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龙讲座：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2006/05/07 经济学俱乐部

 
【杨瑞龙】
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兼谈地方政府在我国市场化进程中的特殊作用
时　间：2006年4月21晚
地　点：暨南大学科学馆
主讲人：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讲嘉宾：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杨瑞龙
主持人：广东省社科联主席 颜泽贤
主持人：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我们在著名高等学府暨南大学举办岭南大讲坛，岭南大讲坛是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高品位、大众化、公益性讲坛，目前岭南大讲坛已经启动了两个系列，一个系列是岭南大讲坛的公众论坛系列，公众论坛主要内容是以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为主，这个系列是设在中山图书馆，每周举办一次。
第二个系列就是岭南大讲坛的学术论坛系列，内容是以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前沿问题为主，这个系列每个月举办一次。
学术论坛目前已经成功举办了三期，今天在这里举行的是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的第四期，这一期我们荣幸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教授来为我们做演讲，大家欢迎。
杨教授今天为我们演讲的题目是“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兼谈地方政府在我国市场化进程中的特殊作用”。杨瑞龙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市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市政府顾问，曾先后赴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和丹麦奥登塞大学访问进修，在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非均衡经济学等领域颇有建树，已经出版了《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现代企业产权制度》、《面对制度之规》、《当代主流企业理论与企业管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企业共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经济学分析》等多本专著，另外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了学术论文200余篇。杨教授曾经两次获得我国经济学的最高奖，第八届和第十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是中国高校第三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一等奖获得者，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的特聘教授，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第一层次的人才。
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杨瑞龙教授给我们做报告。
杨瑞龙：非常荣幸接受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省社联的邀请到著名的暨南大学，在“岭南大讲坛”这样一个具有很高荣誉的讲坛跟大家一起做交流。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制度经济学分析》。我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市场化进程，我有一套特别的分析体系是制度经济学，我在演讲的时候会尽量地讲得通俗化，使没有接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能够明白我所讲的内容。
内容非常清楚，我要讨论的问题是市场化，所谓市场化就是指中国经济转型当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国经济转型当然包括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核心的部分就是市场化。市场化的内容大家都比较清楚，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描述这种转变可以有很多方式，从资源配置角度来说，这种转变表现为等级规则向产权规则的转变。什么意思呢？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这个角度上来看，它遵循的原则是等级规则，首先是构建层层隶属的金字塔型的等级构架，界定每个人在这个等级构架里所处的位置，比如说是处长、所长等，这在中国计划经济条件下有条和块。界定每个人在这个金字塔型中的每个位置，然后再来界定与这个等级相对应的资源配置权利，你的位置越高你的资源配置权力越大。计划经济条件下也是有竞争的，主要表现为等级的竞争，你要拥有资源配置的权力必须要在这个等级中占有一个位置，位置越高等级越高。
老外不明白中国企业为什么有处级企业、科级企业等，他不清楚，每个主体要明白自己在这个等级中的位置，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现在要搞市场经济了，当然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要起基础性的作用，你要让市场机制起作用就必须确定一个基本的规则，就是产权规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遵循的是产权规则，也就是说，你想一个人的资源配置权力大小仅仅和拥有资产的数量相关，拥有的资产越多资源配置权力越大，如果没有任何资产，除了可以配置你所有的劳动力之外没有任何资源配置权。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规则。
我们说中国自从走上了市场经济这条道路，产权明晰化就是一条不归之路，要不就是明明白白地搞，要不就是偷偷摸摸地搞。怎样产权明晰？这是有一套规则，不是我要讨论的问题。
接下来我要讨论的问题，就是怎样向等级规则向产权规则转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做法，如果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现在我们叫做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背后实际上就是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按照这种自由的主流经济学看计划向市场的转变，它认为根本问题就是政治问题，政治上的权力多样化才能创造出经济利益多样化的一种前提条件，因此他们提出了所谓的激进式的改革方案，西方的经济学者提出了激进的改革方式，背后实际上就是华盛顿共识。
