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松龄：“入世”与我国专业化分工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李松龄：“入世”与我国专业化分工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副标题：
作者：罗进华 李… 来源：湖南社会科学：人文社科版 人气： 323 时间：2006-4-1 10:17:07进入论坛
【内容提要】入世对我国而言，实质上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和技术、市场一样也是经济人利益最大化的约束条件，制度变迁必然会改变经济人的偏好和行为选择，因此，研究入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应该从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的角度进行，才能比较全面地衡量入世对我国经济的深远影响。本文通过对经典的有关专业化分工程度决定理论的考察，归纳出制度经济学的专业化分工决定模型，并运用这一模型探讨了入世对我国专业化分工将产生的影响。
【关 键 词】专业化/分工/一体化/交易费用/入世
中图分类号：F1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01)06-047-05
一、分工和专业化决定的几个经济学模型
专业化是一个人或组织减少其生产活动中的操作种类。分工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或组织将原来一个人或组织生产活动中所包含的不同职能的操作分开进行。分工和专业化的增进代表生产力的提高。因为分工和专业化使基本生产操作从整体生产活动中分离出来，容易实现最适规模经济，而最适规模经济意味平均生产费用最低。
一体化是与专业化和分工相反的趋向，即是一个人或组织增加其生产活动中不同职能的操作。无疑，一体化不利于生产成本降低和规模经济实现。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是最早系统论述分工问题的经济学家，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斯密描述了分工是如何巨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并提出了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观点。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假设下研究了生产者如何利用可供选择的技术达到最优分工问题，论证了分工发展过程也就是生产费用不断下降的过程，特别是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上的产量规模达到了平均成本最低、利润最大，这其实也就是最优技术选择下专业化分工程度的决定标准。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了技术对分工的决定问题，证明了斯密的分工提高生产力的原理。
新古典经济学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假定，意味着生产者面对不变的价格和一定的市场范围。实际上，市场范围是不断变化的，价格、产出也会随市场范围的变化而变化，分工程度由此对市场范围存在依存关系。施蒂格勒在其“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论文中进一步发挥了他称之为“斯密定理”的观点，其含义是，只有当某一产品或服务的需求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展增长到一定程度时，专业化的生产者才能实际出现和存在，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因此，斯密定理所揭示的是分工对市场的依存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早在学生年代就注意到了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分工技术决定论还是斯密定理的分工市场限制论与现实的不一致，明显的就是存在与市场和技术要求不一致的大规模一体化企业生产，“既然互为专业化的生产者可以通过市场买卖他们生产的专业化产品（如零部件或工序加工），为什么还要聚集在一个企业内呢”？由此他提出了什么是企业及其边界决定这一著名问题，直到1936年写成了《企业的性质》这篇经典论文才作出了回答。科斯通过分析表明，市场交易活动是稀缺的，是存在费用的，他称之为交易费用，包括为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以及谈判成本和经常性契约成本，而“采用一种替代性的经济组织形式能以低于利用市场时的成本而达到同样的效果，这将使产值增加”。在适当的交易条件和规模下，企业的组织成本有可能低于在市场上进行同样交易的成本，科斯由此认为，大规模一体化企业生产的存在无非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成本而对分工和市场进行替代的经济组织，其边界决定于在企业内交易的边际费用等于市场交易的边际费用那一点上，是选择市场还是选择企业，取决于两种形式交易费用的比较。
科斯之后，威廉姆森进一步发展了交易费用的这一概念，认为交易费用包括搜寻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签订合约的费用、执行合约的费用、监督违约并对之惩罚的费用等。交易费用产生于市场的不确定性，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等，其大小可以用描述交易性质的三个维度——不确定性，交易的频率和资产专用性来衡量。交易性质及费用大小与治理结构存在匹配关系，如随着专业化分工发展，一方面交易频率增加会导致交易费用增加，另一方面资产专用性也随之加深，较高的专用性在遇到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行为时，面临着更大的风险，这也意味着交易费用增加。当这些交易费用增加到一定程度时，以一体化企业治理取代市场治理将是有效率的。
