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顶住压力平“毛主席定的案子”

胡耀邦：顶住压力平“毛主席定的案子”

胡耀邦走马上任中组部 顶住压力，平“毛主席定的案子”
1977年12月19日，64岁的胡耀邦来中央组织部正式上班。他在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上就提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任职13个月，平均每天处理的副厅、地委书记以上干部的申诉信就有33封。胡耀邦说，他过去在对人的处理上也犯过错误，后来想起这些就感到非常内疚。所以，他到中央组织部后将主要精力都放在冤假错案的处理上。
“积案如山，步履艰难”
1977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大院里，鞭炮齐鸣。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一人就买了10多元钱的鞭炮，以至来往的行人以为“有什么大喜事”。原来，他们正在欢迎新上任的部长。在这鞭炮声中，胡耀邦带着他的秘书走进了中央组织部的办公大楼。
四天之后，即12月19日，64岁的胡耀邦来中央组织部正式上班。他在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上就提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是组织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当时说的一句话是：“积案如山，步履艰难。”
他还解释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历次政治运动，还有建国前的一些冤假错案，甚至包括20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的冤案，“积案如山”。
胡耀邦明确表示，对建国以后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的清理和落实政策 ，是组织部门的首要任务，至于建国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不管是因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还是战争环境影响而没有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彻底，我们也应该把这些彻底解决。不管如何艰难，我们都要有“会当凌绝顶”的决心。
他当即向在场的所有的人约法三章：组织部门应该成为“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以后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写给我的信，应及时送给我，如果没有我的表示，“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会上，胡耀邦富有感情地说，那些年老体弱的同志，要派车子将他们接到部里来谈；卧病在床的同志，我们应该主动上门同他们谈；对那些来访的蒙冤多年的老同志，应该首先邀请他们坐下，泡上一杯茶，如果到了吃饭的时间，还应该请他们吃顿饭。一次谈不完就谈两次、三次。
会后，胡耀邦采取了“一个大动作”，将中央组织部靠边站的干部杨士杰、曾志、陈野苹等请回来，重新安排了工作。陈野苹奉命负责老干部接待小组，胡耀邦要他“大胆地干”，并且表示：“有什么事情我来承担”。
据统计，中央组织部接收的案件有17349卷391363件，被审查的高级干部有669人。其中，被定为有严重问题的或敌我矛盾的有320人，占被复查人数的47.8%。在这些人当中，副部长级干部213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71人，中央政治局委员10人，中央书记处成员10人，副总理7人。
最多的一天处理了200封来信
在那些日子里，胡耀邦几乎每天都忙于处理各类来信。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任职13个月，平均每天处理的副厅、地委书记以上干部的申诉信就有33封，最多的一天处理了200封来信。中央组织部的一位干部回忆，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仅胡耀邦批给干部审查局处理的信件就有902封。
原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吴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审查，1974年病故，一直没有作结论，骨灰无处安放，只好放在家里。子女入党、参军，甚至连婚姻都受到牵连。夫人张明只得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希望给吴皓落实政策。1977年12月6日，邓小平作出批示：“请中组部对这类事要关心，实事求是地对每件事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这不只是对本人，对家属亲友都是关系很大的，拖不是办法。”
当时，胡耀邦还没有到中央组织部上班，但他立即对此事作了如下处理：家属的正当意见和合理要求，都应该接受和解决。吴皓的骨灰安放事宜，应尽可能满足家属的合理要求。
原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军区副政委王其梅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成员之一，1967年8月被迫害致死。妻子王先梅14岁就参加了革命，15岁入党。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同样没能逃脱厄运，被发配到远在江西的轻工业部“五七”干校劳动。大女儿要求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或者云南农场工作，结果也没有批准，理由是“没有资格”。后来，大儿子报考海军政治部歌舞团，文化测试、专业考试全部合格，由于他父亲的缘故一直拖着没有定下来。小女儿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有一次学校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庆祝活动，其他团支部书记都去了，唯独她不能去，也是因为她父亲的问题，而且她很快就要参加升学考试，又面临着一个政治审查问题。
