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的《金瓶梅》抄本到底从何而来？

董其昌得自于山东诸城。王世贞、王稚登所得抄本亦然。邱志充是诸城人，他的抄本获得当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不仅如此，他还藏有《金瓶梅》作者撰作的《玉娇李》。据《万历野获编》载，沈德符曾亲得“寓目”此书。
为什么说董其昌、王世贞、王稚登的《金瓶梅》是从诸城得到的呢？有史料可证。去年，海外友人寄我一函诸城《九老全图》，并附有《东武西社八友歌》。《九老全图》是明代隆庆年间作品，是当时诸城“九老”?穴丁纯①、范绍②臧节、刘士则、谭章、常云、陶成、侯廷相、窦昂?雪的画像。每张画像均附有像主的小传。图后有“隆庆五年岁在辛未夏赐进士知诸城县事户部广西司主事蜀人华峦王三饧拜撰”的长篇图“叙”。《东武西社八友歌》则是嘉靖四十年进士、延宁兵备副使、诸城人陈烨所撰的歌诀，继登于《九老全图》后。歌辞曰：
社中首座称大张，高年硕德冠吾乡，谈说世事气激昂，
秀眉隆准髯者杨，平生肮脏任刚肠，腹中储书可万箱。
董生文学已升堂，志高不乐游邑痒，云间孤鹤难颉颃。
台下二张黝而长，蔼若春风剧温良，谒钤今观上国光。
三张骨鲠海内扬，不谋荣利耽词章，佳句往往追盛唐，
渊涵岳立莫如臧，临风玉树音琅琅，教子且能有义方。
聪明才隽丁足当，弹琴伯牙字钟王，蔚如威风云间翔。
陈也差变少时狂，左耳重听鬓毛苍，一无所能能持觞。
辞中提及的“大张”，即张肃，字蒲渠，隆庆壬申（１５７２）进士，诸缄枳沟人。先后任元氏县、新城县县丞，无极知县。“髯者杨”即杨津，字汝问，嘉靖己未（１５５９）进士，诸城西北隅人，官常州推官。“云间”“董生”，即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万历十七年（１５８９）进士，松江华亭人，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谥文敏。“台下二张”，即居住诸城超然台下的张文时，官温州判官。‘三张”，即张士则，字准斋，张文明之堂弟，万历甲戌?穴１５７４?雪进士，官江西湖东道参政。“渊涵岳立”之“臧”，即臧惟一，号理轩，嘉靖乙丑（１５６５）进士，诸城枳沟人，官兵部侍郎，赠工部尚书。“聪明才隽”之“丁”，即丁惟宁，字汝安，号养静，又号少滨，嘉靖乙丑（１５６５）进士，诸城城里人。官监察御史、郧襄兵备副使。辞末自谦“一无所能能持觞”之“陈”，即此歌作者陈烨，字光宇，号后崖，嘉靖壬戌（１５６２）进士，诸城城里人。官延宁兵备副使。
由此可见，“东武西社”的成员都是学问淹贯而跻身官僚阶层的名流。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很不得志，屡遭打击。据乾隆《诸城县志》载，张肃以不满时事，初署无极县印即“拂袖而归”；丁惟宁因不取媚张居正而屡屡左迁，最后于万历十五年蒙冤贬官归田；张士则因弹劾权奸，于万历二十二年致仕；陈烨以指责时弊而于万历二十七年致仕；杨津“苦于瓠系，忿于世道，官二年而告归”；臧惟一屡受张居正排挤，“及居正败”，才“擢顺天府尹”，“（万历）二十七年为南京兵部右侍郎。……未几，病痱致仕归。”据《明史》载，董其昌仕途上也很不得意，屡“深自引远”。他们结社为友，《东武西社八友歌》后有评曰：“当时尚凿如香山、洛下之会，其风古矣！”其实，不仅如此，而是“平生肮脏任刚肠”，“谈说世事气激昂”，明显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社会社团，开晚明“复社”之先河。