按照这样的改革模式，改革的基本思路，他们认为苏联和东欧就是选择了激进式改革的道路。首先是在政治上民主化，通过一种外部力量把等级构架打破，搞多党制，原来的等级构架瓦解。然后经济上私有化，一夜之间将资源配置权力转向民间，手段就是私有化。当私有化把所有的企业推向市场之后，政治上搞“休克疗法”，控制物品放开价格，由于前面有一个私有化，企业的生产完全取决于市场，价格放开之后，企业该死该活完全取决于自己，成本高于价格就是死路一条，成本低于价格就可以活下去，通过强制的手段将低效率的企业淘汰出局。
这样的激进式改革符合西方主流经济学逻辑，但是实际上未必可以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前苏联和东欧，当然怎样来评价也不是我要来讲的。我们可以找到案例，证明这种激进式的改革有很多问题，当然也有很多好的，比如说波兰这样的国家他们认为也不错。但是这种改革的路径也是有很多问题的。
中国没有按照这样的改革路径走，中国是走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渐进式的改革道路和前面的激进式改革道路相比，有什么特点呢？是一条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所谓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主要是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改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前苏联东欧是推倒重来，重新构造一个政治体系，以便使这个政治体系和多元化经济利益主体的对应结构。中国在改革之初，省委书记还是省委书记，部长还是部长，不仅仅如此，而且借助原来的省委书记，借助原来的部长来推行改革，推行市场化进程。
这种改革就是非常有特点的，不像是前苏联和东欧一样，有的西方学者批评中国说你们这样的改革，他们从一个既有的逻辑出发说你们的改革不可能成功，不可能给自己挖坟墓，市场化的进程走下去，会将原有的组织资源瓦解掉，怎么可能呢？所以他们认为要走市场化道路首先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在前，是不可能有经济上改革的成功。
但是我们对老外说，你们还是不了解中国，我说中国确确实实是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后进行是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政治体制改革从某种程度来说很少是见诸文字的，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只做不说的，或者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多样化之后，后面政治体制改革跟进的。我说你确确实实是没有看到中国大张旗鼓的在搞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如果观察到中国政治结构的变化，你会发现有悄悄地变化。
我举了一个例子，中国当初主管机电行业的一共有几个部啊，有七个机械工业部，分管中国的机电行业，但是今天一个也没有了。你听说过、你看到过对七个机电工业部改革的文件吗？没有！七个机械工业部是领导改革，为了激发效率，又不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我们是改利润分成流程制度，经营权也归机械部，给一个利润基数，告诉企业如果利润超过基数，超过部分政府和企业进行分成，这样机械部就愿意了，利润变成了企业的既有资金，就可以自作主张了。这一块慢慢增长，就会降低七个机械工业部的谈判能力，接下来政府机构改革的时候，很自然的将七个机械工业部调整为一个机械工业委员会，由机械工业委员会来领导改革，承包制了，所有权、承包人和承包基数都由机械工业委员会来定，经营权归承包人了。这样一下子又动摇了机械工业委员会股份制的权力，谈判力下降了，接下来下一轮机构改革的时候，很自然就会调整为机械工业部，由承包制又变成了股份制，政府开始做董事长了。派出董事和董事长的时候，这个时候到了公司里，对不起，屁股指挥脑子，对我有利我就听，对我没有利我就说其他董事、股东不同意，很自然机械工业部又没有权了。在机构改革时又变了机械工业组，开始有所为有所不为，然后并到国家经贸委，然后变成机械组、机械科、机械员，现在机械员国家经贸委都没有了。
我们是这样改革的，如果你仔细地研究中国的情况，就会发现并不是像外国学者说的，中国只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这样的，中国政治上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十五年前开人代会的时候，昨天市长还在喝酒，明天就要表决。前几年开人代会的时候，可能前一两个星期市长就不敢喝酒了，因为有一个代表行使否决权的问题。现在说透明化、公开化、“市长电话”等等，都是发生在中国，没有市场化会有这个东西吗？不可能。这都是市场化进程中最后反过来体现出来的东西，这就是中国的特点。但是从中国的改革横断面来看，总是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往前走的时候，政治上会跟进，当然跟进的步伐我们可以讨论。
第二个特点，增量改革。很显然，你既然是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进行改革，在等级构架，在改革的某个始点上，等级构架不能动，但市场化要进行，只能这样改革。所以中国就是这样，我们经常说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为什么中国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因为老人是在等级构架里的，当然是先来搞新人，新人越来越多，老人越来越少，最后大家都是年轻人。住房改革2000年前，根据你的工龄来享受，然后新来的人就没有了，博士毕业到暨南大学不分房子，不满意到中山大学也是这样，到其他的学校也是这样，只能是这样。这是中国的特色，叫增量改革，中国所有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增量改革，所以双轨制是中国改革的很显著的特点。
中国改革的利和弊是不可分的，什么都是双轨制，老外就想不明白，中国怎么回事，政府什么机构都没有变，价格不知不觉就市场化了，怎么回事呢？中国就是通过双轨价格，我就不多说了，这里面有很多的案例可以说明。中国什么都是双轨制的，然后慢慢并轨，当然在并轨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很多问题，这是不可分的。
第三个特点，是先试点后推广。为什么先试点后推广呢？因为我们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有什么问题呢？改革成本是由上面来承担的，大的成本就是所谓的政权稳定问题，这时面临一个问题，我们的改革在等级构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下级向上级传达改变要求，上级经过综合平衡，根据你的要求形成一个改革方案，而且自上而下地实施。这个时候上级政府能不能制订出一个正确的方案，或者说上面正确的方案能不能不被歪嘴和尚念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实际上每一个下级政府都有自己独立的利益，所以向上反映改革要求的时候，都会将有利的信息极大化，不利的信息隐藏起来。改革方案从上向下实施的时候，每一层的政府都会将有利的措施放大，不利的措施尽量缩小，这样信息不对称导致改革风险不可控。
