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韩三洲：丹心不怯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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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1-18 14:10 作者:韩三洲 字号：大中小 点击:244次
——由关露说到潘汉年
知道关露(1907.7.14-1982.12.4)这个女性的名字，是十多年前从一本民间诗刊《野草》上看到的，里面有关露的“秦城诗草十一首”首小诗。其中一首，是文革期间，关露以“汉奸”的罪名被囚禁于秦城监狱时写下的一首“遗憾”，诗的小序是这样写的：“在狱中读《红色娘子军》剧本，对洪常青与吴清华不曾相爱，深感遗憾。”四句诗如下：
椰林遗憾未为家，孤鹜长空恋落霞。
自古英雄情义重，常青焉不爱清华。
“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这首看似平语调静四句诗，而其背后所蕴含的坎坷遭际，情路曲折，又不知几个能够体味？其实，读一读这本《关露啊关露》，我们可以知道，这首小诗不仅仅是在阐发对一部“样板戏”中男女主角身份的看法，也是在表达自己的终身遗恨和心灵伤痛，是诗人在借他人杯酒来浇自己心中的块垒。要知道，关露这个名字，在30年代中国文坛上是响亮的，她曾以左翼文人、女诗人身份驰骋文坛，1937年拍摄的电影《十字街头》，由赵丹唱的那首脍炙人口的主题歌“春天里来百花香”，曲作者是贺绿汀，词作者就是关露，而她的人生道路与追求，正如歌词里所唱的“只要努力向前进，哪怕高山把路挡！”
关露不仅是一个不应该被人们遗忘的女诗人，也是一个1932年入党的老党员老革命。她18岁时因逃婚到上海，后参加革命，23岁入党，1928年在南京中央大学学习时堕入情网，后来发现自己恋人的留学资金来自其未婚妻家，方知上当受骗。1931年，她与“左联”领导成员沈志远结婚，3年后缘尽分手。抗日战争爆发后，她作为“左联”创始人之一，先是奉廖承志、潘汉年的指派，冒着生命危险，打入“魔窟”上海极司斐尔路（今愚园路）76号，出生入死，与狼共舞，意在策反特务头子李士群。后又根据上级指示，进入日本驻华大使馆、海军部出资合办的《女声》月刊，专在收集日伪的秘密情报。一个看似孱弱的女子，在极其复杂险恶的环境下，为祖国的解放、为民族的自由、为党的事业做出了非常人所能想所能为的事情。
可以说，像她这样经历过那么多苦难曲折的奇女子，在中国妇女界和现代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当年关露的真实面目，只有极少数人知晓，多数人则以“汉奸”目之。没想到的是，这个黒锅她却几乎背了一辈子。为此，关露不仅放弃了个人应有的名誉与地位，还牺牲了自己一生的幸福与爱情。1946年，关露的感情闸门向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炳南(908.1.1～1988.12.22)洞开，两人相识于抗战前夕，一九四六年两人再度相逢后，王炳南已与其德籍妻子王安娜离异。39岁的关露与王炳南感情发展迅速，很快就到谈婚论嫁的程度。但是由于她的“一段特殊经历”和流传不好的“名声”，对方出于上面的压力，只能写信与关露“绝交”。对此，关露又能说什么？她只能深埋下的自己感情，直到自己的生命之火化为灰烬，心灵之窗再也没有向任何异性开启过。更令人想不到的是，解放以后，关露的人生居然假戏真做，真的被戴上了“汉奸”的帽子，因为这段经历而不断地受到政治审查、拘押和监禁。从解放区的整风运动、反胡风运动、潘汉年案、五七年反右直到文革，每次她都是“运动员”，一共关押被捕四次，前后坐牢十余年，多次精神陷于崩溃的境地，可以说一生凄清，抱恨终天。
