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王尚文先生的教育思想及其命运（0906“特稿”）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22:58:27
王尚文先生的教育思想及其命运
——兼谈中国语文教育改革
钱理群
一、王尚文先生语文教育思想的特点。
早在1993年周有光先生在为王尚文先生《语文教育学导论》所写的序里，就有了两个重要概括，我这里稍作一点发挥。
周有光先生说：“尚文先生的《语文教育学导论》却从本体论的角度认识语言，以语言不仅仅只是工具，更是人的生命活动、精神活动为逻辑起点，探讨语文教育的价值、任务、内容、机制以及方法等，得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应该说是向语文教育的客观规律趋近了一大步，不仅具有较高学术价值，而且对语文教育实践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我以为周有光先生的这一判断是符合事实的：王尚文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已经自成一家。这在当下语文教育理论界并不多见，难能可贵。
在我的理解里，王尚文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体系，是以一个基本逻辑起点、四大理论支柱构成的。
所谓“一个基本逻辑起点”，有两个侧面：一是语文和人的关系，即强调“语言不仅仅只是工具，更是人的生命活动、精神活动”；一是中学语文教育和人的关系，如王尚文先生所说：“人是人的生成过程，教育是促进这一过程的努力，而语言和文学的教育对于青少年心灵的成长发展不可或缺、不可替代，可以说是一切教育的基础。”（《管窥筐举二十年》）王尚文的语文教育思想是以“人”、“人的生命”为中心的。关注人，关注人的生命存在，这是以“立人”为出发与指归的教育的“人学”。王尚文的语文教育思想，有很强的人本主义的色彩，是以生命哲学为其根基的；我想把它概括为“人本主义的生命教育观基础上的新语文教育学”。
这里讲的“语文教育学”，有两个含义，一方面是“语文学”，用周有光先生的说法，就是“研究人对语言的感知、理解和运用”，另一方面，又是“教育学”，研究如何培育学生对语言的感知、理解和运用。正是在这样的语文教育学的研究目标下，王尚文先生提出了他的四大论，即人文论、语感论、课程复合性论和对话论，实际是要处理语文教育与实践的四个关系，即语文教育价值论上的“语文与人文的关系”，语文本体论上的“语感与语识（语文知识）的关系”，课程论上的“语言和文学的关系”，教学论上的“对话与引导的关系”。这四大论不仅有共同的逻辑起点，而且也有紧密相联的内在逻辑结构，因此，就成了体系。
我把它称之为“新语文教育学”，是要强调它是和在语文教育学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科学主义基础上的工具论、知识中心论和教师中心论”不同的另一种语文教育学的存在。因此，它一出现，周有光先生就发现了它的异质性，说它是“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
但周有光先生接着又说了一句话：“它的‘新’和‘异’又是基于对现代哲学、美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研究成果的大胆汲收。”这就涉及王尚文语文教育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它的深厚的理论资源。
我想首先要强调的，是王尚文对民族语言与教育资源的重视。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他对中国传统的楹联的研究及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这也是他的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语文教学的母语教育性质，必须充分重视汉语言文字的特点，也就是说，所要建立的“语文教育学”是“汉语文的民族语文教育学”。
但同时又需要开放的胸怀与眼光。这一点王尚文先生是高度自觉的：一是向多学科开放，一是向世界各国的文化开放。这就是周有光先生说的对世界现代哲学、美学、语言学、心理学资源的广泛吸取。他的语感论与乔姆斯基语言学的关系，他的对话论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的关系，都是很值得关注与研究的。可以说，王尚文语文教育思想，是建立在民族语言、教育传统与多学科的世界知识这两个基础上的，这也是它能自成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本身就具有一种启示性：一个时期，我们忽视本民族的语言、教育资源和传统，简单地搬运外国语文教育的“新思潮”；而现在又似乎出现了一个拒绝吸取外国，特别是西方资源的思潮。
这都是应该引起警惕的。
如果我们把王尚文语文教育思想形成过程作一个历史的考察，就可以发现，他的语文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紧密相连的。1990年，王尚文在他的第一部著作《语文教改的第三浪潮》中，提出在“以片面强调政治性为基本特征的第一浪潮”和“以片面强调工具性为基本特征的第二浪潮”以后，应呼唤“以突出人文性为基本特征的第三浪潮，把语文教学与青年一代思想、个性、心灵等成长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他的教育思想也同时呼之欲出。此后，他又于1994年出版《语文教育学导论》，特别是1995年出版《语感论》，初步形成了他的教育思想体系。但他的“第三浪潮”的呼吁，直到1998年语文教育大讨论才得到响应，他的这三部著作就自然成了这次讨论的理论依据之一，并引发了热烈的争论。在争论中，王尚文又于1999年出版《语感论》修订本，2001年出版《语文教学对话论》，2007年和他的学生合作出版了《走进语文教学之门》，进一步深化、完善了他的语文教育思想体系。正是这样的与语文教育改革的密切联系，构成了王尚文语文教育思想的第三个特点。它也因此获得了一个特殊价值：可以说，王尚文语文教育思想，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在语文教育理论上的重要收获之一。
于是，也就有了我们所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二、王尚文语文教育思想的历史命运。
