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好你的兵：向戚继光学管理

《带好你的兵：向戚继光学管理》
序彭若鸟的故事一山坡上矗立着一棵树，上面开着一些细碎的花儿。远远地望过去，灿若云霞，煞是好看。彭若是花儿们中间最羞涩的一朵，他敏感而又多情，常常在春风中开怀大笑，也常常在月光下黯然神伤。在那些或阴或晴的生活情节中，彭若和他的伙伴们一起度过了许多忽悲忽喜的时光。二一个雨后的早晨，花儿们纷纷传说着一则令人沮丧的坏消息。“你知道吗?”一朵叫做阿兰的小花对彭若说，“我们所在的这棵树，现在遭到了害虫们的侵犯。据说，连整个树干都差点被害虫们蛀空了。情势已经变得极为不妙，过不了多久，这棵树就会枯死，而我们也会成为这场悲剧的殉葬品。”“哎呀!”彭若大吃一惊，“我们该怎么办呢?”阿兰说:“大势已去，像你我这样弱不禁风的小花，能有什么办法?就这么一天天地等着吧，直到末日的到来。”彭若更加惊慌失措了:“啊?难道我们只能这样惶惶不可终日地坐以待毙吗?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阿兰摇了摇头，无助地苦笑。三彭若不甘心，又抬头去问阿紫。跟阿兰不一样，阿紫自称是一个乐天派。什么是乐天派呢?阿紫曾经解释说:“你见过人类烧水用的茶壶吗?我见过，就在那座农庄的窗户里面。所谓乐天派??就像一把激情澎湃的茶壶，尽管屁股被烧得通红，却依然有心情吹口哨。”阿紫停下了他的口哨，侧着耳朵问道:“你在担心那些害虫吗?嗨，有什么好担心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生活就是走向死亡的过程。你要在这个过程中学会及时行乐。懂得享受快乐才是人生的大智慧，知道吗?”
彭若心中充满了疑惑，但又不知道如何反驳，只好怯生生地继续问道:“按照你的活法，也许今天可以过得很快乐。可是，明天又该怎么办呢?”“生活其实很简单，过了今天就是明天，有什么好担心的?”阿紫笑吟吟地看着彭若，一副大彻大悟的神情，“即使死亡在明天早上来临，我们也要快乐地面对它，知道吗?”彭若无法同意阿紫的意见。他觉得那不是及时行乐，而是麻木不仁。和阿紫不一样，他满腹忧愁，难以释怀。一滴雨水从高处的树叶上滑下来，落在他的脸上，冰凉冰凉的，好像是他自己的泪水。四另一朵叫做阿丽若的小花知道了他的心思，安慰他说:“听说，世界上有一位主管春天的女神，人称青帝。如果你向她祈祷，也许能够得到她的帮助。”按照古老的传说，东方是青帝所在的方位。彭若立即转向东方，从心里呼唤青帝的圣名。海风轻轻地吹过来，山坡上的小草们开始迎风起舞，树上的花儿们也在忘乎所以地欢笑，只有彭若痴情地眺望着远方。“我的孩子，是你在呼唤我吗?”青帝慈爱地问道，“所有的花草都在欢笑，你为什么独自忧伤呢?”“是你吗，青帝?我的女神啊!大慈大悲的女神!你看到这棵树了吗?她遭到了害虫们的侵犯，受尽了苦难，病痛交加。请你告诉我，有什么办法能够拯救她吗?”青帝问道:“孩子啊，世间万物皆有生死，你为什么要拯救这棵病入膏肓的老树呢?”彭若回答说:“从阿紫那里，我已经听说了万物皆有生死的学问。可是，我的女神啊，我虽然只是一朵微不足道的小花，却也懂得知恩图报的道理。这棵树是我的母亲，她生了我，养了我。而今她遭受这样的苦难，我怎么能够置若罔闻呢?”
第3节：序
青帝听后叹息说:“难得你一片深情!这棵树的躯干里长满了虫子，如果有一只啄木鸟来消灭它们，也许这棵树还能重返青春。问题是，到哪里去找这么一只啄木鸟呢?”“我的女神啊!”彭若苦苦地哀求道，“拜托你施展法力，把我变成一只啄木鸟吧!”青帝爱怜地笑了起来:“我很愿意帮你。但一朵花儿的力量太过弱小，需要许多花儿凝聚在一起，以志同道合的团队精神，才能转化成啄木鸟的力量。你如果真的想要拯救这棵树，就应该设法把你周围的花儿们团结起来。”彭若沉吟着回答说:“我想我能够说服我的伙伴们。他们和我一样，其实都是这棵树的一部分。每一朵花，每一片树叶，每一块树皮，都与这棵树血脉相连、生死相依。我会让他们明白，拯救这棵树，其实也拯救了我们自己。”青帝面色凝重地看着他，感叹道:“你说得对!每一朵花，每一片树叶，每一块树皮，其实都是这棵树的一部分。然而，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简单。你的一片苦心，未必能够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你很可能会被误解，并因此遭到猜疑、谩骂、诅咒，甚至报复。你的心会被深深地刺伤，鲜血会渗透你的胸膛，疼痛会撕裂你的生命。你会遭遇痛不欲生的悲惨结局。”彭若沉默了很久，然后毅然地回答说:“即使是那样，我也愿意义无反顾地付出我的一切!”
第一章明朝的彭若鸟
一有道是冬日可爱。这是一个冬天的上午，我和女儿一边在庭院里散步，一边享受着温暖的日光浴。我向她讲起彭若鸟的故事，问她有怎样的感受。她说她联想起了中国历史上的很多人。例如:1.“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屈原;2.“大丈夫当扫除天下”的陈蕃;3.“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甫;4.“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5.“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岳飞;6.“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7.“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的戚继光;8.“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我很喜欢和女儿一起重温这些看上去与现代商业社会无关的历史典故。而历代先贤们舍生取义的壮举，就像彭若鸟的故事一样，温暖着我们的心灵。二这段时间，我正在做团队文化建设的研究。几乎所有的管理者都渴望拥有一支无往不胜的团队，一些所谓的专家便趁机投其所好，编造出一系列管理理论和管理工具。很惭愧，我也是这些专家中的一位。我们做了大量的努力，但在管理实践中却很难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无论是企业家还是职业经理人，经常感叹的一句话就是:“人心都散了，队伍不好带啊!”都知道人心散了，但没有人知道人心是怎么散的。从治学上讲，这就是典型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换句话说，那些“不知其所以然”的管理理论和管理工具，其实不过是想当然的主观推论和自作聪明的计谋。和同行的专家们不太一样，当他们还在继续推销那些理论和工具的时候，我已经一头钻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故纸堆中，开始了孜孜不倦的求索。
