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家园

张  宏
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走上社会，这对于一个青年学子来说，本应是一件十分幸福愉快、令人向往和兴奋的事，但对于在毕业前夕已被生活鞭挞得家破人亡、遍体鳞伤、不得不带着骨灰盒远去他乡的我来说，却完全是另一种心情。
1968年6月8日凌晨的上海火车站，我头戴草帽、袖挂黑纱，怀着无限依恋之情告别了前来为我送行的老师、同学和朋友，含着生离死别的悲哀，带着妈妈的骨灰盒和随身背包，只身登上开往广州方向的火车去湖南。火车离站了，我目送着送行友人们渐渐退去的身影，不由黯然泪下。随着车轮有节奏的响动，火车渐渐驶离了我所熟悉的故乡——上海，我曾在那儿度过美好的学生时代，那儿曾经有我温暖的家，也曾经有过许多朝夕相处、亲密友好的同学和挚友，在那儿我曾对未来有过许多无限温馨的梦想，但也有过许多令人永远难忘的噩梦。而现在，这一切已经随着车轮的运动，渐渐远去，永远成为灰飞烟灭的历史了。再见了，上海！你已经成了我昔日的梦中家园和如今的伤心地。如果我今生不能重振家园，就永远也不想再回来了。火车载着我，驶向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湖南湘江边上的长沙市。
一、落难潇湘
火车驶过杭州湾的钱塘江大桥，桥边山上的六和塔，是我曾经和张家宁、王维中携手同游过的地方，“何当共剪西窗烛，再话钱塘观潮时？”不知我今生是否还有机会和他们一起重叙旧情；火车进入浙西后，窗外山地越来越多，人烟渐少，只见山峦起伏，溪河逶迤，曲径通幽，和繁华的上海相比，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我倍觉凄凉、伤感，不禁想到元代马致远的诗：“古道、西风、瘦马，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断肠人在天涯”；夕阳西下后，落日的余辉中苍山似海，晚霞如血，暮色低垂，如咽如泣，我感到真是“看山山有泪，看水水亦悲”啊！……入夜后，凭车轮发出的有规律的声响，感觉得到火车正在钻着一个又一个的山洞；在车上的漫漫长夜里，我思潮起伏、回忆联翩，竟没有一点睡意。次日黎明，车到株洲，我必须下车办理生平第一次的火车签票转车手续，幸亏我随身没有什么行李，行动比较方便。株洲车站很小，站前“广场”的地面铺的全是煤渣，据说解放初期，株洲还是个只有十来万人口的小城市。约上午十点多钟，火车到了我这一旅程的终点站——湖南省会长沙市。先期报到、已经在车站等候我的同学张红铭、韩黎珍把我接到他们所在的公司——湖南省供销社稍事休息。看到沿途两侧的破旧小街、店铺、矮房、摊贩，想到从今以后我将在这里开始人生的新的一页，心里百感交集，感慨万千。
下午我去湖南省商业厅报到后，当即被通知分配在湖南省药材公司。我赶紧去公司报到后，被安排在计划科工作。接着让我在职工集体宿舍中一个靠窗边的床位住下。看看这阴暗、狭小、拥挤的房间，地面是旧木板铺成，走在上面嘎嘎作响。想想千里迢迢从上海赶来长沙，今后就将在这里落户、长期生活，感到很悲哀，大概也是“命该如此”吧！又想到孔子曾说：天欲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心志、饿其肌肤……我虽并不奢望将来会有什么“大任”，但刚走上社会，一切都刚刚开始，想来，先艰苦一番也是在所难免的。
吃晚饭了，宿舍的楼下就是职工食堂。湖南人喜欢辣椒，食堂里出售的所有菜里都放了很多红红的辣椒，看看只有青菜里好象辣椒少一点，谁知买来一尝，仍然辣得合不拢嘴，实在咽不下去，连免费的菜汤也是辣的，所幸饭里没有辣椒。肚子也实在饿了，于是，到公司后的第一餐，就以四两白饭加白开水打发了。早晨的馒头稀饭也是没有辣椒的，总算给了我一个逐步适应环境的空间。
这里没有开水房，饮用的开水，是自己站在职工食堂厨房的灶台上，用一种竹制的瓢到烧了开水的大锅里去舀；也没有淋浴室，洗澡是自己用木提桶提点热水到专供洗澡用的空房间里自行冲洗；晚上蚊子很多，大家用蘸了敌敌畏的纸点火熏或燃烧一种用锯木渣拌雄磺制成的、象广式香肠一样又粗又大的蚊香驱蚊。长沙由于地处内陆盆地，洞庭湖水蒸腾，空气湿度很大，所以夏季的夜晚闷热无风，身上的汗难以挥发，气温又常常高达摄氏37度以上，当时家用电扇还是极其稀罕之物，以至我晚上睡觉时芭蕉扇彻夜不停，早晨起来，席子上经常是一滩由汗水渗成的人形痕迹。当地人们喜欢不分男女老幼睡在室外的竹铺子（竹制的床板）上，我实在难以适应这种只穿汗衫短裤、成群当街露天睡觉的习俗，所以无论天气多么热，我总是躲在屋内的蚊帐里睡觉，经受这“高温的煅炼”。以至若干年后我调到安徽合肥工作时，虽然经济条件改善了，但却十多年一直没有买空调，（合肥的夏季没有长沙那么热），朋友们问我怎么不怕热，我给他们开玩笑说：当年在长沙的高温炉里炼出了不怕热的功能，已经修炼成为“奈（耐）温将军”了嘛！这是后话了。
第一天上班才知道，省药材公司计划科已经被造反派夺权。湖南造反派的武斗水平是很高的，据说在我还没有来到湖南前，长沙曾发生过轰轰烈烈、震惊全国的“6·6惨案”：造反派用高射机枪射击湖南最大的百货大楼——被对立的所谓保守派占据着的长沙湘绣大楼，并断水断电，引发大火，导致众多人员伤亡，湘绣大楼也连同里面的几千万商品被彻底焚毁。省药材公司的造反派主要抓“领导权”即“印把子”——公章，计划科的日常业务则由虽然家庭出身不好但业务很熟悉的刘郁云“临时照看”，且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一天干不了两小时实际业务工作。我以前学的是商业经济和贸易，对中药材一窍不通。“革命工作需要就是第一志愿”、“干一行就爱一行”吧，我要了几本中药业务书，想先接触一下基本业务。天啦！好多药材的名字都不认识，有的字也读音念错了，例如黄芪、秦艽、枸杞、人参等等，分别读成了黄氏、秦九、拘记、人掺……我只好象小学生学生字一样，对照着中药图谱和拼音，从头开始学习。
在这新单位的另一个困难就是语言不通，也数不清我为此出了多少次“洋相”。只记得有次公司集体去商业厅听造反派头头的大报告，我坐了整整一个下午，除了开头那句“炒饭的藤子们”（估计是“造反的同志们”）以外，其它一句话也没有听懂。还记得有次在食堂买饭，忽然有人端着一大碗汤边走边大叫“哦到！哦到！”，我很奇怪：无缘无故，地上又那么脏，为什么忽然要大家“卧倒”？打听后才知道，这是湘语“小心烫着了”的意思……。湖南话词汇丰富，日常对话中富含带有地方特色的语气词，如“要得啵”（好吗）、“喔概罗”（为什么）、“莫涝沙”（别吵闹）、“哦之搞”（怎么办）……；尤其是形容词极其丰富且有特色，如“哇苦的”（苦味的）、“迷劳的”（萎靡不振的）、“嫩白的”（白色的）、“摸赫的”（黑色的）、“喷臭的”（臭味的）……；许多用词习惯也与江浙一带大不一样，如对年轻女性，只能称“妹子”，可千万不能称“姑娘”（湘语中“姑娘”多指从事色情业的年轻女性）；对年轻男孩则称为“崽”或“伢子”……。我只有加紧努力学习当地语言，才有可能尽快融入其间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啊。
当时，公司里正派性严重，派别之间，经常唇枪舌战、口诛笔伐，指责对方是“老保”（保皇派）、相互“比赛贴大字报”。见来了个“上海臭老九”，虽不受信任，但利用他来“摇摇笔杆子”还是蛮不错的。于是乎，我竟一度成了几派争相谈话示好的对象。鉴于在上海时的亲身经历，我对造反派们毫无感情，所以抱定宗旨：决不介入！我贴出了在湖南期间写的唯一一张大字报，以“初来此地，不了解历史情况”为理由，宣布自己严守中立，丝毫无意于介入任何派别山头之间的争斗。
几天后，公司通知我到位于长沙市北郊的上大垅药材仓库参加劳动，“臭知识分子”要接受劳动人民的“再教育”嘛。当时的药材仓库，机械化程度很低，一两百斤重一包的药袋，全凭人工肩挑背扛、踩着跳板堆码，我不要说扛，连拖都拖不动。老工人莫冬生看看我这副样子，说：“哎呀！咯只伢子喔仔扛得登罗！”（湘语：这孩子怎么扛得动啊）。后来，他们看我还比较忠厚老实本分，又的确体弱单薄，就照顾安排我去缝补麻袋和登记过磅，总算让我度过了这段难关。
一天，  外面突然下暴雨，湖南的大雨可实在是有水平的，岂止是“瓢泼大雨”，简直是“倾缸大雨”，雨水象瀑布样倾泻下来，对面也看不清人，转眼间地面上就一片汪洋。阵雨过后回到宿舍一看，惊呆了：因屋漏，又未关窗，我覆盖在床上的塑料膜上积了许多雨水，床底下装书的纸箱也全部打湿了，箱底还泡在水里……我一边晾书一边庆幸：幸亏我事先在床上罩了一大块塑料薄膜，否则，今后几天我都会没有办法睡觉了。正由于屋漏，所以后来每逢下雨，我就提心吊胆，采取了垫高箱子、移开怕水物品、覆盖塑料薄膜、预放接漏脸盆等等许多五花八门的防漏措施，直到后来搬离集体宿舍。
二、除夕之夜
转眼北风吹，室外雪花飞，日历翻到了1969年1月——我到湖南后的第一个春节。外地的职工都回家探亲去了，当地的职工也都回家团聚去了，公司食堂停伙三天。我既无家可回，也无亲（指符合探亲标准的亲）可探，虽然马叔叔（前文提及的同学马安琪的叔叔）和几位好心的同事邀我去他们家吃年夜饭，但我怕到时候因看到别人家合家欢聚，自己孤单一人，感到反差太大，触景生情，反而不好，于是都婉言辞谢了。由于当时商业很不发达，春节期间商店饭店也都停业休假，于是我打了三瓶开水，买了不少馒头，以便将就着熬过这三天春节。除夕之夜，窗外虽爆竹声声，但室内灯光惨淡，四周鸦雀无声，象坟墓一样寂静。我一个人独坐宿舍，茕茕孓立，形影相吊，死气沉沉，（当时既没有收音机，更没有电视机）不由自主翻阅起带来的照片，见到相片如见人：慈爱的妈妈、尊敬的老师、亲密真挚的同学和朋友、美丽的校园……在上海曾经有过的这一切，如今都已经千里相隔，成了水中月、镜中花，尤其是，如今妈妈已经飞往天外的另一个世界，曾经亲近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也都远在千里之外，再要见到他们也许只能在三更夜梦中了。低头忽然看见自己在昏暗灯光下的影子，倍感亲切，如今唯有它，还是我旧时的“朋友”，多少年来，它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想到此，我感到极度的孤独，不禁黯然泪下。