“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终于做出了《关于为关露同志平反的决定》，首次澄清关露是由党派往上海作情报工作，“不存在汉奸问题”。几近30年的沉冤，终于水落石出，大白于天下。这其中的过程，恐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对胡风，中央就曾先后三次作出过决定。学者谷林2005年新出一本《淡墨痕》，在里面“女儿身世太凄凉”中，谈到他曾与关露住在同一个筒子楼里，并有过的一段纠葛，说是有人拿过一张信笺让他提意见，上面潦潦草草地写着两行字：“我总想不通，当初原是派我去的。” 谷林后来才明白这是原单位的政治处对关露所作出的定案结论，来让关露签字的，这两行字就是关露沉疴在身，有气无力，欲说还休，却又无所指望的一生喟叹。如此爱我所爱、无怨无悔的关露，为了心中的理想，为了坚贞的真爱，放弃了自己的一切，那怕是面临烈火焚身、虿盆深渊的人生磨难，她都不会退缩的。可是，在洗净身上的污浊之后的12月4日，75岁的女诗人服药自尽，告别了这个对她来说极不公平的世界，枕边唯一陪伴她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这样的奇女子，用了一种这样的惨烈方式走完自己极具传奇的一生，实在让人百感交集、感慨万端。也许这来得太迟的政治平反，对已是沉疴缠身、去日无多的关露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人生意义了。诚如她死后，同在左联时的好友丁玲悲愤话语：“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充满阳光，但是阳光照不到她身上！”
在装安眠药的信封背面，有关露临终前写下八个字的自我评价：“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信封里，装有王炳南年青时赠与关露的一张照片，背面写着：“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王炳南”。而在这行题字下，还有关露题写的两句古诗：
“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
同年12月16日，关露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她终生所爱的王炳南老人，也默默地参加了追悼仪式。
关露生前留下有“秦城诗草十一首”，这是她为了避免遗忘，用铁钉在监牢的水泥地上一道道划出来的血泪之诗。这一点，堪与李锐先生被囚禁于秦城监狱8年中，用龙胆紫药液做墨水，以棉签为笔写下的《龙胆紫集》诗集相媲美。当年的秦城监狱，是一种什么样的非人待遇，我们可以从《李锐诗词本事》一书中了解到，1967年至1971年间，秦城监狱所关押的501人中，司局级以上的干部占一半以上，其中省级干部达69人。这些人中，打伤致残的20余人，折磨致死的29人，跳楼自杀的5人，关成精神病的60多人，可以说是一个十足的法西斯式的虐待场所。
就是在这难熬的8年单独囚禁中，关露受尽“自家人”的委屈，革命者反倒成为革命对象，这该是一种多大的悲剧性屈辱。可她却依旧没有丧失自己的理想追求和对党的坚贞信仰，就像传说中泣血啼叫“不如归去”的杜鹃，依旧向世间倾吐着一个清白无辜奇女子的坦荡情怀。狱中的水管坏了，通宵滴滴哒哒的漏水，浑如犯人的幽幽哭泣，关露亦难以入睡，遂成“水管”一首：
铁门紧锁冬无尽，雪压坚贞一片心。
钢管无情持正义，为人申诉到天明。
关押很长时间了，也没有提审，暂时的平静后面，诗人预想到一定会有更大的险恶在后面，于是苦吟低唱成“云沉”一首：
云沉日落雁声哀，疑有惊风暴雨来。
换得江山春色好，丹心不怯断头台。