我终于明白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管理学的发展史。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组织文化和管理工具，与现代管理学的研究成果相比较，显然要丰富得多。每一个朝代，每一个政权，都有着曾经存在过的组织文化和管理工具。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出现华彩汉唐和风雅两宋这样基业长青的组织形态，其中的奥秘并不在于那时候的管理工具多么科学，而在于那时候有一种很好的文化土壤，能够培养出品德高尚、热爱家国、勇于担当的组织成员。太平无事的年月，这些组织成员看上去甚是平凡，没有多少奇特之处。一旦国家或民族出现危难，他们就会像屈原、陈蕃、杜甫、范仲淹、岳飞、文天祥、戚继光、林则徐那样挺身而出。他们也许成功，实现“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人生使命;也许失败，留下“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千古憾恨。而他们的碧血丹心，就像冬天的太阳一样，挂在历史的天空中，是那样的温暖而又可爱。三我在整理这些案例时，忽然对戚继光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我把戚继光比喻成明朝的彭若鸟，但事实上，若是仔细地研究明朝的组织文化，就会发现戚继光的处境似乎比彭若鸟更加恶劣。中国的历史，可以宋朝与元朝的更迭为分水岭，宋朝以前讲究的是仁政，元朝以后则倾向于暴政。戚继光所在的明朝，正处于这种暴政下的黑暗时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孟之道，原本是说给管理者听的，认为管理学的关键在于:一、领导者要有仁爱之心;二、组织成员要有忠贞之志;三、领导者与组织成员之间需要建立一种被定义为“君臣有义”的伦理关系。若领导者不仁，则组织成员不义，这样就会远离“君臣有义”的管理之道。与此相似的一个道理是，父母如果不懂得如何爱护孩子，孩子就难以懂得何为孝道。此所谓“君不仁则臣不忠，父不慈则子不孝”也。
按照宋朝以前的惯例，领导者若是做得不对，组织成员就有责任提出自己的“忠谏”，甚至能够“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而元朝以后的暴政，则剥夺了组织成员批评领导者的权利。无论君王是否仁义，臣民们都要无条件地效忠;无论父母是否慈爱，孩子们都要无条件地孝顺。甚至出现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教令，相当蛮横无理。以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例。若是有人胆敢冒犯他，他便会立马将那人按倒在地，把那人的屁股打得血肉模糊，即使是官至一品的重臣也不例外。通过这样肆意践踏组织成员的人格尊严，他就能专横跋扈地做他的皇帝。中国古代虽然有“刑不上大夫”的说法，但在有明一朝，皇帝却可以像虐待狂那样肆意地暴打任何人的屁股，乃至于滥用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罚，甚至有可能株连到当事人的九族。孔孟之道本来是一种合乎人性的学说，管理当局却通过官方的定义，使之变成了奴役臣民的管理工具。是以有宋以前，虽然也有暴君和昏君，却也不乏爱民勤政的明君和仁君。此后元、明、清三朝，仁君一个也无，几乎全都是暴君和昏君。领导者与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由于远离了“君臣有义”的路线，也因此变得复杂起来。为了趋利避害，人们学会了察言观色和巧为钻营。正义得不到伸张，而恶势力却在到处滋生，并且通过各种蝇营狗苟的权术伎俩渐次蔓延。在这种腐败的环境中，做人不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你要学会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稍有不慎，就很可能引火烧身。由此可知戚继光处身之艰难。
与此同时，北方的俺答部落也在觊觎本朝的财富，每年都会闯入边境，大肆掳掠。东南沿海各省，也屡次遭到被称为“倭寇”的海盗势力的蹂躏。据说，一股五六十人的海盗团伙胆敢深入内陆腹地，越过杭州北新关，经淳安入安徽朗县，迫近芜湖，围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趋秣陵关至宜兴，退回至武进，一路上到处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境，竟然有四千多人遭到杀戮。南京为本朝陪都，有驻军十二万人，却对区区几十个海盗束手无策。恐慌和悲观像阴云一样笼罩了整个朝野。四明朝的腐败可谓无处不在。以道德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到了本朝几乎成了伪君子的标志。人们重视的是体面的仪表、华丽的辞藻、善于讨好的公关技巧，以及圆滑善变的机智和权术，却很少有人关注内心的高洁、纯真和健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格受到推崇，这使得整个社会变得非常虚伪和险恶。以戚继光为例，他虽然出生入死、屡建奇功，但在皇帝那里，他的功劳可能还不如某个太监的几句谄媚之辞，甚至也抵不上某个文人的一篇精彩文章。这种现象无疑会让有志之士感到寒心。除了谋求一己之私利以外，人们再也没有别的指望。人生在世，要么同流合污，要么只能在愤世嫉俗中选择明哲保身。是以，当俺答部落和海盗团伙肆意入侵时，本朝的军民却早已被明哲保身的人生理念化作了一盘散沙，虽为泱泱大国，却无力抵御外侮。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六月，戚继光正值十七岁的少年光景，因袭父亲的事业而从军，不久便负责管理登州卫的屯田事务。屯田制度是本朝专为军队后勤供给所设置，而实际上大片的土地却被军官和当地土豪劣绅所霸占，甚至军卒们也因为不堪奴役而大批逃亡，其中贪污腐败之情境，令人触目惊心。戚继光上任之初，清点部属人数，大约只剩下原额的三分之一。而在当时情况最严重的卫所，则只剩下原额的百分之二三。外面的强盗正在虎视眈眈，而本朝的组织结构却早已是千疮百孔。戚继光自小深受儒学教导，认为一个称职的官员应该爱国如家，处理公事如同处理个人事务。任劳任怨，纪律严明，保持廉洁的操守，这样才能成为部属们的榜样，继而振作起整个团队的精神。但他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在地方还是军队，几乎找不到这样的官员。他只能勉励自己，以“独善其身”的方式，实现这样的人生理想。
第二章知识分子的四种选择
一戚继光虽然出身于军人世家，却不只是一个赳赳武夫。他七岁时便敏而好学。父亲问他的志向是什么，他回答说:“读书。”父亲说:“读书是为了懂得忠孝廉节，否则读书有什么用?”遂让他将“忠孝廉节”四字写在新粉刷的墙壁上，作为人生的座右铭。十五岁时，他便以初通经学而声名在外。十七岁以后，学者梁因为爱惜他，竟然每天亲自登门往教。是以戚继光终其一生，以儒雅雄健见称于世。我们可以说他是武将中的一名知识分子，也可以说他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大将。二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有如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女人，有一个标准特征，那就是品德贤良。当一个女人姻嫁，若是夫妻恩爱，自是幸福美满。如若不然，便会出现多种可能。第一种可能，互相争吵，一辈子斗气;第二种可能，斗得不可开交，索性恩断义绝，各自离婚更嫁;第三种可能，不敢争吵，只得忍气吞声地过一辈子。你来看看，这几种可能性，事实上在婚姻关系中是普遍存在的。那么，有没有第四种可能呢?答案是:有。有道是“妻贤夫祸少，家和万事兴”。意思是说，一个贤惠的妻子，不仅不会给丈夫惹麻烦，甚至能够帮助丈夫解决很多麻烦。如果丈夫品行不端或者做错了什么事，贤惠的妻子应该懂得如何有效地规劝丈夫，帮助丈夫回到正道上来。从前，若是谁家里出了一个浪荡少年，做父母的往往寄希望于帮他找一个贤惠的老婆，让老婆好好地管管他，其中的道理便在于此。所以呢，即使男人不成器，只要他的老婆贤惠，便有改过从善的可能。如此，便能经营出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