环顾四周，到处是造反派在称王称霸、无法无天，没有一个可以谈心倾诉的地方；展望未来：“伟大的旗手”和“永远健康的副统帅”正在大搞“忠”字活动和“红海洋”运动，还提出要精简机构，实行“干部复员制”，即把现在的干部全都送“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后，就地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是个“臭老九”外加“海外关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三料货”，而且还是个外乡人，身体也不好，根本经不起这些折腾，靠劳动力也养不活自己，还能有什么“未来”可言，与其将来在湖南农村枉受煎熬，还真不如现在就“一了百了”，也可免却这无穷的痛苦和烦恼。窗外的街面都是麻石地，我从三楼只要一跳下去，是会很干脆利落的……。
当我走到窗口时又有些犹豫，在一再的独自徘徊中又想到，妈妈为了把我抚养长大，二十多年来历尽艰辛，把毕生心血和期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送妈妈上路时我曾对她承诺：一定坚强地活下去、一定努力重建家园、决不让妈妈毕生的心血付之东流，如果我就这么不明不白自己了结了，除了能给造反派的天才们提供一点发挥想象力的题材，说不定还可让他们编织一顶“畏罪自杀的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外，还能有什么作用呢！而妈妈的一生辛劳也就全都付诸东流了！我将如何面对妈妈的在天之灵？！今天既然有勇气从三楼跳下去，为什么就没有勇气去面对未来！记得学生时代写作文时常说“沧海横流，方见英雄本色！”，我虽不是英雄，但也不能争当狗熊，懦弱得不打自倒吧！还是努力拼搏坚持着活下去吧！相信人间总会有雨过天晴、云开日出的一天……我胡思乱想，百无聊赖，又冷得发慌，只好钻进被窝里，和着眼泪度过了在湖南的第一个除夕之夜。
三、与狼共舞
1969年春节过后，根据伟大领袖“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许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的批示，湖南省委在湘江西岸的省委党校大办“思想学习班”，并和精简机构结合起来，于是，湖南省药材公司除选了十来个“精干人员”留守外，全部送往学习班接受审查、重新分配工作或准备“干部复员”。我们这些臭老九（包括在友邻公司的张铭、韩珍、杨妹等财经学院一起分配来湖南的同学），既没有后台，又不愿卖身投靠造反派，当然“义不容辞”地全都过江进了湖南省的第十期“思想学习班”。
学习班按部队形式，编成班、排、连，集体食宿（即使是夫妇也得分开住），每天早晨6点钟吹军号，大家起床、打水、漱口、洗脸后，就听军宣队训话，然后跳“忠字舞”。7点半吃早饭。8点开始“早请示”，接着“天天读”，然后联系思想谈体会，一个上午就这么过去了。下午做“忠字牌”，大家尽量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制作各色各样的“忠字牌”，然后背在身上，挂在墙上……在“忠不忠，看行动”的高压下，各人“忠字牌”制作的数量，成了衡量这个人是否革命的唯一标准，于是，一时间“忠字牌”满天飞，连床头、灶头、蚊帐里、厕所里全都挂上了“忠字牌”。晚上6点钟吃晚饭，7点钟开始“晚汇报”，要人人过关，一个也不能漏。晚上9点半准时吹号息灯。如果半夜里传来新发表的“最高指示”，一声军号响，大家必须在10分钟内集合完毕，然后风雨无阻地列队环绕岳麓山行走一圈，并敲锣打鼓高喊口号，以示欢呼。这是体现你是否拥护伟大领袖的关键时候，所以任何人都绝对不准缺席，即使生病也不能请假。
学习班的人员分三等：一等人员军宣队，专事管理、训话、抓专案审查、决定学员今后的去向；一般学员和我们这种历史简单、清楚的臭老九是二等人员，每天除早请示、晚汇报、做“忠字牌”外，就是听侯调遣，接受命运的安排；三等人员是所谓“牛鬼蛇神”、“走资派”、以及历史上有疑点的“三查对象”，他们当中不少人过去都是省里市里的高级领导干部。他们都戴着白袖章，在监管人员的日夜监视下接受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每天除要做我们的“必修课”外，还要享受“加餐”：早请罪、晚请罪、三餐饭前先站队“低头思罪”、晚上还要加班“写小字”（写自我检查和自我批判）。他们的家属是不准随便来探望的，据说是为了提高警惕、“防止串供”。
就这么耗了近两个月后，因我是个历史很简单的“臭老九”，于是，1969年5月，学习班的军宣队调我去专案组搞所谓“三查对象”的案件调查。当时的所谓“调查”，大都是事先带着框框、谈话时要对被问讯对象有意识进行“引导”。由于我不懂（也不愿做）这种“诀窍”，对他们平和问话、如实记录，结果，往往不仅未能给要定罪的“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定罪，反而还为不少“本应”加罪的“顽固分子”开脱了“罪行”，违背了专案组长原先的意图。因此，对于我外调取回来的材料，曾因不符合预期的要求而一再受到批评。记得我最后一次的外调任务是：省医药公司一位湖南和平解放时留用的伪职员陈国平，因文革中有人发现长春市的敌伪潜伏特务名单中也有一个叫陈国平的，是否就是他？要查证。经陈交代，他有位当年一起出来的老乡在南京，专案组长要我去南京找这老乡，证明陈解放前一直在东北长春、并参加过国民党的中统或军统，这样就可以定案了。一位好心的专案员指点我：找到这位老乡谈话时要软硬并举、慢慢引导，先对他交代政策、说明陈的问题很严重、指明利害关系，要他站稳立场；再告诉他陈的潜伏问题已经完全查清、也已经定性，现在仅仅是要充实一下旁证材料；最后要他在我们事先已经写好的书面材料上签上名或按上手印。这样，我们的任务就漂亮地完成了。
当我在南京找到这位老乡，说明调查目的并试图要他签字时，他却一再表示：1、虽然抗战胜利时和陈一起去过东北，但陈在1947年春就到长沙去了；2、他确实不知道陈当年是否参加过中统或军统。并一再表示：必须把这两点补充到旁证材料中他才肯签字。我想：既然我们是要录取证人的口供，总还是要基本按照证人的供词记录吧，不应该把我们事先预制的供词强加于他。于是我就同意把他要求补充的两点情况写进了旁证材料。谁知我回来后，专案组长大为生气，指责我带回的旁证干扰了专案组原先的计划，也影响了对“三反分子”的定罪。我再次受到军宣队专案组长的严厉训斥……。
由于我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了这种“方向性、路线性、立场性的错误”，专案组长盛怒之下，从此把我“靠边”、“挂了起来”，不再交给我外调任务。不过这样也很好，使我至今回顾往事时，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一直是以事实为依据，实事求是、凭良心做事，在自己经手办的所有旁证中，没有制造过任何歪曲事实的旁证。同时，“挂起来”后，也客观上为我后来早日回公司提供了有利条件。
四、峰回路转
当大批人员在“学习班”学习时，湖南省药材公司已由军宣队接管。由于送去学习班的人员太多，整个公司只留了十来个人，严重影响了日常业务的正常进行。公司的军宣队决定从学习班选调几个政治历史比较清楚的人员回来。于是，历经近5个月的学习班生活后，我和杨辉、温桢三人总算于1969年7月作为第一批“结业人员”回到了公司，开始了在湖南省药材公司的正常生活。而同学张铭后来被分配到株洲氮肥厂；杨妹、韩珍在学习班呆了不久后，就分别随夫婿去了广州和广西。约五年后，才华出众的张铭经过多方的努力，终于成功地调回上海工作，与家人团聚。这些都是后话了。
1969年我调回公司后，被安排在中药业务科，分工管理省内中药厂的生产安排和全省中成药的购销调存。由于我以前学的是商业经济，也有一定的数理化基础，所以业务比较快就进入了角色，和各药厂及有关商品流转部门也相处得很顺利。我抱定宗旨，当个“小老百姓”，决不介入公司造反派各山头之间那些无聊的权力争斗，专心搞业务，所以生活还算平静。
1969年12月，公司派我陪同主抓药材生产的主办科员余世夫，去石门县药材公司南坪公社兰山药材种植场检查中药材生产情况。县药材公司听说省公司派员来检查，非常重视，特地派人专程陪同我们上山。当时天寒地冻，山势陡峭，雾朦朦中现显出满山雾松，山间羊肠小道弯弯曲曲，上下都看不到边际，攀行个把小时也不见人烟。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景色，犹如置身画中，感到很兴奋。我越走越热，不断地脱衣服，最后竟脱得只穿一件衬衫和短裤。县公司陪同的同志热情地一路上帮忙背着我的背包和我不断脱下来的衣服。
我们终于到了到了兰山药材种植场的所谓场部，这是建在深山老林里的几间典型的湘式民房：竹木结构，大屋盖下，四面通风以利排烟。山区无煤，屋内常年烧着粗大的树干，煮饭、烧水、做菜、烤火都在这里。室内烟雾腾腾使我睁不开眼睛，四壁和屋顶熏得漆黑，烟丝累累成串悬在梁上。我们晚上睡的床也很特别：是用几根粗大树杆劈开钉成一个长方型的大槽，里面垫满了晒干的玉米包皮和玉米须，据说当地山民就是这么钻进去睡觉的。由于我们是“省里来的领导”，他们特地为我们在上面覆盖了一床半新的棉被。为接待我们这几个“省里来的领导”，场员们忙着临时为我们舂米、煮红豆饭（平时他们只吃干红薯条和玉米棒），并被告知：明天早晨杨部长要亲自来看望我们。
次日清晨，我看到场员们忙着打扫山路、门前洒水除尘，且几十米一岗，在山路上列队一直排到远方。约在上午9时左右，曲曲弯弯的山路远处传来接力的吆喝声：“杨部长到！——”，场部顿时忙碌起来。我们想：现在是非常时期，中央许多高级领导都被贬基层接受再教育，听说国防部彭德怀、高教部蒋南翔、财政部姚依林，甚至中央的邓小平等高级领导，如今都落难在民间，不知今天来的是中央哪个部的部长。
“先头部队”上来了好几个人。正在我对着通向山下的小道引颈张望时，药场负责人满脸笑容地指着我们向旁边那位先遣队的一位青年人介绍：“这是省里来的余领导、张领导”，接着又向我们介绍说：“这位是杨部长”。我不禁大为惊讶：此人一点也不象部长：年龄很轻，衣冠也不正，虽然也前呼后拥架势不小，但谈吐风度却毫无领导干部的影子。握手寒暄礼毕后，我悄悄问恭恭敬敬站在一侧的药场负责人：“杨部长是哪个部的部长”。他一脸正色，严肃庄重认真地告诉我：“他是公社武装部的部长。”我大吃一惊：没想到在乡间，公社的一个小小武装部的部长——充其量也只是个副科级吧，竟会有这么大的威风和排场。难怪那些权欲心切、爱慕虚荣的人，都热衷于要当官。