在保持等级构架的情况下，既然你也不知道中央不知道这个改革方案行不行，所以先划一个地方试一下，看一下情况怎样，行了就推广，不行了就退回来。中国的改革就存在一个所谓的改革优先权的问题，谁来分配呢？政府在政府行为中进行，如果你获得改革的优先权，就有可能先拿到超额的利润。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这样的渐进式改革，有没有可能成功地从等级规则向产权规则转变呢？能不能成功？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不可能，因为按照他们的理论逻辑，一个经济上的自由化，必须是要有一个前提，政治上的多样化配合。他们认为产权规则的确立是以放弃等级规则为前提的，而你试图在保留等级构架的前提下确立一个产权规则，他认为肯定是不可行的。按照这样的理论推导，他说你如果要按照这样的所谓渐进式的改革走下去，他们的推论要么爆炸，就是新体制因素，经济自由化到一定的程度会反弹，如果等级构架不进行调整就会爆炸。当初九十年代初，前苏联戈尔巴乔夫，包括波兰的什么斯基都想搞渐进的，最终都是爆炸了，上街游行，最后走向激进。他说如果不爆炸的话，改革到一定的程度会倒退，结论是不可能成功的。
中国20多年的增长绩效，让西方经济学家觉得不可能解释，按照他们的理论推导中国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经济增长，但是中国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实实在在发生了，他们觉得这个理论不好解释，怎么可能？因此有的人就开始怀疑中国的经济增长了，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假的，是有水份的，然后其中一个证据是地方政府伪造数据等等。我对老外说你们对中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说你只看到虚报数字的水份，觉得有些地方，特别是一些落后地区的官员为了政绩多报数字，但是你不了解中国，中国还有不少的地方，由于某种原因少报了数字，比如像是老外到中国来投资，为了隐藏利润，明明是赚钱了也要报亏损，少报数字。
有些地方政府的官员，特别是一些发达地区，江苏、浙江等，当市长了，为了保持连续的增长，所以到十月份的时候可能要摸底，你们把数字报上来看一看，一看数字差不多，去年12%的增长率，今年到十月份已经13%了，他一看周围大概人家也不过最多是12%，可以了，你不要再报了，多出来的数字藏起来，如果报上来就麻烦了，可能我今年就是18%了，你想人家都是11%，我就18%，我的日子会好过吗？日子不好过，大家都盯着我了。
还有一个问题，我在这里当市长，我可能要当三年，今年搞到19%，结果明年必须在19%的基础上再增长20%就是英雄，如果今年19%明年是16%，就算还是全省最高，结果还是狗熊，所以要今年16%明年17%后年18%。所以中国到底是多报数字多还是少报数字多，我对老外说你不清楚我也不清楚，中国的统计数字还没有到达准确的时代，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你到每一个地方去看，不管是广东发达地区，或者是西部的落后地区，三年不去你基本上不认得路了，不像是到国外某一个地方，你二十年前去过了现在去还差不多。发展是实实在在的，不是假的。我讲一个笑话，当时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看到一位教授开着一辆汽车，到了停车场停下来，这感觉是酸溜溜的，然后我心里梦想，哎呀这样的生活，我这一辈子肯定不可能，我的子女也许今后上班的时候会开车汽车上班。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啊，买一辆汽车对我们这个层次的人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开车就可以上班去了。确确实实在国外留学八九年过去了，像我这样充满想象力的人，也没有想到这样的状况。
当初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最害怕老外请我吃饭，我们的奖学金就是这样一点钱，总想留着回来买一台彩电，老外请我们我们也要请他们吃啊，北方人可以请老外请老外吃饺子吧，不需要几个钱。可是我是南方人，不会做饺子或者是面条啊，后来老外到中国，老外还不能给他们吃鱼翅什么的，但是给他们京酱肉丝什么的就打包了。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真的，不是假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是真的，要么就是理论的问题，要么就是实践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解释这样的增长时难以解释，中国是先有实践出现了，然后我们的人就开始解释，在实践中总结出理论。我想中国的经济学家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麻烦，照搬照抄西方的也比较麻烦，真的要研究中国的实践问题。
突破口就在地方政府，怎样来解释中国在既有政治格局的条件下，借助政府的力量走出怎样的道路，怎样破解这个谜，在不放弃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上我引出了一个新的东西，我也把它解释了，就像是J·希克斯早期做的，他认为市场经济最有用，他到英国留学到企业调研，发现有问题啊，他学习的理论告诉他市场经济体制最有效，但是他到企业调研发现很多资源是在企业里配置的，不是按照价格配置的，而是按厂长、董事长的命令配置的。他也进行了解释，理论和现实发生问题了，就发现了交易费用的概念。
我也是这样，搞研究的人最幸福的不过是你对现实观察无误，理论观察也是无误的，然后进行解释，这个理论肯定是有问题的。我认为地方政府是可以解释的，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大问题，叫做改革方针的转变，地方政府的自发自主创新。我要破解这个谜，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我要进行解释，我要从地方政府的视角进行解释。
第一个大问题就是财政包干体制的实行与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我怎样来破解呢？我当时大量的调研和研究，到实地进行研究，发现大家忽视了一个现象，就是地方政府的问题。我们是要搞市场化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不想放弃原有的城镇等级构架，怎样在不放弃等级构架的情况下走自己的道路呢？一开始我们走了特别的道路就是行政性的放权。
什么是行政性放权呢？中央政府一开始改革不是直接将权放给企业，中央政府经过选择，把一部分权下放到下级政府，然后下级政府进行选择，将一部分权力放给地区政府所属的企业，然后到县、市政府和所属企业。我们要引入一个激励机制，什么激励机制呢？地方政府给企业放权比不放权合理有益，必须要引入机制，如果不引入这么一个机制，政府从来是不嫌权多的，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说权太多了拿掉一点，不可能的，政府从来是权多多益善，不是中国的问题，美国也有。
怎样引入机制呢？我们一开始引入了一个特别的机制，就是财政包干体制。过去是中央集权，在中央集权的条件下，我们实现了财政统筹统支，也就是说地方所获得的收入全部上缴中央，要花钱就得做一个预算报告，这个预算报告给中央审批，然后中央根据这个预算报告拨付。如果这样的体制不变化，即使行政性放权也不可能到市场，三年自然灾害时我们曾经大规模向地方政府放权，但是没有放出市场，八十年代的放权就很快放出一个体制，就是因为市场化。