据《莱阳董氏族谱》，董其昌祖籍是山东莱阳，但他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松江华亭人。他能够不远千里，与山东诸城的名流学士结社团，成为“东武西社”的一名社员，可见他与诸城的这班名士有着共同的志趣和密切的交往，乾隆《诸城县志·金石考》载，诸城存有“董文敏尺牍石刻”。石共六枚，皆高九寸，宽一尺许，行书。为诸城王敛福所藏。王敛福是根据诸城人王履斋收藏的董其昌信札勾勒的。可见，董其昌与诸城人还有着尺素往来。据丁纪范《九老全图》跋知，“东武西社”的创立酝酿很久，真正成立是在万历二十三年（１５９５），社名大噪是万历二十七年（１５９９）。可以肯定，“东武西社”成立时，董其昌会到诸城与会。董其昌的《金瓶梅》当得于此时此地。从万历二十四年（１５９６）袁宏道写信询问董其昌“《金瓶梅》从何得来”文句看，董其昌在万历二十三年已获有《金瓶梅》无可置疑。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那就是董其昌参加“东武西社”二十余年后的万历四十七年己未(１６１８)，丁惟宁少子丁耀亢年仅弱冠，负笈云间，投奔董其昌门下，叩请为弟子。董其昌欣然接纳这位来自诸城的“小字辈”，悉心指导其学业。庚申（１６２０）岁暮，丁耀亢才自江南返回诸城。然“郁郁不得志”，遂撰写了《天史》一书，一部“献益都钟羽正”，一部邮寄江南，请董其昌厘正。董其昌对及门弟子的著作尤为重视，亲自一一选评校定。今《天史》扉页赫然留有“云间董其昌思自选评”字样。这说明了什么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董其昌不忘旧情，兼之因获《金瓶梅》而对诸城友人恩德的感情补偿。倘非如此，董其昌焉能有此举动？
有资料能证明上述推断。邱志充次子邱石常有《得子敏诗却寄》诗一首，全文如下：
倦游吾意亦将东，有友传书托塞鸿。
满纸淋漓哀北调，普天涕泪洒西风。
当时文敏存金牒，何日雄飞出紫宫？
牛角挂经犹好异，布袍草履一山中。
此诗是邱石常闻《金瓶梅词话》刊刻问世而作。诗中的“当时文敏存金牒”，显然是指《金瓶梅》成书的“当时”，董其昌（文敏）即“存”有《金瓶梅》的稿本（金牒）。“何日雄飞出紫宫？”显然是邱石常对《金瓶梅》原由秘藏而付梓面世的惊诧。邱石常为什么要惊诧呢？只有一种解释：董其昌得到《金瓶梅》的“当时”，赠书者肯定作了嘱咐，要其秘藏而不要炫世。倘若董其昌的《金瓶梅》不是从诸城所得，邱石常怎么会晓得《金瓶梅》成书的“当时”，董其昌即有其书呢？赠书者倘未嘱咐秘藏，邱石常为什么闻知此书面世而惊诧呢？为什么袁宏道写信询问董其昌“《金瓶梅》从何得来”而董其昌不予答复呢？显而易见，董其昌的《金瓶梅》是从诸城得到，诸城邱氏将底细知道得一清二楚。
至于王世贞“家藏全书”，书的来历也能从他与诸城的密切关系窥其蛛丝马迹。王世贞是江苏太仓人，他也曾不远千里到诸城会朋交友和游山玩水。
《东武诗存》中收有他的《诸城山行》一诗，诗全文如下：
涓然衣带水，忽入松萝间。
海雨酝秋色，山风澄客颜，
崔嵬径欲尽，窈窕谷堪攀、
济胜岂无具，能如玄度关。
陈烨、丁惟宁编撰的万历《诸城县志》还收录他《拟古乐府琅邪王歌》八首，《过诸城题公署屏》诗二首。为了节省笔墨，恕不一一全文罗列了。丁耀亢《述先德谱序》还记载了一则史实：
（先大人惟宁）能诗，不苦吟。亦不存稿。弁州先生（王世贞）为青州兵宪，巡诸邑，观兵海上，相与咏和，每为听赏。西园赏花有诗云：“松下归来兴，花前老去心。”……
上述资料证明，王世贞不仅到过诸缄，而且亲自到“寡交游，风度峭如”的中宪大夫丁惟宁府第拜谒，与丁惟宁“相与咏和”，情谊款洽。因此说，他家藏的《金瓶梅》是否也来于诸城，肯定的成份是很大的。