当时湖南省医药公司（含中西药）职工普遍文化水平较低，大学以上学历者总共只有我和庞德、侯斌、温帧四人。而且当时人们都以“大老粗”为荣，一些“老干部”常常自豪地标榜：“老子扁担大的字，还认识不到一箩筐”，啊！似乎显得多么光荣多么伟大啊！。社会上也普遍存在着“读书无用”的思想。公司多年前为拍摄中药材种植情况，曾买过一架双镜头的“海鸥120型”照相机，但一直无人会用，只好放在公司的柜子里保管着。一次，湖南制药厂新建了葡萄糖酸钙制药车间，需要在上报给总公司的材料中附上新落成的制药设备的相片，主管科室医药科感到很为难。我听说后主动请战，表示愿意效劳去试一试。结果经试拍后，大家都认为我的摄影技术很不错，从此后，这架照相机就几乎成了我的专用品，历时达十二年之久。这些也都是后话了。
五、漫天风雪
这时，史无前例的、而且还是“伟大的”文化革命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地进行着。民间常把会给人们带来灾难的人称作“灾星”或“天煞星”。我们共和国的开国十大元帅之一的林彪，就是个人间现代的“天煞星”，当时他正权倾朝野，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亲密战友”和“副统帅”。他是行伍出身，颇有军事谋略，曾在抗日战争的平型关战场和解放战争中的辽沈战场大显身手，功勋卓著，是我们国家的主要开国功臣之一，但同时他玩弄政治手腕的功底也很深厚：看风使舵、溜须拍马、阳奉阴违、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形式主义等等“十八般武艺”，样样都有独到之处，和历史上的胡惟墉、赵高、魏忠贤、李连英等任何“名人”相比，也决不逊色。
林彪迎合有人要当“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的心理，高度评价“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要实现“八亿人民（当时全国是八亿人口）八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要把敌人放进国内“关门打狗”、“淹死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要部队苦练“近战、夜战的200米内硬功夫”；要支持一切正义战争，打倒美帝苏修和全世界的一切反动派，解放全人类；要……。他利用“珍宝岛事件”，以防止苏联进攻为理由，发出了全国备战的“一号通令”，欲把全国置于他的军队的管制之下；他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竟然篡改历史，让人把当年毛主席和朱德在井岗山会师的油画画成是毛主席和他林彪会师；他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在中央和地方，以种种“莫需有”的罪名，把大批老将和革命功臣或批或斗或抓，百般折磨，纷纷置于死地，当时经常在报上看到“中央采取了断然措施”、几乎每周都听到有成打的乌纱落地；在基层，他连平民百姓也不放过，鼓励大力清理阶级队伍，挖除阶级异己分子，在“对一切蛛丝马迹都要抓住不放、穷追到底”的牌子下党同伐异，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人”的架势。
林彪本人表面上对毛主席无限忠诚，颂歌唱到了登峰造极的肉麻地步：每次开会，他都手捧“红宝书”三呼万岁；开口必念语录，宣称学语录可以解决人间的一切疑难问题，要活学活用，如果带着问题学，还可以“立竿见影”地解决问题；他的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成了当时全国出现频率最高的标语和口号；他提出“三忠于”、“四无限”的口号，鼓动在全国范围内大做“忠字牌”；在他“忠不忠，看行动”的高压和引导下，人们制作“忠字牌”的数量，似乎成了衡量这个人革命觉悟高低和道德品质的唯一标准；他要求全党全民大跳“忠字舞”，大唱“语录歌”，当时连我们的钢铁长城——人民解放军，也几乎成了“大文工团”。
林彪在湖南的干将——省军区司令卜占亚，在一次全省的大会报告中，盛赞湘南某地的小学生“革命感情深厚”，因为他们连续多日不停地抄写语录，累得眼睛红了肿了也不肯休息。于是，长沙的一些“革命群众”也积极抄起语录来了，据说有的还动用辣椒水抹眼睛以示“感情深厚”；林彪还大力批判“帝修反”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大搞“斗私批修”、要坚决“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宝”，于是，湖南各地就积极贯彻。记得1971年春上，药材系统有一对新婚夫妇回农村看望父母，他们看到山间遍地银花无人摘。由于当时人们收入很低，他们商量可以利用婚假摘点银花卖给当地药材收购站，既可丰富新婚期的生活，又可增加一点收入。说干就干，他们很快就摘了几大包。谁知正在他们高高兴兴地晾晒银花时，却引起了具有“高度革命警惕性”的邻家的“红眼病”，说这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揭发到生产大队。于是，大队干部马上派人到这对新人家中“割资本主义尾巴”，不仅全部没收了已经晒得半干的银花，而且还在村里召开批判大会，指出“宁可让银花烂在山里，也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它们摘回来卖钱”；同时还指出，社员“私人养鸡养鸭也是搞资本主义，多杀一只鸡鸭，也就减少一分资本主义。”……似乎农村中清剿资本主义思想、“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绩，是可以用杀私家鸡鸭的数量来衡量的……。据说这对新人灰溜溜地回城后，还需继续在公司里哭哭啼啼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和教育”，以便“洗心革面”、“肃清流毒”。
湖南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理所当然更要“政治挂帅”表现得更突出一些，处处都要体现语录的伟大作用和革命精神的崇高。有一阵，上街买东西必须要先“对语录”，若对不上，就不能买。所谓“对语录”，即营业员说出语录的上半句“抓革命”或“下定决心”，你就必须对出下半句“促生产”或“不怕牺牲”……。有次一位同事去小店买酱油，营业员说：“要斗私”，下句本该应对“批修！”但那同事以为是问他“要豆豉？”，就说：“我买酱油，不要豆豉”。营业员又重复说“要斗私”，那同事说“我说了不要豆豉！”营业员仍然说“要斗私”……，连续好几遍后，那同事有点发火了：“我讲了不要豆豉，你做么子（为什么）非要我买豆豉？”但营业员革命原则性很强，理由也很充分：“你对不出语录，就莫想买到酱油！”（那时普遍是买方市场，营业员都是很神气的）……。我退休后清理旧信时，偶然发现当年一位朋友患盲肠炎住院治疗，康复出院时医院为他写的一份住院鉴定，很有“时代特色”，现抄录如下作奇文共赏：“该同志入院以来，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狠批刘少奇‘活命哲学、单纯治病’的思想，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觉悟不断提高，树立了为革命而治病的观点，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统帅一切，因而能正确对待疾病，并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与病魔作斗争，终于战胜了盲肠炎，现准予康复出院。该同志住院期间担任病房伤病员班长，工作积极主动，认真负责，以身作则，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团结同志，尊重领导和医护人员，遵守院规，积极配合治疗。并怀着‘三忠于’和‘四无限’的革命红心，努力挖掘祖国医药学宝库，积极采挖中草药，出色地完成了院支部交给的各项光荣任务。”不少人都有过上街购物和住院治病的经历，对于今天那些未曾经过文革的年轻人来说，这种买东西要先对语录、住院治病后要写政治鉴定的史实，恐怕会感到有点不可思议吧！但这在当时却认为是“非常正确、完全必要”的。
社会上如此，当然我们省药材公司也不能落后，必需“积极紧跟”，突出“政治挂帅”：每次开会、发言或写报告、发公文，必须引经据典加入语录；“天天读”更是“雷打不动”；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备战，在公司的院子里大挖防空洞；天天大唱“语录歌”、人人学跳“忠字舞”、三天两头组织“活学活用语录讲用会”……。还要求充分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创造出具有中药行业特色的表忠心形式——用中药材拼贴成别具一格的忠字牌。
印象最深的是：有次我在公司的学语录讲用会上，听物价科的潘科长介绍自己如何活学活用语录的心得体会：她因身体不好，有次上班走在楼梯上时感到头“痛得要炸开来似的”，简直感到天摇地转站也站不住了，她抓住楼梯扶手，眼前出现语录上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于是，她不仅想到欧阳海舍身救列车、想到黄继光奋身扑枪眼、想到董承瑞挺身炸碉堡、想到邱少云烈火焚身也丝毫不动、而且还想到毛主席在井冈山五次反围剿、想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翻雪山、过草地、强渡泸定桥、血战腊子口，想到延安保卫战，想到百万雄师下江南，想到抗美援朝，想到……由此，她终于遵照语录“……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教导，顿时感到头也不痛了，心情也坚定了，于是斗志昂扬地走到楼上，精神焕发地到办公室上班了。我听了感到很玄乎：潘科长可真是神啊！在这么短短的几秒中内，脑子里能闪现出这么多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和这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容，真是学活了！介绍起瞬间的心得体会来不但可以脸不改色心不跳，而且语录还能让她立竿见影地治好头痛病，真不简单！太伟大了！我可永远也达不到这样高的思想境界啊！……正因为我一直抱有“真话不敢说，假话不愿说”的感觉，所以在那“讲用会”搞得热火朝天、不少人都以能够上台作“活学活用”的发言为荣的日子里，我却始终没有上台做过任何形式“现身说法”的发言。
