然又落在了赵茂峰肩上，他把大字报抄好后大家纷纷在上面签名，那回签名的有秘书、卫士、医护人员等等足足20多个人，邓大姐也在上面签了名。
签完名，我们把大字报在总理办公室的门上贴好，周总理回来时就看到了。他认真读了以后笑了笑，第二天把大字报取下来在上面批了八个大字：“诚恳接受，要看实践。”
贴大字报的第二天上午，邓大姐对我说：“你们写那张大字报是关心恩来的工作和身体，贴得好，不管起到什么作用这都是一件好事儿。可你们说得不全，虽然我是看过的。我想了想还得再提几点补充意见，明天上午再写。”
2月5日上午，我进到邓大姐的办公室后，她对我说：“你拿出笔和纸。我已经想好了五条建议，我说，你写，一下写成就不用再重抄了。”
接着邓大姐口述了五条建议的内容：
（一）力争缩短夜间工作时间；
（二）开会，谈话及其他活动之间应稍有间隙，不要接连工作；
（三）每日节目规定应留有余地，以备临时急事应用；
（四）从外面开会工作回来之后，除非紧急事项，恩来和有关同志之间希望不要立即接触，得以喘息；
（五）学会开会要开短些，大家说话要简练些。
以上几点希望恩来同志坚持努力实践，凡有关同志坚持大力帮助。
邓颖超
1967.2.5
大字报贴出后，凡是到西花厅的领导同志，如陈老总、聂老总、叶帅等看了后都签名表示支持。
可惜的是，虽然这张大字报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情，但对周总理的“威慑”却一点不大，他依旧不分白天黑夜地开会、接见、找“红卫兵”谈话，回来后还要面对那一摞摞急于批阅的文件。后来周总理跟我们解释说：“我不能休息呀，你们看，这么多的文件都等着我批，这么多的事都等着我办，我能休息吗？”
周总理的话说得对，我们谁也无法反驳。确实，他是人民的总理，党需要他这样做，国家需要他这样做，他也要求自己努力为人民服务，那么多的事情摆在面前，他无法好好休息呀。
寻找“伍豪事件”的真相
“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除了党中央、国务院，突然又多出了一个被称之为“中央文革”的领导机构。那时候，老百姓虽然不知道中央内部一些明与暗的激烈斗争，但从报纸的字里行间也能感觉得到，有人要整周总理了。
1967年的夏天，确实过得令人郁闷。谁也没有想到，刚进了5月，“中央文革”那几员黑干将又把挑衅的目光盯在了周总理身上。
大概是那年的5月初吧，天津的一些“红卫兵”在20世纪30年代的旧报纸里翻到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他们那时正在到处抓叛徒、特务和走资派，对这样一则启事当然很注意，所以就把报纸送到“中央文革”，这张报纸自然落到了江青手里。
这则消息里提到的伍豪正是周总理在五四时期用过的笔名，当时，周总理和一些热血青年在天津成立了“觉悟社”，他们不想用自己的真名，就以抓阄的形式取了些代号互相称呼，邓大姐当时抓到的是一号，就叫逸豪，总理抓到的是五号，就被称为伍豪。年轻时，周总理很喜欢伍豪这个名字，曾用它作为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当然国民党也知道伍豪就是周恩来。
事实上，所谓“伍豪启事”是1932年2月由国民党特务一手炮制伪造的。当时，他们用伍豪的名义在上海的《时报》、《新闻报》、《时事新闻》和《申报》上分别刊登了伍豪脱党启事， 就是企图达到污蔑周恩来，瓦解共产党在白区革命力量的目的，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阴谋。但国民党炮制的这个启事存在着很大的漏洞，因为在刊登启事的前两个月，周恩来已经按照党中央的决定离开了上海，经过福建进入了中央苏区，此时他正在江西瑞金工作。
关于“伍豪事件”的真相党组织早就很清楚，1942年，在延安整风时，周总理曾把他当时的活动原原本本讲过一遍，反击了国民党的分裂阴谋。解放后，有一个被捕的国民党特务黄凯也交代过，说那份《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根本就是他们布置和伪造的。因为年代久远，当时党内知道这件事的人比较少，只有当时一些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负责人了解事情真相，为此，陈云同志和一些老同志还写过说明。但这件事的真相红卫兵并不知道，因此他们才把这张报纸送到“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的手中。
可江青却不管历史事实，她正想整周总理而愁着找不着黑材料呢，一见这张旧报纸就如获至宝。5月17日，江青阴险地写了一封信，说“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人叫伍豪。这封信她分别送给了林彪、康生和周总理。
周总理接到信后知道江青又想闹事儿，他回到西花厅把这事儿告诉了邓大姐，他和邓大姐都觉得有必要把这件事再一次搞清楚，给历史留下一个真实的记录。那天，邓大姐让我把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约到一起，包括秘书、卫士、司机和厨师。邓大姐向大家简单讲了讲这件事，让茂峰去北京图书馆借来1931年和1932年上海出版的几种报纸，我们大家就不分白天黑夜地找起来。