另一拥有《金瓶梅》初期抄本的王稚登，也与诸城有着不解之缘。诸城南九仙山之阳的丁家楼子村?穴今属五莲县?雪内有保存完好的“丁公（惟宁）石祠”和“仰止坊”（今列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祠、坊为明万历三十六年（１６０８）丁惟宁长子耀斗所建。此祠原为石墙“茅宇”三楹，为丁惟宁罢归山居的别墅。后重新修建，全部用石料雕琢而成。丁惟宁殁后，“拊于阡陌而搴重于此，遂为祠”。石祠南１０米处有“仰止坊”，与祠在同一条中轴线上。其构架为方形花岗石条。坊前额镌“仰止坊”，额背面镌“山高水长”。右署：“赐进士中宪大夫湖广副使前巡按直隶监察御史丁公讳惟宁。”石柱正面镌刻有“少滨主人题”、“不肖男耀斗述”的楹联：“一咏一觞畅百年之逸兴；勿伐勿剪绵千载之遐思。”尤其令人惊叹的是，祠内壁镶嵌九方大理石碑刻。碑文有丁惟宁诗作三首，众多的是丁惟宁友人和后学的赞咏。引入注目的是其正堂一方，题“羲黄上人“四个遒劲大字，落款署“太原王稚登题”。压脚勒有王稚登钤章。壁内另一方碑上，镌刻署名为“太原王稚登”的诗作一首。题目是《赠丁道枢九仙五莲胜概遥寄小诗一首》。诗全文是：
万叠层峦瑞气浓，胜游何日循长风？
云藏香阁古今在，地产瑶华原隰重。
春雪游澌归别涧，晓岚横翠接群峰。
昼眠梦晤安期语，翘首澹洲鹤使逢。
从王稚登的品题来看，王稚登与丁惟宁的交游非同一般。我以为，”羲黄上人”的四字品题，是王稚登对丁惟宁平生德操气节的精当概括和评价。王、丁二人若没有真挚的相知情怀，丁惟宁能请其品题吗？王稚登能题出如此精当而被丁惟宁认可的“羲皇上人”这称号吗？至于诗中情意，一览尽喻，无须冗赘。只是值得品味的是，诗题目中王稚登不称丁惟宁为“先生”或“侍御公”等等，而谓丁惟宁为“丁道枢”。何谓“道枢”？《庄子·齐物论》云：“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由此可见，在王稚登的心目中，丁惟宁有旷世之功，非凡之举，是举世无双的传奇人物。因此说，王稚登与诸城有着不解之缘，他的《金瓶梅》是从诸城友人那儿得到，可以说是一定的。
至于邱志充，他是诸城人，家中就藏有《金瓶梅》和《玉娇李》。谢肇浙《金瓶梅跋》云：“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邱诸城得其十五。”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中郎又云：‘尚有《玉娇李》者，亦出此名士手，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中郎亦耳剽，未之见也。去年抵辇下，从邱工部（自注：志充）得寓目焉。”又说：“邱旋出守去，此书不知落何所。”
从笔者搜集到的资料证实，谢、沈这些记载确可信据。但我要说，谢肇浙的“得其十五”，也是在诸城得到的。沈德符说：“此书不知落何所”，其实，此书仍“落”在诸城。
万历《诸城县志》收录谢肇浙七律一首，题目是《秋日客诸城同荩伯王明府登超然台》。此诗写于万历三十一年（１６０３）秋，诗全文如下：
一片秋光爽色开，况逢仙令共登台，
城连平楚天边去，云涌群山海上来。
潍水尚寒高鸟尽，穆陵无恙夜乌哀。
尊前欲洒千秋泪，往事残碑伴绿苔。
以此可知，谢肇浙亲自到过诸城，他的《金瓶梅》“于邱诸城得其十五”，可以断定即此时此地所抄，不然，“跋”中不会出现“邱诸城”字样，因为这时的邱志充仅为“举人”，而不是“工部主事”，故称“邱诸城”，而不能像沈德符那样称邱志充为“邱工部”。
邱志充次子邱石常有《初秋自慰》诗三首。其第二、第三首全文如下：
红药蓝花巧媚人，赚余酒盏日相亲。
奇书字大偏宜夜，薄俸资微殊耐贫。
消息势头唯淡旷，推敲韵脚但疏真。
卷舒收放原由我，何事肠中苦转轮？
碧纱窗幔点青藜，秋卉攒阶砌锦蹊。
访道亦曾淹岁月，韪时何必不涂泥？
忲书种种随心读，美酝家家信乎携？
消息性情宽远思，未全迁客是鸡栖。