以广东为例，实行包干体制的时候，就将前三年广东省财政收入的情况，比如说前三年广东平均财政收入规模是五百亿，再来核算广东前三年获得的预算规模，比如说五十亿，我就出给你了，你五百个亿是广东省在未来承包期五年内的财政预算基数，只要完成五百亿，按照原来的规模就给你五百亿，你广东省如果收入超过了五百亿，超过部分广东和中央就可以进行分成。分成比例是可以谈判的，三七或者是四六，完全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谈判能力。当时广东省的讨价还价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基数比较低，发展比较快。一旦基数分成比例定了之后，地方政府可以支配的预算规模不仅仅取决于和中央的讨价还价了，更重要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你当地的经济发展越快，基数越大，由于分成比例已定，你地方可支配的预算越大，就可以搞开发区、优惠政策，就可以搞一个城市广场，搞一个雕塑，或者是修通一个河道，或者是情人大道，老百姓就说你好了。投资环境好了，优惠政策多了，然后外商来了，内商也来了，就业机会就多了，注册企业多了纳税也多了，纳税多了来的人多了，市场又火了，然后商场又火了，民营企业发展了，收入增多了，留的钱就更多了，然后到年终的时候，首长就可以到你这里过年了。首长不可能到穷的地方来，首长到你这个地方来过年，首先你可以和首长零距离的接触了，原来不了解你，一了解你是一个人才啊。更重要首长一看你的业绩，问首长是不是困难，是我有一点困难，你还可以带两个亿走，那你说是这样的人升迁快，还是你多给我一点钱的人升迁快。这一下子改变了原来政府官员的目标，一下子演变为一个政治和经济具有双重主张。
我们的市场经济GDP上来不上来，如果不上来日子不好过了，要关心你的投资环境好不好，这是要关心的，地方政府的官员行为就发生了变化，地方政府官员肯定是政治升迁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的问题在于什么呢？政治升迁开始实现，就引入了一个终极目标，你想政治升迁可以，首先要GDP上去，好地方就出干部，比如说顺德、中山等，用这样的特别机制。这样的话我们地方政府官员，一下子从纯粹的政治家演变为西方经济学没有办法描述的行为，我就创造了一个名词，人家可能看不懂，但是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用西方正统经济学没有办法描述，我创造的名词叫“政治企业家”，这是中国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官员，他是具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功能，在政治上追求升迁，但是必须要经过经济增长来实现。
你看我们的地方政府官员，我们十五年前地方政府官员市长就是一个市长，你看我们的市长、市委书记的报告，十五年前的报告，市长报告基本上就是总理报告的缩写版，但是现在拿市长、市委书记的报告来看，跟一个企业的董事长报告可能是差不多的，除了开头和结尾有一点不同，中间是差不多的。中间说到主导产业、核心企业的发展，优势产业怎样，劣势产业怎样，怎样招商引资，怎样创造投资环境，整个就是一个摩托罗拉欧洲公司怎么办、亚洲公司怎么办。
财政包干体制改变了我们地方政府官员，一下子引入了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竞争。这种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竞争就导致了地方政府官员。好，你想升迁，你就得要发展，你要发展就必须要获得一个可度量的指标，GDP要上去！要GDP上去在现有的条件下，通过挖掘本地的投资太慢了，所以现在每一个地方的市长、市委书记最常说的就是招商引资了，招商引资在中国是我们市长、市委书记的口头禅，并不是因为他喜欢说，而是增加GDP很简单就是招一个什么跨国公司来，如果我在一个地方引入了摩托罗拉公司，一下子我的GDP就上去了。增加政绩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招商引资，招商引资成为地方政府官员最重要的一个名词，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为了招商引资，就要创造投资环境，怎么能够让投资到广州来，到东莞来，还不到苏州去呢？肯定要让他觉得到东莞来比到苏州去更安全，同样的投资获得更高的回报，要想让投资环境好无非是两个条件，一个是投资硬环境，这必须要发展，不发展怎么可能把道路修好、下水道搞好呢？当然还要有软环境，不能到这个地方今天这个来收费明天那个来收费，如果是这样就说明产权保护不好。什么办法让厂商到你这个地方投资有更好的回报，很简单的办法就是在这里他能干的在其他地方不能干，这里能免的别人不能免，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试点开发。如果你能够获得一个改革的试点权，你就可以吸引外商到你这个地方来，他干这件事所纳的税比其他地方低，这种投资软环境概括起来就是投资软环境的问题，而投资软环境又是优惠政策的特殊机制，最后就是改革的优先权了。
怎样来获得改革的优先权了，这就是最有能耐的地方政府的官员首选目标。怎样做到人家不能干我能干呢？根据我的研究有几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就是“戴帽下达”。当初邓小平在南海划了四个圈，深圳、厦门、珠海、汕头，这样一划就是特区了，改革的优先权就拿到了。第二个就是竞争试点权。进行改革方案，里面有很多试点权，比如说要建两个证券交易所，一百个现代企业试点，十个结构优化试点城市，这个试点方案一旦出来，你就要进行竞争。第三个方法就是变通和暗中模仿。可能你今天没有拿到前面说的两种方法，但是不等于不可能干，人家试点表明这个东西没有政治风险，但是不能说不干啊，像浙江、江苏、广东都是比较在行的。比如说广东和东北，为什么走了不同的道路呢？东北到中央说什么事情让我干我就干什么，广东到中央说什么事情不让我干，不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所以很多是换了一个名词、换一个概念悄悄地干，比如说很多地方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很多都是如此。第四种办法，我把它叫做自发的制度创新，什么叫自发的制度创新呢？地方政府为了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会发现制度缺陷，然后就要根据他掌握的可动用的资源，率先从事那些上级既没有让他干也没有让他不干的制度，进行突破，然后进行自发的制度创新。
到了九十年代后期的时候特别多了，你上级没有让我干也没有让我不干，但是如果我干的话可以给本地带来好处，我就开始悄悄地干。接下来我要研究的问题是这样的一种地方政府行为，前面我解释了从可能性来说，财政包干体制，改革的地方这种行为，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竞争，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外部压力，导致地方政府有动机进行自发的制度创新。有这样的动机，会不会变成现实呢，变为现实为什么中央政府会容忍呢？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内容。
