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继东：吴祖光的一篇文章

向继东：吴祖光的一篇文章 【2003年4月吴祖光老逝世，转眼7年过去，贴此旧文，是为“为了忘却的纪念”】
四年前，吴祖光老有一篇怀人的文字，题为《知遇之恩》，是写装帧艺术家曹辛之的。因为文中写到他自己入党和退党的事儿，所以“敏感”，文章写好半年没发出来。这时，吴老想到我这个做副刊编辑的，将文章寄了来。也许是吴老急于发表，几天之内竟两次用挂号寄我。第一次寄有两稿(另一篇为《艺术大拼盘》)，附信是这样写的：“继东兄：来信收到。找出两篇小文章，其中一篇怀人之作，就遇见(到)了障碍。你看湖南可有此种顾虑否?思之可悲可笑。祝安/并贺新年/吴祖光/(1996年12月)三十一日除夕。”第二次附信又曰：“……《知遇之恩》一稿，是曹志人约写(的),但出版单位要求删节，审稿当局之怯懦令人可叹可笑，不知贵刊能过关否……”
我看了此稿，觉得并不怎么出格，于是急忙发稿——因为我即去北京组稿，届时好带上样报去拜见吴老。那时我老总是个有点人文关怀的人，稿子经他一番摆弄，删掉了文中提到胡乔木的段落和句子，终于签发了。不料在最后签字付印时，老总一狠心又把它撤下了。文章没发表，北京组稿还是去了。我和丁东、邢小群夫妇一起找到吴老家，把“处理”过的文章清样给了吴老一份。吴老匆匆看过后，温和地说了句什么，如今只记得有“害怕”、“脆弱”等词儿。大概过了一年多，适逢《书屋》杂志让我帮着组稿，于是我又将《知遇之恩》送了去。后来，此稿终于在《书屋》杂志发表了。
那段所谓“敏感”的文字，《书屋》虽未作多大删改，但也进行了一些“技术处理”。记得《书屋》将小样寄给吴老过目时，吴老仍在小样上坚持将“胡乔木”三个字添上，同时又写了一句宽厚的话：“假如来得及就改过来，否则就算了。”最后当然“没来得及”，直到去年出版的《天火——书屋佳作精选》收录此文时，文中自然也找不到“胡乔木”的名字。我曾与《书屋》主编开玩笑说：“看来这位劝吴祖光老退党的政治局委员是谁就只能让后学去考证了!”
日前，与友人闲谈，说及吴老种种。友人听了建议我就此作一小文，于是我又找出《知遇之恩》原稿，重读之下，灵机一动：写一段不如抄一段，让有兴趣的读者去对照读。吴老文章中写到入党和退党的文字是这样的：
1976年终于结束了血腥遍地的十年苦难“文革”……峰回路转，难以想象的是：当时我的主管领导、中央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找我谈话，对我说：“文革十年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党的威信降到了最低点，在这种艰难的时刻，就会想到老朋友。由于你和党长久的密切关系，尤其是和周总理的友情，在这样的时刻，你是否应当考虑写一个‘申请’呢?”他说的当然是“入党申请”，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我却自知我远远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而部长和我的恳切的谈话却使我不得不认真对待。我当晚在家里召集了全家的首次家庭会议，说明情况后，妻子、两个儿子，五分之三的多数一片欣然，都说是过去由于你不是党员，我们受尽了折磨和欺辱，现在终于有了这么一天，还商量什么?赶快写申请吧。惟有我那在音乐学院读书的小女儿始终一言不发，问她在想什么?她说：“爸爸入党的话，我没有脸见同学了!”他的话虽出人意外，和部长对党的威信的评价却是一致的。然而女儿的意见是三比一，占了少数，我终于听从多数的意见和不能过拂部长的好意入了党。时间是1980年。
在很多朋友为我的“入党”而向我热烈祝贺的时候，我却始终惶愧不安，原因是我自觉自己远远不符作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的条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首先我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水平都和应当具有的水平相距太远，对社会、生活、事物的理解又时常和现实有所分歧。在自我感觉尚无察觉的时候，1987年，亦即在我“入党”七年的时候，发生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从未发生过的由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亲自驾临一个普通党员家里，宣读中央纪律委员会文件，提出六条所谓“错误”，劝我“退党”，并作出“不听劝告，即予开除”的决定。这位政治局委员就是在1957年和我初识，并在1985年亲笔写信和我“订交”的胡乔木同志。