我们公司有位职工，在烧饭时怕热锅子烫坏家里的桌子，随手拿了一张报纸垫在锅底下，谁知这张报纸上印有毛主席的画象（当时没有哪张报纸不印有主席画像的），被具有“三忠于”、“四无限”高水平“火眼金睛”的造反派发现后，很快被揪出来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批斗，说他是恶毒地用黑锅底去烫伟大领袖，并联系到他的家庭出身、阶级本性加以上纲上线地分析批判、予以关押、隔离审查……；还有一天早晨，公司人们奔走相告说：“今天早上医药站（省医药公司下属单位之一）揪出了一个胆敢在主席头上动刀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据说当即把他送往监狱关了起来，可怜他的妻子正即将分娩，四处哭求无门……。我一直很纳闷：“毛主席远在北京，他怎么能把刀挥舞到主席头上去？”直到几年后粉碎“四人帮”、他被宣布“平反昭雪”放出来后才知道，原来当时是他家中有个毛主席的石膏像，供奉久了头上积有灰尘，他用湿布去抹，结果污水渗入石膏，越抹越脏，他害怕了，担心被“火眼金睛”们说成是给领袖脸上“抹黑”，就用小刀想轻轻把湿抹布留下的痕迹刮掉，结果还是没有能逃出“火眼金睛”们警惕的视线……。当时真是人人自危，尤其是阶级成分不太好的人，更是“夹着尾巴做人”、惶惶不可终日，稍不小心，就会遭到飞来横祸，谁也不知道一小时后是否会从天外飞来一顶什么“大帽子”，压得你透不过气来。有一次我曾悄悄婉转地问一位“火眼金睛”：您怎么会有这么高的觉悟和警惕性，能如此“洞察秋毫”？他很自豪地说：“主席教导我们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嘛！”……哦！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些“火眼金睛”们的人性已经扭曲，与天斗与地斗与敌人斗当然很好，但在他们心目中，从熟悉的人群里揪出一些人来斗斗，并把他们打翻在地，竟然已经成为是一种“其乐无穷”的游戏了！……这些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怪事，但在当时却都是活生生的现实。
大约1972年11月，湖南省委突然通知所有党员集中湘江西岸的省党校进行“封闭式”学习一个星期，其间，不能和外界发生任何联系。在学习的第三天，我们万分惊讶地获悉：已经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和宪法的林彪，竟密谋刺杀毛主席。他阴谋败露后仓惶坐“三叉戟”飞机出逃苏联，结果飞机失事，连同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一起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戈壁滩上。我们全都大吃一惊、不敢想象：权倾朝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平时“红宝书”不离手、“万岁”喊得不离口、“接班人”身份已经写进宪法和党章、处处“左”得出奇的“副统帅”，竟然会试图刺杀毛主席！？真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所以，看一个人，绝不能光“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啊！“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对你颂歌唱得过了头的人，很可能正是对你心怀鬼胎的人啊。
年底，我和同事一起下乡开展中药材收购时，山村的民间纷纷传说：“咯只（这个）獐头鼠目的林副统帅实在不是个东西耶，贪得很哪，干了坏事，逃跑时还要抱上三只鸡（三叉戟），背不动，所以死的时候浑身是汗（温都尔汗）……。”
六、乱世姻缘
由于同事们见我孤单一人，过年过节也无处可去探亲，人也还算忠厚老实，有的热心人就想给我找个女朋友。当时我想：既已落难在此，也是命该如此，就随缘而安吧！如果今后在当地找位忠厚淳朴的姑娘成家，从此过上与世无争的日子，也未尝不可。于是也就听其自然了。储运科的高博明科长等都曾亲自出马积极为我搭桥牵线，但太差的女孩我难以接受，而稍微顺眼一点的，则皆因我是个“根不正苗不红”的“臭老九”，既无社会地位，又无房屋家产，长相更不敢恭维，且还是个“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不知根底的外乡人”，她们家长不放心而不愿联姻。于是，此事也就拖了下来。
在兰州工作的兰明，对于我被发配长沙，一直极不放心，不断给我寄来许多感情真挚的安慰信，千言万语、情真意切，使我深深体会到纯真友情的温暖和可贵。后来，他感到单单慰问也不是长久的办法，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他千方百计为我物色、挑选女朋友，曾一度打算把他的小姨子（妻妹）许配给我，但后来又感到他的小姨脾气不太好，有点“大刀阔斧”，不够温柔，决定把他妻子小学时期的要好同学——在江苏启东县向阳镇的知青范玉介绍给我。
范玉，小名玲芳，1948年12月出生，中等身材，从相片上看，和蔼微胖的圆脸，似乎是个蛮忠厚、温柔、健康的女孩。当时，她也正处在落难时期：1968年高中毕业时正赶上文革，只能在家待业；母亲是文盲、右腿残疾、家庭妇女；有一个哥哥范高，正在中国科技大学念书，尚未毕业；父亲是农村供销社小商店的会计。由于在解放前夕被蒋军抓壮丁，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当了一个多月的挑夫，蒋军败退时他逃了回来。文革中，他的这段经历，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问题”，因此被“下放”农村接受改造，当然也就殃及子女。由于父亲下放，家中失去了经济支柱，主要靠母亲在集市上看自行车和她去棉厂当小工有点微薄的收入，还要每月给在北京念书的哥哥邮寄生活费，所以家中日常生活十分困难。在兰明的极力鼓励和推动下，我和玲芳通了好几次信，也交换了相片，双方初步印象不错。
转眼间快到1970年春节了，玲芳邀我去启东看看，兰明也一再邀我去启东共同欢度春节、同时也和玲芳会会面，以便确定关系。我决定请假前往。因当时去启东必须在上海转轮船。我到上海后，立即去家住杨浦区的玲芳的大姨母家，和先期抵沪接我的玲芳会见。
虽是初次见面，我仍和平时一样，没有作任何人为的自我包装或修饰：身穿一件已经洗得褪色的学生时代的旧棉袄，脚踩鞋底已因爬山磨平了的旧球鞋；因火车一路颠簸，又舍不得买卧铺，所以一脸倦色，加之我肤色较白，尤其和常年在海边风吹日晒、皮肤黑里透红的乡民比起来，反差更是十分显著。因以前只是通信往来，这次是在玲芳的大姨妈家初次见面，刚开始我们都有些尴尬，相顾无言。她姨妈建议我们到公园里走走。我们无目标地在公园和街市上散步走了约三个小时，谈话的内容渐渐多了一些。记得进商店时，我曾问玲芳：“这次去启东，我是否要给你父母买点什么‘见面礼’？”她告诉我：她父母都是很忠厚朴实的人，不讲究这些的……。
“踩马路”结束，回到玲芳的大姨妈家后发现，她的哥哥范高也回来了。彼此寒暄毕，我应邀和他们共进晚餐。
晚饭后，我忽然被告知：玲芳还要和我个别谈谈。玲芳告诉我：她认为，我们的结合并不合适。我说：“那你当初何必邀请我去启东？现在目的地还没有到，就忽然改口了，合适吗？”她说“对不起！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们今后仍然可以以兄妹相称，继续做个好朋友！欢迎你到启东来玩”我生气地拒绝说“我们过去从未交往，既非同学，又非邻居，完全是因这种原因才认识和交往的，如果不能结合，今后决没有再继续保持联系的必要和可能，‘以兄妹相称’只能是一句很不现实的空话！”“对不起！这次让你盛兴而来，扫兴而归了！”“感情上的事不能勉强！你既然无意再继续发展，我也就没有再去启东的必要了！”“……”“我要回旅馆去了！”我站起来表示要走了。玲芳说“我送你到公共汽车站吧！”“不必了！我自己认识路！”我怏怏地说。但她还是坚持把我送到车站。……在等候汽车时，玲芳忽然对我说：“哦，忘记一件事，你千万等我一下”。我想：“既然已经分手了，还能有什么事！”但汽车总是不来，我只好等着。一会儿，玲芳拎着一大包饼干、蛋糕、面包之类的食品，跑步过来说：“路上三餐不正常，这些给你路上做干粮吧！”“不必了，我自己会买！”……这时汽车来了，我挤上汽车时，“一路多多保重”，她乘机硬把食品包塞到我怀里……。事后我才知道：在我们吃完晚饭后，玲芳的姨妈和哥哥把她喊进去，对我投了反对票，尤其是她哥哥范高，态度坚决，理由是：“看得出，张宏身体单薄，没有劳动力，经济情况也不好，如果妹妹你和他结婚，今后会要吃苦头的，还不如在启东当地找一个来得可靠！将来也可就近照顾爸妈……”于是，玲芳动摇了，毕竟，我和她以前只是通过几次信，了解不多，也没有什么感情基础嘛，可以理解。再说，她对她哥哥一向是很崇拜的。我体质较差，穿得又象是刚从贫民窟里爬出来的，这些都是事实。她哥哥担心妹妹今后的生活太苦，这想法也不是毫无道理的。
回到旅店，我越想越生气：以往与同学和朋友们相处，从来都是讲义气守信用重感情，几曾受过这种窝囊气——半路上被蹬了。自古“龙游浅滩遭虾戏，虎落平原被犬欺”，如今我落难时期，真是“败翎凤凰不如鸡”啊！连找个女朋友都会“功败垂成”。唉！这几年我厄运不断，样样都不顺利，现在再增加一件晦气事，也无所谓，想开点！……但眼看年关在即，我既然已经请假出来了，总不能马上又回去吧！同事们见了也会感到奇怪啊！不禁又想到去年在长沙的那个伤感的除夕之夜，实在不愿再重温噩梦……想来想去，决定“今日有酒今日醉，不管门前是与非”，先到南京姨妈家，暂且忘记一切烦恼，待过完春节再回长沙吧！于是，次日一早，我就去火车站买了车票直奔南京姨妈家。