报纸太多了，堆在一起有我两个人高，而且因为是竖版，找起一条一二百字的小消息挺困难。但我们没有灰心，还是坚持一张一张地翻。终于，那则“启事”在1932年2月20日的《申报》上找着了，邓大姐叫我马上送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很认真地阅读了这则“启事”，然后说“再查，还有一条消息是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反驳国民党的”。于是我们回来又查，但查遍了其他报纸都没有看到那条反驳的消息，我们很奇怪，但当时却恰恰是忘了再查查《申报》。有的同志开始怀疑有没有这条消息，因为当年周总理和邓大姐也没见到过。可周总理肯定地说：“会有的，陈云同志在延安的时候说过，是登了报的，不会错。”
听周总理这么一说，我们又接着查，结果真在1932年2月22日的《申报》广告栏里查到了。那则只有45个字的消息是这样写的：“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见到这条消息，周总理坦然地说：“这就清楚了。”确实，周总理不解释我也明白，同一张报纸在三天之内就同一事件刊出两条不同的消息，明眼人都知道，第二条是对第一条的否定。两条消息都找到后，周总理让我请来新华社的摄影师钱嗣杰，把那些旧报纸一一拍照。5月19日，周总理根据我们查出的所有资料亲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随信他还把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事件编成大事记送给毛主席。
1968年，北京大学的一位学生又写信反映“伍豪启事”，这封信让毛主席看到了，他亲自在信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的污蔑。”
“伍豪事件”直到四年以后才算暂时告一段落。那是在1972年6月23日中央召开的“批林批孔”整风汇报会上，毛主席要周总理讲一讲“伍豪事件”，周总理就作了一个题为《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真相》的报告，这个报告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会议处录音记录，然后根据录音整理出一份文字记录。根据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这个报告记录要由周总理签字后把录音、文字记录稿和所有的相关资料存入中央档案馆，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党委存档，以防将来有人再旧事重提。但当时不知为什么，周总理看过录音记录稿后却一直没有签字，这份记录稿就一直放在总理办公室保存起来。
虽然江青利用“伍豪事件”整周总理的阴谋没能得逞，但她对周总理却是越来越不满意了。可江青毕竟不敢在周恩来面前公开施威，就屡屡把气出在他的工作人员身上，这样先是出现了曾经给周总理当过多年秘书的许明同志自杀事件，后来又出了让赵茂峰给江青的女儿李讷写检查一事。关于许明同志被逼自杀之事，有同志在回忆文章中讲过，我就不谈了，而赵茂峰给李讷写检查却是让人看出江青的用心。
原来，“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经常出去开会或者接见“红卫兵”，开始每次都是由茂峰整理好文件跟着去。那时候，江青正在处心积虑地找周总理的碴，有一次，周家鼎同志就“支左”工作向周总理写了一个汇报条，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后江青的秘书打来电话问这条子还给不给江青看？当时周总理说：“已经过时了，不看也罢。”事情就算过去了。没想到后来江青因为此事怪罪下来，对着周总理直抱怨，这让家鼎感到很内疚。这时周总理很平和地说：“这不是你的错。让不让她看文件是我的事，你一个秘书能决定吗？”周总理实事求是的两句话，既摆脱了家鼎的尴尬，也让江青一下子无话可说。
不久以后，“中央文革”小组要开碰头会，周总理告诉茂峰时间、地点让他写个通知，通过中办发下去。通知依惯例发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手中，没有发给文革小组办公室。但是此时的办公室主任正是江青的女儿李讷，于是江青借此事又闹了一气。“你不放手你的秘书也不放手，通知为什么不发给文革小组办公室？”面对江青的无理取闹，周总理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他说：“那好哇，让赵茂峰给李讷写个检讨，说他发通知有疏漏……”听周恩来这样一说，江青又闹不起来了。
回到西花厅，周总理很诚恳地对赵茂峰说：“这件事是我让你办的，还让你写检讨，真是对不起。”
“写检讨没关系，这个我能理解。”茂峰回答。
看到茂峰如此善解人意，周总理紧锁的眉头舒展开。后来，他亲自审阅了茂峰的检讨，还把里面两个错别字改过来。
“我哪儿也不去，就住在这里”
北京的市民不会忘记20世纪60年代那段揪人心弦的日子。无论白天黑夜，街头随时会出现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这些队伍总要经过天安门绕府右街一圈才算罢休；还有那些贴遍大街小巷的花花绿绿大字报……那时候，许多老百姓会搭公交车特意跑到府右街，一整天站在大字报前浏览。
7月，“文化大革命”发展到“轰轰烈烈”，揪斗刘、邓、陶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首都一些高校的“红卫兵”在中南海外面设立了“揪刘火线指挥部”，每天数万人轮番在中南海外面架着高音广播喇叭狂呼口号，大有不把刘少奇揪出来就誓不罢休的阵势。那些日子，府右街红旗如林，各式大字报、漫画和标语贴满了道路两旁，后来就连中南海北门前面也聚集起了上万人群。外面闹得太厉害了，没事的时候，我便也上街转转，看看那些大字报和漫画。
