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王洪文在上海的“死对头”耿金章忆往昔

文革时王洪文在上海的“死对头”耿金章忆往昔

核心提示：翌日，耿金章果真获释，但是，他早己成了“空头司令”，“二兵团”已不复存在。后来，据说考虑到耿金章是“老造反”，张春桥和王洪文给他安排了个“七品芝麻官”－－上海市轻工业局基建组副组长。耿金章跟我长谈往事，不胜烯嘘。他的心境是复杂的，既有内疚之感，又有愤懑之情。

本文摘自《出没风波里》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在我的想象之中，耿金章必定是个五大三粗、浓眉阔嘴的人物。不料，一见面，他一头皓发，老干部模样，说起话来常常夹杂着拉长了的“啊”，如同在那里从容不迫地作报告。
耿金章，上海“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他的回忆，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刻画了张春桥和王洪文的形象－－当年，他是张春桥和王洪文的“死对头”。
自然，先要向今日的年轻读者简略介绍一下耿金章其人。耿金章原名耿玉章，山东曹州人氏。五岁时死去父亲，八岁时死去母亲，贫穷的他没念过书，在地主家干活，也曾要过饭。后来，为了糊口，成为国民党军队上等兵。在济南战役中被俘，随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士升为副排长，1949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57年复员到上海，在中泥造纸厂当打浆工。1964年提为副工长。
连耿金章自己都未曾想到，他会一跃成为上海工人的造反领袖，与王洪文旗鼓相当。他告诉我，在安亭，他还不过是“工总司”中的普通一兵。那时，王洪文已经是“工总司”的司令了。当王洪文带领一批造反队员跟随张春桥回上海的时候，耿金章跟随那批坚持继续北上的造反队员走了。这是一支乱哄哄、由许多工厂的工人组成的队伍，没有领袖人物，简直是一帮乌合之众。到了昆山，队伍进行整顿，一致要求推举新的领导人。这时，有人喊：“谁是共产党员，站出来！”在造反队员中，共产党员极少。喊了几遍，无人答应。这时，耿金章站了起来，自报“家门”－－贫农出身，复员军人，1949年人党……他竟当场被推举为这支队伍的“队长”！
他带领队伍到了苏州。当张春桥赶来与他谈判时，听说他是党员，特地记下了他的名字。虽说他文化粗浅，但是，多年的部队生活，却使他具备很强的组织能力。在与张春桥、韩哲一、曹荻秋签约后，耿金章带领队伍回上海。照理，这支队伍到了上海，各自回厂，也就解散了。耿金章却把队伍拉到红都剧场，居然拉起一个新的山头，名曰“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简称“二兵团”，自任“二兵团”的司令。这个“二兵团”后来竟发展到五六十万之众，耿司令成为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造反司令”。
名义上，“二兵团”乃“工总司”下属的一个“兵团”，而耿金章是个爱闹独立性的人，他的“二兵团”与王洪文的“总部”相抗衡。“二兵团”的势力，曾一度比“总部”还大！耿金章与王洪文唱“对台戏”，闹了起来。王洪文要把耿金章从“工总司”中开除，散发《耿金章是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的传单，开列了耿金章闹“分裂”的一系列“罪行”。
他们的对立，引起张春桥的注意。一天，耿金章应约来到康平路，他从一扇小门进去，经过警卫的查问，张春桥的妻子领着耿金章走进一间小客厅。坐在沙发上，一身军装的张春桥约耿金章谈话：“‘工总司’的领导核心中，就你和老王是党员。你们俩团结了，‘工总司’就团结。你们俩分裂了，‘工总司’就分裂。希望你站在党的立场上，不要站在小团体的立场上。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工总司’的团结。分裂只会有利于‘走资派’……”
张春桥召见耿金章，为的是希望耿金章与王洪文团结。可是，暗地里张春桥和王洪文把耿金章撇在一边。特别使耿金章恼火的是，张春桥几度劝他解散“二兵团”。张春桥密谋在上海夺权，他所依靠的是王洪文的“工总司”，而把耿金章的“二兵团”排除在外。
耿金章并非等闲之辈。
1967年1月15日凌晨3时半，“二兵团”和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即“红三司”)等两三百人突袭康平路，夺走了上海市委大印，发布三项通令：一、接管上海市委、市人委；二、任命张春桥为上海新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为新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三、勒令原市委、市人委所有机关干部回原岗位办公。
就在“二兵团”等宣布“夺权”不久，张春桥给他打来电话，要找他谈谈。耿金章坐上轿车，前往兴国路招待所，张春桥居然已冒着寒风在五号楼前“恭候”耿司令了！张春桥把耿金章迎人会客室。然而，他没有对耿金章的任命表示感谢，却要“二兵团”立即退出这次夺权：“你们不能搞单方面夺权，不能把‘工总司’甩在一边！”
耿金章意识到，张春桥不愿意做“三结合干部”，他的通令也就成了一张废纸，他不得不宣布“二兵团”退出这次夺权。
耿金章另觅“三结合干部”，他看中了陈丕显等人。于是，“二兵团”突然把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从“工总司”手中抢走。起初，耿金章把他们密藏于自己的司令部－－上海永福路五十号，派了几十个人守卫，严格对外保密。