如前所说，王尚文的人本主义的生命教育观基础上的语文教育学，是和科学主义教育观基础上的主流语文教育学不同的另一个存在，这就注定了它在中国语文教育改革中曲折而复杂的命运。据我的观察，大概是三部曲——
它首先是作为一个异端出现的。因此，一开始就遭到漠视和冷遇：1990年发出呼吁，八年间无人响应，也无人反驳。
到1998年的教育讨论中，他所提出的“人文性”突然被发现，而且很快成为热门、显学、时尚，但同时就被歪曲、被阉割。“人文性”变成了“人文秀”，强调“语感”被歪曲成对“知识”的全盘否定，强调“对话”被歪曲成对“引导”的否定，也成了“对话秀”。王尚文突然发现，他所呼唤出来的“人文性浪潮”走到了他的愿望的反面，就产生了“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的悲哀。
现在大概又要到第三部曲了：科学主义的工具论、知识中心论、教师中心论重新恢复其主流地位，王尚文的教育思想很可能再度被边缘化，而且还要背上对语文教育改革的混乱负责的罪名。
我们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三部曲？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是人类思想、文化发展史上不断出现的现象。这问题比较复杂，我们今天不作讨论。要讨论的是另一方面：王尚文教育思想的命运，三部曲的出现，实际上是和语文教育改革，以至整个教育改革的一些致命弱点、先天不足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致命不足，在我看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首先，中国教育改革、语文教育改革完全是自上而下，由政府行政部门主导的。由于教育从来就是一个国家行为，因此，这样的主导是必然的，有它的合理性。但却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缺乏自下而上的民间改革力量的支持与制约，二是政府行政部门运用自己的权力主导教育改革，这个权力应使用在什么范围，要不要有所限制？这就是王尚文先生在《求同存异，致力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一文中所提出的，《课程标准》这类指令性、权威性的文件，它究竟应该管什么？不应该管什么？在我和王尚文先生，以及许多朋友看来，《课程标准》只需要也只能管住一个，就是提出语文教育质量的国家标准。简单说起来，就是三条，一是情感，要热爱母语，理解、感悟汉语言文字的特点，二是能力，运用母语的听、说、读、写的能力，三是习惯，学习语文的习惯，语言文明的习惯。我相信，这三条是能够成为大家的共识的。《课程标准》应该用准法律的形式把它明确下来，并把它具体化，提出阶段性的指标，最后通过国家考试的办法进行考核，检查各个学校的语文教学是否达到了这些质量标准，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否合格。至于依据什么教育理念，遵循什么教育原则，使用什么教材，采取什么教学方法，来达到这样的教育标准，应该由学校和教师自主决定，也就是在统一教育标准以后，应该给学校和教师以充分的实践、试验的选择权，自主权。这就用得上“不管黑猫、白猫，逮着耗子就是好猫”的原则，只要学生的听、说、读、写的能力切切实实提高了，学生的学习习惯、语言文明习惯认认真真养成了，就是高质量，至于通过什么途径去提高语文能力，培养语文习惯，应该让学校和教师各显神通，国家及各级行政部门根本不用管。在我看来，我们现在的问题，正在于国家对语文学科的性质、教学原则、方法这些学术争论的问题，需要在教学的不断实践中解决的问题，通通作出了统一的、硬性的规定。由于《课程标准》所特具的准法律的性质，执行不执行这些统一规定就和权力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导致本来是正常的学术分歧和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些年来却演变成输赢之争、生死之争，蜕化成“党同伐异”的利益之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而且，在学科性质、教育原则、方法这些问题上，本来就有不同意见，现在硬要统一，就只能是对《课程标准》规定的性质、原则、方法，各作解释，各取所需，或并不理解，就盲目追随，进而推置极端。这也是这些年语文教育思想混乱，造成基层教师无所适从，纷纷惊呼“不会教书了”的根本原因所在。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任何一个学术观点、教育思想，它的合理性，只能在教学实践中，逐渐得到证实，逐渐被接受、被推广，同时又在不断被质疑和教学实践的检验中不断得到修正和发展，它的生命力就在这里。它或它的某些思想原则一旦被国家权力置于“统一标准”的地位，就面临被扭曲的危险。
其二，我们的教育改革所采取的是群众运动的方式。大嗡大闹，大造声势，搞各种各样的教育工程，举办花样百出的公开课，评比，检查，树标兵（我们叫“名师”），立样板，现在又加上商业炒作，更是热闹非凡。完全忽视了教育是一个慢的事业，是一个长期的实践中的潜移默化的过程。这就必然导致教育改革的形式主义化、空洞化、扭曲化，所谓“人文秀”就是这么闹起来的。
运动的方式就必然是只看形式，不认真研究学理，拿着鸡毛当令箭，把学理思考变成时髦。比如，看见或听说你谈人文性，根本不去研究你是怎么谈人文性与语文性的关系的，就把你的思想简化为他自己似懂不懂的所谓“人文性”，大加鼓吹，进行商业性的炒作，以至你忍不住要宣布，你已经不是一个“人文论者”了。
其三，一切改革，包括语文教育改革，都会涉及利益问题。语文教育改革之所以弄得如此复杂，许多问题纠缠不清，就因为夹杂着利益关系，而在中国，这样的利益关系又必然是和复杂的人事关系纠缠在一起的。王尚文这样的异端思想，之所以受到冷遇，以后又受到攻击，在一些人看来，永远是一个有罪之身，原因就在于触犯了语文教育界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他事实上已经部分地接受了你的观念（下面我们会谈到，学术论争中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但他绝不会公开承认，只偷偷地把你的变成是他的，而且是“早已有之”的），但还是要说你是错的，你有罪，原因就在于你的存在对他构成了威胁。理念之争、学术之争，变成了利益之争、人事之争，就无聊了。