第二个大问题里的第二个小问题，地方政府自发制度创新的事后追认。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的话，第一个阶段基本上是事先授权的改革，授权给你。事前授权的改革通俗来说就是先有文件后有改革，或者说先有一个改革方案，然后我们再来实施，分配改革权，然后才有改革的实践。这是九十年代初期之前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改革，你有改革的要求，向上传递，中央有了改革方案，大家竞争试点权。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改革进入新的阶段，随着地方政府自发制度创新行为的加大，我们叫事后追认阶段，通俗来说就是先有改革后有文件。特别是到了今天，文件当中所包含的改革措施，没有一件不是在实践当中自发地试点过的，基本上都是没有例外的在改革实践当中的实际总结。这样的总结并不是我拍脑子想出来的，中国从九十年代中后期进入事后追认的改革阶段，完全是根据我对案例的研究，根据这个案例的研究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我老家的一个案例，我的老家是江苏昆山，这里不知道有没有我的老乡。大家都知道昆山有一个阳澄大闸蟹，还有一个昆曲，GDP首次超过顺德，成为第一强县。昆山为什么变成强县呢？关键是有一个开发区，成为中国台资最集中的地方，很多广东的台资企业跑到昆山去。我当时追踪研究八九年，理论一定要到实践中进行调研和实践研究，我追踪了我老家的一个案例，因为比较方便，很多领导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也会跟我说真话。
我研究昆山这个非常有名的开发区，昆山的开发区就是偷偷干出来的，当时我研究的问题就是他从一个河边的几个茅草房，划了一块土地，然后成为中国最大的加工区。当初昆山政府为什么要干这个开发区，为什么偷偷干了开发区，在干的过程中上级政府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也知道他在干，也知道他没有批文，为什么这样。
第三个问题我想研究的是为什么最终中央政府追认。我就去调研了，调研当中我发现昆山市政府为什么要搞这个开发区，完全是因为财政包干，财政包干体制是从我这个案例中调查出来的。
当初昆山是一个三十几万人口的小县，非常穷，在普通政策下昆山政府是无所作为的。江苏是比较早搞财政包干的，一搞包干，这样每个县市说话权就跟你的经济实力有关系，原来开会的时候随便做，一搞包干体制，前三排就是实力最强的，后三排就是最弱的县了，中间是一般的。开会了，前面的时间都是最强的地方在说领导英明，还有说明为什么领导英明，这样快到12点了，中排还有一点时间，中排只有时间说领导英明但是没有时间说领导为什么英明，后三排也要说了，但是人家说你还说什么啊，算了散会，这样表态的机会都没有，升迁的机会怎么有啊。
在财政包干体制之前，昆山和上海是老死不相往来，但是一搞了包干制，昆山发现很简单的办法，就是向上海招商引资。昆山是农业县没有什么钱，就想将上海的企业引入到昆山来。东边划一块土地，然后建了一个加工工业区，当时最早是横向联合，把昆山和上海联合起来，但是当时的审批很严，因为是跨县市，要经过两个县的主管部门才能干起来，这个时候他发现要走政策途径搞制度创新不可能，所以地方政府进行自发制度创新是先做不说，因为做这件事是对他有利的，上级没有说不让他做也没有说让他做。你打了报告，审批了错了你没有关系，领导的责任，但是如果对了是你的事了。所以如果你跟领导说一声，领导一般都是答非所问，干成了他早就是知道啊，就是他的事，升迁，干不成他不知道啊，跟他没有关系。
昆山通过其他的渠道，好在当时国家经委的副主任就是昆山人，昆山就找这个经委主任说昆山要跟上海联合，我保证是为家乡考虑，然后说我没有听见啊。接下来就是做上海的工作，运气非常好，上海的经委主任也是昆山人。县长就带着他生活在昆山的老娘去见他，我要跟上海联合，我保证对上海有利，我保证不做对上海挖墙角的事，那也说了，我没有听见啊。合资建工厂的政策协议书要审批，必须要打报告，但是你没有说合作，你合资是要审批，没有说合作要建工厂，厂房的“厂”我改为“场”，协议书要审批，没有说意向书要审批啊，所以就是江苏昆山与上海金星电视机厂进行合作生产金星黑白电视加工场，意向书就签订了，这个意向书文件没有说不可以啊，这就是擦边球。经济上研究擦边球是非常有意思的，没有擦边球就没有中国的市场化，当然我们看到擦边球也有很多问题，我今天说的都是实证分析，通过理论分析说是怎样回事，擦边球是可以做博士论文的，非常有意思。
擦边球一打，昆山就将企业家引入了，金星电视机厂是它的诱饵，它想的还有别的企业，他在横向联合招商的时候首先要问你是不是赚钱了，只有你赚钱了我才能赚钱，这是在和上海的联合中得出的结论。我想让你别的企业过来，我就是土地廉价，你来派财务总监，让大部分的利润归你所有，赚得金星电视机厂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金星电视机厂最不重要的车间搬到昆山来，赚到最多的钱，这是昆山人的诱饵，结果其他的电视机厂就眼红，凤凰电视机厂就来了，两三年昆山加工区就有了，到苏州的话语权也大了，也有了钱搞城市建设、投资环境建设，这个正好是从沿海开放城市转化为开发区，叫沿海开发区建设。
当时天津、连云港、大连等，昆山是一个小县，也不在沿海，但是昆山跟上海联合积累了大量的资本，昆山就开始悄悄对上海说我要放开了，领导说我没有听见啊，然后又做好了工作，一下子将很多的外商又引入了，一引入了昆山就成规模了。一成规模之后，先做不说做成了，做出成效了，不说不行了，因为你刚生了一个小孩，没有户口没有关系，但是小孩长大了就涉及到产权保护，这个产权是没有政策机制给你保护的，怎样找到产权的保护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产权保护机制，不仅受到歧视，而且还可能受到冷眼。这时上级没有文件，你打一个文件说要产权保护也是不行的，所以第二个阶段，我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做了再说。
你把这个事做成了，还不能马上打报告，你要先说，通过各种的渠道说，首先要通过专家说，当前经济学家，经济学是一个不错的专业，因为当前有很多这种需求，很多地方政府和企业做了上级没有让他们做也不说不让他们做的事，最后说圆了就是经济学家，通常是立一个课题，经济学家带几个研究生下去做调研然后出一个结果，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改革，发到杂志上。
第二个就是媒体说。我们中国的媒体是无冕之王，中国的媒体而且比其他的专业可能更好一些，中国最早起家、最早富裕的就是媒体，特别是民报、民企，最早开汽车的就是这样一批人，因为很多地方在进行制度创新。通常媒体像昆山开发区也是这样的，在没有审批权的时候，金秋十月搞了招商引资会，开会期间肯定会搞一个媒体见面会，这个媒体见面会开头是发邀请函请各种各样的记者来，记者来的时候你开会报道，给他一些材料，这就是报道的一些基础材料给他，然后是宣传材料。
昆山的转折点是一个名人，他就是邓小平。邓小平身体比较好的时候就会到江苏吴江调研，昆山想办法请他到昆山来，邓小平年轻的时候知道昆山是比较差的地方，现在来到这里听说有了一个开发区，而且没有用国家的一分钱，而且一天一千万人民币的财政收入，他说这么好的地方，邓小平就拿起电话给《人民日报》打电话，昆山这样一个好地方怎么不来看看呢？这个时候《人民日报》就派了一个新闻部主任，过去日报都是走穴，发也就是两版、三版、四版，现在不一样了，是《人民日报》新闻部的主任来写《昆山之路》，《人民日报》的头版发。
在没有做好工作的时候，马上就打报告很可能就前功尽弃，中国就有一个特别的机制，叫领导题词或者是批示，这都是我研究的，都是我自己研究当中总结出来的。地方政府自发创造出来的产权，在没有获得授权前怎样获得产权保护，这是特有的，老外是搞不明白的。现在我们的领导机制特别多，如果你的产权还没有获得正式的红头文件，最好的保护莫过于领导的题词。昆山就是这样，昆山想了很多办法，让这个领导到昆山来，一到昆山来东看看西看看，昆山没有花国家一分钱，每年还交国家很的钱，城市欣欣向荣，城市整个都改变了。