王先梅再也坐不住了，于1977年12月8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申诉信。12月25日，邓小平看到了王先梅的来信，并且指示汪东兴交给中央组织部处理。12月31日，胡耀邦接到批示后，立刻派人前往王先梅的住处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1978年元旦刚过，王先梅就回轻工业部上班了，并担任科研室外事处处长。有关她的审查问题，轻工业部已经“肯定她没有问题，有关审查材料，将妥善处理。”王先梅的大儿子也如愿以偿地进了海军政治部歌舞团，小女儿上学所在的学校表示，她的升学和毕业分配问题，不会因为她父亲的历史问题而受到影响。
推动舆论界不断发表“平反”文章
胡耀邦在抓紧落实干部政策的同时，还通过舆论界宣传一些地区落实干部政策的情况，希望能更好地推动这项工作的开展。1978年1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辽宁省铁岭地委“加强对组织部门领导坚决落实干部政策”的消息，之后又发表评论员文章，推广铁岭地委组织部的具体做法。《人民日报》还报道了广西百色地委落实干部政策的情况。
与此同时，中央党校高级班学员就如何落实好干部政策的问题进行了座谈。与会者“联系当地实际，对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意义、情况等问题，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
不少学员反映，“四人帮”垮台已经一年多了，但在某些单位，落实干部政策的阻力仍然很大。学员们分析了几条原因：一是有的单位仍被“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帮派体系所控制，他们本来就是要打倒干部的，“怎能靠他们去落实？”二是有些单位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受毒很深，“帮气”很重。他们害怕否定自己的“成绩”，说什么“我搞了你十多年，现在你倒没有问题了，不是白搞了吗？”这怎么行！“我是审查你的，你没有了问题，反来领导我，不是翻案复辟了吗？”于是，他们总想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威信；三是官僚主义态度，上推下卸，对违反党的政策的做法听之任之。
为此，学员们表示，要落实干部政策，首先必须整顿政治部、组织部，“审查一下到底是什么人在那里当家”。如果还是帮派势力控制政治部、组织部的大权，就应该对他们采取断然措施，“对这些部门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同时，要加强教育，把“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使那些中毒的同志醒悟过来，端正态度”。对某些坚持错误而又不肯悔改的领导干部，“也要采取适当措施”。
不久，从上海传来消息说，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对“四人帮”制造的假案、冤案进行了平反昭雪。
1968年，在张春桥、王洪文的操纵下，“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把解放前国民党中央研究院作为一条线，把日本占领时期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作为另一条线，同国民党溃退前夕成立的伪中央研究院接应安全小组委员会联系在一起，称做“‘两线一会’特务集团”，把解放前的科研人员统统当成“特务”，声称这些人“潜伏下来又发展新的特务”。有人甚至荒唐地把建国后建立起来的科技情报组织和学术组织，也当做“特务组织”，凡是填过“自然辩证法协会会员表”和“外文翻译人员登记表”的人，都被说成是参加“特务组织”所履行的手续。有些科研人员在上海科技情报所领过阅览证，也被看做是“参加特务组织”。这一案件株连到14个单位，有好几百人被诬陷为“特务”。
然而，经过调查核实，那几百个人根本就不是什么特务。于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召开大会，当场宣布：“‘两线一会’特务集团”案纯属冤假错案，“对遭受迫害的同志予以彻底平反”。有关这些人的档案，“正在组织专人认真加以清理，对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坚决推倒，对一切虚构的罪证，捏造的材料予以销毁。”工作安排不恰当的，给以调整，恢复他们原来的技术职称，同时，根据他们的业务水平和健康状况，恢复和提拔了一些科技人员和科学家担任室和所一级的领导职务。他们被抄走的财物一律归还给本人。对于冤死的科学家，“坚决给予昭雪，或开追悼会，或准备进行骨灰安放仪式。”对于在假案、冤案中受株连的家属和亲友，“按照党的政策给予正确处理，受害者的家属、亲友在哪里，就到哪里肃清流毒。”
《人民日报》接二连三发表的这些文章，使很多人受到鼓舞。周扬称赞说，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把组织部门称做“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而不是“整人的机器”。多少年来，很少看到党报上发表如此令人亲切、使人振奋的文章了。
考虑到上述文章发表后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为了鼓励老干部放下包袱，胡耀邦打算写一篇题为《老干部的光荣责任》的文章。2月19日，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果然反响极大，许多老干部给中央组织部和《人民日报》写信、致电，表示一定要放下包袱向前闯。