这里，还需要提醒注意的是，今天的改革，它所涉及的利益关系，如王栋生先生所说，是多层次的。不仅有教育行政部门、行政官员的利益，各级教研员的利益，校长的利益，也还有教师的利益，家长的利益，以至学生的利益。对以上各类人来说，他接受什么教育理念、方法，接受什么教材，其科学性、学理的合理性，已经不再重要，关键是对他是否有利。有时候甚至明知你的教育理念、方法是正确的，但就因为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比较费劲和麻烦，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你。如果非要采用，也尽量要简便，好用，少付出代价，这就必然要曲解，“为我所用”。这样，教育改革、实验，变成有利的操作，就完全变质了。
最后，还要谈到思维方式和习惯的问题。我们已经习惯于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强调人文性，就要否定语文性；强调语感，就要否定知识；强调对话，就要否定引导。这样的极端化，自然要出现混乱。于是，再回过来，走到另一个强调语文、知识、引导而否定人文、语感、对话的极端。这就叫“翻烙饼”，我把它叫做“钟摆现象”，其实就是瞎折腾。想想看，几十年来，我们中小学语文教育经过了多少次折腾！而每一次折腾都是以一代学生语文水平的下降为代价的。可以说，折腾一次，就害了一代人。
面对这样的权力干涉，运动方式，商业炒作，利益争夺，极端思维，浮躁心理……要进行教育改革，要坚守自己的教育思想，确实需要有王尚文先生所说的“下地狱”的决心和勇气。看清这一点，就知道王尚文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自己的语文教育理想、理念，是多么不易，又多么可贵。我们正是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启示，这就是我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
三、王尚文先生教育思想背后的精神及其对我们的启示：面对当下中国语文教育界的诸多问题，我们如何自处？
我主要谈四点。
首先，在论争中坚守、调整、完善、发展自己的思想。
王尚文先生一直是所谓人文论、工具论论战中处于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如何面对论争，对他以及我们自己都是一个问题。王尚文先生在《求同存异，致力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一文中说：“我至今仍然认为语文属于人文课程，但我对于工具论者怀有真诚的敬意。”我体会，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要“坚守”。不仅是因为自己的语文教育思想是严肃思考、认真研究的结果，自然不能轻易放弃，而且学术研究的健全发展，不仅需要创新，还需要保守，即对基本学术立场与观点的坚持。一个学者如果没有自己的基本学术立场和观点，如果有了而守不住，不断地变来变去，自我学术形象就会变得模糊，最后丧失了自己的学术个性，而且这还是个陷阱，弄不好，就会蜕变为“流氓文化与学术”。鲁迅早已警告：“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通称为流氓。”我们对学术流氓应保持高度警惕，他们是和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当然，一般人的盲目趋新和学术流氓是有区别的，但也会构成其社会基础。
而真正的严肃的学者和教师，是不会因权力意志和时尚而轻易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的。这样的学者在工具论者和人文论者中都多有先例，他们都应该受到尊重。当然，坚守并不等于固执己见，还需要坚守中的自我调整。这涉及到如何科学地看待学术观点的合理性的限度的问题：对己所认同者，既要充分肯定其价值，同时也要看到其可能有的遮蔽；对异己者的不同观念，也要看到其总体的不能认同之外，也还可能包含着若干合理的因子，其谬误仅在其走到了极端。因此，在学术争论中，一方面，每一方都必然要坚持自己观念的合理性，据理而力争；另一方面，也要尊重对方的意见，要善于从对方的不同意见中发现其某些合理的因素，特别是要从对方对自己的驳难中警觉自身可能存在的盲点或陷阱，进而对自己的观点作出某种调整、完善与发展。我以为，王尚文先生对持工具论的学者始终保持尊重，以至后来发出“求同存异”的呼吁，原因即在于此，“同”是确实存在的，而“存异”更是有利于双方思想在相互制约、补充、渗透中得到更健全的发展。王尚文先生为此作出的努力，是特别具有启发性的。如果我们把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语文教育的人文性的论述和他后来经过论战以后的阐释相比较，就可以发现，其观点和立场的前后一贯性，这是最基本的；但也不难发现其中的调整，或者说一些原来没有说清楚的，经过论战中对方的质疑，特别是面对实践中所发生的新问题，认识有了深化，阐述也就更为充分、全面和准确。比如明确提出“人文原在语文中”——用我的说法，就是语文的人文性和语文性是“一张皮”而不是“两张皮”，这样的认识与阐释，就显然更为科学，而且也可以说，有了新的发展。
在论争中，最应该防止的，是绝对化的极端思维，即认定自己绝对正确，对方绝对谬误，而且为了和对方划清界限，不惜将自己的观点推向极端。其结果就必然是自己观点里原有的合理性在极端的推演中丧失殆尽，而走向反面。
因此，对于学术论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以“追求真理”为指归，就能够做到坚守中的调整，从而完善和发展自己的思想。另一种以“争输赢，争权力、地位”为目的，就必然拒绝作自我调整和完善、发展，进而导致自我的僵化。这已经涉及第二个问题——
跳出名利场，权力场，多一点承担意识。