因为有“中央文革”小组在后面撑腰，几天以后，“红卫兵”闹得越发厉害，他们干脆把棚子搭到了中南海的西北门外面，然后安上高音喇叭和多个扩音器，整天对着中南海连呼带叫，又唱又骂，让人得不到片刻安宁。后来，“红卫兵”知道毛主席到南方去了，就闹得更加肆无忌惮，他们连连对着西花厅的外墙用高音喇叭大吵大闹，非让周总理交出刘少奇、王光美、邓小平和其他一些领导人。
西花厅本来就临街，窗子又都是普通单层玻璃，外面不分昼夜地制造高分贝噪音，吵得周总理根本无法休息。没办法，他只好靠加大安眠药剂量维持每天仅有的一点点睡眠。
看到周总理憔悴的面容，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很着急，有人建议让他暂时搬出去，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休息，可周总理说：“我哪儿也不去，就住在这里。”周总理还说，“这里是中央所在地，我怎么能随便离开呢？”周总理休息不好，邓大姐更着急，我曾在私下里把大家的建议告诉邓大姐，想让她说服周总理。但邓大姐摇摇头无奈地说：“没用的，恩来不会离开中南海。”在那一个多月，因为“红卫兵”的围堵，周总理不能从他平时习惯进出的西北门和西门出入，就改道从新华门、东门或东南门出入，但无论怎样，他一天也没离开过中南海。
7月18日，在中南海内部造反派的参与下，刘少奇终于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食堂受到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批斗。陪斗的是他的夫人王光美。那次批斗刘少奇时，我也去看了一下。后来，“红卫兵”又在清华批斗王光美，这次，周总理派我去现场看看情况。在批斗现场，我见到王光美站在台上，让那些“红卫兵”丑化了一番，脖子上还挂着一串乒乓球，心里就特别气愤。回来后，我把现场的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汇报，还对“红卫兵”污辱人格的行为表示了强烈不满。周总理当时一句话未说，但从他的神态中我能感觉到他心里的焦虑。
“红卫兵”持续围困了中南海一个月。7月正是北京最热的日子，他们虽然整天闹得天翻地覆，但也一样要吃要喝要睡觉，炎热的天气加上环境卫生日见恶劣，“红卫兵”们也吃不消了。8月5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声讨刘少奇誓师大会”，那天周总理也出席了。
天安门大会之后，红卫兵渐渐撤了，府右街恢复了往日的样子，但全国混乱的局势并未有所好转，周总理坚守在西花厅度过了那个令人揪心的夏天。
“我的电话号码没有变”
“文化大革命”使很多事情乱了套，就连平时一直保密的总理值班室电话也因为一些老同志的家被抄而传到了社会上。本来，总理值班室完全有条件换几个电话号码，但因为周总理的坚持，这些电话号码始终没有变。
从1967年的夏天开始，周总理更忙了，总理值班室的电话也更忙了。总理值班室一共有四部电话，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央、地方、军队的事务就一件件接踵而来，各个造反派因为知道了电话号码，也时时往总理值班室打电话，他们有的反映本派的情况，有的干脆就是在电话里骂我们是保皇派，而且有些人电话一拿起就说个没完。通常情况下，我们接电话时要记录，可是要遇上几部电话一齐响的时候，值班的人就忙得放下这头拿起那头，有时不得不两手两耳同时接听两部电话。
那时候，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很多单位都改了电话号码，也曾有人建议我们把电话号码也改一下。说实话，我们脑子里也有过这念头，但因为知道周总理的脾气，这事儿谁也没敢提。后来，周总理得知有些单位把电话号码换了以后对我们说：“人民群众只有通过电话才能找到我，换了号码，他们有事怎么同我联系？你们不要怕接电话，值班室的电话号码不能变更。”
不换就不换吧，周总理还把自己值班室的电话向外界公布。他在一次会议上对大家讲：“你们有事可以打电话给我的值班室，电话24小时都有人值班的。”周总理这么一宣布，值班室的电话更多了，每天从早到晚铃声不断，一天接上百个电话也不新鲜。那时候，值班室的几个男同志都要轮流陪着周总理出去，在家接电话最多的就是我。周总理怕我因为疲劳而产生烦躁，有一次他和邓大姐在一起时特意对我讲：“现在电话多了，你们在接电话时态度一定要好，不要怕麻烦，尤其来了长电话你们一定要耐心听人家说，让人家把话说完。人家有事才找你嘛，没事不会找的。”
在那特殊的年代，找周总理的人太多了，尤其是那些老干部和他们的家属，哪个来找周总理的都有着自己的实际困难，都有一肚子的冤屈要诉，中南海西北门口要求见周总理的人也多起来。一天，周总理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交代了一项很保密的任务。周总理说：“最近外面事情很多，很多人都想向我反映情况。我和大姐商量了一下，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如果有人到中南海来找我们，你就出去见见他们，听听反映的情况，回来向我汇报。”
从那以后，中南海门口一有找周总理的老干部子女就由我去接待，究竟都见过谁，谁认识谁不认识，我现在都记不清了，因为这些事不许记笔记，来的人也太多了。除了到门口见人，有时周总理还派我代表他和邓大姐去看一些他们不宜见面的老干部，如孔原同志在押时因病住进了阜外医院，周总理派我去看过他；罗青长同志在挨批斗期间生病住院，周总理也让我去探望并带去对他们的问候和关心。