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亦是如此。当朝的皇帝若是真的圣明，自是国泰民安。若是残暴不仁，老百姓便会面临多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造反;第二种选择是远走异国他乡，成为海外移民;第三种选择是忍气吞声，做一个低三下四的奴才。有没有第四种选择呢?对于一位睿智的知识分子而言，答案是:有。从陈胜、吴广起义到郑成功反清复明，造反者不绝于史。其结果是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官家惶惶不可终日，不得不倾力征剿，而造反者亦是艰苦卓绝。最终的结果，要么是造反者被镇压，要么是当局被推翻，出现改朝换代。改朝换代以后，老百姓的日子也许会得到改善，也许会更加惨淡。就像女人改嫁一样，移民海外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其中有两个问题:一是移民的成本比较高，不适于经济收入偏低的老百姓;二是移民之后，由于当地居民与移民之间存在文化差异，可能出现排异反应。这一现象与果木嫁接有些相似，如果接穗和砧木之间的亲缘性较高，嫁接的成活率也较高;反之，则会出现排异反应，在嫁接部位出现肿瘤似的畸形，致使接穗难以成活。所以，在移民这个问题上，也需要考虑文化的亲缘性。第三种选择是忍气吞声，甚至做一个卑躬屈膝的奴才。自古以来，凡暴君之下，必有奴才。而知识分子的这种奴性，尤其令人侧目。这方面的例子以及评论文章甚多，在此不做赘言。但真正睿智的知识分子却知道，皇帝与老百姓既然在同一个社会组织中，其实已经构成一个命运共同体。他们热爱这个命运共同体，并且愿意作出自己的贡献，让大家的日子都过得更好。若是皇帝残暴不仁或者昏庸无能，而推翻皇帝的难度和代价又很大的话，他们便只能像贤惠的妻子帮助丈夫那样，设法帮助皇帝改善现状。即便是无力改变皇帝，他们也依然会恪尽职守，让这个命运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众多的老百姓——得到尽可能多一些的呵护。因为这种可歌可泣的慈悲心，他们往往被称为“民之父母”。
三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认为，明朝的腐败是“以道德代替法制”的结果。殊不知有明一朝，其法制之严酷远胜于唐宋，而腐败之状况亦是无与伦比。更何况道德之于腐败，有若光明之于黑暗，岂可同日而语哉!明朝的问题并不是因为道德广受推崇，而是因为道德名存实亡。以现代社会之婚姻法为例，若是男子忘恩负义，或者女子不贤惠，则无论婚姻法如何完备，亦于婚姻之幸福无补。道德名存实亡，便意味着外在的虚伪和内在的腐败。以我对管理学的研究而言，只有人心回归道德，才能找到管理学的真正答案。道德的核心内容其实就是一个“爱”字。上级对下级的爱叫做“仁”;下级对上级的爱叫做“忠”;长辈对晚辈的爱叫做“慈”;晚辈对长辈的爱叫做“孝”。戚继光既以“忠孝廉节”为座右铭，其“忠”也，与其说他忠于皇帝，不如说他深爱他的国家;其“孝”也，与其说他孝顺父母，不如说他深爱他的家庭;其“廉”也，乃谓永葆廉洁之心灵;其“节”也，乃谓有节度、有操守、有主见，而不随波逐流。当然，“忠孝廉节”四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有许多现实的困难。从表面上看，本朝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组织，皇帝领导他的组织成员，有如使唤自己的四肢。若有好的建议，只要得到皇帝的信任和支持，便可立即投入执行。而实际上，本朝的官员们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之中，早已学会了如何巧妙地玩弄权术。尤其在信息管理方面，皇帝往往只能依赖各级官员的报告。这些报告铺陈情事，动辄使用自古以来最为华丽的辞藻，实则含混暧昧。整个组织结构的运行，便建立在这种雾里看花的形式之上。在这种虚伪而又腐败的组织结构中，想要为国家作一点贡献，自然步步凶险。
戚继光想要创建一支纪律严明、战无不胜的团队。这不仅仅是练兵的问题，而是试图在本朝的组织文化和组织结构之外，采用一些特殊的政策，打造一种全新的组织文化和组织结构。其中的问题在于，新的团队与既有体制之间必然会发生一系列激烈的冲突。当他踌躇满志之时，尚是一个低级军官，很难直接报告皇帝。即便有机会面见皇帝，也未必能够得到皇帝的信任和支持。即便能够得到皇帝的信任和支持，也未必能够见容于那个既有的腐败体制。与戚继光同时代的海瑞，是一个为了维护正义而甘愿牺牲自我的正人君子。他刚直不阿的性格，使得他总是能够在腐败问题面前迎难而上，并因此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纠纷。他受到老百姓的尊重，但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做他的朋友和追随者。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对他的刻意尚行颇有微词，认为他是一个行为怪异和不近人情的老古董。即使是历史学家，也多对其嗤之以鼻，认为以海瑞的个人道德之长，不能补救本朝的组织和管理技术之短。更有甚者，竟然把他看作是一个病态的偏执狂。如果说海瑞迂腐、古怪、不知变通的话，那么戚继光就显得内方而外圆。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敦本务实的处世态度。以戚继光后来对国家的实际贡献而论，他显然比海瑞更能为人们所肯定。
第三章着眼于“纪效”的教练式管理
一在讲述戚继光练兵的故事之前，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海盗的问题。郑和下西洋以后，海上贸易与日俱增，而海盗也日见猖獗。本朝无力维护海上治安，遂采取海禁政策，也因此断绝了自唐朝以来整个贸易产业链(渔业、手工业、造船业、商业)相关从业人员的生计，致使这些贸易转入地下，商业纠纷无从解决，便转化成武力冲突。如此，海盗之乱不减反增，成了本朝嘉靖年间的一大祸患。官方沿袭了历史上对日本海盗的称谓，以倭寇论之。事实上，此时倭寇团伙的成员并不仅限于日本人。《明史?日本传》有“大抵真倭十之三”一说，朝鲜正史《世宗实录》亦有“其间倭人不过一二，而本国民假著倭服成党作乱”云云，可见倭寇成分之复杂。在各路倭寇团伙中，不仅有日本人，还有朝鲜人、暹罗人、中国人，以及从欧洲各国漂洋过海来到此间的冒险家们。而他们所抢掠的对象，已不是海上的船只，而是陆上的城市。当时最著名的倭寇头领名为王直，此人出生于中国徽州府歙县的商人家庭。自嘉靖十九年(1540年)起，王直伙同徐惟学、叶宗满等人打造巨舰，从事非法贸易，牟取暴利，逐渐成为中日之间的海上霸王。他以日本平户(今日本长崎县)为基地，一边在国内招集亡命之徒，一边勾结日本浪人，多次向中国沿海地区发动攻击。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王直吞并广东海盗陈思盼团伙，与福建漳州、泉州之倭酋勾结，率领数万人驾船自浙江舟山、象山等处登岸，流劫于台州、温州、宁波、绍兴之间，攻陷城塞，杀掠居民无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三月，王直纠集广东、福建、浙江各路倭酋大举进攻，攻陷浙江昌国卫(今浙江象山昌国乡);四月，入侵苏州和松江等地，破上海县，在江阴肆意劫掠，并进攻乍浦;八月，洗劫金山卫(今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犯崇明、常熟、嘉定。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正月，自太仓一路烧杀劫掠至苏州，攻占松江;四月攻陷嘉善，破崇明，进入崇德县;六月，经吴江抵达嘉兴，洗劫一空后回到柘林(今广东饶平县)。至此，王直已经彻底走向了勾结国内外贼人掠夺中国社会财富和杀戮中国同胞的道路，成为臭名昭著的海盗巨头。我们不禁感到诧异，同样是中国人，何以化身为倭寇，竟如此穷凶极恶呢?