接下来就比较简单了，就是先上车后买票。我们用家乡话来说我们昆山就是做了一件先养了一个儿子再补一个结婚证，先把儿子养出来，养大儿子之后认还是不认呢，这个儿子这么好怎么不认啊，打结婚证就完了。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的话，第一个阶段就是父母包办了。打一个比方，不是很确切，中央政府是爹，地方政府是儿，早期的时候儿子的收入全部交给爹，当然儿就没有权力了，儿要找对象，爹找了媒婆，提出要求一二三，儿子看差不多就结婚了，然后按照计划生育政策定时定点生出一个孩子。然后到了财政包干的时候，儿子可能有钱了，只要你到时交钱爹就不管你了，儿子就到外面找对象了，儿子自己清楚爹的某些底线，那些是可以突破的，比如说本地要搞私有化，不需要领导了，那是不行的，当然在大原则的基础下自主了。你要清楚爹哪些地方是不能突破的，而且爹也希望儿子比自己活的好，而且也希望有一个孙子，这是爹想要的。
中央政府希望地方政府稳定，不要老是这个地方出事那个地方出事，然后每年给我多交一点，这不是上面要的东西吗？根据这个要求，儿子知道有一个上限和一个下限，自己找完对象，生完小孩到时候就回来了，爹一看怎么一个变三个，心里暗暗喜欢，脸上要装作不高兴，以批评的声音说你几句，怎么回事，是媳妇，那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其实说这些的时候眉毛是往上翘的。一看孙子，哎呀，这么好，就抱过来了，儿子起的名字还不算，还要重新起一个名字，这就是中国现阶段的改革，就是这个样子，这在西方经济学中是描述不出来的。
如果你不理解中国转型过程中的地方政府的特殊行为，如果不了解中国产权的特殊形势，你也是不可能理解的。就像是我早期八十年代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思想很极端的，认为中国就是要搞民主化，以为这样就行了，以为中国搞了一百个政党就可以了，不一定的。是需要有配套条件的，不是说这个东西放到我们这里就一定好，中国在这样的特别条件下我们引入了特别的机制，这个特别机制放到美国不行，在中国就行。我们一定要根据中国的情况进行研究。当然到底地方政府进行自主制度创新，多大程度上可以得到承认，取决于几个条件。
第一、地方政府的经济实力所决定的谈判，这肯定是一个条件，这就是我们说的梯度问题，广东、江苏和甘肃肯定不可比，为什么自主制度创新更多发生在广东、江苏，当然一方面也有干部素养的问题，更可能跟谈判也是有关系的。
第二、权威扩大化程度。
第三、从新产权中所获取的收益大于维护旧产权的成本。中央政府觉得我保护你并不是没有益可图的。
根据这三个条件，地方政府的自主制度创新通常是会被得到承认。接下来我要讨论的问题，我在上面证明了地方政府出于对本地经济的发展会进行自发制度创新，地方政府的自发制度创新也会转变为自主行为，上级政府会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地方政府主导的行为为什么会导致市场化，政府在推进的一些进程是导致市场化增加不是减少了，这是跟西方主流经济学是有冲突的。为什么中国的地方政府从事的制度创新会导致市场化进程，这就是我最后的一个要讲的小问题。
地方政府自发制度创新的效率导向。为什么是这样呢？完全是中国的一条特别的改革路径，在这样的改革路径里形成了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竞争，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与地方之间竞争的过程中，我们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政治升迁你必须要追求GDP，你为了追求GDP，需要获得一个改革的优先权，而核心就是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并不是地方政府的本意，但是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获得政治升迁中的有利条件，必须以此作为前提条件。
我们地方政府在搞市场化，在发展民营经济的过程中，做的比说的多，很多地方只做不说，很多地方问他们做了没有，实际上早就做了。你去调研调研看，地方政府从事的改革方案和实际进程和政府出台的文件比较比较，是实际上的改革比文件走得远。原因就是在特别的地方政府主导的改革中，形成了地方和企业之间的特别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像西方经济学里所描述的完全冲突的，不是这样的。
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特别阶段，地方政府官员和本地企业之间是有一种既有冲突也有相互的依赖，他们是这样的关系。毫无疑问，政府对企业是有依赖的。我当了市长，结果你们这些企业全跑了，我还当什么市长呢，所以很多市长不得不把指标下达下去，招商引资规模，因为他对企业有依赖，因为企业在这个地方必须发展了，你们多收了我才能多收。前一段时间我去温州调研，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温州企业做大了之后把企业迁到上海去，因为他们对企业有依赖。
企业对政府也是有依赖，不管企业实力多大，但是中国到今天为止，改革权仍然是纵向分配，企业想获得体制创新的优先权，想获得体制上的优惠条件，必须要跟政府合作，只有两个方面合作了才能获得优先权，这是有依赖的。经常会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辆奥迪A6的黑色汽车开到发改委的前面，司机下车，拉开前车门，走出一个大腹便便的人，是董事长，董事长下车之后拉开车门之后，走出一个既像知识分子又像企业家又像是官员的，说话很精干，招商引资、大政方针什么都可以跟你扯几句，这就是市长。市长在前面走，董事长在后面跟着，到发改委谈优先权，谈的时候需要条件，董事长拿出包来签单。谈优先权，谈体制上的优先权，董事长怎么会有权，董事长只有联系市长才行，他们只有联合起来。
我做了很多调研，一个地方政府官员和当地董事长之间的关系，我基本上可以判断得八九不离十。我简单观察一个变量，市长和董事长一起喝酒的时候，到一个落后地区去开会，市长在前面讲，董事长在后面听，听完之后董事长说市长说得好。开完会到宾馆吃饭，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一般董事长先敬酒，你是父母官全靠你，我干了你随意，然后站起来就干了，市长真的就很随意舔一舔。然后市长说你们辛苦了，我代表政府敬敬你们，你们随意啊，董事长站起来一下子干掉了，市长舔一舔。然后到浙江等地方我发现很有意思，开会的时候市长在台上讲，中间董事长是不会插话的，讲完之后董事长会后会说几句话，一般是九分成绩提一点小问题，开完会之后吃饭喝酒，发现不一样了。董事长喝酒说我有今天全靠你们，你干了我随意，市长马上站起来我也干了。然后市长也站起来了敬董事长了，两个人又干了，市长拍拍董事长，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这个地方一般是市场化比较高的。
在浙江温州，还有广东的一些地方，福建晋江一些地方更是了。开会的时候，市长讲话，说的过程中很有意思，一般头牌董事长他会举手的，市长我还有一些问题给你补充一下。另外一个董事长又要举手说。完了之后吃饭，我发现情况不一样了，首先起来敬酒的是市长，我有今天全靠你们，你们千万不能走啊，我干了你们随意。你干了我也干了。然后董事长也站起来应酬。这个地方一般是温州这样的地方。
我只是做了一个度量指标，当然我没有做相关性的研究，我只是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大概可以判断一下。我认为大概是在中国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发生市场化进程，你可以统计一下，当然有的人说中国市场化进程有60%-70%，当然中国比前苏联和东欧市场化程度要高，我们市场化指标不比他们差。我们确确实实是在政府主导下做，为什么做出市场化，我研究了一套机制。