周总理在向我交代这些特殊任务时，总是一遍遍地嘱咐我“不要对任何人讲，连茂峰你也不要告诉”。周总理的话使我意识到我们正处于一个令人焦虑不安的动荡年代，但多年养成的保密工作习惯使我什么也没有多问，我只是郑重地点点头说：“总理，您放心吧。”
对宋庆龄、何香凝和郭沫若的爱护
身为共和国的总理兼党中央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总理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尽他的最大能力保护那些老同志和民主人士。周总理在明里暗里保护过的人很多，如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三位著名人士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得到过他的特别关心。正是因为周总理的亲自关怀，才使得这三位人士顺利避开了造反派的更大冲击。
“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第一个特别保护的民主人士是后来担任过国家副主席、名誉主席职务的宋庆龄。
在此之前，周总理对宋庆龄就一直十分关心。记得1963年春天国家要把宋庆龄接到北京居住，同时确定将后海北岸的一座清末王府改为她的住宅。住宅改好后，周总理曾在8月31日亲自去检查过院里的装修和布置。
“文化大革命”之初，北京有一些红卫兵想对孙中山遗像采取过激举动，并到宋庆龄住宅贴大字报，周总理就在9月1日特意同“红卫兵”对话。周总理在提到宋庆龄时强调：“我们应当尊重她。”
周总理说，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是在毛主席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坏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同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同共产党的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大了，今年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要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周总理还苦口婆心对大家讲：“宋家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也是国家拨给她住的嘛。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正是因为有了周总理的这次讲话，北京的“红卫兵”才没有对宋庆龄的家采取过激行动。
但在上海，情况就不一样了。1967年初，上海的“红卫兵”砸毁了宋庆龄六兄妹（宋子文、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在万国公墓中为其父母建的墓碑，这让宋庆龄十分伤心，为此她落下了眼泪。宋庆龄把父母墓碑被毁的事告诉了她原来的秘书廖梦醒。廖梦醒在解放前一直是周总理和宋庆龄之间的联络员，她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向邓大姐报告，邓大姐又马上告诉周总理。
周总理听到宋庆龄父母墓碑被毁后特别生气，他让值班室把电话打到上海了解情况。不久，上海方面把调查的情况反馈回来，并附上一张宋家墓地的照片。此时，邓大姐亲自写了一张便条给廖梦醒，请她把照片转给宋庆龄征求她对修复墓地的意见。宋家的墓地后来修好了，虽然立碑人只保留了宋庆龄一个人的名字，但她依然非常感谢周总理。
1971年初，宋庆龄家里又出了一件大事：她的表妹因为在上海多次挨斗后自杀了。宋庆龄听到这个消息情绪非常低落，她用英文给廖梦醒写信表示希望回上海去，而且以后不再担任什么公职了。廖梦醒见信后立即译为中文将详情反映给邓大姐，于是邓大姐就去探望宋庆龄并向她转达周总理的问候。
那天，我跟着邓大姐一起到了宋家，看到她家门口已经有解放军站岗。看到这些军人，邓大姐感慨地说：“看来还是总理布置得早呀，要不，没准红卫兵也得冲击她家呢。”邓大姐和宋庆龄谈话时我没进去，不过等宋庆龄送大姐出来时我看她精神好多了。
按宋庆龄以往的规律，她都是每年9月份到北京，过完国庆后小住上一段时间再回上海，但那一年她听从了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劝说，在北京一住就是两年多。
在宋庆龄住北京的日子里，周总理和邓大姐对她特别关心，每逢她开会或者参加活动，周总理都要让我们给她的秘书打个电话，问询一下她的身体，周总理还总让邓大姐常去宋庆龄那里看看她，如果宋庆龄生病，周总理就是在百忙中也要去看看她。“文化大革命”期间我陪着邓大姐去过宋庆龄那里多少次早已记不清了，据宋庆龄同志的秘书回忆，当时周总理去看过她三次，董必武、邓小平、康克清、乌兰夫和罗叔章、史良等也去看过她，“但来的次数最多的是邓大姐”。
周总理和邓大姐不仅常去看宋庆龄，逢年过节或有人送点什么礼物时也想着她，那几年，我往宋宅跑的次数也不少，很多回都是代表周总理和邓大姐去给宋庆龄送东西。周总理和邓大姐给宋庆龄送的东西种类很多，有水果、花和一些小工艺品，每次我都要给她秘书讲明产地和品种。有时，我去送东西邓大姐还会带一张字条给她，这些寥寥数语的小字条往往会让宋庆龄十分感动。