科斯和威廉姆森主要从分工所产生的市场交易费用和一体化企业内部交易费用的比较来解释一体化和专业化的程度决定，这样就忽略了如斯密所言分工对生产费用的节约作用。道格拉斯·C·诺思认为，一种制度的选择是生产费用和交易费用作用的结果。分工发展在增加市场交易费用的同时，也使生产费用不断下降，只有当生产费用边际下降小于交易费用的边际增加时，专业化才会为一体化所取代，我们可以用图(1)来进一步说明这一思想。
附图
图(1)
如图所示，横轴为专业化发展程度，纵轴为平均成本，TC为交易费用曲线，PC为生产费用曲线（其实也就是平均生产成本曲线），TC斜率为正，PC斜率为负，表明随专业化发展，生产费用不断下降（新古典模型据此认为E″为生产专业化水平最合适处，因为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新古典框架内，完全竞争下此点的平均成本最低，且MR=MC=AR=AC，而科斯却意识到因交易费用的存在，企业生产专业化水平小于达到E″处），交易费用不断上升，但是在OM区间，PC较TC陡，｜d(pc)/ds｜＞｜d(tc)/ds｜，说明随分工发展，生产费用边际下降大于交易费用边际上升，理性的生产者会不断选择专业化生产；在M以后，PC较TC平缓，｜d(pc)/ds｜＜｜d(tc)/ds｜，随专业化发展，生产费用的边际减少小于交易费用的边际增加，单位成本上升，生产者自然不会选择专业化了，相反会选择一体化生产方式；在E点，｜d(pc)/ds｜=｜d(tc)/ds｜，交易费用的边际增加等于生产费用的边际减少，E为专业化和一体化转折的均衡点。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派不断发展形成的“制度——交易费用——专业化分工决定”模型，（为简化起见，本模型没有考虑一体化费用即企业组织费用），显然，这一模型因综合考虑了生产费用和交易费用而比只考虑生产费用的新古典模型更能全面的说明分工决定问题。
从制度经济学派的模型可以发现，影响分工和专业化的主要因素是交易费用和生产费用，生产费用主要由技术水平决定，如果假定技术水平不变即生产费用曲线形状一定，那么我们就可以只从交易费用的变化来考察分工的变化。交易费用大小由制度决定，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交易费用产生于市场的不确定性，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等，而制度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可以减少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弥补人的理性不足，从而降低交易费用，如市场价格制度通过为参与者提供信息而增强交易的确定性，质量法、合同法可减少交易中的不守信用、提供假冒、伪劣产品等机会主义行为，明确的财产制度可明确交易界区，减少交易中的磨擦，降低合约成本，等等。既然交易费用由制度决定，那么可以通过制度变迁，设计合理的制度降低交易费用，促进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提高。如图(1)，有效的制度变迁使交易费用降低，TC改变为TC′，专业化和一体化的均衡点相应由E移到E′，专业化程度由此提高了MM′。本文将根据制度经济学的这一模型来探讨入世对我国专业化分工的影响。
二、我国目前的专业化分工程度及其制度成因
盛洪认为，中国一般专业水平远低于先进国家，他用全能工厂、通用车间、社会型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小规模工厂、产品非多样化和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等现象对我国专业化分工程度低进行了形象具体的描述。衡量专业化指标的外购率我国企业比国外同行一般都要低。我国机械工业企业中，配套的冲压、铸锻等工艺设备经常是闲置的。我国农业中自然经济占有较大的比重，农产品商品率平均水平为50%左右，发达国家和地区平均水平一般高于90%。若干资本技术密集产业据国际公认的最小规模经济标准，汽车为年产40～60万辆，乙烯单套装置45万吨，炼油500万吨，造纸5万吨，洗衣机20万台，而我国汽车厂家80%不足一万辆，超5万辆的只有6家，乙烯我国厂家平均规模为11～30万吨，炼油为167万吨，在1600多家造纸厂、400多家啤酒厂和130多家洗衣机厂中，达到最小规模经济的只占8%、12%、7%。所有这些说明我国确实存在专业化程度低、规模不经济的状况。如果按照新古典企业理论，企业应该有一个生产分工和规模的合理区间，为什么我国企业分工和规模不能在合理区间呢？这显然不是新古典的技术分工决定论所能回答的，有必要从制度和交易费用对分工的作用角度进一步分析。我们认为至少有如下几方面的制度原因造成了我国专业化程度低。
1、产权制度　我国产权制度尚不具备增强确定性、帮助人们形成与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减少交易费用的功能，表现在：(1)国有企业尚不真正具备权责明确、自主经营、自我约束的法人地位。由于国家政府代行财产所有权职能，政府为保障剩余索取权，必须取得对企业的控制权，如重大决策权、管理层任命权等，这些权力不可避免与行政权力结合一起，一方面造成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另一方面所有者和管理者的交易具有不平等性，政府居于交易、立法、裁判地位，可以根据自身利益需要对管理者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管理者不能形成稳定经营的预期，他同样可能采取对所有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双方博弈的结果可能是不合作。可见，由于产权界定的不明晰和不确定，国有企业并不具备稳定经营的法人地位，产生了高昂的市场交易费用。(2)中国农村虽然普遍实行了承包制，农民拥有了土地使用权，但这种权力的授予、运作以及对权益的保护至今没有法律依据，这就使这一制度充满不确定性。现实中我们可以见到地方政府随意征用土地、村干部可以任意对农民承包的土地进行调整，甚至卖掉。(3)对公有制外的其它所有制成份存在歧视。我国对非公有制一直抱着利用的态度，虽然1999年修改宪法提出了保护私有财产，但没有明确非公有制经济地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面临很大的政策不确定性风险。