我当时对乔木说了：中纪委文件中所提出的六条“错误”，前三条均不符事实，后三条引自我的一篇谈戏剧艺术改革的文章，均不能作为劝我退党的理,但是乔木同志年长体弱，亲自走上我家四楼，由于对乔木的尊重和感动，我同意接受“退党”……
吴祖光老为人，在学界是颇受称道的。他将此文寄我，希望在我主持的副刊发表，但限于当时的气候而未能，我是心怀歉疚的。今天写这篇文字，一是做些补救工作，二是为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后学提供一个方便，免得再费时去考证了。记得当年吴老退党时，知识界曾有种种传闻，其中之一是：中央决定劝吴老退党，但考虑到吴老的个性，让谁去劝合适呢?吴老所在的中国戏剧家协会，本是文化部的下属单位，但最后还是胡乔木同志亲自出面找了吴老。这些是否属实，我没问，吴老也没有说。
我与吴老已有三年多未见面了，去过几封信，但没有回音。昨天，我试着给吴老打电话，居然打通了，但接话的不是他，而是他家的保姆。自报家门后,我问吴老还好吧，电话那边说，吴老遭受失去老伴新凤霞的打击后，不久患了脑血栓，治愈后又复发过。现在病情虽还稳定，但不太说话了，字也不能写了，行动也不太方便了。放下电话，我又给吴老的干女儿赵青打电话。详细询问病情后,我又问吴老《知遇之恩》这篇文章是否收进了他的近著中。赵青告诉我，吴老近两年没出过书，吴老的文集虽有出版社感兴趣，但似乎还不是出版的时候。也许正因如此，我写这篇小文尤显必要了。
吴老一生遭遇坎坷，就因其言太真太实。他现在怎样打发日子?保姆说：看看电视，翻翻书报杂志。也许，这说明他脑子还管用。吴老一定还有许多话想说，只是病魔残酷地剥夺了他说话的权力。“不屈为至尊，最富是清贫。”这是吴老自撰的一副对联。我想，在病魔面前，吴老也会不屈的，因为人们还期望听到他的声音。
写于2001年
 来源:共识网转自作者博客
http://ne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0070212488.html---------------------------------------------------------------------- 吴祖光的四封信
 向继东  
我手里保存着吴祖光老的四封信，其中三封是写给我的，一封是写给《湘声报》总编的。 １９９６年我供职的《湘声报》改版，新辟“文化、人物”副刊，每周一版。我是这个版面的责任编辑。大概是这年２月份的某一期，有我的一篇文章，仅七百余字，现全文引录： 　　　　近读《湘泉之友》特刊，上有吴祖光先生为湖南湘泉酒厂的题词——“生正逢时”。重读吴老墨迹，倒使我想写这篇小文了。 去年夏初，吴祖光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赴湘视察团一员来到湖南，我是陪同视察的随行记者。我向他索字，他随手在我笔记本上写下“生正逢时”四个字，并说他最喜欢这几个字。之后沿途十天的湘中、湘北之行，“生正逢时”好像成了他的专利，凡遇索要墨迹除非内容提出了要求，他总是不厌其烦题写这四字，只是布局运笔略有变化而已。在花明楼，看了“刘少奇生平”资料片，“刘少奇纪念馆”要他题词，吴老写的还是这四个字。当时有人问吴老，这四字作何解，吴老说，“刘少奇是国家主席，他死了，我却活到今天……”近闻，吴老和夫人新凤霞出了本书画合集。书未得读，但我想，“生正逢时”一幅应入集中吧。 吴老为文为人，坦坦荡荡，此为文艺界所称道。“国贸案”，他仗义执言遭官司，幸得清明盛世，终得胜诉。他说：文艺有其自身的规律，靠“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是出不了东西的；如都要靠领导，那么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等又是谁领导的﹖这样的话，也只有吴老才敢说敢写。大概是去年５月份吧，国外传媒说中国有四十多位学部委员和文化界著名人士致函国家领导人，要求什么什么的，签名者中就有吴老。我采访证实此非谣言后，问他这次赴湘前有关方面是否就此找过他，他说“至今还没有”。这也许正是“生正逢时”，不然，什么事情都是会发生的。 河洛汀先生说，吴老书斋自撰的一副对联曰：“不屈为至尊，最富是清贫。”但遗憾的是近读一篇写吴老“坐拥书城”的文章，却未见提及这副耐人寻味的对联。其实，换一个角度看，这副对联正是对吴老“生正逢时”的补充和诠释。 　　　　报纸出来后，我给吴老寄了一份，并顺便向吴老索要“文化、人物”刊名题字。不久，吴老寄来了题字，并给我写了第一封信： 　　　　向继东先生： 遵嘱将“文化人物”四字写好寄上。我的一联是“不屈为至贵，最富是清贫”。并以奉闻