那时，这三个“走资派”是上海最忙碌的“演员”，大大小小的批斗会都要他们到场。他们的突然失踪，马上引起了“工总司”的密切注意。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王洪文得知耿金章藏匿“走资派”，恼羞成怒，下令砸烂“二兵团”。耿金章闻风而动，赶紧把三个“走资派”装上大卡车，运至上海四川中路一四七号上海禽蛋品公司。
不久，消息又走漏出去，耿金章急忙把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转往上海大厦七楼。
或许是神经过敏，或许是确有其事，从上海大厦七楼看下去，外白渡桥附近，有一群“工总司”队员在走来走去，可能是发现了目标。
耿金章果断下令，当夜转移。
午夜，上海大厦的电梯里，忽然出现几个奇特的“造反派”：身穿军大衣，头戴咖啡色海虎绒军帽，套着“工总司”红袖章，一律蒙着大目罩。只是一点也没有造反派那副盛气凌人的派头。他们是经过“二兵团”造反队员精心化装的陈丕显、曹荻秋和马天水。一下楼，他们便把三人押入停在门口的两辆大卡车里。
其中的一辆驶往徐家汇。车上坐着马天水，因为他已再三申明，希望与陈丕显、曹荻秋分开(直至后来马天水被张春桥“解放”，人们才明白他要求与陈丕显、曹荻秋分开的原因)，“二兵团”把他秘密关押于一家工厂的技工学校。
那辆载着陈丕显、曹荻秋的大卡车，在上海市区转了几个圈，确信后面没有跟踪而来的“尾巴”之后，这才驶向上海西北郊。驶了一个多小时，卡车来到嘉定县黄渡镇附近的一家远僻的工厂－－上海禽蛋五厂。陈丕显、曹荻秋在那里被秘密关押着。后来，又被转移到衡山饭店、新城饭店、国际饭店……
王洪文气急败坏，要把“二兵团”打成“保皇派”。耿金章只得打开天窗说亮话：“陈丕显、曹荻秋在我手里。你们要开批斗会，那就向我‘借’。批斗完了，马上‘还’给我！”于是，“二兵团”成了“陈、曹出租公司”，谁要“借”，耿金章便派人来回押送陈丕显、曹荻秋。
耿金章与王洪文作对，跟张春桥闹独立性，被张春桥、王洪文视为异己。
这时，张春桥、姚文元和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徐景贤、“工总司”王洪文等，已在筹划着上海夺权。他们联合了三十八个造反派组织，这些组织都是张春桥信得过的。“二兵团”不在其内。
上海淮海中路六二二弄，一时间变得人来人往，热闹非凡。那里是原上海市委党校所在地。三十八个造反派组织的代表，正在举行秘密会议，讨论成立“上海人民公社”。
就在这时，张春桥获悉异常动态：就在市委党校西边二楼的小客厅里，耿金章把被排斥于上海人民公社之外的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召集起来，宣布成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筹备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
耿金章又一次与张春桥、王洪文唱对台戏！张春桥决不会无动于衷。
耿金章记得，他正在忙于主持会议，忽然一位姓朱的女联络员来找他，悄然告知：“春桥同志要你去一下。”耿金章气呼呼道：“我正忙。为什么要我去？张春桥就不能来这儿跟我谈？”联络员催促再三，耿金章只得坐上轿车，直奔兴国路。
张春桥笑脸相迎，开口便是：“老耿，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耿金章不知道他说这话是什么用意。
张春桥接着开导说：“正因为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是毛主席支持的。你搞新上海人民公社，是与毛主席唱对台戏！”
张春桥的话的分量很重。他见耿金章沉默不语，给耿金章看了一份毛泽东电话记录稿，亮出了王牌。
耿金章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我不怕张春桥，可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不能不服。”
张春桥来了硬的，又来软的：“如果你解散大联委，不搞新上海人民公社，那么，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时，我可以让你上主席台，给你当常委！”
耿金章经不住张春桥软硬兼施，只得从命。
耿金章对我说：“上海人民公社成立那天，我确实上了主席台，也当了常委。可是，我当的是空头常委，没有参加过一次常委会！就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后，张春桥借口按行业、系统实行大联合，要解散‘二兵团’，要把我变成‘空头司令’。”
张春桥要耿金章和王洪文商谈“二兵团”并入“工总司”的问题。王洪文对耿金章说：2月25日上午8点，在国棉三十一厂谈判。”
那天上午，耿金章的轿车驶抵长阳路一三八二号－－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在门口迎候的是王洪文的小兄弟黄金海。耿金章的车子一进门，大门便关上了。厂里不见王洪文。黄金海一挥手，一伙人冲上去，抓住了耿金章。此时，耿金章才知上了王洪文的圈套。
耿金章被押往上海警备区司令部。那里听说抓的是“二兵团”的头头耿金章，不敢收押。于是，王洪文给杨浦区公安分局打电话，把耿金章关在那里。
司令被抓，“二兵团，”也就土崩瓦解了，几个大“走资派”也被“工总司”夺去了。耿金章被关了两个多月，1967年5月2日，王洪文忽然来杨浦区公安分局“看望”耿金章，说是根据“中央首长”的意见，明日释放他。耿金章明白，王洪文所说的“中央首长”便是张春桥。
翌日，耿金章果真获释，但是，他早己成了“空头司令”，“二兵团”已不复存在。后来，据说考虑到耿金章是“老造反”，张春桥和王洪文给他安排了个“七品芝麻官”－－上海市轻工业局基建组副组长。耿金章跟我长谈往事，不胜烯嘘。他的心境是复杂的，既有内疚之感，又有愤懑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