2、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制度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组成庞大的行政系统，通过复杂的层层计划配置资源，企业完成具体的、类似机器的投入——产出功能。由于资源配置要经过许多政府环节，交易费用高昂。中央各部门和地方政府为减少对其他部门和地区的交易费用，为保证计划实现，倾向于建立本部门或本地区的全能生产系统，从而形成地区部门生产结构雷同、小而全工厂，计划制定者为减少计划的繁杂和交易费用，除对极少数重要产品可能注意专业化分工外，对大多数地区、部门倾向于使之形成独立的生产——消费系统，这更促进了地区和部门结构雷同。因此，我国目前专业化程度低的状况不能不说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方式有关。在目前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受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政府经济管理职能一直不能正确定位，表现在：(1)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进行过多管制，如市场进出管制，对要素市场价格的管制。政府在管制过程中常常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机会主义行为，造成不平等竞争。其他市场主体为规避政府机会主义行为所增加的市场交易费用，被迫采取一体化行为。这种情况在我国重复建设比较突出的纺织行业有明显表现。我国在开放棉纺产品市场时对棉花采购实行政府管制，由于政府决定采购价格时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即使采购价格低于市场供求平衡时的价格，产棉区由此通过建立自己的纺织企业将棉花的卖方和买方一体化以抵消政府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不确定性。更一般地讲，我国制造行业要素市场价格受政府控制，特别是对一些资源投入品的价格长期管制，并且政府根据自己利益偏好对价格决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因此，资源丰富区建立属于自己的资源加工型企业以抵消政府机会主义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另外，政府干预容易形成以行政权力为依托的部门、地方保护主义，形成分割封闭的市场体系，造成商品流通困难、不平等竞争，这也增加了市场交易费用。(2)政府不能建立一套完整的维护市场交易的制度，或者即使建立了制度，由于缺乏实施机制或自身利益需要而无法严格执行这些制度。缺乏严格制度约束的交易者在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时，有可能滋生机会主义行为如非法垄断、欺诈、不守信用、提供假冒伪劣产品（事实上，这些行为在我国市场交易活动中屡见不鲜），使市场交易中的搜寻、谈判、签约、监督费用很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经济体制设计的主要方面不符合降低市场交易费用的作用，相反，在这种体制下尚存在较高的交易费用。较高交易费用的存在会抵消专业化分工在节约生产成本方面的优势，从而阻碍专业化分工的深入发展。如图(1)，TC为我国市场交易费用曲线，TC′为较优经济体制设计下的交易费用曲线，TC斜率大于TC′，说明我国专业化提高对生产成本的节约更快为交易费用增加所抵消，专业化程度只能达到M，低于较优体制设计下的M′。
三、入世将降低我国市场交易费用，促进专业化分工发展
加入世贸组织，一方面会使我国企业市场范围扩大，促进生产专业化；另一方面，因关税降低、取消补贴，企业生产者剩余下降，单位成本上升，企业要参与国际竞争，必须努力降低成本。选择先进技术，采取专业化生产方式，实现规模经济，无疑是降低成本的一种方法，所以，入世从这两面均会促进我国专业化分工。但是，仅从市场范围和技术选择考察专业化变化，如前所述，会有失偏颇。因为在存在较高市场交易费用的我国，随专业化发展，交易费用增加会抵消由于市场范围扩大、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产成本节约，从而阻碍专业化发展，或者，因为制度变迁，市场交易费用下降，专业化所带来的成本节约优势明显，反过来又会促进专业化发展。因此，有必要从制度变迁角度进一步考察，才能全面衡量入世对专业化分工发展的影响。
入世对我国而言实质上是一次重大制度变迁。《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内容是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设计的，充分反映市场交易所需要的自由、平等、公开、公正。如《协定》的非歧视性原则要求缔约方之间保证给予对另一方的自然人、法人、产品、投资、税收等在本国境内享有与本国自然人、法人、产品、投资、税收平等待遇，贸易自由化原则要求关税减让和取消数量限制；公平贸易原则要求不实行补贴、倾销等非法竞争方式损害缔约方；透明度原则要求成员国经济政策和措施公开。总之，世贸组织的宗旨是要形成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自由化、市场化。要加入世贸组织，就必须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经济体制及相应制度。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在朝市场经济目标迈进，但由于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作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许多制度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正阻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路径依赖很可能使我国改革被锁定在一种低效率状态中。而加入世贸组织，借助外部压力和国际市场制度约束，必将会促进我国建立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市场制度。