二尽管这些海盗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就他们各自所在的团伙而言，却并非乌合之众。他们所使用的船只，最大的长达一百尺，宽达三十尺，船壳厚达七寸，超过了明朝战舰的规模。他们的势力范围包括日本列岛至暹罗湾的大片海域和海岸线。他们常常集结三五十艘大小船只跨海作战。在他们的凶焰最为高炽之时，甚至有两万人盘踞在占领区内的军事要地。本地居民在威逼利诱之下，也有不少人加入他们的行列，而另一些人则被押送到日本做奴隶。据史料记载，不论作战还是宿营，海盗头目对他的组织成员都能够施以极其严格的纪律管制。他们不断地以寡敌众，击败了数量上占优势的明朝官军。在入侵的初期，他们几乎战无不胜。其中的缘故，不仅在于武器的精良和战术的灵活，更在于他们受到过日本武士的训练。他们能够娴熟地使用双刀，并且和近旁的伙伴保持密切的联系，互为呼应、协同作战。这种双刀的长度不过五尺，然而若在一个武艺高强的海盗手中挥舞，只见刀光闪闪，“上下四方尽白，不见其人”，可以在一丈八尺的距离之内杀伤对方。他们的基本战术是，派遣三十人以下的小股部队进入村落，该部队具有令行禁止的组织性，协同的信号则是令人战栗的海螺声。他们善于使用当地的向导，并熟练地运用侦察和警戒手段，有层次地展开兵力。很多时候，他们会以佯攻、驱使难民在前面奔跑等方式，造成官军的困扰和疑惑。当他们面对大队官军时，则必先据高临险，以守势减杀官军的锐气，或者制造恐怖气氛使官军陷入心理上的劣势，然后伺机出击。可见他们深谙兵法，个中不乏可与曹刿匹敌的军事专家。而官军一经冲击，便溃不成军。南直隶和浙江两省，河流湖泊极多，官军溃退时有如狼奔豕突，一时间有许多人被挤落水中。甚至总督胡宗宪也曾在溃败中被挤落水，差一点淹死。
黄仁宇先生评论说，从表面上看，这场战争是明朝政府的正规军围剿聚众滋事的贼人，事实上却是外行的明朝军队对付职业化的海盗团伙。三现代学者讲述目标管理，往往追溯到两千五百年前的《孙子兵法》。但历代军事家所注重的多是战略和战术，却忽略了对团队成员的训练。正如戚继光所说:“数年间，予承乏浙东，乃知孙武之法，纲领精微莫加矣。第于下手详细节目，则无一及焉。”可以想见，任何高明的战略，如果没有训练有素的团队付诸执行，恐怕都难以奏效。如何练兵?对于敏而好学的戚继光来说，这是一个需要解答的新课题。在他之前，虽然也有人谈到团队纪律，出现了诸如孙武斩杀不听号令的吴姬、曹操自乱法制而割发代罪之类的经典案例，却从来都没有形成规范化的文本。至于冲锋陷阵，拼的就是血气之勇，所谓“两军相遇勇者胜”是也。我们承认，个人的勇敢的确能够激励他的同伴，但如果缺少团队协作的机制，就很可能陷入各自为战的混乱中。戚继光既无前人可以师法，便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原创性地提出了一套完整、系统、行之有效的理论和方法。在浙直总督胡宗宪的支持下，戚继光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隆冬腊月开始训练第一批新兵，两个月后投入岑港(今浙江舟山市岑港镇)之战。不料，岑港久攻不下，戚继光因此被革职。随后戴罪立功，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夏天指挥对入侵海盗的连续作战，先后在桃渚(今浙江临海市东桃渚)、海门(今浙江台州市椒江区)、新河(今浙江温岭市新河镇)、南湾(今浙江温岭市南湾)取得胜利。尽管如此，他对这批新兵却很不满意，认为他们的素质不合格，虽然也打了一些胜仗，却没办法打硬仗。于是，戚继光再次向胡宗宪请求，要亲自到民间去招募兵源。是年九月，他到义乌县(今浙江义乌市)招募了四千名农民和矿工，而后投入训练，终于创建了一支有别于卫所军的新军。从此，官军与海盗之间的形势便开始发生奇迹般的逆转。次年正月，戚继光在胡宗宪的部署下率领新军作战，一举擒获海盗集团的魁首王直。胡宗宪战后评论功劳，遂恢复了戚继光的官职。而戚继光也再接再厉，连续获得了新河、花街(今浙江临海市太平镇)、上峰岭(今浙江临海市白水洋镇上峰村)、藤岭(今浙江温岭市)、长沙(今浙江温岭市城南镇长沙村)等战斗的胜利，史称台州大捷。在连续遭受挫败之后，各路海盗团伙抱头鼠窜，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地进犯台州，浙江海患基本平息。戚继光也因此升任都指挥使，引起朝野之间的普遍关注。众所周知，戚继光以文武兼备见称于历史。戎马倥偬之余，便将他的练兵方法编纂成书，名之曰《纪效新书》。
第四章“我所学到的知识全都是错误的??”
一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和很多国内外的同行谈论管理之道，对当今学术界的技术主义现象颇有微词。我承认，管理技术诚然有它的使用价值，但如何使用管理技术并让它产生效能，却另有奥秘。这种让管理技术产生效能的奥秘，便是管理者应该具备的领导力。事实上，已经有很多人在研究领导力的问题。学者们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学员们亦耳熟能详，但人们依然无法理解其中的奥秘。著名商业作家吉姆?柯林斯在他的《从优秀到卓越》一书中问道:“你能通过学习成为一名富有领导力的管理者吗?”他给出的结论是:“我至今没有找到答案。”佩罗系统公司的前ceo莫特?迈耶森则检讨说:“我所学到的关于领导力的知识全都是错误的??”
现代管理学无法理解领导力的奥秘，原因在于现代管理学来源于经济学，并且对经济学形成了路径依赖。现代管理学对于管理绩效的评估，便是一种以经济利益为重心的评估体系。这种唯利是图的倾向会导致整个组织对人性的忽略、误解和扭曲。在经济学的视野里，所有的人都是经济人。现代管理学沿袭了这一看法。曾经在美敦力公司担任ceo的比尔?乔治说，他亲眼目睹过很多企业选择错误的管理者来管理公司。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企业在选择管理者时，通常只关心他们所展露的才干，而不是他们内在的品德。而管理者一旦走马上任，也会把他作为一个经济人的贪婪和狡诈带到这个组织。当安然、世通、安达信、泰科等企业的贪污和腐败问题浮出水面时，管理层的危机就像火药桶一样被点燃了。比尔?乔治说:“我并不关心杰夫?斯基林、伯尼?埃贝斯、理查德?斯克鲁士和丹尼斯?科斯洛夫斯基这些人会受到怎样的惩罚，那是法官们的事情。我真正关心的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商业领袖为了一己之私而背叛自己的良知，滥用手中的权力，把整个组织带向巨大的灾难?尤为令人寒心的是，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在被迫离任时竟然还会恬不知耻地带走一笔巨额的资产!”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企业的员工、客户、股东以至整个社会开始对管理层失去信任。在美国，人们对企业管理层的信任度跌到了50年来的最低点。失去了信任，便没有了领导力。现在的问题是，人们为什么信任他们的主管?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经济人的贪婪吗?或者，因为他善用讨好的方式来满足某些组织成员的贪婪?
二美国历史学家戴维?麦卡洛在评价杜鲁门时说过:“品德是一位总统身上最为重要的资产。”先后为尼克松、福特、里根、克林顿担任总统顾问的戴维?格根则认为，领导力是品德和才干结合在一起产生的力量——对于一个组织而言，只有品德没有才干是一种软弱，只有才干没有品德则意味着危险。有时候我们崇尚品德，有时候我们又讨厌品德。但无论如何，在一个经济学大行其道的社会里谈论品德是件很奇怪的事。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如果品德无法带来理想的经济利益，那它就会变成令人讨厌的成本。我们在这个唯经济学的社会里陷得太深了，因而丧失了一种必要的高度和视野。只有超越经济学，才能到达那个高度并开阔我们的视野。品德意味着高度，良好的品德意味着更高的高度。如果高度不够，我们就会陷入经济学的势力范围，陷入良知与经济学的冲突之中，陷入惊慌失措和自作聪明的混乱之中。只有到达那个必要的高度，我们才能够看清真相，并且懂得人生的大智慧。在那个必要的高度之上，品德会像灯塔一样，投射出爱的光辉，照亮我们眼前的世界。在经济学操控的世界里，缺少的就是这样的光辉。品德意味着爱的光辉，才干则意味着爱的能力。有了爱的照耀，我们的才干就会成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若是没有了爱，我们的才干就会变成一种破坏力。中国传统文化把人分为四等，德才兼备者谓之圣人;德胜于才者谓之君子;有才无德者谓之小人;无才无德者谓之愚人。推而论之，又有“愚人可用而小人切不可用”的说法。就像戴维?格根说的那样，只有才干没有品德的小人意味着危险。管理学的难题便在于此，即:如何超越经济学，到达那个灯塔一样的高度。
第五章领导力是一种爱的能力