对于我的突然登门，姨父姨母既高兴又有些意外。他们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住下后，我想到当初曾答应兰明要到启东和他一起过春节，如今忽然改变行程，应该告诉他一下。于是，我给兰明家发了一个电报，说明我因故不来启东了，今年就在南京姨妈家过春节。次日，兰明连来三个电报，一再强调说：分别多年，机会难得，务必到启东过年相聚。姨父感到奇怪：怎么你人刚到，就连续来电，邀你去启东过年？我只能坦白，如实相告。姨父说：“估计你同学的电报与范家有关，你决不能‘招之即来挥之则去’！但去看看久别的同学，同时探探范家的动态，也未尝不可。你要抱着不卑不亢的态度。……你马上给你同学回电：‘姨父坚留，待年初三再赴启东拜访’。”我照办了。
年初三，我出发坐车、搭船直奔江苏启东兰明家。兰明和他的妻子黄新热情地接待了我，说明连续发电报邀请，主要是想让我和玲芳家会会面，促成这段姻缘。他们告诉我，玲芳家就住在附近，她是黄新小学时的要好同学，人很聪明能干、心地善良，只可惜文革来了，不能继续念书，家中经济条件也暂时差一点……。才坐了一会儿，范母就到兰家来“玩”了。
兰明对范母说：“张宏并没有根正苗红的阶级背景，也没有什么房屋、家产，但他是国家人员，有着旱涝保收的饭碗；虽体质较弱，缺乏劳动力，但很少生病；他为人是非常真诚善良，当年我住在他家近两年，一文未出，他也毫不见怪，并始终热诚相待。他对同学尚且如此，如果和你家玲芳结合，他将是个很负责可靠的终身伴侣……。”正说着，兰明的小姨亚新（黄新的妹妹）端来一大盆洗脚水放到我脚前，对我说：“天寒地冻，你一路辛苦，来，洗洗脚吧！”。我大吃一惊：怎么要我当着范母的面洗脚，太不礼貌、也太有失体统了嘛！我表示：“我不冷，晚上再洗吧！”“不不不，现在就洗！”她似乎很坚决。“晚上再洗不是一样吗？”“不！不一样，你现在就洗！”“我当着客人（指范母）的面洗脚，也太不像话了嘛！”谁知这时周围的人竟都异口同声地认为“没关系！没关系！”。亚新的态度似乎非常坚决，一面说着，一面竟要伸手过来帮我脱鞋子了。我紧张了，自己好手好脚，大庭广众之下，竟让同学的小姨帮我脱鞋子洗脚，这成什么样子，我只好让步了，“好吧好吧！我洗！我自己来！”我被迫在众目睽睽之下卷起裤脚洗脚。……事后，兰明告诉我：“不知怎么他们传说你可能得过麻风，手脚畸形、还说脚底下可能有个洞，所以范母要亲自看看”。“哦！怪不得亚新刚才那么坚决地要我当众洗脚！”我恍然大悟！“不过，这个传闻也传得太离奇了！”“是啊！是啊！” ……她们姐妹还告诉我：玲芳兄妹从上海回来后，曾被范母狠狠地骂了一顿：“你们俩怎么那么狠心，‘生意不成仁义在’，人家没爹没娘有没家，千里迢迢从湖南请假赶来启东，你们竟半路上就随便把人家打发掉了，现在天寒地冻，万一这孩子想不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你们良心上这一辈子都会感到不安！”。……“范母真是一位心地善良的老人啊！”这是我对范母留下的第一个印象。
随后几天，范家就这件婚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激烈的辩论。范父投弃权票，认为：“希望能找个大学生，以便朝‘四大’（即儿、媳、女、婿四个均是大学生）的既定方向努力”，至于找谁，他目标不明确，但认为“既然邀请人家来，结果半路上就把人家甩了还是不应该的”；范高投反对票，认为：“张宏身体太弱，又在湖南工作，今后妹妹跟出去，等于长期当保姆，会吃苦的。妹妹还不如就在当地找一个，今后可以生活安定、衣食无忧，也可就近照顾父母”；范母认为：“张宏大学毕业，国家人员，虽无房产，但有工作，公家自会给他房子住；虽无家产，但他有知识在肚子里，这就是家产；虽体弱缺乏劳动力，但只要他拿得动一支笔，不象在农村，要靠劳动力吃饭……我看他虽然个子矮一点，但好手好脚，城里人嘛，皮肤白一点是正常的；他这次来启东，仍穿平常的旧衣服，既没有刻意‘梳妆打扮’，也没有‘花言巧语’，说明他是个老实本分的人；以前他对同学都那么好，今后对玲芳也是会一本一心的；……他没有父母兄弟姐妹，今后玲芳只要待好他就行了，不会有任何侍奉公婆、安抚小姑之类的烦恼，可以完全自主当家。我们虽是嫁出个女儿，实际等于娶进个儿子……”；一些亲戚们也各自发表了意见；据说兰明夫妇也去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们俩当然是坚定的促成派；玲芳本人则犹豫不决、举棋不定……。由于家中一直争论不断，范高感到在家中坐不住，留下一句“随你们去怎么搞”的话，就赌气提前赴北京回学校里去了……。辩论结果，最后以范母的意见占上风，决定择日邀我去范家吃晚饭。
起先我感到：既然在上海已经分手了，何必再去吃晚饭。兰明夫妇则极力劝我：“感情的建立需要时间的积累和相互间的直接接触和了解，那种“一见钟情、两情相悦、誓同生死”的浪漫爱情故事，都是写书的人编造出来的，现实生活中是很少的；过去你和她仅仅通过几次信，尚未真正建立感情。……婚姻是件大事，女孩子在将定未定时犹豫不决，是很正常的，何况这次她受到许多外在观点的影响。一旦结了婚，也就安心了，有孩子后，就更是死心塌地的了；……你孤身在湖南，举目无亲，无家可归，这样终非长久之计，你过去的同学虽好，但‘明月已照别人家’，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历史不可能再重演，你要正视现实……玲芳肯定会是个很不错的妻子，希望你不要放过这次机会……；感情方面，都是双向的，你们可以婚后再继续培养感情嘛！今后只要你好好待她，以心换心，相信她也决不会亏待你的……你们这次在上海闹分手时，她还坚持要送你到汽车站，并买了干粮硬塞给你，这既说明她的善良忠厚本性，也说明她对你还是有点感情的嘛！……”我想想，感到他们的意见确实也有一定的道理。于是，我就于次日，在他们的陪同下，去回访了范家，并一起共进晚餐。
席间，范家父母提问较多，印象中范父在供销社任职的三弟也在席参加谈话。我有问必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议题范围广泛，大家似乎交谈得很融洽。但玲芳却始终一言未发。
饭后，范母提议我干脆就搬到范家去住，兰明夫妇也极力怂恿我住下来，于是，当晚我就搬到范家和范父同睡。次日，范父到下伸店去了，玲芳去棉厂上工去了，范母一边烧柴火一边找我谈话。我告诉她说：“优点方面客观存在，今后再知道也没有关系，不必现在急于介绍，但不足之初必须事先说明：我从小生活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没有什么可作靠山的亲戚，母亲是个很传统的旧知识份子，她耗尽精力培养我到大学，不幸毕业时碰上文革，我家破人亡，流落他乡，一张毕业证书就是我的全部家当；我只身在湖南工作，象棵无根的浮萍，随处飘零，目前正处于落难时期，自然也不会有过高的奢望，只求有个能真心相待的姑娘和我风雨同舟、终身相伴；如果你们认为可以，今后只要她真心对我，我当然会真诚持久地好好待她，也会把你们视同自己的父母；我身体弱、个子矮、缺乏劳动力、既没有‘根正苗红’的政治资本，也没有家产和房产可以炫耀，这些都是事实，如果你们认为不行，也是很可以理解的。你们不必为难，我们只当没有发生过这一切，今后再不往来就是……。”范母问：“你这话算数吗？”我说“家母从小教育我：为人处世一定要讲求‘诚信’，我一旦作出承诺的事，一定算数！” ……范母又问：“你生肖属什么？”“属龙。”她严肃地问“是大龙还是小龙？”“……龙还有大小？反正我是阳历1940年3月出生的。”“喔！这是大龙！蛮好！蛮好！我们这里把蛇称为小龙”……她接着又问：“你有什么嗜好吗？”我回答“没有，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你月工资多少？”“42元”“你每个月伙食费要花费多少？”“大约12到15元吧！”“那剩下的钱你做什么用？”“暂时存着呗！现在我孤身在外，‘一餐不吃，全家挨饿’，凡事都要靠自己，总要有点后备积蓄以防万一嘛！”“你怎么穿一身旧衣服来？”“穿衣本为御风寒，旧衣服不一样保暖吗？又不是上台演戏给别人看！”“这件衬衫好象不是你自己的？”“对，本来是我妈妈的，妈妈走了以后，我就拿来自己穿了！反正穿在里面，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你衣服破了谁补？被子洗了谁订？”“当然是自己动手啦！还能靠谁！”“你还能补衣服？”“可以啊！不过针脚比较粗一点，不大好看！”“你订个纽扣给我看看！”“行！这容易！”……
若干年后，范母告诉我：当年正当他们家为玲芳的婚事争论得不可开交时，她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条小玩具龙躺在海滨的沙滩上，后来天下起大雨来了，小龙得到雨水后竟逐渐活了过来，慢慢长大并腾飞起来。醒后她请人解梦，那人认为这叫“弄（龙）假成真”，梦见龙，是上天向她预示范家的“乘龙快婿”要来了；又根据生肖，认为猪（玲芳属猪）落在龙身上将是大吉大利的，将来会随龙一起腾飞；而和小龙——蛇则是相克的，况且蛇也背不动猪，所以未来的女婿千万不能属蛇。……第二天，她听说我果然已经到了兰明家，后来又知道我确实属龙，于是梦境大大坚定了范母对这一姻缘“顺从天意”投赞成票的信心和决心。后来每每提及这段往事，范母总要情不自禁地炫耀说自己当初的决策是多么正确英明、多么伟大有魄力、多么有远见……。做梦本是虚无缥缈的、唯心的精神现象，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但由于巧合，范母的这次梦，却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对我和玲芳的这段姻缘起到了很大的促成作用。
三天后，范家决定这次让我和玲芳结了婚再回湖南……。1970年2月16日，我以比歌剧“白毛女”中喜儿和大春结婚还要简单的形式，在范家的半间陋室中，和玲芳结婚了。鉴于当时双方都经济条件很差，我们既没有聘礼，也没有嫁妆，更没有大摆酒席，一张撑着旧蚊帐的旧床作“新房”，那条价值8元钱的新棉毯，就是我们“新房”里新添的全部“装备”，一桌简单的家庭晚餐，就作为是我们的新婚喜宴……。因车票难买，在途时间又长，婚后第六天，我就辞别范家父母（以后就改称为岳父和岳母了）回长沙了，玲芳一直把我送到上海开往湖南的火车上才依依惜别。……