1、入世将促使我国加快产权制度改革，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入世既然是一次彻底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那么就要求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产权制度。明晰而严格执行的产权制度可以大大降低市场交易费用，这是因为：(1)产权明晰有助于明确交易界区，减少谈判、签约成本；(2)严格的产权制度有助于规范交易行为，减少机会主义，降低监督成本。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述，我国产权制度尚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入世必将使我国对产权制度进行改革。如中国农业面对入世，必须提升竞争力，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太小。无论是现代技术设备的运用，还是先进技术的推广，以成本收益衡量，无不同经营规模有关，粮、棉、油料作物等土地密集型产品更典型。我国农户平均耕地拥有量仅为8.9亩，而欧美国家农民经营土地的规模是我国的几十倍、几百倍。美国家庭农场平均拥有耕地160公顷，英国是65公顷，法国是35公顷。这种农业经营规模上的巨大差距，使我国农产品特别是大宗产品无论在品质上，还是在价格上与西方国家相比都处于比较劣势。而在现行土地产权制度下，农民很难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交易，想扩大经营规模的农民无法在公开、公平的交易条件下获得土地，想另择他业的农民也难以确保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自主转让土地。因此，中国农业要面对入世的竞争，就必须对现行土地制度进行改革；又如国有企业要参与国际竞争，首先必须具有真正的法人地位，而明晰的产权是法人制度的基础，因此，入世也要求按国际惯例重新设计国有企业产权制度，这种产权制度将真正发挥降低市场交易费用的功能。
2、入世将促进我国政府职能转变，降低市场交易费用《世贸组织协定》要求企业自由、平等、公正竞争，政府经济管理政策要公开、公正，这就要求我国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必须改变，确定其与世贸组织要求相适应的地位。首先，政府将放弃对微观经济领域的过多干预，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言，我国政府对微观经济存在过多干预，如市场进出管制，价格管制，地方部门保护等，这些都不利于市场平等竞争，增加了市场交易费用。入世后，企业要求能自由进出市场，各种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取消配额、许可证等市场保护壁垒，商品自由流通，因此，继续用行政手段进行垄断、保护、管制是违反世贸组织游戏规则的。可见，加入世贸组织，参与国际竞争，将会打破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过多干预；其次，政府将引进或制定符合国际市场运行要求的市场秩序规则，并严格执行。市场经济是一种自愿的契约经济，政府承担着制定维护市场运行秩序的法规、监督契约执行及对违犯契约者实行制裁以保护契约者利益的责任。也只有政府才有绝对权威让每一个参与签约的人感到所签契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意识到机会主义行为的严重惩罚后果，从而杜绝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交易中的确定性，降低谈判、签约、监督成本。最后，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将采取法治的方式。以往我国政府对经济的管理随意性大，暗箱操作多，增加了市场主体对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预期。世贸组织要求政府管理经济政策要公开、公正、稳定，只有以法制方式管理经济，才能创造一个公开、公正、稳定的市场环境，消除市场参与者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降低交易费用。
经过本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入世后必须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要求对我国经济体制的主要方面如产权制度、政府管理经济的制度进行改革，而这些改革将极大地降低市场交易费用，由此必将推进我国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如图(1)，入世前市场费用曲线为TC，入世后制度变迁使市场交易费用曲线移到TC′，专业化程度相应由M移到M′。可见，入世后专业化程度将得到提高。
总之，通过对我国入世前后制度变迁及交易费用的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入世前我国市场交易存在高昂的费用，不利于专业化分工；随着入世可能进行的制度变迁，将从多方面降低我国市场的交易费用，市场交易费用的降低将会促进生产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提高，如图(1)，E为入世前交易费用曲线所决定的专业化均衡点，入世后因交易费用降低，交易费用曲线转变为TC′，专业化均衡点相应移到E′，专业化程度提高了MM′。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入世后市场范围、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将会更大。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将增进我国产业的规模经济和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