令人感喟的是，这留给关露的“断头台”，不是国民党设置的，也不是日伪汉奸建造的，而是革命本身对自己忠贞儿女潜心营造的。近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党组第一书记梅益（1914年--2003年）的纪念集《八十年来家国》，里面专有一节“悼念关露同志”，道出了这位已逝老人对关露的负疚。当年曾在上海“孤岛”从事地下工作的梅益，是关露所在地下党的负责人，最后也是他派“交通”护送关露离开上海的，回首当年，梅益十分沉痛，“关露去日本是受党的派遣，她也能说清楚，但没人相信。这种是并不发生在她一个人身上。我曾给叶剑英去过信，就我知道的写了好几页。但对于关露，我也很自责。她平反后，生活很苦，向我求过援。那时我已‘解放’，有能力帮助她。可是没有做。当时的确很忙，但这理由解释说不过去，一想起来，心里很不是滋味。”梅益回忆到抗战胜利之后，关露由于大家不了解她的秘密任务，而国民党又在追捕“落水”汉奸。在这种环境之下，她在上海住不下去，由梅益找了交通员，付给一百元的交通、伙食费用（包括恽逸群另几位同志）送到苏北。之后，党又派人送关露到大连去住下了。对关露，梅益评介是，“我们亏欠她太多太多了！”
“质本洁来还洁去。”的确，发生在关露身上的的悲剧，诚如梅益老人所说的“这种事并不发生她一个人身上。”对党忠心耿耿、与关露一起在日伪从事地下工作的潘汉年，后来的遭遇也极其相似。当年，作为中共的高层人员，他也是带着任务去“通敌”的，后来不也是戴上了一个说不清、道不白的“汉奸”、“特务”的帽子。近读历史学家王春瑜的《悠悠山河故人情》，内中有提到上海名演员舒諲（冒鹤亭之子）在看了《周恩来在上海》后谈到的一段秘辛，说剧中的历史人物，他大都认识，与潘汉年也有过交往。潘汉年在抗战后期去见汪精卫，与日本军队的要员往来，是奉党组织的指示，某些人当然完全知道。世事是复杂的，潘汉年奉命去见汪精卫，后来被整得死去活来。他的父亲冒鹤亭与汪精卫是老朋友，诗词唱和，在汪精卫当了汪伪政权的主席后，二人依旧往来，谈诗论词，汪还赠《双照楼诗词》给冒鹤亭，这纯粹是老朋友之间的私下往来。
其实，当年干什么事情都是受上级指派的，可是上面一旦翻脸不认账了，定了铁案了，尽管人人心知肚明，知道是冤假错案，可却没有一个当事人敢站出来说明原委和揭开真相的，当年那些交办任务的上级、那些生死与共的革命同志，一个个噤若寒蝉、保持沉默。说实话，能够不落井下石，不栽赃陷害，就算是一种不错的作人良知了。受害人覆盆之下含冤莫白，当事人黑白颠倒心安理得，其中的很多人，恐怕连梅益老人这样的忏悔，都没有给后人留下。
在那些不正常年代的中国，冤假错案的雪球就是这样的越滚越大的，“亏欠”的人也就是这样越积越多的，直到文革期间把共和国的主席也打成了“叛徒、内奸、工贼”，最终酿成了全民族的深重灾难！
2010/11/14 稍改
来源:共识网-作者惠寄
——由关露说到潘汉年
知道关露(1907.7.14-1982.12.4)这个女性的名字，是十多年前从一本民间诗刊《野草》上看到的，里面有关露的“秦城诗草十一首”首小诗。其中一首，是文革期间，关露以“汉奸”的罪名被囚禁于秦城监狱时写下的一首“遗憾”，诗的小序是这样写的：“在狱中读《红色娘子军》剧本，对洪常青与吴清华不曾相爱，深感遗憾。”四句诗如下：
椰林遗憾未为家，孤鹜长空恋落霞。
自古英雄情义重，常青焉不爱清华。
“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这首看似平语调静四句诗，而其背后所蕴含的坎坷遭际，情路曲折，又不知几个能够体味？其实，读一读这本《关露啊关露》，我们可以知道，这首小诗不仅仅是在阐发对一部“样板戏”中男女主角身份的看法，也是在表达自己的终身遗恨和心灵伤痛，是诗人在借他人杯酒来浇自己心中的块垒。要知道，关露这个名字，在30年代中国文坛上是响亮的，她曾以左翼文人、女诗人身份驰骋文坛，1937年拍摄的电影《十字街头》，由赵丹唱的那首脍炙人口的主题歌“春天里来百花香”，曲作者是贺绿汀，词作者就是关露，而她的人生道路与追求，正如歌词里所唱的“只要努力向前进，哪怕高山把路挡！”
关露不仅是一个不应该被人们遗忘的女诗人，也是一个1932年入党的老党员老革命。她18岁时因逃婚到上海，后参加革命，23岁入党，1928年在南京中央大学学习时堕入情网，后来发现自己恋人的留学资金来自其未婚妻家，方知上当受骗。1931年，她与“左联”领导成员沈志远结婚，3年后缘尽分手。抗日战争爆发后，她作为“左联”创始人之一，先是奉廖承志、潘汉年的指派，冒着生命危险，打入“魔窟”上海极司斐尔路（今愚园路）76号，出生入死，与狼共舞，意在策反特务头子李士群。后又根据上级指示，进入日本驻华大使馆、海军部出资合办的《女声》月刊，专在收集日伪的秘密情报。一个看似孱弱的女子，在极其复杂险恶的环境下，为祖国的解放、为民族的自由、为党的事业做出了非常人所能想所能为的事情。