我知道，邓大姐不但和宋庆龄关系一直很好，和她的妹妹宋美龄早年关系也不错。1980年中央决定开展对台工作后由邓大姐担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组长，她当时就建议让几位历史上曾经与宋美龄、蒋经国相识的老同志给她们发个贺年卡。记得当时是邓大姐给宋美龄的贺卡，廖承志同志给蒋经国的贺卡。这些贺卡确实对后来两岸关系的沟通起到了不少作用。收到贺卡后，宋美龄托人转送给邓大姐一个水晶兔，这足以证明她也没有忘记邓大姐这个多年前的老朋友。
除了宋庆龄，周总理对何香凝也采取了特别保护措施——让部队派战士在她家门口把守，使她免受造反派冲击。但是，因为儿子廖承志被关押，何香凝的心情一直不好。有一次，邓大姐去看她，老人很伤感地说：我几年不见承志了，最近听说他的心脏病又犯了，实在是想念他呀。邓大姐回来后把老太太的话告诉了周总理，周总理心情很沉重，他说：“何老太太跟随共产党几十年，我党困难时，她想尽办法来支持，现在想见儿子这点愿望应该满足。”在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廖承志才得以被送进医院治病，不久，何香凝就见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儿子。由于周总理的亲自过问，廖承志后来很快被“解放”，何香凝在心里也一直非常感谢周总理。
若干年之后，邓大姐曾给我讲过一段周总理在廖仲恺先生去世那些天遭遇的一件往事，我才知道周总理当年也是死里逃生的幸存者。据邓大姐说，1925年8月20日，在廖仲恺遇刺的第一时间，周总理得到消息就前往医院探望。后来，他整整三天三夜没回家，直到他回家后邓大姐才知道自己的丈夫也险遭毒手。那次，周总理原本是和蒋介石商量好了当晚11点搜捕杀害廖仲恺的凶手，但蒋介石提前两小时发布了戒严命令，而且临时改变了口令，而这些变化周总理却一点也不知道。那天晚上，周总理的车子开到司令部门口，警卫问口令，这边不知道，结果警卫就开枪了，周总理的司机被打死，他机智地卧倒在车座下才幸免于难。后来，周总理下车大声宣布自己的身份，警卫这才住手。当夜，周总理是带着一身血迹回家的，由于仅有的一身西服被弄脏，邓大姐不得不在天亮后赶紧送到店铺清洗。
由于那段特殊的经历和生前友谊，在廖仲恺遇难后几十年，周总理对何香凝和她的一对儿女都特别关心。周总理有个“原则”——从来不在别人的画上题字，唯一的破例也是对何香凝。那是“抗美援朝”胜利时，何老太太画了一幅画儿，请周总理欣赏。观画时他欣然命笔，写下了“鹊报援朝胜利，花贻抗美英雄”12个大字。
1971年，何香凝老人病重，周总理到医院去看她，躺在病榻上的老人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向周总理提出：死后不想火化，要把遗体运到南京和廖仲恺合葬。当时，旁边的人对老人这个要求都感到吃惊，不知周总理会怎样答复她，因为周总理是50年代主张火化的第一批倡导者，而且此时又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想到，周总理毫不犹豫地回答老人说：“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同意你的要求，放心吧。”周总理的承诺让何香凝老人感到了极大的安慰。后来，周总理还对廖承志和经普椿夫妇解释说：“何老太太一生革命，贡献很大，她这个要求应该满足。”
一年后，何香凝老人在平静中闭上了眼睛，她的丧事办得很隆重，这在黑云压城大叫“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北京成为舒缓人们心头郁闷的一个议论话题。后来，中央专门还安排了邓大姐护送何香凝老人的灵柩到南京与廖仲恺合葬。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还特别关心的一个人是郭沫若，他和郭老也是相识相交40年的老朋友了。开始，周总理也让郭老和于立群搬到新六所住，但他们住了不长时间后又搬回家。
1974年，依旧是寒意凛然。刚过完元旦，江青一伙就迫不及待地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借着“批林批孔”的名义对周总理和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进行攻击诬蔑。就在这次后来被人们称为“1·25”的大会上，江青当着郭沫若的面点名对他进行批评，批评中还引用了毛主席的诗，给郭沫若造成很大压力。那天，周总理在会上最担心的就是郭老，回到家，他马上把赵茂峰叫到办公室，让他第二天先去看郭老。
第二天，赵茂峰和主管郭老生活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高富有两个人专程去看郭老，茂峰向郭老转达了周总理的三点意见：第一，为了保证郭老的安全，24小时都要安排专人在他身边值班；第二，郭老家的房间和走廊都要铺上地毯；第三，请郭老从小卧室搬到大办公室去住。
听了茂峰他们转达的周总理三点指示，郭老对前两条都没意见，但他却不愿意搬到办公室去住。茂峰就向他解释：“总理说了，人老了需要氧气。您的卧室太小，总理怕您吸氧不够。”茂峰还告诉他，周总理之所以让在房间和走廊都铺上地毯也是怕郭老和夫人摔倒，具体工作由郭老的秘书王廷芳同志组织，出了事由他负责。听茂峰这样一说，郭老特别感动，连声说周总理想得真周到呀。
茂峰回来，向周总理详细汇报了郭老在家的情况，周总理听后虽然很满意，但几天后他还是抽出时间亲自去探望了郭老。
“文化大革命”后，我陪着邓大姐常去看郭老和于立群同志，每次，郭老都会提起周总理当年对他的关心和保护。