一所谓品德高洁，意味着你能够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独善其身。但是，作为管理者，仅仅做对自己是不够的，你还需要帮助所有的组织成员做对。一方面，你要成为他们的榜样;另一方面，你也需要采用有效的方法，帮助他们做得跟你一样好，甚至更好。尤其是当组织遇到危机时，你应该把所有的组织成员都凝聚在一起，让每个人的激情和目标都保持一致，从而形成一种志同道合的力量。人生的智慧在于懂得爱，而领导力则意味着你能够给予很多爱。通过一些系统化而又卓有成效的指导性服务，你能够带领大家一起，投入到某一个建设性的项目中去。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还需要一些必要的才干，让你的工作做得完美无缺。二从做对自己到帮助所有的组织成员做对，从“我”到“我们”，戚继光以他非凡的领导力，成就了一种伟大的爱。当我们回顾明朝那段历史，就会清晰地看到，海瑞只是一个孤独的海瑞，而戚继光却成就了气壮山河的戚家军。我并不是故意贬低海瑞——在那个腐败的社会里，能够像海瑞那样，用一种近乎偏执的方式做对自己，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戚继光的务实作风，则不仅能够化解他与社会之间的冲突，而且能够卓有成效地解决许多现实问题。戚继光谈到过宽容度的问题。一个人的宽容度决定了他能够成就多大的事业。所谓宽容，并不是藏污纳垢，而是你能够理解每一个人——欣赏他们的优点，理解他们的过失，并且能够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不断地改善自己。戚继光认为，这种与人为善的管理风格，看似一团春风，却具有和气致祥的神奇力量。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止止堂”，即取自“吉祥止止”①之义。
和海瑞一样，戚继光也面临着许多黑暗的社会现状，以及各种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问题。但他并没有像海瑞那样孤傲和倔强，而是采取宽容、理解和因势利导的方式，一步一个脚印地去接近自己的理想。一如前文所述，浙直总督胡宗宪素来专横跋扈，居然也感慨于戚继光“摅忠殚虑”的良苦用心，为戚继光创建新军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在银两短缺的情况下，胡宗宪再三批示浙江布政司，要设法为戚继光提供必要的军需物资。有了胡宗宪的支持，戚继光便义无反顾地开始了他的新事业。在他的面前是一片等待开垦的沼泽地，一不小心就会让他陷入泥坑。他需要解决的问题千头万绪，但他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改造当前的军营文化现状。我们在前面亦曾说过，本朝的军营文化像黑社会一样肮脏和混乱，戚继光对此有许多亲身感受。很多年以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夏天一次抗击海盗的战役之后，竟然有军卒提着同伴的首级前来报功，而另一名军卒手里提着一颗十四五岁孩子的人头。军卒们之所以敢这样弱肉强食、妄杀无辜，往往是因为军中乡党甚众，或者早已与军官勾搭成奸，故而有恃无恐。而处理这些案件的军官，也往往只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去权衡，并不能为弱者主持公道。戚继光脱下了自己的军服，亲自收殓无辜的死者，然后毅然将两名军卒斩首示众，同时连坐他们各自所在编队的队长。他引用儒家经典告诫全军官兵，大意是说:“海盗们在祸害老百姓。老百姓养活了官军，就是指望官军来保护老百姓的安全。如今，官军非但不能保护老百姓，反而如同海盗似的做出许多伤天害理的坏事，怎可如此狼心狗肺?”今天，有学者以戚继光与许多贪官有些交情，便怀疑他的品性。殊不知，在他冷静谦和的外表之下，其实也有壮烈的情怀。也就是从那时起，戚继光决心把他的军卒们训练成“士兵”、“士卒”。从此，“士”不再是读书人的专称。当兵的除了操练武艺，也应该像读书人那样懂得礼义廉耻。“士兵”一词遂沿用至今。
第六章强调竞争力的阵法设计
一有明一朝之所以把海盗团伙称为“倭寇”，不仅仅是因为历史渊源，更因为他们具有日本黑社会的文化背景。他们是一帮亡命之徒，又受到过日本武士的训练，还有许多日本武士担任他们的头领。面对官军的清剿，他们就好像遭到围困的野兽一样，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他们使用的日本刀有着很好的锋利度和切割性，品质堪称精良。当他们把刀举起来的时候，那刺目的光芒足以让官军们不寒而栗。日本刀源于中国的单刀，其制造工艺亦来源于中国汉朝的百炼钢。三国时期关羽单刀赴会，用的便是百炼成钢的单刀。日本刀的制作，从平安后期到镰仓时代，各地名匠辈出，工艺日益精良。此后，刀具的形态也逐渐从直刀转变成弯刀。北宋大文豪欧阳修写过一首《日本刀歌》，歌曰:“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闲杂与铜。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由此可见日本刀的珍贵。据说，戚继光为了对付日本刀，经过几番周折，找到了一种神秘的武术器械——苗刀，并对苗刀技法进行了研究和创新，终于克制了日本刀的锐气。和日本刀一样，苗刀也起源于汉朝，其形似禾苗，刀身修长，故而又被称为长刀。使用时双手把握，兼具刀、枪两种兵器的优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有《苗刀考证》，曰:“苗刀用以冲锋陷阵，远胜单刀及其他短兵。迨明戚继光将军，改铸精绝，传之于其部下，杀敌致果，斩将搴旗，赖此刀法，威镇华夏??”因而有人把苗刀称为日本刀的克星。
以苗刀克制日本刀的说法，自然言之有据。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有“长刀制”、“长刀解”，专门讲解过苗刀的制作工艺、兵器特点和练习方法。但戚继光之所以能够打败穷凶极恶的海盗，靠的不仅仅是苗刀，还有他精心设计的阵法。二中国武术博大精深，既不缺少武林高手，也少不了各种神兵利器。即使在军中，也不乏本领超群的英雄好汉，各地都有拳师、打手、武僧被招募入伍。能把兵器挥舞如飞或者擅长某一项绝活的士兵，往往能够得到大家的敬佩。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被疯狂而有组织的海盗屡屡击溃。戚继光慢慢觉察到，战斗的成败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武艺。戚继光设计的阵法出于多方面的考虑。这是一种以各种武器协同作战的战斗队形。队长或持苗刀，或持其他称手的兵器，或前或后，指挥战斗。其余十人:两名藤牌手在前，左手执藤牌，右手执标枪;后面是两名狼筅手;再后面是四名长枪手;最后是两个持短兵的士兵，配备的兵器是钯。因其队形左右对称，因而得名“鸳鸯阵”。接战时，藤牌手从藤牌后掷出标枪，令敌人躲闪，失去镇定。后面两名士兵则趁机而上，用狼筅把敌人扫倒在地。接着，手持长枪的四名伙伴立即跟上，把敌人置于死地。最后两名手持钯的士兵则负责保护本队的后方，警戒侧翼，必要时还可以支援前面的伙伴，形成第二线的攻击力量。藤牌手在掷出标枪之后，则立即拔出别在身上的腰刀，继续投入战斗。狼筅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兵器。有人以为狼筅就是连枝带叶的大毛竹。其实，狼筅也叫狼牙筅，在毛竹的前端装有铁枪头，枪头后面是一根一根用桐油浸泡处理过的枝叶，枝叶上可以敷上毒药。战斗时，日本刀虽然锋利，却很难砍断层层的竹枝。长枪兵紧随左右，钯手接应于后，纵使海盗如何武艺了得，也难以招架。戚继光说:“士兵们临敌之时，常常因为兵器单薄而惊慌失措。而狼筅却因为枝叶繁密，攻防兼备，能够让人站稳脚跟。”
一名队长，十名战士，再加上一名火夫，组成了一个有机组合的步兵班。在兵器的配置上，则体现了“长短相杂”、“刺卫兼合”的特点。既定的战术能否取得成功，则全靠士兵们分工协作，个人英雄主义很少有表现的机会。正因如此，戚继光才不厌其烦地再三申明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并以整体性的奖惩制度来做纪律上的保证。当然，这种队形也并非一成不变。根据敌情和地形需要，全队可以一分为二，成为两个横队和敌人拼杀。也可以将八个士兵排成横列，长枪手分列于藤牌手与狼筅手之间，两个钯手照例配置在后面，以合作的力量迎战来犯之敌。这两种从“鸳鸯阵”变化而来的队形，分别叫做“两仪阵”和“三才阵”。三戚继光的这种组织结构设计，也就是战斗队形设计，其实是出于战略方面的考虑。也许，他还可以有别的选择。例如，他在《纪效新书》中亦曾记载过火器的制造工艺和操作技术，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也提到了火器的重要性。那么，他为什么不放弃“鸳鸯阵”和那些制作粗糙的冷兵器，大规模地采用更具杀伤力的火器呢?是由于他因循守旧，还是有别的苦衷?采用全面现代化战略和战术的建议，曾经被名将俞大猷提出过。俞大猷主张以战船和火炮歼灭倭寇于海上，根本不让他们有登陆的机会。他说:“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在他给总督的禀帖中，曾经请求把陆军军费的一半用来配备水师。然则无论俞大猷的声望和战绩多么卓著，这些建议却始终没有被采纳。