最后我做一个比较简单的结论，我借助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引入了地方政府，我把地方政府的行为切入到制度经济学中。我认为一个中央集权型的计划经济国家有可能成功地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过渡，改革之初的中央政府主导型的改革方式逐步向地方政府主导的改革方式转变，并随着排他性产权的逐步确立，最终过渡到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相一致的企业主导型改革方式，从而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
最早改革权全部在中央政府手上，然后有了财政包干体制，地方政府的功能开始增强，在这个过程，会导致他们追踪投资环境，从而导致本地的产权确立，所以改革最初是地方政府功能的增强和地方的产权确认，当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时候本地的企业发展起来了，他就会对政府有一个抵制作用，你把我扶上马了，我已经走一程了，到时候你就不要再送我了，我可以自己走了，你地方政府不能再破坏我了，要不然我有脚了我自己会走了。
后来东莞、中山都行了，浦东也行了，苏州也行了，昆山也行了，有很多地方是这样起来的，你给不给我优待，不优待我我就离开了，要留住他就要继续往前走，这时政府不能退了，所以在改革发达地区一般来说会提出大社会、小政府，像我们昆山，除了会问企业赚到钱了吗，还有一句是绝对不能对外商说不，谁说不谁下台，因为外商脚上装了滑轮，如果你政策不行马上就走了，地方也是在竞争的，就看谁给我最好的优惠，最给我优待、善待，谁对我保护最好。
我们发现到了倒U形曲线的顶点时，地方上的企业开始出现扮演主角，我们在发达地区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最终政府慢慢回归到本来的位置，提供公共产品，保护公平竞争的环境。政府干什么呢，就是提供公共产品，来保护公平竞争环境。当然这是我对中国改革的实证型分析，我没有说这个改革好还是不好，我没有进行研究，但是如果我们要对改革进程纳入到规范，我可以找到很多优点，比如说摩擦小、进程快等。这个改革模式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腐败，腐败是最麻烦的问题，地方政府官员在扮演双重角色，这个时候政治和经济的边际就不清楚了。为什么等级规则和产权规则没有产生急剧的冲突，因为我们有一个过渡期，在市长心坎里到底政治多一点还是经济多一点，在平衡的过程中行为就没有边界，到底什么是合法合理，市长是有爱好的，只要有爱好就有人会盯住他了，就出现了很多腐败的案例。
这种腐败案例仅仅从道德来说，这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不是市长的道德坏，不是这样的。当你批评市长腐败的时候，可能你到这个位置比他还腐败还坏，这可能不是道德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的官员，我说我们的市长，当前其实也不是很安全的，你手伸多远是非常困难判断的事，所以我们要反腐倡廉，天天讲时时讲，经常说，不说不行，说了没用我就过一段时间抓一个出来杀一个起警示作用。还要加强教育，加强监督等等，还有政府体制改革等，都是非常有用的。
还有就是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要想到自己是党员，是人民的代表，如果低标准的话，这一辈子够活差不多就行了，在新的经济体制下你想要有多少就可以要多少，如果你不怕掉脑袋的话，你够吃够喝就行了，多了你肯定也不敢拿出来用，将钱拿给儿子，本来儿子是好好的，但是儿子不劳而获这么一大笔钱，也可能不是流氓也变成流氓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地方保护主义，这也是改革模式过程中的问题，因为我们借助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竞争，地方借助外部的压力，地方在竞争当中创造投资环境，然后进行改革市场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地方政府的归位问题，在这么一种体制条件下，地方政府官员要慢慢归位。另外就是区域之间的收入不平衡，根据这个逻辑大家都可以看到，马太效应非常明显，强的越强，弱的越弱，谈判力越强获得的制度支持越多发展越大，反而一些地方就差了。
但是我要说，没有可能找到一个改革方式说这个就是绝对好的，只有优点没有缺点，那这肯定是骗人的，什么东西都是有两面性的。尽管这些问题是严峻的，但是我相信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会克服这些问题，解决以上问题的根本途径还是解决。有的人就是盯住这些问题，说改革就快了，我说这些问题是问题，但是单纯在改革方案中看问题，我们原来是五十个问题，改革之后就变成了一百个问题，这样观察问题是不对的，要看到我们现在通过改革五十个问题变成一百个问题，但是同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创造了一百零一种办法来解决这一百个问题，如果不改革的话，我们一百个问题确实变成五十个问题，但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可能只有四十八个。只看问题不看方法，可能就会对改革产生消极的评价，我是这样看的，我是比较乐观的，中国市场化进程中，问题是变多了，但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更多了，而且只要改革继续深化，我们有更多的办法解决。我认为中国改革还是要坚定的走下去，尽管有问题，只要沿着市场化的道路走下去，肯定会越来越好，我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有成功的希望。
谢谢大家！
主持人：杨教授今天给我们做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报告，我理解他是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谈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程，特别是从地方政府在国家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发挥的特殊作用，谈了我们中国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走了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杨教授用改革开放中的具体实例，深入浅出的谈了很多深刻的道理，我是搞经济学的，确实收获很大。
现场提问1：感谢杨老师的精彩报告，我是暨南大学经济学系的研究生。关于市长和董事长的问题，市长和董事长之间的紧密关联是正常的吗？其实一个是代表官，一个是代表商，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动力吗？在我看来这会导致严重的寻租问题，会增加交易成本降低效益，而你看成是市场化进程中的一个测度，这不是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要求吗，怎么可能完成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呢？