敬礼 　　　　　　　　　　　　　　　　　　　　　　　　　　　　　　　　　　吴祖光 　　　　　　　　　　　　　　　　　　　　　　　　　　　　　　　           １９９６、２、２５  看得出，吴老写这信是要纠正我引语的错误——他的联句是“不屈为至贵”而非“不屈为至尊”。 　　吴老给我的第二第三封信都是为一篇怀人文字而写的。这篇文章即《知遇之恩》，是写装帧艺术家曹辛之的。因为文中写到他自己入党和退党的事儿，写到当时的文化部长周巍峙怎么劝他入党，后来胡乔木又怎么劝他退党，所以“敏感”，文章写好半年没发出来。这时吴老想到我这个做副刊编辑的，将文章寄了来。也许是吴老急于发表，两天里两次用挂号信寄给我。第一次寄有两稿。另一篇为《艺术大拼盘》，附信是这样写的： 　　　　继东兄： 来信收到。找出两篇小文章，其中一篇怀人之作，就遇见到了障碍。你看湖南可有此种顾虑否﹖思之可悲可笑。祝安 并贺新年！　　　　　　　　　　　　　　　　　　　　　　　　　　　　　　吴祖光 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 三十一日除夕 　　 第二天再将《知遇之恩》寄我，并附信曰： 　　　　继东兄： １２月２８日函收到，寄上《知遇之恩》一稿，是曹夫人约写的但出版单位要求删节。审稿当局之怯懦令人可叹可笑，不知贵刊能过关否？今日之事若此！ 即祝 新年快乐 　　　　　　　　　　　　　　　　　　　　　　  　　　　　吴祖光 （１９）９７年元旦夜 　　　　我看了《知遇之恩》，觉得并不怎么出格，于是急忙发稿——因为我即去北京组稿，届时好带上样报去见吴老。不料，老总在最后签字付印时，一狠心又把此稿撤下了。文章没发表，北京组稿还是去了。我见到吴老，把“处理”过的文章清样给他一份，并说了最后没发出来的原委。吴老听了，温和地说了句什么，如今只记得有“害怕”、“脆弱”等字眼儿。大概过了一年多，适逢《书屋》杂志让我帮着组稿，于是我将《知遇之恩》送了去。后来，稿子终于在《书屋》杂志发表了。 　　　　那段所谓“敏感”的文字，《书屋》虽未作多大删节，但也进行了一些“技术处理”。记得我将《书屋》小样寄给吴老过目后，吴老仍在小样上坚持将劝他退党的人名字写上，同时又附了一句宽厚的话：“假如来得及就改过来，否则就算了。”最后当然“没来得及”，直到后来出版《天火——书屋佳作精选》收录此文时，文中自然也找不到劝他退党的人的名字。我曾与当时的《书屋》主编开玩笑说：“看来这位劝吴祖光老退党的政治局委员是谁就只能让后学去考证了”就此，我曾写过《吴祖光的一篇文章》，把这事算是说清了。 　　　　我手里保存的第四封信不是吴老写给我的，而是写给当时的《湘声报》总编的。那年，《湘声报》副刊分四次连载了（说是连载，也并非一周一次，而是副刊版面常被广告占用，拖了两个月才发完）北京学人邢小群撰写的《章乃器百年祭》。也许是看到最后一期，触动了吴老那根痛苦的神经，他索要此全文寄给章乃器的女儿。信是这样写的： 　　　　湘声报总编辑同志： 感谢每期送给我的《湘声报》。（《湘声报》）内容丰富，品味高尚，十分佩慰。 今天收到的１月１日第５０３期贵报，第三版载有《章乃器百年祭》（之四）一文，读之令我感动。章先生是我的前辈，相知甚久，亦甚敬佩。他的女儿章湘华是我的学生，久居台北及美国。去年１２月我曾接她来北京小住，现已返美。我很想把这篇文章寄给她，但我因收到报纸太多，没有留存，只能把１月１日这期寄去，现在希望您把前三篇即‘之一’‘之二’‘之三’再赠我一份，或直接寄往美国章湘华女士收，十分感谢。 春节好　　　　　　　　　　　　　　 　　　　　　　　　　　　　　　　　　　　　　　　　　　　　　　　　　　　　吴祖光 　　　　这封信没有落款日期，但信封邮戳时间是１９９７年１月１０日。这封信老总交我处理，我很快找到吴老所要的报纸寄去了。这以后，我仍然给吴老寄赠报纸，偶尔还夹带写上几句，嘱咐有了新作一定赐我。１９９８年吴老失去老伴病倒后，我曾给他打过几次电话，都是小保姆接的。我曾试着要求和吴老说几句话，但小保姆说他已不能接电话了。而今吴老驾鹤西去，不禁悲从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