本朝的军事供应与行政管理参合为一元。从表面上看，户部是国家财政的中枢，理应统筹全局，但实际上却类似于一个大型的会计机构，只是在账目上监督各机关和各地方政府的出纳。各地方政府按照规定的数额，把给养直接交付给附近的军事单位。一个府县可能同时向十几个不同的小单位输送粮食、物资及银两。一个卫所也可能接受十几个府县送来的粮食、物资和银两。这种工作关系盘根错节，各种纠纷自然在所难免。本朝开国已近两百年，很多问题经年累月，早已积重难返。俞大猷的建议已经超出了军备问题而涉及政治。他要求亲自率领“闽广大船数百艘，兵数万”，一旦他的建议真的被采纳，各省的财政就要从原来小单位之间的分散收支变为集中管理。与之相应，这些后勤机构的人员也必须增加，同时还要具备规范化的作业程序，以保证工作的畅通和数字的准确。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理想的行政效率与现代化的军事技术的配合。一个结构复杂、体积臃肿的朝廷，要想实现俞大猷的这些建议，就必然要进行体制上的改革。事实上，俞大猷的设想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才变为现实。施琅奉旨收复台湾之时，他所统帅的大清水师何其威武雄壮。到了光绪元年(1875年)，清政府每年拨出四百万两白银，创建了一支位列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然而二十年后，这支颇具规模的舰队居然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人所败，以致全军覆没。个中之缘由，很是耐人寻味。相比俞大猷的方案，戚继光的方案就有很好的可行性。他没有去触动这个国家的体制和那些不易解决的复杂因素，而是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基于现实的状况，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戚继光从义乌县招募了四千名士兵。两年之后，兵员扩大到一万多人。可是他的部队并没有一个常设的军需处，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兵工厂，而朝廷也不曾委派过向他的部队提供后勤供应的专职人员。应该说，本朝还是有一些能工巧匠的，但他们都被集中到皇城里，专门为皇帝的御林军制造精美的甲胄、兵器和各式装备。戚家军所需要的各种物资，则一如前面所言，来源于各府县的分散供应，经常连足额的数量都难以保障，更遑论质量。戚继光曾经在著作中明确地提到，各地所造的鸟铳管随时有炸裂的危险，以致士兵们提心吊胆，不敢用双手握铳以作精确的瞄准;有的铅弹与火炮的口径尺寸不合;还有的火炮，连导火线也无。有鉴于这些实际情况，戚继光只能转向更务实的选择，把火器的应用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即便如此，戚继光还得团团作揖，否则连果腹的军粮和这些粗重的冷兵器也难得到。他只能利用有限的条件，干出最好的业绩。
第七章在纪律与绩效之间
一孙子曰:“兵者，诡道也。”戚继光却说，对敌人当然应该使用诡道，但自己的士兵可不是敌人，怎么能够施以诡道呢?士兵们需要的是爱护、指导和帮助。我在拙著《管理三国志》中说过:“爱是唯一的管理智慧。”很多人对此表示困惑。事实上，戚继光就是很典型的案例。他爱惜自己的士兵，士兵们还没有遭遇到的困难，他已经事先替他们预想到了;士兵们还没有说出口的心愿，他已经事先替他们安排好了。出征打仗时，他身先士卒。缴获了战利品，他让士兵们一起分享。平日里，他更是像父母无私地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饮食为之通、疾病为之恤、患难为之处、甘苦为之同。
这种爱显然不是什么诡道，而是出自于戚继光的真心实意。可以想见的是，若是戚继光对自己的士兵施以诡道，士兵们也会上行下效，对他施以诡道。于是，整个团队就会在尔虞我诈的过程中变得四分五裂。像这样危险的事情，只有自作聪明的傻瓜才做得出来。戚继光不是傻瓜。他深知，管理学的智慧在于以心传心。而他对士兵们的爱，则更多地表现在训练场上。所以，他的爱并不是讨人欢喜的温情脉脉，而是严厉、严格和严肃。他认为，一名士兵在作战时如果能够把平日所学的武艺用上十分之一，便能在格斗中取胜;用上五分之一，便能以一敌五;用上一半，便能所向无敌。这些考虑并不是出于悲观怯懦，而是基于战场上白刃交加的残酷现实。作为一位带兵打仗的将领，他不敢心存侥幸，也不敢姑息部下。他近乎残忍地要求士兵们进行一丝不苟的训练，哪怕是训练到伤筋断骨也在所不惜。士兵们也有自己的良知，时间一久，自然也能够理解戚继光的良苦用心。这样，所有的组织成员就被凝聚在一起，形成了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团队，并且随时都可以爆发出一往无前的力量。二戚继光的另一项发明就是激励性薪酬制度。我们所说的工资和奖金，在戚家军则被称为军饷和赏银。戚家军的士兵，每人每年大约有十两银子的军饷，仅仅相当于当时一位农民打短工的收入。而戚继光这么做也是出于不得已。本朝的工资标准极低，堂堂兵部尚书的年薪收入也只有一百五十二两银子。更何况本朝向来重文轻武，纵使戚继光劳苦功高，也得掂量一下自己有多大的话语权。一旦士兵们的收入过高，就会有人质疑戚家军的军费开支，并且炮制出若干罪名。
可是，当兵毕竟不同于农民打短工。军人是一种高危险性的职业，需要抛头颅、洒热血，就这么一点工资，怎么说也不合情理。于是，戚继光想了一种很好的办法，即我们现在时兴的绩效考评，根据考评的结果给予相应的奖惩。考评的内容包括:一、训练场上的表现;二、日常生活的纪律性;三、实战中消灭敌人的数目等若干部分。按照这样的绩效考评制度，优秀的士兵往往能够得到相当丰厚的赏银，成为战友们敬慕的阔佬。戚继光把训练场上的考评方法命名为“比校法”。所谓“比校法”，顾名思义，一方面是让士兵们比试自己的武艺，一方面也是为了趁机校正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帮助他们持续地进步。但凡他们有好的表现，便能得到各种形式的嘉奖。比校的内容，既有个人的武艺展示，也有两人之间的对打，甚至也包括两队之间的军事演习。弓箭、鸟铳、佛狼机等远兵器，则要考核打靶的精准度。此外，是否精心护理兵器，以及是否按照标准操作兵器，亦在考核范围之内。不论军官或是士兵，战斗人员或是勤杂人员，都要考核。若是谁使了中看不中用的花把式，便会遭到大家伙儿的嘲笑。考核的成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共计三等九则。此外，又设超等。如果成绩优秀，便能得到赏银和升职的机会，反之就会遭到惩罚和降级处理。每一次成绩都会记入士兵们各自的档案。刻苦训练、成绩进步的士兵亦有嘉奖。没有进步的，第一次免于责罚，第二次则会受到责罚，连续五次受罚就会被革退。与此同时，营中所有军事长官也都会以士兵们的成绩作为考核指标，并且为此受到嘉奖或责罚。
除了“比校”士兵们的武艺和他们协同作战的配合度，戚继光治军的另一个重点是，在军队中制定一套令行禁止的纪律。行军有行军的纪律，宿营有宿营的纪律，水战有水战的纪律，守哨有守哨的纪律。但凡有擅离职守、惊扰百姓、奸淫妇女、传播谣言、扰乱军心、欺骗主管的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责罚。报告敌情与事实不符的，斩;抢夺民财的，斩;掩杀扰民的，斩;违错军令的，斩;临阵退缩的，斩;妄杀无辜的，斩;虚报战功的，斩;虐杀或藏匿俘虏及其子女的，斩。主管人员则视其情节轻重连坐，甚至与正犯同罪。为了让士兵们一丝不苟地遵守这些纪律，戚继光把纪律条款发给他们，让他们认真记诵，以谙熟于心。平日里随机抽查，偶有小过者，背诵几则纪律条款便可以减免处罚。与此同时，他还经常跟士兵们讲为什么要遵守纪律的道理。例如，他讲过一则养猫捕鼠的故事。老鼠夜间偷吃了人家的粮食，咬破了人家的衣物。于是，主人便抱回来一只猫，每天给它好吃好喝，养活着它，希望它能够捕杀令人头痛的老鼠。可是，这只猫不但没有捕杀老鼠，反而咬死了主人家的鸡，打翻了主人家的锅盘碗盏，弄脏了主人家的床铺和衣物。如此，主人怎么能够不生气呢?猫的职责就是捕鼠，否则就要遭到责打或者抛弃。相同的道理，军人的职责就是消灭敌人，保护老百姓的正常生活。作为一名军人，看到敌人就逃，却肆无忌惮地侵害老百姓，岂不是比那只猫还可恶吗?戚继光教导士兵们要学会感恩。他说:“咱们这些当兵的，不耕不种，却少不了一日三分的军饷。这些钱粮从哪儿来呀?是咱们的父老乡亲贡献出来的!你们在家哪个没种过田?想想种田多不容易，辛辛苦苦一年，总算有了一点收成，却要向官府缴纳税粮，舍不得呀!可是你们呢?父老乡亲养活了你们，就指望着你们打几场胜仗。你们若是不肯用心，良知何在?若有作奸犯科者，就算你侥幸逃脱了军法的制裁，老天爷也要假手于人灭掉你!”