“中国共产党能够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包括毛泽东的错误”
然而，平反冤假错案毕竟会涉及毛泽东的一些错误。所以，不少人对此抱着抵触的情绪。有些高级干部甚至责问说：“平毛主席定的案子，矛头指向谁？”还有人声称：“这是按毛主席指示办的，就是把大楼吵塌了，也不能动！”结果，正当胡耀邦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却遇到了阻力。中央有位副主席表示了相当不满，态度颇为坚定地说：“经毛主席亲自审阅、批定的案子，谁敢平反？”
为什么有人对落实干部政策如此犹豫不决？胡耀邦认为，一是认识问题；二是私心杂念。有私心杂念的人，过去办了一些案子，伤害了不少人，但又缺乏纠正错误的勇气。这些人口头上说怕否定“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怕否定自己”。他在一份材料上鲜明地写道：“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正是为了稳定和发展形势，不是翻烙饼。把过去做错了的事情坚决改正过来，这是忠于实事求是的原则，具有革命胆识的表现，体现了我们共产党人对革命、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这和右倾机会主义毫不相干。”
尽管压力如此之大，但胡耀邦并没有止步。他甚至向那位副主席提出，把中央专案组负责的重大案件，移交给中央组织部。可是，迟迟没有结果。
针对这种情况，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的一次会议上如实地对几位干部说：一、中央专案组审查的对象，档案材料都在专案组手里，他们不肯交出来，也不让我们插手复查；二、不属于中央管的干部案件，我们说了话也不顶用，连召开一次全国组织部长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以推动一般干部政策的落实，还得由中央批准，实际上就是不让开；三、我们主张办任何事都要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等应该实事求是，有人就打出“两个凡是”，似乎只要是毛泽东批的案子，即便不那么实事求是，也只好由他去。在这次小型会议上，胡耀邦决定：既然不准召开百人以上的大会，那就分批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部委的小型会议，叫“疑难案例座谈会”，让部分省、市、自治区带一些疑难案例来。
从1978年2月到4月，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胡耀邦先分3批召集了28个省、市、自治区组织部门同志参加的“疑难案例座谈会”，解决了118件疑难案件。然后又分3批召集了中央各部委同志参加的“疑难案例座谈会”，解决了74件疑难案件。
在各省、市、自治区组织会议上，有人坚持认为，“有些案子是毛主席定的，绝不能翻。”但是，胡耀邦明确表示：这种说法未免太绝对化了。
对于毛泽东，胡耀邦认为应该这样看：毛泽东很伟大，中国革命在他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但是，他也不是完人，特别是在晚年，他也有错误，有些错误是很严重的，如“文化大革命”就是其中的一例。他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包括毛泽东的错误。
直到5月中旬，由于邓小平的批示，华国锋只好同意将中央专案组负责的中央机关、省、市领导人和公检法系统的专案移交给中央组织部。实际上，后来移交的也只有部分高级干部的材料。
胡耀邦掀起平反风潮 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打开缺口
“不等了，我们自己干”
胡耀邦到中央组织部后不到一个月，几乎每天都有几百人上访，来信足足装了六大麻袋。在这些来信中，有一封信是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几名干部写的，反映该单位撤销后，仍有205名干部被称做“社会糟粕”而未能安排工作，其中包括著名人士夏衍、楚图南。
胡耀邦气不打一处出，愤懑不平地责问道：“这简直是瞎胡闹嘛！把夏衍、楚图南这样的老同志都当成了‘社会糟粕’，‘文革’十年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磨难难道还不够重吗？”
他立即要求中央组织部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成立一个联合工作组，了解情况。经过十多天的调查，终于拿出了一份报告，胡耀邦批示说：这份材料值得一看，请工作组顺从大家的心愿，一抓到底，在限定时间内完成该单位所有同志的工作分配。
不久，这205人当中，除19人因身体状况无法工作外，其余186人都安排了工作。
胡耀邦说过，他过去在对人的处理上也犯过错误，不适当地处理了一些人，后来想起这些就感到非常内疚。所以，他到中央组织部后将主要精力都放在冤假错案的处理上，希望受到错误处理的老干部能够尽快恢复工作。他着手处理的第一个高级干部的冤案是王任重的问题。
王任重回忆说：在“文革”那恶浪翻滚的日子里，我被林彪、江青一伙横加“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一关就是八年。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后，我在1975年5月被释放了，但是由于“四人帮”的阻挠，我蒙受的“罪名”一个也没有取消，被下放在陕西武功农科院，连党员也不承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耀邦托人带信要我的两个孩子去看他。他让孩子转告我三条：第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第二，我们党是有希望的；第三，锻炼身体，准备将来出来工作。
当时，耀邦同志自己的处境也不好，“四人帮”处心积虑地排挤和迫害他，然而他不顾个人安危，心里装的是党，是人民，是自己的同志。他的三条意见传来，我更增加了斗争的勇气，对党的事业充满了希望。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之后，邓小平、李先念同志都曾建议我出来工作，但是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顶着不理。