“花晨月夕情依依，多少往事记心里”，“春风秋雨街灯下，牵手并肩看晚霞”，这些本应是年轻情侣恋爱时最幸福难忘的浪漫回忆，而我和玲芳却都没有经历过。我们是在婚后共同创建家园时才继续加深了解、培养感情、“抱着娃娃谈恋爱”的，实在是委屈了玲芳。感谢玲芳在我人生旅途中最低落、困难的时期不嫌贫贱、以身相许，我永远不会忘记她的这番情义，所以后来直到夕阳黄昏的岁月，我还总想着要对当初这段人生经历加以“补课”。
回过头来再看我和玲芳的这段婚姻：初次见面就决定结婚，虽是出于各自对挚友的信任，但对双方自身来说，确实都是很仓促、很冒险的。不过，感谢上苍，还是给了我一个聪明贤惠、勤劳能干、善解人意的妻子。我和玲芳都思想比较传统，认为婚姻是人生的一件大事，既是灵与体的完全结合，更是相互间必须兑现的一种永久的承诺、责任、权利和义务；既然结婚了，就要真心相待、认真负责、同甘共苦、携手走完今生的人生旅程。人们常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手难牵”，想想我在学生时代，曾有许多亲密友好的同学和志同道合的挚友，结果却都是“有缘无份”，最后“嫦娥飞入别人家”。而玲芳，非亲非故，相隔千里，过去从未有过任何牵连，如今却一下子就结成百年之好，奠定了后来几十年协力同心、共建温馨家园的基础。“百年修来同舟渡，千年修来共枕眠”，自古就有“今生姻缘前生定”的说法。看来，我和玲芳的结合，也是“前世修成、命中注定”的缘份吧！如果当年妈妈不同意让兰志明借住我家；如果没有这场文革；如果我没有考上上海财经学院；如果过去一些要好的同学没有中断联系而“明月另照别人家”；如果我没有被发配去湖南；如果在湖南时别人给我介绍成功；如果马叔叔提前三、五个月来找我谈话；如果没有兰志明夫妇的极力促成；如果我上海和玲芳分手后不是去南京而是直接回长沙；如果没有岳母如此般坚决地“据理力争”；如果我的生肖是属蛇；如果……，那么，我的婚姻很可能将完全是另一番情况了。在一、两年前，谁也不会想到我会有这个由兰明“一线牵”的“千里姻缘”啊！……我真有点相信命运和缘份了！
七、患难之交
1970年春节过后我告别新婚的妻子返回长沙，玲芳暂时仍去棉厂做季节性临时工。不久，启东官方大肆宣传，鼓动知青去农场工作。玲芳为求得一个稳定的工作，曾欲前往，来电征求我的意见。消息传来时，正好杨妹社会阅历丰富的夫婿周仁言出差在我处，他坦诚地向我介绍了当时“农场工人”很难调动、此去今后家庭将会出现长期分居两地的严重后果，我急了，一天中给玲芳接连发了三次电报，表示坚决反对。鉴于启东当地不断有人来“家访”动员，岳父正在“学习班”处境艰难、胆小怕事，玲芳快招架不住了，我决定利用玲芳当时还是“自由身”的有利条件，不顾一切把她接来长沙再谋出路。
也是“好事多磨”，玲芳第一次单独出远门，我如约去长沙车站迎接，谁知客车在江西境内遇阻（当时只知道有一列运输化工原料的货车在萍乡翻车，但不知道客车中是否有人员伤亡），晚点近40小时，当时音讯全无，也无处可以打听，可真把我急死了。总算玲芳聪明，趁火车在萍乡滞留时溜进城里给我发了一个电报，我才算知道她的大致动态。第三天深夜零时许，省药材公司的同事庞世德陪我一起，总算在长沙火车站接到了玲芳。为了支持家属来湘，我同宿舍的杨仁辉主动搬到别处去“打游击”，让出空间给我做新房。从此，我们在药材公司的集体宿舍开始了真正的家庭生活。
我们在长沙的“新房”非常简单：一张向公家借的双人床；两张公家的小方凳上放一块药材包装木箱的盖子就成了饭桌；几只药品包装大纸箱放着我们俩为数甚微的衣物；没有买什么新的用品。玲芳身上那件新的确凉罩衣，算是她娘家给她的全部嫁妆。不过，物质生活虽是很艰苦的，但我们精神上却是很充实的，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同心协力，省吃俭用，努力创业，将来“面包是一定会有的”。由于当时我工资很低（月薪42元），扣除七七八八的费用后所剩不多，维持两人生活并不宽裕。经努力联系，约半个月后，玲芳开始到长沙中药二厂制剂车间当临时工，月薪24元。尽管玲芳初到湖南，也遇到饭菜太辣、语言不通、工作很累的困难，但总算有了一个自己的、虽然清贫但却很温馨的“窝”，心情还是很愉快的。当年5月25日是妈妈的忌日，我们在妈妈的遗像前焚香宣誓：一定协力同心、重建家园，以告慰慈母的在天之灵。
大约1972年春的一天，中药二厂熊厂长拿着一张登记表喜匆匆地来告诉我：接上级新精神：“我们厂将对临时工进行整顿，不符合条件的要辞退，优秀的可转为药厂正式职工。您的小范表现很好，我们准备把她转正，您赶快把表格填好，明天带着户口本和照片一并交来。”哎呀！这时我们才想起来，玲芳在长沙还是个没有户口的“黑人”，这次虽然转正机会很好，却是与她无缘。不仅无缘转正，还要因无户口而被厂方辞退。我们深深后悔这一年多来，真有点“乐不思蜀”，忽视了户口这件大事。看来今后必须全力以赴先把户口问题解决掉。否则，她将永远也不可能有个稳定的工作岗位。
根据当时的户口政策，农业人口和城市人口是泾渭分明、不能跨越的，小城镇往大城镇转户口也是很难的，“农转非”（当时的政治术语，指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更是一件非常艰巨浩大的工程。可幸的是：玲芳是小城镇上吃商品粮的居民户，可以不算是农业人口。于是，我们到处写报告、打证明、找关系，到处磕头、申诉。几经努力、几经挫折、几番波折，我们总算于1973年春，使迁户口问题通过了重重关卡，基本有了眉目。1973年5月2日大女儿出生，在6月初为玲芳办理户口转入手续时，正好把大女儿的户口也一并报上了（按当时规定：子女户口随母亲走，如果玲芳户口未转成，女儿的户口将只能报在启东向阳镇）。户籍警对我们开玩笑说：“你们真运气好，转一个户口，还要顺带再捞一个。”
八、雨过天晴
1973年4月底的一天，我做了一个梦，飘飘然见到一个似曾相识的人急急忙忙来到我家来“准备投胎”。我问：“你是谁啊？”他（她？）回答说：“我是你前世里的知心好朋友啊！”喔？！……醒后我把梦境告诉玲芳，都感到很有趣，大概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
我们特地把岳母从启东接来长沙，以便在玲芳月子中给予照顾。这是范家第三代的第一个，所以岳父岳母都格外兴奋。4月30日，玲芳感到肚子痛了，我们没有经验，认为可能要生了，赶紧请隔壁的刘老倌用板车把她送到妇幼保健院，谁知刚到妇院，她又一点也不痛了，我们只好又自己慢慢走回来。几小时后，她的肚子又痛了，我们又忙着往医院送……腹中的小家伙也实在是调皮，如此翻来覆去折腾了整整三天，硬是不肯出来，直到5月2日上午约11时，才于长沙第一医院的产房内、在产钳的拉扯下来到人间。当护士抱着初生婴儿和我初次见面时，只见她涨红着圆圆的小脸、闭着眼睛、细声细气、娇滴滴地对我“喊”了一声“哇！——”，在我听来，这分明喊的是“爸！——”啊！哈哈！这就是我们的女儿啊！我满怀着初为人父的喜悦，目送走抱着婴儿的护士后，就一心考虑给孩子取个有纪念意义的名字。
想到多年来，我们家一直灾难不断，衷心希望能以这孩子的出生为生活的转折点，从今以后，严寒过去，雨后天晴，迎来阳光灿烂的明媚春天。经与玲芳商定，一致同意女儿取名“张晴”。三天后，医院把嫩毛毛（湘语，即初生婴儿）第一次抱出来让玲芳给她喂奶时（当时医院规定新生婴儿要三天后才让母亲喂奶），我赶紧给小晴晴照了她来到人间以后的第一张相片。
岳母看着这可爱的大外孙女，心花怒放，由于农村不懂得城市里的科学喂养，她竟忍不住悄悄剥了一块红枣肉准备塞到晴晴的嘴里。正在邻床招呼产妇的护士看见岳母的这一举动，大吃一惊，一面高叫“不能给毛毛喂东西”，一面狂奔了过来要夺取红枣肉，不料把邻床产妇放在地上的一大锅鸡汤，一脚踢出好远，鸡汤鸡肉洒了个“遍地开花”。
由于岳母不放心启东的家，岳父又不会做家务，所以她见玲芳母女安康，就坚持要提前回去，我们再三挽留无效，只好不待玲芳满月，就买票让她于5月25日独自回启东去了。小晴晴由玲芳和我共同合力喂养。晴晴的胃口特别好，每天除吃奶外，还要吃不少代乳粉调的奶膏，因而尿也特别多，我每天至少要给她洗两大盆的尿布。由于我洗尿布非常细致，动作又不利索，所以每盆尿布，往往要洗半个多小时，当时是8-9户人家共用一个自来水龙头，以致邻居看到我用龙头就紧张，常常赶上来说：“小张！让我先用一下吧！”当然，我也有“自知之明”，总是“慷慨谦让”，不能让人家在后面慢慢等我嘛！但由此，我洗尿布的速度就更慢了。夏天来临，天气很热，庞世德把他家竹制的旧摇窝（湘语，即婴儿摇床）送给我们，小晴晴躺在摇窝里舒服极了，要求我们不停地摇，否则就哭，有时我实在疲倦了，就躺着用脚轻摇摇窝，好在我的脚趾特别灵敏，虽比不上猴爪，但也可以轻易地抓握物品。这年公司里“人丁兴旺”，共新增加了6个嫩毛毛，星期天我们经常把毛毛抱到公司的大院里互相展示、“交流经验”：看谁家的毛毛长得漂亮、长得好，谁家的毛毛先学步、先讲话，谁家的孩子懂礼貌、会唱歌背唐诗，谁家的孩子乖、学习成绩好……。其中，人事科徐贵民的女儿徐进，是晴晴的主要竞争对手，双方你追我赶、势均力敌，她们这两个好朋友之间的暗中较劲，一直进行到大家都考入长沙一中、晴晴随我们调离长沙前往安徽合肥为止。这些也是后话了。
由于当时我的工资很低，玲芳还没有工作，所以晴晴的出生，使我们本就不宽余的家庭经济状况，增加了很大的压力。我们精打细算，节约着每一分钱：为了节约煤钱，我和玲芳天天到公司大院里拣枯枝树叶回来当柴烧，炊烟常常熏得眼睛都睁不开，后来就改为早晨到建筑工地上去拣废弃的木条回来烧；湖南阴雨多，尿布老是干不了，必须用煤炉烤，我们就买散煤粉，回家自己做成藕煤，以降低费用；为节约衣物，玲芳到制衣厂买回按斤称的边角布料，拼接起来当布料，或把邻居的废旧衣物拿来拆洗后缝补改制成小孩用品；为加强孩子的营养，我们养了鸡，鸡蛋全部留给孩子吃；为了节约日常的每一项费用，我们买了理发剪，每月自己互相为对方理发，以节约理发费用（这传统我们一直坚持了近二十年）；每天早晨天不亮，我就起来去排队买货源极其有限但很便宜的猪脚（当时0·15元一斤）回来炖汤给玲芳发奶，改善母女俩的营养；玲芳则经常提篮去街边、草地或公园挖野菜回来吃，以节约菜金；由于常德地区的鸡蛋比长沙每个便宜1-2分钱，所以我每次去常德出差，总要极尽全力背几十个鸡蛋回来，以节约那块把钱的价格差；我们俩借了板车，亲自到十多里外的煤厂去拉回所买的藕煤，再把它们一点点搬到家中，以节约搬运工的费用……我们还亲自动手，用仓库旧包装箱拆下来的木条木板，制作了烤尿布的烘架、简易饭桌、小板凳，还特地为小晴晴制作了坐篮和小推车（但四个轮子是从北京买来装配上去的）……因为省药材公司经常要我出差，每次我都有意不买卧铺，以便争取那点微薄的、在今天看来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七、八元卧铺补贴；出差在外，也尽量节约开支：带两三个馒头当在途的干粮，临时打点开水和着吃，就作为在途中的用餐；哪怕三伏盛夏在烈日下赶路，也舍不得买根冰棒解渴……玲芳也处处精打细算，勤俭持家，从不敢乱花一分钱。有人说“贫贱夫妻百事哀”，但我们却“夫妻恩爱苦也甜”地同心协力度过了经济最困难的阶段。我深深感到：只要家庭和睦，只要没有那些时刻担惊受怕、唯恐什么时候飞来一个“莫须有”罪名的精神压力，即使物质生活上艰苦一点，心情还是会很愉快的。