为了确立铁一般的军法，戚继光采用了近乎残酷的“连坐法”。这是一种集体负责的管理模式，每一名士兵都能得到全体同伴的勉励和监督。所有组织成员都要勇敢地面对，不得临阵退却。一人退却，则一人被斩首;全队退却，则队长被斩首;队长殉职而全队退却，则全队被斩首。这些残酷的政策虽然不可能完全不折不扣地执行，但却起到了杀一儆百的震慑作用。如此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就能让整个军队有如身之使臂，指挥如意、所向披靡。至于实战，考核的标准则是海盗的人头数目。每消灭一名海盗，可以得到三十两赏银。依此类推，十名海盗就是三百两，一百名海盗就是三千两。但这些赏银的发放形式却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士兵们各自所在的编队。前面说过，戚继光强调的是团队作战，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奖金也要以团队的形式分享。以三十两赏银为例，全队十二个人，两名藤牌手、两名狼筅手、四名长枪手可以分得其中的二十两，两名钯手可以分得其中的三两或者二两，火夫可以分得其中半两，剩下的全归队长。如果有鸟铳手配合编队作战，鸟铳手也要参与分享。这样的奖金制度意味着，如果全队累计打死六十名倭寇，就算得上发了财。其中，每一名藤牌手或狼筅手能拿到一百五十两银子，抵得上兵部尚书的年薪收入了。除了赏银之外，还有战利品，例如，海盗们敛藏在巢穴里的金银财宝或者值钱的物件，也由编队里的组织成员分而享之。戚继光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金钱万能主义者，但他却懂得把培养士兵们精忠报国的理想与金钱的激励作用结合在一起。士兵们不仅能够得到职业上的成长，在经济上亦能得到可观的收益，可以用自己挣到的那些钱妥善地安排好家人的生活，以至于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死而无憾的豪迈气概。而整个团队的战斗力，也在这样的机制中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第八章戚家军的文化力
一有人问我:“既然历史可以成为管理学研究的案例，那么戚家军的管理模式能否复制，让今天的企业组织也能拥有那种长盛不衰的竞争力?”所谓竞争力，其实是企业组织文化力的一种。从理论上讲，戚家军的文化力都是可以复制的，但有一个前提——作为管理者的你，必须具备戚继光那样的领导力，然后通过那种管理模式，你的领导力便能转化成整个组织的文化力。二现在，让我们以戚家军为样本，来描述组织的各种文化力特征。我们需要建立两个坐标。从“注重内部整合”到“关注外部动态”构成横坐标，从“灵敏性”到“稳定性”构成纵坐标。这样，横坐标与纵坐标在交错中，就画出了文化力的四个象限:第一象限是组织的创造力文化，第二象限是组织的凝聚力文化，第三象限是组织的控制力文化，第四象限是组织的竞争力文化。在我的管理学词典中，组织的文化力便体现在这四个方面。毫无疑问，戚家军具有很强的创造力，以至于他们总是能够创造性地解决各种难题。前面说过，戚继光针对海盗的战术特点，专门设计了“鸳鸯阵”，以及由“鸳鸯阵”变化而来的“两仪阵”和“三才阵”。而后又以“鸳鸯阵”为基础，制定了军队的组织结构、人才选拔标准和各项纪效管理制度。这些创造性的设计使得戚家军一经组建，便不同于其他官军的腐败和疲癃，而是充满了必胜的血性和昂扬的斗志。戚家军的凝聚力也很强。这种凝聚力无疑来自于戚继光以身作则的示范效应，以及与士兵们同甘共苦的慈悲心。在控制力方面，戚家军的管理规范化程度很高，士兵们的职业化程度也很高，堪称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榜样。这种凝聚力和控制力的形成，与其说是因为严酷的管理制度，不如说是因为士兵们对主将的敬畏和忠诚。史料中有许多有关戚家军的故事。例如，有一次戚家军冒雨行军，戚继光身为将领，却把自己的雨具让给一名火夫，自己浑身淋得透湿。地方上的长者邀请戚继光到屋里避雨，戚继光却说:“数千名士兵都在淋雨，我怎能忍心抛下他们，独自到屋里享受呢?”正因为戚继光的坚持，虽是大雨滂沱，行军队列却井然有序。至于对阵克敌，戚继光则常常是不避凶险、身先士卒、激励群情。恩威并济的家长作风，使得戚继光成了士兵们的心灵导师和马首是瞻的领袖。在竞争力方面，戚家军一向有着清晰的目标和具有进攻性的策略导向。强烈的竞争意识、意志力、攻击性和果敢坚韧的军人性格，造就了这支无往不胜的铁血团队。每一个士兵都以自己的团队为荣，在他们的信念中，戚家军的价值就在于掌握主动权和干净利落地歼灭敌人。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戚家军的特点就在于善打歼灭战。
第九章善气迎人的公关之道
一戚继光的另一个长处是，他善于经营自己的公共关系。这一点有别于海瑞的孤傲不群，颇有一种和光同尘的智慧。需要说明的是，本朝之任人授官，向来有重文轻武的特点。许多学者对此颇有微词，认为本朝国防之所以漏洞百出，是因为文官集团以外行领导内行的结果。在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看来，文官集团简直就是一群玩弄权术的伪君子，他们不仅在思想上轻视武将，而且对军事实务也常常提出各种近乎荒谬的指责。在文官们嘴里，如果将领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迅速投入战斗，那就是贪功轻进、好勇嗜杀;若是他们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有利的战机，那又是畏葸不前，玩敌养寇。至于人事管理上的陟罚臧否和经费上的划拨支付，也往往控制在文官手中。倘若因为拖欠军饷而致使士兵们哗变生事或掠夺民财，则自然要追究将领们的责任，而文官却可以通过欺上压下的手腕安然无事。依照黄仁宇先生的看法，本朝文官武将之间的关系颇似民间流传的潘仁美与杨家将的关系。以武将们之忍辱负重，莫如拍案而起，愤然相向，直到正义战胜邪恶，快意恩仇于立时。但实际的情况显然要复杂得多，武将们未必代表正义，文官们也未必是一个多么邪恶的集团。戚继光的智慧之处就在于，他并没有把自己跟这个世界对立起来，也没有把文官武将之间的摩擦看成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个人的道德修养上，他能够坚守独善其身的立场;在人际关系方面，则奉行与人为善的原则。在戚继光看来，文官武将之间不过是职务上的分工，需要的不是对立，而是沟通与协作。因此，戚继光不仅在兵部甚得人缘，与整个文官集团亦可谓是埙篪相和。许多文官愿意把他引为同类，在一起饮酒赋诗，往来酬对。在平常的谈话中，戚继光则常常随口引用儒家经典和历史典故，颇有以史为鉴的效果。
第十章张居正与戚继光的绩效考评之比较
一首辅张居正赏识戚继光，除了戚继光热情豪爽的处世风格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戚继光暗合了他的改革意图。早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张居正就曾经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向皇帝呈递过一份《论时政疏》，批评当朝之五大“臃肿痿痹”:一、宗室藩王骄纵恣肆;二、官场腐败荒废职守;三、吏治因循守旧效率低下;四、武备废弛边患丛生;五、财政连年赤字捉襟见肘。应该说，张居正的这些言论颇能切中时弊，但嘉靖皇帝之所以不予理睬，可能是因为张居正当时人微言轻，不能引起他足够的重视;也可能是因为他担心改革会让整个政权面临切树倒根的危险，而不愿意采纳并施行张居正的意见。