据《邱氏族谱》记载，邱志充遭魏珰诬陷，于崇祯五年（１６３２）死于狱。而邱石常的上述两首诗写于崇祯十年丁丑（１６３７），已是其父亡去的第五年了。诗中“奇书字大偏宜夜”和“忱书种种随心读”之“奇书”、“忱书”，无可置疑是指《金瓶梅》，亦包括《玉娇李》，不然，仅《金瓶梅》一种，何渭“忲书种种”呢？可见，即使是邱志充殁后，邱氏所藏的“奇书”、“忱书”并没有散落、亡佚，而是仍“落”在诸城，由其子珍藏着，且在夜深人静之时拿出来“随心”阅读。
由以上资料我们已经明白，拥有《金瓶梅》初期抄本的董其昌，王世贞、王稚登、邱志充四人，邱志充本是诸城人，无须多论，其余三人均与诸城有着极其密切的鲜为人知的联系。董其昌的《金瓶梅》抄本来历，邱石常《得子敏诗却寄》诗已道破天机。其余二人抄本的获得，可以肯定地说也是得于诸城。不然，未见哪一个人与诸城毫无关联而拥有《金瓶梅》初期抄本。
以上，我们考证出《金瓶梅》抄本最先是从诸城传出去的，那么，《金瓶梅》作者是诸城人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金瓶梅》作者在自己的笔下也已下意识地透露出自己的籍贯。《金瓶梅》第七十一回：
（西门庆自东京回山东清河）比及刚过黄河，到水关八角镇，骤然撞遇天起一阵大风。……
《金瓶梅》第七十二回又写道：
（西门庆自东京回到家后焚香许愿）月娘便问：“你为什么许愿？”西门庆道：“……昨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刚过黄河，行到沂水县八角镇上，遭遇大风。那风那等凶恶，沙石迷目，通不敢前进。天气又晚，百里不见人，众人多慌了。况一个装驮。垛又多，诚恐钻出个贼，怎了？前行投到古寺中。和尚又穷，夜晚连灯火没个儿。各人随身带着些干粮面食，借了火来，熬了些豆粥，每人各吃一顿。砍了些柴薪草根，喂了马，我便与何千户在一个禅炕上抵足一宿。次日，风住了，方才起身。”
稍有地理常识的人都知道，自东京?穴开封?雪回山东清河县，只能沿着河南省濮阳、馆陶一线向鲁西北方向前进，西门庆一行怎会“南辕北辙”，竟向鲁东南的沂水县前进？沂水县，汉为东莞县，隋改名沂水。明属青州府，县治在今鲁南重镇临沂市正北约１００公里处。据实地勘考，沂水县城北确有一个“八角镇”，今名“武家洼镇”。沂河自北而来，傍镇西蜿蜒南流。这里有一条古道，东通胶莱，西达洙泗。今兖（州）胶（州）公路基本上是沿这条古道修筑的。
推想“西门庆”一行自东京归家行到“沂水县八角镇”，即走此道。《金瓶梅》说“刚过黄河”，疑是刊刻者误将“沂”字刻为“黄”字。不然，《金瓶梅》作者这位大手笔，连“八角镇”这个小山庄都了如指掌，怎会不晓得黄河流经哪里呢？
也或许作者为了隐遁，故意悠谬言之，免得人们看出破绽。但是，“沂水县八角镇”字眼的出现，使我们透过了迷障，晓得了《金瓶梅》故事发生的地点——“清河县”，乃是作者虚托的地名，并非实地。那么，“清河县”究竟是什么地方？从《金瓶梅》中西门庆“昨日”在“沂水县八角镇”，翌日至家这一线索分析，“清河县”离“沂水县八角镇”不远，只有一天的路程。西门庆一行是骑马携“驮垛”赶路的，每天行程仅百里左右。从前进方向上分析，是由西南东京（开封）向东北沂水方向前进的。再走一天路程，正是离“沂水县八角镇”百里之遥的诸城。
再者，诸城紧傍水流清澈的潍河，丁惟宁万历《诸城县志序》称：“愚尝观邑境内，叠嶂嶟嶟其南环，潍流訏訏乎北划，风气完粹，何谢神皋！……山川磅礴，清流毓灵，郁为思皇，科名辈山，济济乎以法以廉，不可谓鲁无君子矣。”
因此说，称诸城为“清河”，十分恰当。《金瓶梅》作者虚托”清河”，实指诸城，从书中上述引证的第七十一回、第七十二回的这些作者潜意识的内情流露，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
综上，《金瓶梅》稿本最先是从诸城流传出去的，小说作者的笔下又透露出”清河”实即诸城，因此，《金瓶梅》作者是诸城人无可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