胡耀邦同志出任中央组织部长之后，调阅的第一份档案就是我的。他看了材料，更加深信我是无辜的，决心要尽快帮助我出来工作。1978年秋天，中央开会解决陕西问题。李先念同志同胡耀邦商量，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我出来主持陕西省委的工作。耀邦同志亲自写信给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李先念、邓小平、叶剑英三位同志先后欣然表示同意。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想作梗也无所施其技了。这样我才算“解放”了。
1978年6月1日，中央组织部主办的《组工通讯》正式出版。在第一期上发表了《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文章。胡耀邦提出的衡量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五条标准被写进了文章：
1、过去审查需要做结论而没有结论的，要尽快作出结论；
2、已做结论处理但不正确的，要改正过来，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3、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干部，要尽快分配适当工作；
4、对受审查期间死去的同志，要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
5、无辜受牵连的家属、子女、亲友、身边工作人员当中应予解决的问题，要妥善解决。
文章指出，对于林彪、“四人帮”摧残干部队伍造成的严重后果，必须有足够的估计。
6月9日，中央专案组将部分材料移交给了中央组织部。但是，就在移交的当天，中央那位副主席还表态说，不要以为“四人帮”粉碎了，过去定了的案件就可以推翻。一些案子，包括“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还有彭德怀、陶铸的结论，都不能随便翻过来。
胡耀邦也不甘示弱，当即表示：“还是有错必纠，全错全纠，不错不纠，部分错误部分纠的好。”
其实，胡耀邦何尝不清楚，过去，中央专案组审查案子搞的都是实用主义，不符合口味的东西他们绝对不会写入结论，所以，专案组即使把所有的材料都交过来也没有多大用处。在这种情况下，胡耀邦决定另起炉灶。他向中央组织部负责审查干部的同志表示：“急也没有用，不等了，我们自己干。”
邓小平问胡：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
胡耀邦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随后，他以巨大的勇气在“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1936年4月，面对正在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正是需要干部的时候，中共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请求中共中央批准，让关押在国民党北平草岚子胡同反省院里的61名干部，履行国民党规定的手续出狱。自8月31日起，直到1937年3月，这些人先后在《华北日报》、《益世报》刊登了由国民党监狱事先拟好的所谓“反共启事”，出了反省院，然后同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参加了工作。
此事，中共中央早已作出结论，认为这些人出狱没有什么问题。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当着薄一波的面说过，你们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出来后又分配到各地，又回到五湖四海，做了不少工作，是起作用的。
可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江青又把这件事重新抖搂出来，康生写信给毛泽东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他在信中还提到：“我最近找人翻阅了1936年八九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康生还将一份1936年报纸的复印件附在信上寄给了毛泽东。
结果，一直认为此事没有问题的毛泽东也有了新的看法。就在康生写信后不久，毛泽东说：“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住，然后叛变，在报纸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于是，康生、江青乘机大做文章，声称：薄一波等61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我们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将这61人定为“叛徒集团”。
从那时起，就有人开始为此案进行申诉。1967年夏，薄一波写了一份近两万字的申诉材料，讲说了他当年在草岚子监狱坚持斗争的真相，以及根据1936年中共北方局和中共中央指示出狱的经过。可是，身居要职的康生一口咬定，这个“隐瞒”了几十年的“叛徒集团”，是“永远翻不了”的“铁案”。
另外，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周仲英等也都提出了申诉。曾向草岚子监狱地下党支部传送中共中央指示的当事人孔祥祯于1977年11月11日再次向中共中央写信，孔祥祯在这封信中，把1936年中共北方局如何提出，中共中央如何批准，柯庆施如何向徐冰布置任务，徐冰又如何通过他两次给狱中党支部传达中共中央指示以及后来出狱的经过，都作了详细说明。