杨瑞龙：我刚才说了，我们怎样来描述已经发生的中国市场化进程，我的描述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有一个前提，中国是在既有政治格局中走市场化道路，这是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在这样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官员的行动变化之后，和当地的企业家合作，来共同创造一个新的产权制度。这是我的实证描述，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是他们共同合作推进的。你说的是规范性问题，这两种合作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当然，这两种合作，一方面推进了市场化进程，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二者之间，在二者互相的交换中看到了所谓的一些扭曲的东西，包括你刚才说到的寻租问题，包括一些腐败问题，包括政治家和企业家捆在一起导致不规范运行的问题，这些都是问题。但是有一个前提，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相互合作，可能改革就走不下去，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双方的合作有没有推进市场化进程，你第一个问题是推进市场化进程中产生怎样的代价，我们能不能付出，我说如果我们不放弃渐进式的改革，这种代价是必须要负的，比如说随着改革的进化，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程，我把它称为下推、上推，完全可以通过产权组合多样化，逼得地方政府透明，我们要跟进。通过实证描述，他们双方合作推进了市场化进程，但是怎样降低最低代价，我们要政治体制改革配套下去，并不是我喜欢这样，我说了我是实证描述。但是这样的东西，最后导致怎样的后果，这是另外的问题，这个后果我们可不可以采取更好的方法防范，让代价降到最低的程度，我的观点是可以，一个是加强下面的竞争，让企业家有一个滑轮，让滑轮转变代价越来越小。改革到今天，确确实实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说政府体制改革已经提到议事日程，这就是我的回答。
现场提问2：谢谢杨教授的精彩演讲。我是暨南大学企管系的博士生。我看西欧资本主义兴起，比如说英国和荷兰，或者说法国和西班牙的产权制度，中国是地方比较大，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竞争，类似于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边界，您更多是提到是伸出援助之手，出于升迁的目的，但是我今天看到的一些事例，更多是看到掠夺之手，是不是成本收益的考虑？我们是不是类似于拉美这样的资本主义，或者是西班牙这样的资本主义，而不是英美这样的资本主义？
杨瑞龙：你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政府有两只手，一只是掠夺之手，一只是援助之手。诺斯是有一个悖论，国家在界定产权时有双重性，国家在界定保护产权的时候，希望通过产权界定来维护自身的定位，可以对不同的利益主体实施不同的原则，对有利于他的利益集团特别照顾，不利他的要特别打压。中国已经发生了市场化，作为一个前提，我要解释市场化是怎样发生的，在解释的过程中我们更多是倾向于讨论所谓的援助之手，我把一个掠夺之手更多放在规范性那里考虑，但是实际上你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也是下一个阶段我在做的研究，我也在做模型，就是在每一个改革始点确实有掠夺之手和援助之手的临界点，改革在每一个阶段都是有极限的，当然也有均衡，这是我下一步要考察的。现在我更多是要描述市场化怎样发生的，更多我就要描述援助之手是怎样起作用的，我把掠夺之手放在规范性里说。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过程，我更多是看到内在的可能性，因为经济学的研究要抽象，有的时候不得不抽象要省略，经济学家看东西不能说这是椅子或者是桌子，而经济学家必须要看到背后，如果我把凳子描述的太具体就是企业管理，我要做总结，我要做这个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我要做很多抽象，包括把实证过程中的掠夺之手的抽象考虑不是太多。这是我下一步要关注的问题，因为我原来只考虑了一个趋向，把模型建立起来。你提了非常好的问题，也是我下一步要做的。
现场提问3：杨老师，我是暨南大学区域经济学的研究生。首先很荣幸能够当面目睹你的风采。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土地是国家所有，政府在中国的土地市场及房地产市场都有特殊的地位，你如何看待当前中国政府和企业决策定位在房地产市场，他们如何准确定位，以有利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发展？
杨瑞龙：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前面一个问题的具体化，你看到了由于政府在这样的转型中扮演了特别的角色，因此决定了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上有特别的功能。我前面说过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地方政府要发展，你要发展的话就要吸引外商，吸引外商就有一个时差，要先期投入创造一个投资环境，然后才能引入资本，要给政策优惠，这些都是要钱的，钱从何而来，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解决钱的问题，无非是两个，一个是贷款，一个是政府怎样变卖资源，土地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常常看到中国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在一起。广州市场是特殊，其他地方都是暗推房价上涨，因为房价上涨了土地就可以卖好价格，就可以有大笔收入，就可以搞地方建设和有招商引资的条件，出现了地方政府在房地产上的特殊行为，这样的特别行为我们常常看到不令人满意的地方。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掠夺之手，怎么解决呢，通过政府体制改革下压，创造公平，还有就是从经济领域退出来，这恐怕是我们下一个改革的过程。当然就房地产本身推行机制，是我重点研究的，我是非常熟悉的，但是我只能在理论上进行研究。
主持人：因为时间的关系，提问就到这里。一会儿杨教授还要赶到佛山去。说三个感谢，第一感谢暨南大学的协助和支持，我们成功地举办了岭南大讲坛的第四期。第二个感谢，是感谢今天在座的各位，主要是暨南大学的老师、研究生和同学为主，还有我看到周围的一些大学的老师，华师大、华农等等学校的老师也来了，感谢大家来这么认真的参加这次论坛。刚才三位提的问题都是很高的，非常精彩。最后一个感谢，我们还是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今天的主讲杨瑞龙教授。
今天的讲坛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以上内容根据现场演讲同步速记整理，未经审阅，如有疏漏敬请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