这也正是我们所要追问的：为什么王尚文先生在语文大论战中，既坚持了思想的独立，敢于对权威的观念挑战，大胆说出“我不同意”；又对自己的思想观念保持清醒，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和自我超越？其实很简单：他摆脱了“名缰利锁”，淡泊名利，就能跳出名利场和权力场。而如我们前面所说，语文教育改革既已被利益化，语文教育界也就是一个名利场和权力场。沉溺其间，还是努力跳出，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能不能坚守教育理想与理念的一个关键。于是，我们还要追问：不求名利，求什么？王尚文先生一再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语文教育事业略尽绵薄之力”，那么，这不息的动力来自哪里？王尚文先生回答说，是“出自内心的兴趣”和“作为一个语文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感”（《〈语感论〉修订版后记》），以及“为了我们的下一代”的信念（《〈走进语文教学之门〉后记》）。我想把它概括为“三承担”，即对自我的承担，对教育的承担，以及对民族未来的承担。首先是语文教育对他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他对语文教育的无穷忧虑的另一面，是他享受着语文教育给他带来的无穷的快乐，他是“语文人”，离开了语文教育，他的存在就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他同时对语文教育事业负有使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而教育从来就是指向明天的，我们是为国家、民族的未来培养人才的。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教育搞好了，子孙受益，永远感激我们，教育的任何失误、失败，都会贻害后代，我们也将受到谴责！王尚文先生正是时时刻刻感到这种面对民族未来的压力，他的所有的思考、研究，就是为了寻求摆脱中国中小学语文教育困境的出路，以便对子孙后代有一个交代。不懂得王尚文先生这样的使命感、欠债感，就永远无法理解他的教育思想。他的具体的教育思想是可以讨论的，但他的教育思想背后的这样的自觉的承担意识却是更具有普遍意义，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其三，坚持教学实践，真正有活力的教育思想存在于民间。
语文学科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实践性。一切教育思想、理念最终都要落实到第一线教师的教学实践。因此，我曾经提出，教育思想、观念上的是非不是单靠争论所能解决的，它需要接受教学实践的检验。因此呼吁“语文教育界持有不同意见的朋友，大家不仅据理力争，而且各自按自己的观点，编出自己的教材，在教学中进行实验性运用，由此形成各家的良性竞争。而竞争的结果，不会是‘一家吃掉一家’，而是平等共存，互为补充，又相互制约”（参看《致于漪先生书（2001年）》，收入《语文教育门外谈》）。所以后来王尚文先生用很大的精力编写教材（《初中语文课本》等）和课外读物（《新语文读本》、《现代语文初中读本》等），都是很自然的一个发展。我希望不赞成王尚文语文观的朋友，也编出能够体现自己语文观的教材、课外读物，并运用于课堂教学，这或许会有助于语文教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的局面的形成。
这里我还要特别提出一个总结第一线语文教师的实践经验的问题。最近我在研究乡土教材，接触到一个“乡土知识”的概念。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我们的父老乡亲祖祖辈辈生活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积累了和这一方水土（大自然）、这一方人和谐相处的经验和知识，这样的“乡土知识”应该是今天我们从事新农村建设最宝贵的资源。我由此想到的是，我们的许多第一线教师，他们不是按照某一种理论（无论是工具论，还是人文论）去进行教学的，但他们确实培养出有着很高的语文素质的学生，总有些道理，在这些日常的教学中很可能就蕴藏着十分珍贵的语文教育思想。我们现在的语文教学遇到了许多问题，我们这些学者可以作无休止地争辩，第一线教师却每天都必须去面对，去处理，其中一些有责任心的、有教育智慧的教师，就必然会产生一些应对的办法，创造出一些经验，其中也必然蕴涵着许多宝贵的教育思想的萌芽，这些都需要语文教育学的理论工作者去关心、学习、总结与研究。我坚信实践出真知，真正有活力的教育思想存在于民间、语文教学的第一线。最近这几年我先后总结了十个教师的典型经验，尝到了甜头；我也期待着王尚文先生，以及和他有着相同或不同的教育观念的语文教育学的专家们，都能带着你们的博士生、硕士生，深入到教学的第一线，去关注和总结语文教育改革中涌现出的新经验，同时发现新问题，进行新的理论思考，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争论，许多问题就能看得更清楚。我同意王尚文先生“求同存异”的意见，还要补充一句：少争论，多实践。
最后，培养年轻一代的语文教育学研究者和青年教师，是一个迫切的任务。
不可否认，我们已经老了，我和王尚文先生是同龄人，今年都年过70了。我们可做的事，是完善和发展自己，而不可能有更新的创造。这样，就把接班人的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今天在主席台上还有王栋生老师、黄玉峰老师，他们目前还坚守在教学第一线，是当下语文教学界的骨干力量，但他们也面临退休，也有一个接班人的问题。王尚文先生在培养接班人上是有高度自觉的，他在浙师大已经培养出了一个团队，这是他的成就和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年我们都在讨论语文教育的学派问题，我在福建陈日亮老师、江苏洪宗礼老师语文思想讨论会的发言中都谈到了建立“闽派语文”和“苏派语文”的问题，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王尚文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建立“浙派语文”应该是讨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建立学派，当然必须有理论建设，但人才的培养也不可忽视。因此，我们今天来开这个会，总结王尚文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是更寄希望于在座的王先生的学生和来自第一线的年轻的语文教师的。
在我要结束这篇或许过于冗长的演说时，看到就座在主席台上的王尚文、王栋生、黄玉峰先生这三位《新语文读本》的同仁，不能不想到已经远行的商友敬先生。他如在场，定会有精彩的发言。这里，只能代读他在生前最后的著作《坚守讲台》里的一段话，我们也就仿佛听到了他的声音——
“王尚文先生和他的语文教育论著，我是很敬重的。九年前，读他的《语感论》初版，四年前又读他的《语感论》修订版，可以看到他在语文教学理论上努力追求努力突破的轨迹。如今他又经过长期的独立思考，推出了《语文教学对话论》，证明他又一次走到了语文教育改革的理论前沿，证明他并没有老。”
这也是所有朋友的共同祝祷——