十八年后，隆庆皇帝继位。张居正一飞冲天，成为皇帝的六位内阁辅臣之一。张居正遂再上《陈六事疏》，全面阐述他的治国理念和改革主张:其一曰“省议论”，就是少发议论，多干实事;其二曰“振纪纲”，就是重振法纪，创建遵纪守法的社会风气;其三曰“重诏令”，就是强调各级官员的执行力，朝廷但有政令，便当令行禁止，坚决贯彻执行;其四曰“核名实”，就是对于官员的任职能力，一定要进行有效考核，而后予以任用或罢免、奖赏或惩罚;其五曰“固邦本”，就是要解决当前捉襟见肘的财政困境，巩固政权基础，确保经济正常运行;其六曰“饬武备”，就是加强国防建设，保卫国家安全。与嘉靖皇帝不同，隆庆皇帝非常赞赏张居正的这些建议，并批示有关部门研究和制定可执行方案。就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中，同是改革派的谭纶和戚继光先后奉调入京，成为张居正所依赖的臂膀。及至隆庆以后，张居正以万历皇帝老师的身份就任首辅，便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力中枢，更有力地推动改革的进行。二张居正的改革名为“考成法”，与戚继光的纪效管理颇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戚继光跟士兵们要绩效，张居正却是跟官员们要绩效。出身于翰林的张居正，虽然亦是官场中人，却一向对本朝之官场风气深恶痛疾。他以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官员们结党营私。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中，贤能之士遭到诋毁，善于钻营的小人却大行其道。公权力成了官员们互相酬答的资本，却很少有人真心实意为朝廷办事。社会风气腐败堕落，国家财政已经陷入了连年亏空的困境。
有数据表明，从嘉靖七年(1528年)到隆庆五年(1571年)，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本朝财政收入每年不过二百多万两白银，而支出却超过四百万两，亏空超过一百五十万两。张居正既为首辅，采用“考成法”来考核文武百官，官员们的屁股后面像点了一把火似的，工作绩效果然得到大幅度提升。各地将积年拖欠的税粮踊跃上缴，国库也因之日益充裕，财政收入竟然奇迹般地扭亏为盈。据万历六年(1578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白银达四百三十五万余两，比变革之初增长了74%。财政收支相抵后，尚有白银盈余八十五万余两。张居正自己也很得意，他说:“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在开源的同时，张居正也很注重节流。通过加强对官吏的考核，裁减冗员，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节省了许多俸禄开支。俺答归顺以后，张居正便立即停止用兵，与鞑靼人通贡互市，修好联谊，以减少战争费用。一年下来，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额。万历八年(1580年)，张居正再次得到皇帝的批准，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开始清丈田亩，清查出隐漏之田地一亿八千万亩。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田额，不仅为理财工作创造了基础条件，而且使得政府应该征税的田地总面积从此前的五亿一千八百万亩增加到近七亿亩，增加了近35%。这些变革在持续进行中，最后演变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一条鞭法”。改革的成果无疑是丰硕的。根据《明实录》的记载，当时朝廷储备的粮食几年都吃不完，积余银子达到四百万两，万历一朝几十年遂成为有明以来最为富庶的一段时间。而张居正也可以利用更多的钱，来支持谭纶和戚继光建设国防。然则，张居正固然是一位了不起的经济学家，手段了得，却到底失之于独断专行。以管理学而论，他似乎欠缺一些必要的智慧。
第十一章世间已无戚继光
一张居正去世后不久，戚继光被调任广东总兵，虽然官阶依旧，实则已经失去朝廷的重用。每日闲看山水之余，戚继光犹自壮心不已，在那里完成了《纪效新书》十四卷本的写作。两年后，他回到故乡山东蓬莱。万历十五年(1587年)腊月十九日，戚继光突然病倒，并于次日凌晨溘然而逝。有人因戚继光功勋卓著却晚景凄凉而感慨。事实上，比起当年的胡宗宪，他已经算得上是善终了。胡宗宪亦是本朝的抗倭名将，却因为是严嵩一党，而惨遭折磨被迫自杀于狱中。严嵩之后，以张居正权势之显赫，则为本朝历任首辅之绝无仅有。后来张居正像严嵩那样被清算，戚继光亦被人们视为张居正门下之走狗，然而虽经好事者多方罗致，却没能找到几条像样的罪状。兵科都给事中张鼎思以戚继光有功于浙闽粤为由，建议把他调往南方。于是，戚继光旋即被平级调任，总算远离了充满惊涛骇浪的是非之地，这岂非不幸中的大幸!值得一提的是，戚继光离开蓟州时，引来四方百姓相送，许多人甚至一直相送到城外。时人有诗云:“辕门遗爱满汇燕，不见胡尘十六年。谁把旌麾移岭表?黄童白叟哭天边。”在百姓的依依不舍之中，可见戚继光坐镇蓟州十六年的德政。二《明史》评价戚继光，说他“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人”，其实是在用委婉的措辞批评他的品德不够廉洁。
传说，戚继光曾经以重金购买被称为“千金姬”的美女，作为礼物进献给张居正。又传说张居正之死，虽然扑朔迷离，实则是因为春药中毒。遥想戚继光以一代名将之重，竟然使用这种财色公关的伎俩来经营自己的事业，颇是令人匪夷所思。传说固然难以证实，但以戚继光的表现，到底不像海瑞那样白璧无瑕。他被言官们参劾的理由之中，有一条就是他在蓟州的账簿业已不知去向。更直接地说，就是没有账簿可资交代。在张居正的书牍里，亦有戚继光馈送礼物的情节，而张居正只是象征性地收受其中的一小部分，把其余的“璧诸来使”，从中可以隐约看出礼物的贵重。与胡宗宪不一样的是，戚继光并不是一个贪官。他素以慷慨著称，对朋友尤为豪爽。他不事私蓄，在被革退以后，竟至一贫如洗，甚至医药不备。临终之时，仅有集书数千卷遗世。这样的清贫，让当时和后世的同情者无不扼腕感叹。他的另一位老领导谭纶已于十年前卒于兵部尚书之任上。他的另一位好朋友汪道昆则已告病归乡，以品读诗文的方式安享自己的晚年。戚继光父亲的传略，戚继光和他弟弟戚继美的墓志铭，便都出自于汪道昆的手笔。这便是戚继光的长处之所在，他既没有像海瑞那样，为自己建立道德上的美名，也没有像其他的官员那样，以溜须拍马获取个人的私利。在他经营戚家军的过程中，难免要讨好方方面面的关系，其中的某些做法也许并不光彩，但却是出于现实的需要。至于合法或者不合法，以他的政治眼光看来，已无关宏旨。重要的是，他在国难当头之际，近乎完美地完成了一位将军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