晴晴快到半岁时，在长沙中药一厂张再兴厂长的支持和帮助下，玲芳开始去长沙市南郊的长沙中药一厂新厂区的蜜丸车间做工，月薪24元，在当时的条件下，每月能有这点补充收入，家中的经济压力就小多了。
由于药材公司在北区，玲芳每次上班，要坐20分钟的公交车，还要快步走15分钟。当时晴晴还没有断奶，玲芳每天要利用午间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赶回来给晴晴喂奶，走路都是小跑步，还经常顾不上吃饭，时间到了，只好饿着肚子抓个馒头跑步赶回厂去上班，确是很辛苦的，但想到母乳喂养优于人工喂养，对孩子比较有利，她还是一直这样坚持着。
由于岳母心挂两头，总是不停地往返于长沙和启东之间，我们在精力和财力上都实在无法再承受她再这么走动下去了。1974年春，在岳母的一再强烈要求下，我们被迫同意把晴晴送往启东让他们带。那时，旅途交通还很不方便，从长沙到启东，要经过火车、轮船、汽车、两轮车（启东的一种载客自行车）四种交通工具，如果还带个孩子，一路上确是很累也不太安全的。鉴于岳母脚不好，行动不便，我就借了军用背包带，和同路回去的岳母一起，我一路背着、抱着、搂着，把仅有11个月的小晴晴一直护送到江苏启东岳母家。当时晴晴还不会讲话，但已能认人，也能大致听懂我们说话的意思了。我每次把她尿尿，她总能在“嘘嘘”声中多少尿一点出来，从不让我做无效劳动。到启东后，她坚决不要别人抱，却非常依恋我，赖在我怀里乖极了。所以在启东的两天三晚，我几乎是一直抱着她，寸步不离。第四天凌晨我起身赶早班汽车返程时，她还没有醒。我怕她醒后会大哭大闹不放我走，就没有弄醒她，悄悄地走了。待上了汽车，我才想起：这次分别后，也许要好几年后才能再见面，颇感不舍、深深后悔临走时没有再给她一个吻。依恋离别之情不禁涌上心头……。直到回到长沙后很久，我还懊恼自己当时怎么那么粗心，深为临别时竟没有再好好看看她、亲亲她而后悔不已。……此后我们每月都按时给晴晴汇寄15元生活费。在长沙，我们家就又重新进入了一个“两人世界”的相对平静时期。
九、春江水暖
1975年4月17日上午，小女儿来到人间（这次却没有人来事先托梦，有点遗憾），参照她姐姐的名字，我们祈望在雨过天晴之后，能有一个欣欣向荣的明媚春天，经讨论，决定给小女儿取名张荣。小荣荣的降生，使我们本就拮据的经济更加困难，由于过去请岳母来长沙帮忙时，岳母总不安心长住，一年内多次往返，旅费和杂费可观，经济上对我们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所以这次决定荣荣完全由我们自己哺养。玲芳在月子里也没有请任何人来帮忙，好在当时公司的上班作息制度不严，我们的住处离办公室只有不到100米的距离，科室里也很照顾我，没有派我出差，我就不时地往返于办公室和宿舍之间。平心而论，在玲芳的月子期间，我没有好好上过一天完整的班。可喜的是，上天保佑，玲芳身体健康、奶水充足。尤其可喜的是：仅半年后，玲芳成为长沙市药材公司的职工，我们的家庭，渐渐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小荣荣的长相、习性，和她姐姐相比，又是一番风格：她比较瘦，但个子长，晴晴到三个月时还可用的襁褓，她刚满月就包不下了，老是把脚蹬了出来；哭起来声音响亮，简直是惊天动地，整栋家属楼都可以听见；胃口很好，也不生病，但就是不长肉，没有增加多少体重；虽然吃得不少，但大小便很有规律，玲芳几乎每次把尿都“从来不做无用功”，以至她用的尿布，还不到晴晴的三分之一，晴晴留下的旧尿布，她已足够用了；比较乖、听话，记得大约在一岁时，我们把她放在坐栏里或大纸箱里，叫她好好自己玩，再给她几张花花纸，只要我们在旁边她看得见的地方不走远，她就可以安安静静地自个玩上一两个小时。长大后，这些都曾经是她向姐姐和家里人自我炫耀的“资本”之一。
1975年7月传来喜讯：经长沙市劳动局核准，长沙市药材公司将在全市范围内招收一批青年职工，经技术培训后上岗，以便解决药材行业后继乏人的状况。想到玲芳正值年轻，又是知青，还在中药厂工作过多年，有一定的中药业务基础。于是，我们积极报名争取前往。但当时游离于社会的知青成千上万，社会上又多年没有招工，“僧多粥少”，要想进入市药材公司谈何容易啊！但考虑到要真正改变玲芳当时没有正式工作的状况，这次的机会一定要积极争取，决不能轻易放过。
人生的命运，往往取决于一些偶然的机遇或因素。市药材公司决定由他们一位姓董的公司主任亲自主管这次招工。为增加玲芳招工的成功概率，省药材公司的王光华主任应我们的请求亲自去市公司找董主任“打招呼”；但后来因市劳动局给的名额都是在西市区，而省公司在北区，因而市药材公司仍然没有给省药材公司名额。我们着急了，去拜托市药材公司属下的最大单位长沙中药一厂的张再兴厂长帮忙去反映情况，争取名额。张厂长感到玲芳在他们厂里工作确实表现很好，年龄又轻，各方面条件都相当不错，而且省公司领导也已亲自出面，仅仅由于没有北区的指标就不能被招工，太可惜了。次日，他亲自专程去市药材公司找到董主任，强烈推荐，并建议给省公司一个西区的名额，让我们自行设法把指标转到北区，如果实在转不成，也就不是市公司的责任了。几经努力，市公司终于同意了。但这一个西区的名额拨到省公司时，有效期已经只剩下两天了，同时，省公司邓成的妻子闻讯也想要此名额，且她的条件也与玲芳差不多。这下省公司领导为难了，于是决定“公平竞争”：“你们自己去各显神通吧，在指标有效的两天内，谁能先把指标转到北区，这个名额就归谁。”
算算只剩下三十多个小时了，我们又是外地人，有什么神通能转动劳动指标啊！当时我们真有点泄气了。经和玲芳商量结果，感到：如果就此泄气放弃，成功的概率将是“0”，如果我们“死马当活马医”，继续去努力争取试试看，也许还能有一线希望，即使只有“1%”的成功可能性也不要放过，毕竟“1%”也大于“0”嘛！于是，我们分秒必争地四出托人。说来也真是凑巧，通过朋友的朋友引荐，当天晚上，我们还真的找到一位姓苏的年轻人，他说玲芳的条件非常符合这次的招工标准，他有熟人在劳动局，凭着“哥们义气”，他也许有办法解决指标转区的问题。我们将信将疑地郑重拜托他。次日我们仍继续到处奔走。不料次日下午，小苏还真的把劳动指标转区的手续办成了。真是高速度啊！我们喜出望外，欢呼雀跃。这时，邓成那边还没有任何成效。……经详细考核后，1975年秋，玲芳便正式成为长沙市药材公司常青药店的一员。不久，小苏转到厦门工作去了，此后也就失去了联系，似乎他的出现，纯粹是上天派来专门为玲芳转劳动指标的。由于小苏的帮忙，改写了玲芳的历史，也使我们家庭走出低谷、开始了走上欣欣向荣阳关道的新阶段。所以，我们对小苏，一直是心存感激的。同时也感到，古人“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说法，还是很有道理的。
十、科技兴厂
文革中期，毛主席发表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6.26”指示，同时又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个伟大的宝库，应该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于是，全国掀起了大办合作医疗、大办赤脚医生、大力提倡中草药的热潮，这给中药行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其有利的大环境。大约1973年，国务院发布“121号文件”，指出要努力发展中药；中成药要开展科学研究、剂型改革、中药西制；中药厂要和西药厂一视同仁……。消息传来，极大地鼓舞了药材系统生产、经营中成药的积极性。省药材公司决定要我今后就重点抓中成药厂。
当时长沙的中药厂都是“前店后厂”作坊式的小厂，规模很小，往往是店面缺什么，后面就临时生产什么，不仅批量小、手工操作、技术落后、而且品种单调（尽是一些蜜丸、糖浆、膏汁之类），生产方法也各有一套，根本谈不上什么规范的工艺流程。这使中成药厂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省里其它地区的中药厂就更落后了。为贯彻国务院“121”指示，尽快改变中成药厂的落后面貌，在省药材公司领导的支持下，我从下列几方面对全省中药厂的发展进行了调整和努力：
按当时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对全省相对讲已经有一定规模的12个地市级的中药厂统一安排生产，划定银翘解毒丸、杞菊地黄丸等近20个常用中成药品种作为省管成药，统一购销调存，以利药厂规范工艺、扩大生产；为集中财力物力，也为保证质量、防止中药厂遍地开花，和省药政药检部门协同动作，强行规定那些设备极其简陋的县级以下（含县级）的中药厂只能搞饮片，不准生产中成药。
核定各省管成药的原辅料消耗定额，以便在当时物资供应普遍紧缺的情况下，集中全省的力量组织原料供应，同时也促使药厂明确今后各自的发展方向，积极引进和改进生产技术，努力添置技术含量高的生产设备，改革和创新剂型，挖掘民间验方开展新产品研究，提高自身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争取早日形成“拳头产品”。
确定湖南当时最大的长沙、湘潭两个中药厂为全省技术改造重点中药厂。我曾和该两厂的厂长、技术员一再跑北京国家医药局、湖南省计委请示、汇报；到兄弟省市参观学习，制订该中药厂的改造方案；陪同上级领导到厂里考察调研……，经多方努力，终于实现把该两厂纳入湖南省的中药厂技术改造计划，由省计委拨专款80万元，这在当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同时，国家医药局每年按核准的中药科研计划，下拨科研三项经费予以支持。有了这两笔经费的支持，各项工作就都活了，我的“指挥”也更有效了，从而揭开了湖南省中成药厂技术改造和大发展的序幕。