愿王尚文先生学术青春永驻！
（本文为作者在“王尚文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
——兼谈中国语文教育改革
钱理群
一、王尚文先生语文教育思想的特点。
早在1993年周有光先生在为王尚文先生《语文教育学导论》所写的序里，就有了两个重要概括，我这里稍作一点发挥。
周有光先生说：“尚文先生的《语文教育学导论》却从本体论的角度认识语言，以语言不仅仅只是工具，更是人的生命活动、精神活动为逻辑起点，探讨语文教育的价值、任务、内容、机制以及方法等，得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应该说是向语文教育的客观规律趋近了一大步，不仅具有较高学术价值，而且对语文教育实践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我以为周有光先生的这一判断是符合事实的：王尚文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已经自成一家。这在当下语文教育理论界并不多见，难能可贵。
在我的理解里，王尚文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体系，是以一个基本逻辑起点、四大理论支柱构成的。
所谓“一个基本逻辑起点”，有两个侧面：一是语文和人的关系，即强调“语言不仅仅只是工具，更是人的生命活动、精神活动”；一是中学语文教育和人的关系，如王尚文先生所说：“人是人的生成过程，教育是促进这一过程的努力，而语言和文学的教育对于青少年心灵的成长发展不可或缺、不可替代，可以说是一切教育的基础。”（《管窥筐举二十年》）王尚文的语文教育思想是以“人”、“人的生命”为中心的。关注人，关注人的生命存在，这是以“立人”为出发与指归的教育的“人学”。王尚文的语文教育思想，有很强的人本主义的色彩，是以生命哲学为其根基的；我想把它概括为“人本主义的生命教育观基础上的新语文教育学”。
这里讲的“语文教育学”，有两个含义，一方面是“语文学”，用周有光先生的说法，就是“研究人对语言的感知、理解和运用”，另一方面，又是“教育学”，研究如何培育学生对语言的感知、理解和运用。正是在这样的语文教育学的研究目标下，王尚文先生提出了他的四大论，即人文论、语感论、课程复合性论和对话论，实际是要处理语文教育与实践的四个关系，即语文教育价值论上的“语文与人文的关系”，语文本体论上的“语感与语识（语文知识）的关系”，课程论上的“语言和文学的关系”，教学论上的“对话与引导的关系”。这四大论不仅有共同的逻辑起点，而且也有紧密相联的内在逻辑结构，因此，就成了体系。
我把它称之为“新语文教育学”，是要强调它是和在语文教育学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科学主义基础上的工具论、知识中心论和教师中心论”不同的另一种语文教育学的存在。因此，它一出现，周有光先生就发现了它的异质性，说它是“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
但周有光先生接着又说了一句话：“它的‘新’和‘异’又是基于对现代哲学、美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研究成果的大胆汲收。”这就涉及王尚文语文教育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它的深厚的理论资源。
我想首先要强调的，是王尚文对民族语言与教育资源的重视。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他对中国传统的楹联的研究及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这也是他的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语文教学的母语教育性质，必须充分重视汉语言文字的特点，也就是说，所要建立的“语文教育学”是“汉语文的民族语文教育学”。
但同时又需要开放的胸怀与眼光。这一点王尚文先生是高度自觉的：一是向多学科开放，一是向世界各国的文化开放。这就是周有光先生说的对世界现代哲学、美学、语言学、心理学资源的广泛吸取。他的语感论与乔姆斯基语言学的关系，他的对话论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的关系，都是很值得关注与研究的。可以说，王尚文语文教育思想，是建立在民族语言、教育传统与多学科的世界知识这两个基础上的，这也是它能自成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本身就具有一种启示性：一个时期，我们忽视本民族的语言、教育资源和传统，简单地搬运外国语文教育的“新思潮”；而现在又似乎出现了一个拒绝吸取外国，特别是西方资源的思潮。
这都是应该引起警惕的。
如果我们把王尚文语文教育思想形成过程作一个历史的考察，就可以发现，他的语文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紧密相连的。1990年，王尚文在他的第一部著作《语文教改的第三浪潮》中，提出在“以片面强调政治性为基本特征的第一浪潮”和“以片面强调工具性为基本特征的第二浪潮”以后，应呼唤“以突出人文性为基本特征的第三浪潮，把语文教学与青年一代思想、个性、心灵等成长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他的教育思想也同时呼之欲出。此后，他又于1994年出版《语文教育学导论》，特别是1995年出版《语感论》，初步形成了他的教育思想体系。但他的“第三浪潮”的呼吁，直到1998年语文教育大讨论才得到响应，他的这三部著作就自然成了这次讨论的理论依据之一，并引发了热烈的争论。在争论中，王尚文又于1999年出版《语感论》修订本，2001年出版《语文教学对话论》，2007年和他的学生合作出版了《走进语文教学之门》，进一步深化、完善了他的语文教育思想体系。正是这样的与语文教育改革的密切联系，构成了王尚文语文教育思想的第三个特点。它也因此获得了一个特殊价值：可以说，王尚文语文教育思想，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在语文教育理论上的重要收获之一。
于是，也就有了我们所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二、王尚文语文教育思想的历史命运。
如前所说，王尚文的人本主义的生命教育观基础上的语文教育学，是和科学主义教育观基础上的主流语文教育学不同的另一个存在，这就注定了它在中国语文教育改革中曲折而复杂的命运。据我的观察，大概是三部曲——