周总理对贺龙的感情
凡是看过电影《周恩来》的人，一定不会忘记在影片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在冬夜西花厅的一隅，周恩来和贺龙紧紧握手告别，因为此刻，总理已无法保护这位为了新中国的成立曾浴血奋战的开国元勋。西花厅的一声“再见”，成为两人的生离死别，贺龙之死，是周恩来心里抹不去的遗憾。
关于贺龙老总，很多人都知道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在西花厅避难的故事，其实，那次到西花厅也是周总理的无奈之举。
记得“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贺老总就成为造反派的攻击对象，他们天天围着贺老总在东交民巷的家高呼揪斗，贺老总的安全成了问题。周总理知道后，先把贺老总安排在新六所住，那地方归中直机关管理，应该说比较保密。可是偏偏不知怎么就走漏了风声，造反派又冲到新六所，还把贺老总的家也抄了。周总理看着自己老战友受到冲击心里很难过，他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安置贺老总都做不到。没办法，周总理临时决定让贺老总和夫人住进自己的家。
贺老总来的那天是1967年1月11日，因为安排得机密，事先连邓大姐都不知道，更甭说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了。但是第二天，邓大姐悄悄告诉了我这件事，她说现在贺老总就住在前院会客厅里，你们尽量不要打扰他们夫妇，让他们好好休息几天。我后来才知道，当时和贺老总一同住进西花厅的除了他夫人薛明外，还有他的儿子贺鹏飞以及警卫参谋杨青成。
住进西花厅后，贺老总几乎就没出来过，周总理安排了专人给他们送饭，院子里的工作人员都心照不宣地不提贺老总住进来的事儿。那几天值班，我常看到贺老总的屋里很晚还亮着灯，我不知道他此时此刻在想些什么，但想到连贺龙这样的老帅都有家难回，我的心里就特别难过，疑惑也一天天增多。
因为贺老总住在前院，周总理就经常在外出时提前点儿时间出来去看看他，有时，邓大姐也去前面探望贺老总和薛明。那时邓大姐身体还好，去看贺老总时也是她一个人，回来时，我常见到她手里拿着报纸若有所思。
在西花厅住了9天之后，周总理让杨德中把贺老总又送到一个新地方，就是玉泉山附近的象鼻子沟，属国务院管理局管。后来的事儿大家就都知道了，周总理这次和贺龙分手后就再没能见面。
周总理和贺龙在南昌起义时就在一起，从1927年到1967年，整整40个年头，他们的感情和友谊不是三句话两句话能说尽的。一对同是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战友就这样生离死别，这不能不说是共和国的历史长河中一个惨烈的故事。
贺龙是1969年6月9日被迫害致死的，几年后看报纸我才知道他死后无声无息地被秘密火化了。因为贺龙的死，周总理内疚了好多年，“九一三”事件后，他立即着手做的一件事就是寻找薛明。
1974年底，中央决定为贺龙平反，贺老总的骨灰总算有了下落。贺龙平反后，周总理派邓大姐去看过薛明两次，问她有什么困难，还告诉她中央要为贺龙举行追悼会，重新安放他的骨灰。
贺龙追悼会那天，我们都去了。周总理一见到薛明就大声说：“薛明，薛明，我没保护好他呀。”说着，76岁的周总理老泪长流，我们的眼泪也都忍不住流了下来。
20年后，我在西花厅的遗物中发现了周总理在贺龙追悼会上的致词原稿，稿件原本标题是“程序”，由周总理亲笔改成“贺龙同志逝世六周年纪念会的悼词”。原文的第二段是这样写的：“贺龙同志是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病故的。当时由于林彪反党集团的诬陷，骨灰没有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总理还特别让秘书在后面加上一句：“一九六四年（注：原文如此，应为一九七四年）九月，毛主席党中央为贺龙同志作了结论，予以平反，恢复了名誉，并通知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
在这份文件中，我还看到，当时在贺龙追悼会上最初定的也是三鞠躬，但在追悼会时，周总理却向贺龙鞠了七个躬。周总理何以这样做，我们当时没人问，现在这件事就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周总理办公室的文牍很多，但他能把给贺龙同志的悼词仔细保存下来，恐怕内中也包含着周总理对贺老总一片思念之情吧。
周总理与陈毅的交往
因为在西花厅工作，赵炜和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很熟悉，其中最爱和她开玩笑的就是陈毅。“文化大革命”中，陈毅也受到了冲击，赵炜还曾经在自家住的小院外接待过陈毅的夫人。又过了很多年，赵炜在整理西花厅的文物时发现了周恩来和陈毅往来的一些信函，从中她更了解了周恩来与陈毅之间的不寻常友谊。
大约是1967年的秋天，我搬家了，新家就在中南海西北门对面的胡同里。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北京小院，因为挨着邮局，小院比胡同里的其他院子多了一个后门。那时，我的儿子因为“文化大革命”已经不再住校，我和茂峰每天忙忙碌碌，孩子大部分时间都是由邻居代管，为了少给邻居添麻烦，我只要有点时间就尽量回家给孩子准备点饭。