可是，这些申诉案件由中央专案组的三个办公室把持着，不让平反。在此情况下，胡耀邦和中央组织部遇到的阻力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不仅如此，专案组还有人对胡耀邦到中央组织部后的所作所为表示不满，甚至大发雷霆，声称：“现在的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头上来啦！”
6月初，也就是中央专案组移交材料的那几天，胡耀邦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复查工作便开始了。
他深知中央专案组既不会赞同，也不允许他们到中央档案馆查阅任何材料。但他依然决定由中央组织部复查这一案件。他把想法告诉了中央组织部的几位干部：“现在有个案子，你们敢不敢翻过来？”
几位干部听了后表示：“实事求是，该翻就翻。”
胡耀邦很欣赏他们的勇气，说：“我们要靠实事求是吃饭，不靠精神吃饭。还是那句话，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样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句话，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
考虑到案情重大，胡耀邦就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听了后也觉得事关重大，便问道：“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 6月25日，邓小平在一份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申诉材料上批示说：“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
在得到邓小平的支持后，胡耀邦指示贾素萍、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夫4人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进行复查。他还叮嘱道：此案关系重大，为了减少阻力，先不宜声张，要认真负责，审慎、精细、踏踏实实地进行调查，珍惜每一份资料，抓紧时间，争取三个月复查完毕，写出复查报告，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拿出来。
曾彦修提供了较完整的证明材料
曾彦修回忆说：
1978年七八月间，我调到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筹备小组工作。一天上午，于光远的司机跑来找我，要我立刻去于光远家。于光远说，昨天下午看见耀邦，对他说起，我们手里有一份康生详谈“61人”案件的材料。耀邦听后，高兴得不得了，说：“有这等事，太好了。”叫我立刻给他送去。但你已下班，又无电话，材料一时找不着，只好请你来重写。耀邦急如星火，刚才又打电话来催了，请你现在就写。
于是，我坐下立刻写，约20分钟就写好了。题目大概是《康生谈薄一波等“61人”案的经过》之类。内容永远记得十分清楚，大要是：1948年旧历元旦（或初二），山东鲁西北阳信县的渤海区党委组织部长刘格平同志请康生及中央土改工作团全体团员到他的家中吃晚饭。因为刘格平是回族，不能出席区党委的正式宴会。这次名为晚饭，因在冬天，考虑到康生晚饭后要散步，所以大约下午三时晚饭就开始了。因此，饭后仍照常散步。康生忽然问大家，“你们知道刘格平这个人不？”
未等回答，他就继续说下去，“这个同志资格老得很，是二十年代初的党员，是个回族同志。他比别人多坐了八年监，敌伪时期他照样在北平坐监，敌伪不知他是共产党员，糊里糊涂当他是普通刑事犯，他算活下来了。是日本投降后才出监的（最后一句记不清了，也可能是日降前不久，敌伪监狱已大乱，由党组织设法花钱把刘弄出来的）”。“1936年夏，少奇同志从陕北到平津担任华北局书记后，当时革命形势一天天高涨，可是特别缺乏干部，有经验的老同志都在北平敌人的监狱里，这就是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61位同志。当时分析形势，他们再坐监下去，很危险……有同志建议，是否请示中央，让他们办一个出狱手续全都出来算了。刘同意了，请示中央，中央由张闻天出面也复电同意了，于是通知薄一波他们照办。但他们坚决不同意登启事，不出狱，经多次催促，不愿用此方式出狱。”
康生也提到在狱外为此事奔走的徐冰、孔祥祯等同志的名字，康生说，“此事久久不决，华北局通知他们，再不执行就是个纪律问题了。”于是狱中决定先出来一个同志探听虚实，弄清楚中央的指示后才出狱的。（此事已记不大清了，也可能不确。）
我一会儿就写成了，耀邦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好的材料，所以特别高兴。
胡耀邦与贾素萍等起草报告上达中央
接受复查任务后，贾素萍等4人四处奔波，走访当事人。他们第一个访问的对象是薄一波。在传达室里见面后，他们亲热地问候了一句：“薄一波同志！你好。”10多年了，薄一波第一次听别人称他为“同志”，很激动。贾素萍说明了来意：“今天我们是先来看看您，联系一下，请您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定个时间，我们再来听您的意见。”
薄一波连忙回答说：“我的身体很好，不必另约时间，今天就谈行不行？”他把4个人请到自己的房间，一连谈了7个多小时。
随后，贾素萍等4人冒着酷暑，先后找到周仲英、孔祥祯等，听了他们的意见。孔祥祯还指着已经残废了的一条腿说：“过去红卫兵、专案组来调查的人可多啦，说是调查，比审讯还凶，我说的真实情况，他们又不相信，还要逼着我在他们已经写好的诬陷的结论上签字。我不干，他们就整我，把我的腿也整残废了。所以后来他们再调查时，我就不同他们谈，请他们吃闭门羹，你们来了，我衷心欢迎。”
短短几个月，贾素萍一行走访了案件所有健在的当事人，并且查阅了中央档案馆有关这些人的材料。在此基础上，胡耀邦同贾素萍等起草了一份《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的调查报告》，于11月20日送给了中央。
摘自《回首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 童青林 编著 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