它首先是作为一个异端出现的。因此，一开始就遭到漠视和冷遇：1990年发出呼吁，八年间无人响应，也无人反驳。
到1998年的教育讨论中，他所提出的“人文性”突然被发现，而且很快成为热门、显学、时尚，但同时就被歪曲、被阉割。“人文性”变成了“人文秀”，强调“语感”被歪曲成对“知识”的全盘否定，强调“对话”被歪曲成对“引导”的否定，也成了“对话秀”。王尚文突然发现，他所呼唤出来的“人文性浪潮”走到了他的愿望的反面，就产生了“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的悲哀。
现在大概又要到第三部曲了：科学主义的工具论、知识中心论、教师中心论重新恢复其主流地位，王尚文的教育思想很可能再度被边缘化，而且还要背上对语文教育改革的混乱负责的罪名。
我们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三部曲？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是人类思想、文化发展史上不断出现的现象。这问题比较复杂，我们今天不作讨论。要讨论的是另一方面：王尚文教育思想的命运，三部曲的出现，实际上是和语文教育改革，以至整个教育改革的一些致命弱点、先天不足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致命不足，在我看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首先，中国教育改革、语文教育改革完全是自上而下，由政府行政部门主导的。由于教育从来就是一个国家行为，因此，这样的主导是必然的，有它的合理性。但却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缺乏自下而上的民间改革力量的支持与制约，二是政府行政部门运用自己的权力主导教育改革，这个权力应使用在什么范围，要不要有所限制？这就是王尚文先生在《求同存异，致力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一文中所提出的，《课程标准》这类指令性、权威性的文件，它究竟应该管什么？不应该管什么？在我和王尚文先生，以及许多朋友看来，《课程标准》只需要也只能管住一个，就是提出语文教育质量的国家标准。简单说起来，就是三条，一是情感，要热爱母语，理解、感悟汉语言文字的特点，二是能力，运用母语的听、说、读、写的能力，三是习惯，学习语文的习惯，语言文明的习惯。我相信，这三条是能够成为大家的共识的。《课程标准》应该用准法律的形式把它明确下来，并把它具体化，提出阶段性的指标，最后通过国家考试的办法进行考核，检查各个学校的语文教学是否达到了这些质量标准，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否合格。至于依据什么教育理念，遵循什么教育原则，使用什么教材，采取什么教学方法，来达到这样的教育标准，应该由学校和教师自主决定，也就是在统一教育标准以后，应该给学校和教师以充分的实践、试验的选择权，自主权。这就用得上“不管黑猫、白猫，逮着耗子就是好猫”的原则，只要学生的听、说、读、写的能力切切实实提高了，学生的学习习惯、语言文明习惯认认真真养成了，就是高质量，至于通过什么途径去提高语文能力，培养语文习惯，应该让学校和教师各显神通，国家及各级行政部门根本不用管。在我看来，我们现在的问题，正在于国家对语文学科的性质、教学原则、方法这些学术争论的问题，需要在教学的不断实践中解决的问题，通通作出了统一的、硬性的规定。由于《课程标准》所特具的准法律的性质，执行不执行这些统一规定就和权力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导致本来是正常的学术分歧和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些年来却演变成输赢之争、生死之争，蜕化成“党同伐异”的利益之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而且，在学科性质、教育原则、方法这些问题上，本来就有不同意见，现在硬要统一，就只能是对《课程标准》规定的性质、原则、方法，各作解释，各取所需，或并不理解，就盲目追随，进而推置极端。这也是这些年语文教育思想混乱，造成基层教师无所适从，纷纷惊呼“不会教书了”的根本原因所在。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任何一个学术观点、教育思想，它的合理性，只能在教学实践中，逐渐得到证实，逐渐被接受、被推广，同时又在不断被质疑和教学实践的检验中不断得到修正和发展，它的生命力就在这里。它或它的某些思想原则一旦被国家权力置于“统一标准”的地位，就面临被扭曲的危险。
其二，我们的教育改革所采取的是群众运动的方式。大嗡大闹，大造声势，搞各种各样的教育工程，举办花样百出的公开课，评比，检查，树标兵（我们叫“名师”），立样板，现在又加上商业炒作，更是热闹非凡。完全忽视了教育是一个慢的事业，是一个长期的实践中的潜移默化的过程。这就必然导致教育改革的形式主义化、空洞化、扭曲化，所谓“人文秀”就是这么闹起来的。
运动的方式就必然是只看形式，不认真研究学理，拿着鸡毛当令箭，把学理思考变成时髦。比如，看见或听说你谈人文性，根本不去研究你是怎么谈人文性与语文性的关系的，就把你的思想简化为他自己似懂不懂的所谓“人文性”，大加鼓吹，进行商业性的炒作，以至你忍不住要宣布，你已经不是一个“人文论者”了。
其三，一切改革，包括语文教育改革，都会涉及利益问题。语文教育改革之所以弄得如此复杂，许多问题纠缠不清，就因为夹杂着利益关系，而在中国，这样的利益关系又必然是和复杂的人事关系纠缠在一起的。王尚文这样的异端思想，之所以受到冷遇，以后又受到攻击，在一些人看来，永远是一个有罪之身，原因就在于触犯了语文教育界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他事实上已经部分地接受了你的观念（下面我们会谈到，学术论争中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但他绝不会公开承认，只偷偷地把你的变成是他的，而且是“早已有之”的），但还是要说你是错的，你有罪，原因就在于你的存在对他构成了威胁。理念之争、学术之争，变成了利益之争、人事之争，就无聊了。