可以说，像她这样经历过那么多苦难曲折的奇女子，在中国妇女界和现代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当年关露的真实面目，只有极少数人知晓，多数人则以“汉奸”目之。没想到的是，这个黒锅她却几乎背了一辈子。为此，关露不仅放弃了个人应有的名誉与地位，还牺牲了自己一生的幸福与爱情。1946年，关露的感情闸门向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炳南(908.1.1～1988.12.22)洞开，两人相识于抗战前夕，一九四六年两人再度相逢后，王炳南已与其德籍妻子王安娜离异。39岁的关露与王炳南感情发展迅速，很快就到谈婚论嫁的程度。但是由于她的“一段特殊经历”和流传不好的“名声”，对方出于上面的压力，只能写信与关露“绝交”。对此，关露又能说什么？她只能深埋下的自己感情，直到自己的生命之火化为灰烬，心灵之窗再也没有向任何异性开启过。更令人想不到的是，解放以后，关露的人生居然假戏真做，真的被戴上了“汉奸”的帽子，因为这段经历而不断地受到政治审查、拘押和监禁。从解放区的整风运动、反胡风运动、潘汉年案、五七年反右直到文革，每次她都是“运动员”，一共关押被捕四次，前后坐牢十余年，多次精神陷于崩溃的境地，可以说一生凄清，抱恨终天。
“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终于做出了《关于为关露同志平反的决定》，首次澄清关露是由党派往上海作情报工作，“不存在汉奸问题”。几近30年的沉冤，终于水落石出，大白于天下。这其中的过程，恐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对胡风，中央就曾先后三次作出过决定。学者谷林2005年新出一本《淡墨痕》，在里面“女儿身世太凄凉”中，谈到他曾与关露住在同一个筒子楼里，并有过的一段纠葛，说是有人拿过一张信笺让他提意见，上面潦潦草草地写着两行字：“我总想不通，当初原是派我去的。” 谷林后来才明白这是原单位的政治处对关露所作出的定案结论，来让关露签字的，这两行字就是关露沉疴在身，有气无力，欲说还休，却又无所指望的一生喟叹。如此爱我所爱、无怨无悔的关露，为了心中的理想，为了坚贞的真爱，放弃了自己的一切，那怕是面临烈火焚身、虿盆深渊的人生磨难，她都不会退缩的。可是，在洗净身上的污浊之后的12月4日，75岁的女诗人服药自尽，告别了这个对她来说极不公平的世界，枕边唯一陪伴她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这样的奇女子，用了一种这样的惨烈方式走完自己极具传奇的一生，实在让人百感交集、感慨万端。也许这来得太迟的政治平反，对已是沉疴缠身、去日无多的关露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人生意义了。诚如她死后，同在左联时的好友丁玲悲愤话语：“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充满阳光，但是阳光照不到她身上！”
在装安眠药的信封背面，有关露临终前写下八个字的自我评价：“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信封里，装有王炳南年青时赠与关露的一张照片，背面写着：“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王炳南”。而在这行题字下，还有关露题写的两句古诗：
“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
同年12月16日，关露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她终生所爱的王炳南老人，也默默地参加了追悼仪式。