为了努力发展中成药厂，积极引进新技术，大力开展技术改造。在此后的多年内，我一年中几乎有大半年出差在外：和药厂的领导和技术人员去兄弟省市技术改造搞得好的药厂参观、学习、取经、拍照（取不到图纸和文字资料时，拍照是获取技术资料的重要方法之一）；到有关技术研究部门求教，以解决生产或技改中的难题；到兄弟省市药材公司采购和求援成药原料；和技术人员一起讨论技术改造、剂型改革和新产品开发方案；深入湖区、山区、民族聚居区（如苗乡）挖掘民间确有良效的单方、验方或草药，以便回来经科学加工整理和临床验证，试制成新产品；联系安排县级小厂，就地取材生产中成药所需原料的中间产品（如苏叶油、蛇胆汁等等）；安排指定县药材公司，特地收购某种当地有产的非常规中草药，然后全部运往指定的加工厂，生产省管成药所需的中间产品（如零陵的鲜苏叶、湘西苗乡的海蚌含珠草、常德的牛羊胆汁等等），以保证中药厂的原料供应；找医院商讨谈判为新开发的中成药进行临床实验的要求和条件……。
我在湖南共工作了十八年，湖南的近百个地、州、市、县，我至少去过80%。在无数次的出差调研考察中，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为发掘苗族验方，以便开发中草药新产品。我在湘西自治州卫生局的陪同下，和药厂及省药检所的技术员一起去湘西武陵山深处的苗乡矮寨坡调研。这里95%的村民是苗族同胞，他们有着自己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但也都会讲流利的汉语，平时的衣着已经和汉族分不出来了；这里的住房大都是竹结构的矮楼，上层住人，下面养猪，猪是放养的，可以满街跑；这里的花斑蚊子又黑又大，大白天也敢出来咬人；这里山高、沟深、路险、森林茂密，交通极其不便，旧社会几乎家家都有人参加土匪，连不少老婆婆也会打枪；当时由于民族矛盾尖锐，苗区很多人都会“放蛊”，即随身携带用苗药提炼的一种面粉样的剧毒药，外来人员只要稍不小心入口一点点，就会倒下不省人事，解放时这里曾是湘西剿匪的重点地区。自治州的同志告诉我：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当年黎苗部族首领蚩尤被黄帝战败于中原涿鹿山后，率残部逃到江南的深山老林中避难，繁衍至今。我想：如果那次是蚩尤打败黄帝，那么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是否将会重新改写了。那悬崖峭壁上的矮寨坡，曾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道，据说为荡涤土匪、解放矮寨坡、并把公路修进村，有近千名解放军战士牺牲在这段悬崖峭壁的工地上。我仰头看看盘旋而上、在几近90度悬崖绝壁上凿出来并蜿蜒伸入云端的盘崖公路，真壮观啊！这是一条解放军战士用汗水、鲜血和生命铺成的山路啊！凑巧一辆公交车正缓缓爬坡上行，这段矮寨坡路段，它竟足足开了50分钟，才离开我们的视线。想想当年，多少英勇的解放军战士，他们为统一祖国、解放湘西、开发苗乡而流血流汗、献出青春，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的光辉群体形象将永远活在我们后人的心中！并激励着我们要不畏艰险、排除万难，继续为祖国的富强、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努力工作。
这次调查中我们发现：苗乡的确有不少独特的草药品种和治疗方法，但大都很难引进到工厂进行批量生产。因为，苗族同胞大都是用刚采来的鲜药：有次上山，一位同伴的脚被虫咬了，肿了起来，陪同的苗家“赤脚医生”随手在附近采了一些草药“满天星”，去泥去根后揉成团，放嘴里咀嚼后立即敷于患处。虽然第二天确实消肿了，但却难以推广，因为“满天星”是野生草药，虽有不错的消炎作用，但产量不多，且晒干后疗效就大大降低了，所以难以批量收购药用，加之他们的用药方法太原始了。不过这次调研，还是有收获的：后来经成份分析、提取、临床实验、药政报批，实现了用当地产量较多的草药“十大功劳”，就地提取黄连素，代替货源紧缺的中药黄连，供全省中药厂做成药原料；定点收购当地草药“海蚌含珠草”，就近由湘西自治州药厂生产“止痢片”，供全省调拨。
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有国家政策的支持和有关各级领导的重视，在全省中药厂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在此后的四年间，湖南省的中成药厂得到极大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产值产量直线上升，新剂型、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不断增加，中成药出口创汇的品种和金额几乎连年翻番，省内中成药的自给率也大幅度提高。湖南省中成药几年中的大发展，受到国家医药局科技处和湖南省商业厅科技处（当时是省医药公司的主管部门）的一致好评和充分肯定（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我还为此被推荐为湖南省首届科学大会的先进个人出席了会议，这些都是后话了）。在这几年中，全省12个地市中药厂的厂长和技术员也都成了我的亲密朋友，其中尤其是长沙中药一厂的厂长张再兴，成了我工作中极其亲密、非常得力、配合默契的合作伙伴。
十一、玉宇澄清
转眼间，日历翻到1976年9月，北京传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一代巨星陨落，山河震动，举国同悲。今后中国将向何处去，全国人民都以极大的关心，注视着中央的政局动态。
毛主席逝世后，社会上各种势力都重新洗牌，各路妖孽也蠢蠢欲动、纷纷出洞，试图借机再表演一番。当时因湖南中成药技术改造搞得比较活跃，国家医药局科技处一位王副处长正下基层在长沙中药一厂蹲点。在药厂为毛主席敬扎花圈时，一阵大风吹来，把王副处长所在办公室的门吹得关上了，发出了很响的“砰”的一声，于是，中药一厂的造反派又乘机大做文章了：说厂部现任领导班子勾结国家医药局的王处长，对革命群众敬做花圈极端不满，把门狠狠地关上，以发泄他们对毛主席的“刻骨仇恨”。由此，要打倒王处长，要“夺回中药厂的领导权！”一时间，大字报贴满药厂办公楼。同时，抗议揭发的信件、电报纷纷飞往北京国家医药局……。不到5天，北京来电让王处长立即回京述职……。造反派竟然要对我们请来的国家医药局的人发难，我真是义愤填膺。为了尽量减少对王处长的政治压力，我立即用省药材公司和长沙中药一厂联合发公函的形式，向国家医药局陈述事件的经过情况，以求澄清王处长是被诬告的事实。虽然长沙中药一厂的造反派终于没有翻得了天，但不久后仍然有消息传来：王处长被调往贵州任职。这一调动是否与长沙中药一厂的事件直接有关，我就不得而知了。
毛主席逝世后，所谓的“文革旗手”江青——毛主席的第三（？）任妻子，她曾在文革初期发表讲话评论中国的电影，把解放后文革前17年中的影视界骂得一片漆黑、一无是处；她认为17年中没有拍过一部合格的电影，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惟有她领导下搞的8个样板戏是最优秀的；她又曾调动不少御用文人，大肆为吕后、武则天、慈禧太后翻案并歌功颂德，以便为她自己将来掌权大造舆论，以致被西方记者称做“红都女皇”；她还曾以她的特殊身份，到处指点江山、发表讲话，打击排斥异己，俨然以“毛主席的代言人”自居；勾结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企图抢班夺权，并指使他们在各省市区的喽罗纷纷“代表”各自的军区和政府向江青写“效忠信”、发“效忠电”……一时间鼓乐齐鸣、甚嚣尘上，搞得人们眼花缭乱、昏天黑地，似乎江青已经快要和毛主席划上等号了。
那几天，各单位为表示对毛主席的忠诚，纷纷连夜开展了布置毛主席灵堂的攀比活动，追悼会筹备的规模越搞越大，内容越搞越多……。
由于我是业务干部，公司开完追悼会后，我就出差到湘南的零陵药厂去了：当时正要研究讨论扩大藿香正气水生产线的设备选型和安装问题。当十月初我们确定方案后，药厂副厂长兼技术主管龚国范陪我一起回长沙，准备顺带去湖南农学院提运成药原料苏叶油（藿香正气水的主要原料之一，当时全省就定点由农学院一处生产供应）。凌晨我们在长沙火车站下车后，第一眼就看到一条巨大的标语：“热烈欢呼揪出四人帮”、“打倒江青、王洪文……！”我们都大吃一惊：“哦！这个权倾朝野的极左分子江青一下子就完蛋了！？”
回到公司，人们正奔走相告：“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叶剑英等革命老将，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人们敲锣打鼓放鞭炮，高唱“大快人心事，打倒四人帮”。相传陈毅元帅临终时曾作诗留嘱妻子张茜曰：“江妖欲演逼宫戏，作孽类同苏妲己；孽障受擒伏法日，告余冥间饮万杯。”……后来中央也发文告诉全国人民：毛主席也早就觉察江青他们怀有阴谋、有野心，只是毛后来病重，未能来得及亲自揪出“四人帮”。
随着“四人帮”的垮台，那些靠“打砸抢抄抓”起家的造反派们的“好日子”当然也就彻底到头了。鹰偶然也许会飞得比鸡还要低，但鸡永远也不可能飞得象鹰那么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拨乱反正，确立了“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破除了“两个凡是”的迷信，带领我们伟大的祖国改革、开放，走上繁荣昌盛的康庄大道，使我们中华民族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迎来了又一个政治上的明媚春天。而我个人的人生道路，也“玉宇澄清、云开日出、大地回春”，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每每想到这些，我就由衷地感激邓小平，情不自禁地要千遍万遍地欢呼：“小平同志，您好！”
2004年3月写于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