我家住的地方不知怎的传了出去，那一阵子，到家里找我的人特别多，他们都有自己的具体困难，想通过我报告周总理或邓大姐得到帮助。开始，来人我还一个个接待，有什么情况也向邓大姐汇报一下。后来，因为来的人太多了，我有时不得不通过后门躲一下，但却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凡是认识的同志不论职务高低都要见。虽然有些问题我也帮不上他们，但是我还是可以如实反映的。
然而，有一天晚上，外面来了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年女人，我没躲，反而开门把她迎进了屋——来人是陈毅老总的夫人张茜。那天，张茜来是想问问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近况，因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非正常局面，她和陈老总已经很久没有到西花厅去了，平时也只能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从报纸上得到一点周总理的消息。
我陪张茜说了一会儿话，告诉她周总理和邓大姐都很好，请陈老总放心，然后就把她送走了。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邓大姐，邓大姐一听就着急地说：“多危险呀，告诉她以后不能来了。”
没想到，我还没来得及把邓大姐的话捎给张茜，她又找我来了。这次她没进屋，我们俩沿着马路走了很长一段。此时，陈老总的家和许多领导同志家里一样也受到了冲击，张茜此番来是想让我给周总理和邓大姐捎上几句话。我理解她的心情，但那时除了几句苍白无力的安慰话语却又说不出什么。分手的时候，我把邓大姐的意思告诉她，张茜理解地点点头，从此她再没到过我家。
陈老总挨批斗的消息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自从到西花厅后，我认识了很多中央首长，和陈老总相识大概也有10年了。我印象中的陈老总人很随和，说话大嗓门，喜欢笑，也喜欢开玩笑，每次他到西花厅遇到我，都会用浓重的四川方言开上两句玩笑。
陈老总到西花厅的次数很多，大多数是来开会。他和周总理个人感情很好，有时也和张茜同志一同来看总理和大姐。除了国家大事，周总理和陈老总一起时喜欢谈诗论文，陈老总的诗气夺人，周总理在同他论诗时就称其为“学长”。
很多回忆文章说周总理从来没写过诗，这不准确。周总理去世后我们帮着邓大姐整理他的遗物时就见过他同陈毅同志之间的诗文往来，同时发现了周总理亲笔写就的一首七言绝句。
周总理的诗写于1958年10月31日凌晨，是因志愿军胜利归来而作。周总理的原诗及序文如下：
欢迎和追念
周恩来
正值欢迎志愿军胜利归来兴奋之余，又临追念前往阿富汗和阿联文化访问遇难烈士大会前夕，思潮起伏，长夜难眠。念及毛主席整风思想中忠于人民、提高风格、献身海外、战胜自然诸义，因成俚言四句。我不能诗，专此聊以寄怀。
粉身碎骨英雄气，
百炼千锤斗士风。
走石飞沙留侠迹，
上天入地建奇功。
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五时
周总理的诗是用繁体字写的，这是他一贯的行文方式。写好后，他又给陈老总写了一封短信，请他“指正”。
后来，陈老总把周总理的诗转给了《人民日报》，但不知为何，《人民日报》当时没有发表周总理这首诗，也许是他们考虑到周总理轻易不写诗，想让他把诗改得更好一些吧。总之，在第二天陈老总给周总理的复信中我读到的是这个意思。
也许是因为忙，也许是周总理自己不想再把诗发表，后来这首诗就被周总理放置起来。周总理去世后，我们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这首诗，当时就问邓大姐是不是要交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大姐说：“不用交，烧了吧。”后来，邓大姐想了想又说：“茂峰喜欢写字，你要是喜欢就别烧，你拿去吧。”邓大姐这样一说，我们当然舍不得把这首诗烧掉。后来，这首诗就由茂峰保存下来，以作为他在周总理身边工作20年的一个纪念。
等到再过了七八年，周总理和陈老总又一次相见，已是“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之时，令人尴尬的是，此次相见是在陈老总的批斗会上。
“文化大革命”时期，陈老总挨整和贺老总还不太一样，他的处境总是随大气候的变化而不停变化，时而挨批，时而工作，人被整得不阴不阳。周总理对陈老总一直十分关心，“文化大革命”中数不清多少次他亲自参加了陈老总的“批斗会”，正是因为他的出席，陈老总少受了好多苦。
陈老总是直到重病在身时才摆脱造反派批斗的。在他住院期间，邓大姐几次让我打电话转达她和周总理的关心，这让重病中的陈老总十分欣慰。1971年5月，张茜给邓大姐写了一封信：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关心表示感谢。与此同时，她还送来了两张照片。这两张照片都是陈老总在病中拍摄的，一张是他刚做完手术后坐在病室的沙发上，另一张是拆线后回家时在自家的小院里。两张照片都是张茜自拍自洗的，周总理和邓大姐看后也挺高兴。
陈老总是1972年1月6日去世的，他有幸活着见到了林彪葬身温都尔汗，但却没能亲眼看到“四人帮”的倒台。陈老总去世四天后，中共中央在北京为他开了追悼会。因为那天毛主席临时决定出席，周总理立即提高了陈老总追悼会的规格，这在当时被传为佳话。
陈老总去世后，邓大姐经常去看张茜同志，后来得知她生病，邓大姐也多次去医院探望。在我的记忆里，邓大姐去医院探望最多的人就是张茜，有时她自己去不了，就派我当代表去探望。
“九一三”前后的周总理