关露生前留下有“秦城诗草十一首”，这是她为了避免遗忘，用铁钉在监牢的水泥地上一道道划出来的血泪之诗。这一点，堪与李锐先生被囚禁于秦城监狱8年中，用龙胆紫药液做墨水，以棉签为笔写下的《龙胆紫集》诗集相媲美。当年的秦城监狱，是一种什么样的非人待遇，我们可以从《李锐诗词本事》一书中了解到，1967年至1971年间，秦城监狱所关押的501人中，司局级以上的干部占一半以上，其中省级干部达69人。这些人中，打伤致残的20余人，折磨致死的29人，跳楼自杀的5人，关成精神病的60多人，可以说是一个十足的法西斯式的虐待场所。
就是在这难熬的8年单独囚禁中，关露受尽“自家人”的委屈，革命者反倒成为革命对象，这该是一种多大的悲剧性屈辱。可她却依旧没有丧失自己的理想追求和对党的坚贞信仰，就像传说中泣血啼叫“不如归去”的杜鹃，依旧向世间倾吐着一个清白无辜奇女子的坦荡情怀。狱中的水管坏了，通宵滴滴哒哒的漏水，浑如犯人的幽幽哭泣，关露亦难以入睡，遂成“水管”一首：
铁门紧锁冬无尽，雪压坚贞一片心。
钢管无情持正义，为人申诉到天明。
关押很长时间了，也没有提审，暂时的平静后面，诗人预想到一定会有更大的险恶在后面，于是苦吟低唱成“云沉”一首：
云沉日落雁声哀，疑有惊风暴雨来。
换得江山春色好，丹心不怯断头台。
令人感喟的是，这留给关露的“断头台”，不是国民党设置的，也不是日伪汉奸建造的，而是革命本身对自己忠贞儿女潜心营造的。近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党组第一书记梅益（1914年--2003年）的纪念集《八十年来家国》，里面专有一节“悼念关露同志”，道出了这位已逝老人对关露的负疚。当年曾在上海“孤岛”从事地下工作的梅益，是关露所在地下党的负责人，最后也是他派“交通”护送关露离开上海的，回首当年，梅益十分沉痛，“关露去日本是受党的派遣，她也能说清楚，但没人相信。这种是并不发生在她一个人身上。我曾给叶剑英去过信，就我知道的写了好几页。但对于关露，我也很自责。她平反后，生活很苦，向我求过援。那时我已‘解放’，有能力帮助她。可是没有做。当时的确很忙，但这理由解释说不过去，一想起来，心里很不是滋味。”梅益回忆到抗战胜利之后，关露由于大家不了解她的秘密任务，而国民党又在追捕“落水”汉奸。在这种环境之下，她在上海住不下去，由梅益找了交通员，付给一百元的交通、伙食费用（包括恽逸群另几位同志）送到苏北。之后，党又派人送关露到大连去住下了。对关露，梅益评介是，“我们亏欠她太多太多了！”
“质本洁来还洁去。”的确，发生在关露身上的的悲剧，诚如梅益老人所说的“这种事并不发生她一个人身上。”对党忠心耿耿、与关露一起在日伪从事地下工作的潘汉年，后来的遭遇也极其相似。当年，作为中共的高层人员，他也是带着任务去“通敌”的，后来不也是戴上了一个说不清、道不白的“汉奸”、“特务”的帽子。近读历史学家王春瑜的《悠悠山河故人情》，内中有提到上海名演员舒諲（冒鹤亭之子）在看了《周恩来在上海》后谈到的一段秘辛，说剧中的历史人物，他大都认识，与潘汉年也有过交往。潘汉年在抗战后期去见汪精卫，与日本军队的要员往来，是奉党组织的指示，某些人当然完全知道。世事是复杂的，潘汉年奉命去见汪精卫，后来被整得死去活来。他的父亲冒鹤亭与汪精卫是老朋友，诗词唱和，在汪精卫当了汪伪政权的主席后，二人依旧往来，谈诗论词，汪还赠《双照楼诗词》给冒鹤亭，这纯粹是老朋友之间的私下往来。
其实，当年干什么事情都是受上级指派的，可是上面一旦翻脸不认账了，定了铁案了，尽管人人心知肚明，知道是冤假错案，可却没有一个当事人敢站出来说明原委和揭开真相的，当年那些交办任务的上级、那些生死与共的革命同志，一个个噤若寒蝉、保持沉默。说实话，能够不落井下石，不栽赃陷害，就算是一种不错的作人良知了。受害人覆盆之下含冤莫白，当事人黑白颠倒心安理得，其中的很多人，恐怕连梅益老人这样的忏悔，都没有给后人留下。
在那些不正常年代的中国，冤假错案的雪球就是这样的越滚越大的，“亏欠”的人也就是这样越积越多的，直到文革期间把共和国的主席也打成了“叛徒、内奸、工贼”，最终酿成了全民族的深重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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