这里，还需要提醒注意的是，今天的改革，它所涉及的利益关系，如王栋生先生所说，是多层次的。不仅有教育行政部门、行政官员的利益，各级教研员的利益，校长的利益，也还有教师的利益，家长的利益，以至学生的利益。对以上各类人来说，他接受什么教育理念、方法，接受什么教材，其科学性、学理的合理性，已经不再重要，关键是对他是否有利。有时候甚至明知你的教育理念、方法是正确的，但就因为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比较费劲和麻烦，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你。如果非要采用，也尽量要简便，好用，少付出代价，这就必然要曲解，“为我所用”。这样，教育改革、实验，变成有利的操作，就完全变质了。
最后，还要谈到思维方式和习惯的问题。我们已经习惯于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强调人文性，就要否定语文性；强调语感，就要否定知识；强调对话，就要否定引导。这样的极端化，自然要出现混乱。于是，再回过来，走到另一个强调语文、知识、引导而否定人文、语感、对话的极端。这就叫“翻烙饼”，我把它叫做“钟摆现象”，其实就是瞎折腾。想想看，几十年来，我们中小学语文教育经过了多少次折腾！而每一次折腾都是以一代学生语文水平的下降为代价的。可以说，折腾一次，就害了一代人。
面对这样的权力干涉，运动方式，商业炒作，利益争夺，极端思维，浮躁心理……要进行教育改革，要坚守自己的教育思想，确实需要有王尚文先生所说的“下地狱”的决心和勇气。看清这一点，就知道王尚文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自己的语文教育理想、理念，是多么不易，又多么可贵。我们正是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启示，这就是我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
三、王尚文先生教育思想背后的精神及其对我们的启示：面对当下中国语文教育界的诸多问题，我们如何自处？
我主要谈四点。
首先，在论争中坚守、调整、完善、发展自己的思想。
王尚文先生一直是所谓人文论、工具论论战中处于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如何面对论争，对他以及我们自己都是一个问题。王尚文先生在《求同存异，致力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一文中说：“我至今仍然认为语文属于人文课程，但我对于工具论者怀有真诚的敬意。”我体会，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要“坚守”。不仅是因为自己的语文教育思想是严肃思考、认真研究的结果，自然不能轻易放弃，而且学术研究的健全发展，不仅需要创新，还需要保守，即对基本学术立场与观点的坚持。一个学者如果没有自己的基本学术立场和观点，如果有了而守不住，不断地变来变去，自我学术形象就会变得模糊，最后丧失了自己的学术个性，而且这还是个陷阱，弄不好，就会蜕变为“流氓文化与学术”。鲁迅早已警告：“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通称为流氓。”我们对学术流氓应保持高度警惕，他们是和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当然，一般人的盲目趋新和学术流氓是有区别的，但也会构成其社会基础。
而真正的严肃的学者和教师，是不会因权力意志和时尚而轻易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的。这样的学者在工具论者和人文论者中都多有先例，他们都应该受到尊重。当然，坚守并不等于固执己见，还需要坚守中的自我调整。这涉及到如何科学地看待学术观点的合理性的限度的问题：对己所认同者，既要充分肯定其价值，同时也要看到其可能有的遮蔽；对异己者的不同观念，也要看到其总体的不能认同之外，也还可能包含着若干合理的因子，其谬误仅在其走到了极端。因此，在学术争论中，一方面，每一方都必然要坚持自己观念的合理性，据理而力争；另一方面，也要尊重对方的意见，要善于从对方的不同意见中发现其某些合理的因素，特别是要从对方对自己的驳难中警觉自身可能存在的盲点或陷阱，进而对自己的观点作出某种调整、完善与发展。我以为，王尚文先生对持工具论的学者始终保持尊重，以至后来发出“求同存异”的呼吁，原因即在于此，“同”是确实存在的，而“存异”更是有利于双方思想在相互制约、补充、渗透中得到更健全的发展。王尚文先生为此作出的努力，是特别具有启发性的。如果我们把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语文教育的人文性的论述和他后来经过论战以后的阐释相比较，就可以发现，其观点和立场的前后一贯性，这是最基本的；但也不难发现其中的调整，或者说一些原来没有说清楚的，经过论战中对方的质疑，特别是面对实践中所发生的新问题，认识有了深化，阐述也就更为充分、全面和准确。比如明确提出“人文原在语文中”——用我的说法，就是语文的人文性和语文性是“一张皮”而不是“两张皮”，这样的认识与阐释，就显然更为科学，而且也可以说，有了新的发展。
在论争中，最应该防止的，是绝对化的极端思维，即认定自己绝对正确，对方绝对谬误，而且为了和对方划清界限，不惜将自己的观点推向极端。其结果就必然是自己观点里原有的合理性在极端的推演中丧失殆尽，而走向反面。
因此，对于学术论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以“追求真理”为指归，就能够做到坚守中的调整，从而完善和发展自己的思想。另一种以“争输赢，争权力、地位”为目的，就必然拒绝作自我调整和完善、发展，进而导致自我的僵化。这已经涉及第二个问题——
跳出名利场，权力场，多一点承担意识。
这也正是我们所要追问的：为什么王尚文先生在语文大论战中，既坚持了思想的独立，敢于对权威的观念挑战，大胆说出“我不同意”；又对自己的思想观念保持清醒，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和自我超越？其实很简单：他摆脱了“名缰利锁”，淡泊名利，就能跳出名利场和权力场。而如我们前面所说，语文教育改革既已被利益化，语文教育界也就是一个名利场和权力场。沉溺其间，还是努力跳出，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能不能坚守教育理想与理念的一个关键。于是，我们还要追问：不求名利，求什么？王尚文先生一再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语文教育事业略尽绵薄之力”，那么，这不息的动力来自哪里？