1971年的9月13日，无论对于身居高位的周恩来还是普通的中国老百姓都是一个引起震惊的日子。那天的零点32分，号称“副统帅”的林彪携妻儿外逃，结果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随着“林彪事件”的出现，中国人对“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和意义提出了疑问。
1971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五个年头，没有人知道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什么时候才能结束。由于要“抓革命、促生产”，还要让已经处于停滞状态的教育事业重新启动，周总理更忙了。
9月12日，是一个平平静静的普通日子，那天，周总理批阅文件一直到中午11点才睡觉，下午5点，他起床后像往常一样喝了一杯豆浆冲鸡蛋，然后就去人民大会堂准备晚上的一个重要会议。
由于那天睡得时间较充足，周总理走的时候精神挺好，临出门时邓大姐提醒他别忘了吃药，他笑着说：“你放心吧。”当时，在场的人没有一个想到，一件震撼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几小时后发生，周总理也因此三天三夜没有回过西花厅。
所有发生的一切我们都是在后来才知道的，那天晚上，林彪和他的妻子、儿子一起出逃，最后摔死在温都尔汗。
听说，事件的发生是在那天的10点多钟，当时周总理不得不停止正在进行的会议，专门应付突如其来的“林彪事件”。毛主席刚刚从外地回来，周总理听说“林彪事件”后的第一反应是要把老人家安顿在一个安全的地点，为此他特意去了一趟游泳池，建议毛主席转移去人民大会堂的118厅，那里是毛主席的另一个工作场所。
周总理走后，西花厅就剩下邓大姐、钱嘉东、赵茂峰、纪东和我几个人，开始一切都正常，但是直到夜里周总理还没回来我们就有些奇怪了。第二天，邓大姐听说周总理一夜没回家也惦念起来，虽然她知道周总理经常要超负荷地工作，但像这样20多个小时不回来也没有一点信息的情况还是很少见，也许是有大事发生了。焦急的邓大姐亲自给值班卫士打了三次电话，一再叮嘱要按时给周总理吃药，不要饿得时间过长，要提醒总理休息。
到了下午，邓大姐几次走到值班室问我：“有什么消息吗？”值班室没有任何消息，我们也同样在疑惑和惦念中等待着周总理。
这天，钱嘉东、赵茂峰、纪东和我都在办公室里。下午，我们突然接到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同志的一个电话。丁司令员在电话中语调十分郑重地说：请转告总理，我们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我们已经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办了。放下电话，我们一时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儿，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一定有大事儿发生了，否则下面不会出现这样的报告。
那天值班的是纪东同志，他马上打电话到大会堂，请值班卫士把这个消息报告周总理。没一会儿，大会堂回电话了，说总理让纪东马上过去。纪东走后，我去找邓大姐，告诉她这些情况，邓大姐听完后嘱咐我们一定要注意接听电话。
9月14日，主管周总理警卫工作同时也是我们党支部书记的杨德中同志来到西花厅，是周总理派他向邓大姐通报一些情况。杨德中走后，邓大姐马上交代我：通知西花厅大门口的警卫将大门关上，总理不回来任何人通行都走小门，只有总理回来后再开大门。她还让我告诉大家，提高警惕，以防万一。
跟着邓大姐这么多年了，今天她的表情很不寻常，既很少主动同我们讲话，也没有踏踏实实地吃饭休息，总是坐在椅子上若有所思，焦虑和惦念都隐藏在她那凝重的表情之下。
终于熬到了9月15日的下午，我们接到电话说周总理一会儿就回来，大家都舒了一口气，我马上把这个好消息报告了邓大姐。
4点多钟，周总理回来了。这时，站在门口迎接他的邓大姐一见面就心痛地说：“老伴呀，我看你的两条腿都抬不起来了。”虽然脸上透着掩不住的疲劳，周总理还是笑着说：“那是自然的。”说着话，老两口进了周总理的办公室，谈了一会话，我就听到邓大姐劝周总理好好睡一觉，而周总理居然不比往常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了。这在我的印象中是不多见的事。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三天里发生的一幕幕惊人场面。
9月12日，晚上10点多，分管毛主席警卫工作的张耀祠向周总理报告：接到中办警卫局副局长张宏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说是据林彪女儿林豆豆揭发，叶群和林立果要挟持林彪出逃，周总理立刻就中断了正在进行的会议；
9月13日凌晨，林彪乘坐的“256”号飞机终于起飞，方向是西北，并很快飞出国境在荧光屏上消失，此时周总理直接向各大军区下达了命令；
9月14日下午2点多钟，确定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这时忙碌了两天的周总理才吃了一顿安生饭，听说那天他还喝了点茅台酒；
从9月14日午夜，周总理开始向中央有关部门主要负责领导通报“林彪事件”，这次分批通报直到15日下午4点才结束，所以周总理那时才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