王尚文先生回答说，是“出自内心的兴趣”和“作为一个语文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感”（《〈语感论〉修订版后记》），以及“为了我们的下一代”的信念（《〈走进语文教学之门〉后记》）。我想把它概括为“三承担”，即对自我的承担，对教育的承担，以及对民族未来的承担。首先是语文教育对他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他对语文教育的无穷忧虑的另一面，是他享受着语文教育给他带来的无穷的快乐，他是“语文人”，离开了语文教育，他的存在就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他同时对语文教育事业负有使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而教育从来就是指向明天的，我们是为国家、民族的未来培养人才的。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教育搞好了，子孙受益，永远感激我们，教育的任何失误、失败，都会贻害后代，我们也将受到谴责！王尚文先生正是时时刻刻感到这种面对民族未来的压力，他的所有的思考、研究，就是为了寻求摆脱中国中小学语文教育困境的出路，以便对子孙后代有一个交代。不懂得王尚文先生这样的使命感、欠债感，就永远无法理解他的教育思想。他的具体的教育思想是可以讨论的，但他的教育思想背后的这样的自觉的承担意识却是更具有普遍意义，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其三，坚持教学实践，真正有活力的教育思想存在于民间。
语文学科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实践性。一切教育思想、理念最终都要落实到第一线教师的教学实践。因此，我曾经提出，教育思想、观念上的是非不是单靠争论所能解决的，它需要接受教学实践的检验。因此呼吁“语文教育界持有不同意见的朋友，大家不仅据理力争，而且各自按自己的观点，编出自己的教材，在教学中进行实验性运用，由此形成各家的良性竞争。而竞争的结果，不会是‘一家吃掉一家’，而是平等共存，互为补充，又相互制约”（参看《致于漪先生书（2001年）》，收入《语文教育门外谈》）。所以后来王尚文先生用很大的精力编写教材（《初中语文课本》等）和课外读物（《新语文读本》、《现代语文初中读本》等），都是很自然的一个发展。我希望不赞成王尚文语文观的朋友，也编出能够体现自己语文观的教材、课外读物，并运用于课堂教学，这或许会有助于语文教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的局面的形成。
这里我还要特别提出一个总结第一线语文教师的实践经验的问题。最近我在研究乡土教材，接触到一个“乡土知识”的概念。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我们的父老乡亲祖祖辈辈生活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积累了和这一方水土（大自然）、这一方人和谐相处的经验和知识，这样的“乡土知识”应该是今天我们从事新农村建设最宝贵的资源。我由此想到的是，我们的许多第一线教师，他们不是按照某一种理论（无论是工具论，还是人文论）去进行教学的，但他们确实培养出有着很高的语文素质的学生，总有些道理，在这些日常的教学中很可能就蕴藏着十分珍贵的语文教育思想。我们现在的语文教学遇到了许多问题，我们这些学者可以作无休止地争辩，第一线教师却每天都必须去面对，去处理，其中一些有责任心的、有教育智慧的教师，就必然会产生一些应对的办法，创造出一些经验，其中也必然蕴涵着许多宝贵的教育思想的萌芽，这些都需要语文教育学的理论工作者去关心、学习、总结与研究。我坚信实践出真知，真正有活力的教育思想存在于民间、语文教学的第一线。最近这几年我先后总结了十个教师的典型经验，尝到了甜头；我也期待着王尚文先生，以及和他有着相同或不同的教育观念的语文教育学的专家们，都能带着你们的博士生、硕士生，深入到教学的第一线，去关注和总结语文教育改革中涌现出的新经验，同时发现新问题，进行新的理论思考，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争论，许多问题就能看得更清楚。我同意王尚文先生“求同存异”的意见，还要补充一句：少争论，多实践。
最后，培养年轻一代的语文教育学研究者和青年教师，是一个迫切的任务。
不可否认，我们已经老了，我和王尚文先生是同龄人，今年都年过70了。我们可做的事，是完善和发展自己，而不可能有更新的创造。这样，就把接班人的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今天在主席台上还有王栋生老师、黄玉峰老师，他们目前还坚守在教学第一线，是当下语文教学界的骨干力量，但他们也面临退休，也有一个接班人的问题。王尚文先生在培养接班人上是有高度自觉的，他在浙师大已经培养出了一个团队，这是他的成就和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年我们都在讨论语文教育的学派问题，我在福建陈日亮老师、江苏洪宗礼老师语文思想讨论会的发言中都谈到了建立“闽派语文”和“苏派语文”的问题，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王尚文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建立“浙派语文”应该是讨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建立学派，当然必须有理论建设，但人才的培养也不可忽视。因此，我们今天来开这个会，总结王尚文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是更寄希望于在座的王先生的学生和来自第一线的年轻的语文教师的。
在我要结束这篇或许过于冗长的演说时，看到就座在主席台上的王尚文、王栋生、黄玉峰先生这三位《新语文读本》的同仁，不能不想到已经远行的商友敬先生。他如在场，定会有精彩的发言。这里，只能代读他在生前最后的著作《坚守讲台》里的一段话，我们也就仿佛听到了他的声音——
“王尚文先生和他的语文教育论著，我是很敬重的。九年前，读他的《语感论》初版，四年前又读他的《语感论》修订版，可以看到他在语文教学理论上努力追求努力突破的轨迹。如今他又经过长期的独立思考，推出了《语文教学对话论》，证明他又一次走到了语文教育改革的理论前沿，证明他并没有老。”
这也是所有朋友的共同祝祷——
愿王尚文先生学术青春永驻！
（本文为作者在“王尚文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