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女性系列之贵州女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04:49:43
在经济发达的省份，很少有人提起贵州。
在大家印象里，除了遵义会地址、黄果树瀑布、国酒茅台，能让人再想起贵州的，就是边远和闭塞。因为往往在电视里看到的、在广播中听到的，都是关于贵州种种贫穷和落后，所以给贵州的印象也就这样一个定格。 其实不然，只有真正到过贵州的、真正用心体会过贵州的人，才知道贵州原来是如果的美丽和梦幻啊。 贵州地处中国内陆，属于高原地区。温暖如春的气候，神秘稀少的民族，连绵起伏的青山、清澈如玉的流水，就造就了一个神话般的省份。 听过苏杭二州出美女，也看过大江南北的女人，真正漂亮的，要数贵州的女人。 贵州女人如此灵秀：贵州女人虽然个儿不高（地处南方），但绝对的漂亮。大街上、车站旁、商店里，你都会看到一张张漂亮的脸庞、娇小的身材和温暖的微笑，这会让你有一种怜香惜玉的感觉。不只是在城市中，在大山中也一样，只要你去过，都会看到漂亮的女人，她们如此清纯和朴素，让你惊叹现代的社会还有这样的女人。 贵州女人如此温柔：“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恰似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和贵州女人说话的时候，你最会领略到这般风情。她们很害羞，她们不张扬，她们还不太会把自己大胆的表现出来。贵州女人心是水做的，会对你千般好万般好，只求你对她多点点疼爱，不是吗？每每如此温柔的对你的时候，你不是也更温柔。 贵州女人如此神秘；贵州是少数民族地区，每一个族别，都有一个美丽的故事。少数民族的女人，就沿着这些故事走到今天。她们的语言、她们的服饰、她们的节日、她们的习俗，无一不让你想去向往、去了解和去感受。走近她们的生活，你就走近了一个国度、一种文化。如果你有幸娶了贵州的少数民族女人，那将是你一生的荣幸。 贵州不但有美人，还有美酒，美景。贵州的茅台，可谓是响誉全世界。世人最奢侈的，就是能喝到贵州的茅台；贵州的美景有贵阳的天河潭、青岩古镇；安顺的黄果树瀑布、龙宫；织金的打鸡洞、毕节的百里杜鹃……，还有太多了不胜枚举啊！看过桂林的山水，爬过黄山的阶石，玩过苏州的乐园，你一定不要错过来贵州旅游的机会。 在这一个没有工业污染的、有点与世隔绝的省份里，你可以享受到最安静，最原始、最怡人、最美丽的风景；你可以品尝到最香醇、最浓厚、最回味、最可口的美酒；你看可以看到最养眼、最温柔、最纯洁、最神秘的女人。
贵州姑娘 深圳女人之贵州版
在中国，提到北方和南方，有时不单纯是地理概念，还涉及到两种不同的文化标记，而且常常被人们套入传统的阴阳二性观，即北阳刚南阴柔，北为热血男儿，南为纤弱女子。的确，在这种文化规划中，南方诸省以其暖而润的气候、柔而媚的山水，以及于其间世世代代陶冶出的群体性格和对于精致生活的追求，使其自然而然地带上了女儿气。也难怪有人说江浙是闺秀碧玉，上海是洋场少妇，湖北是木兰从军，重庆是徐娘半老，广东是文君卖酒，海南则是纯情渔女…… 然而，贵州却是个例外。虽然地处南方，但却是怎么看都缺乏女性的气质的。有人说靠水的地方多少会有些“女人味”，贵州境内可谓水网如织，雨量充沛，但是由于山高谷深，那奇异中透着一点邪门的喀斯特地形发育良好，再加上山区中广泛存在的石漠化，使得这些流淌在深谷中的水难以充当女儿的肌骨，却更像是在一个干瘦男子身上刻下的皮肤褶皱。而且，这种褶皱似乎和沧桑没有什么关系，少有人文史的厚重，即便那一点古夜郎的淡淡留痕，也不过是已然消失的古代部族留给后世的笑话和警示，而很难从贵州目前的文化中找到某种直接的瓜葛。 这样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环境，给居住在深圳的生活富足的人们留下的想象空间就是，贵州的女人该是啥模样？她们的气质中是否还保有一丝“女儿的妩媚”？她们的性格中是否会因为生活的环境而比别地的女人多一些张扬的霸道？
实际上，我们在深圳见到的贵州女人或许已经不是“典型意义”上的贵州女人了。从她们的口中，我们了解到，“老子”曾是她们口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在贵州，连城里的一些妙龄少女也能满不在乎地脱口说出“老子如何如何”之类的话。对此，深圳的贵州女人说，吃辣椒长大的人，语气间自然要带出股泼辣劲。贵州女子的刚烈可以在下面一首民歌中反映出来：“吃菜要吃白菜头，嫁郎要嫁大贼头，半夜听得钢刀响，妹穿绫罗哥穿绸。”说完这些话，贵州女人竟然也会浅笑着解释：“深圳的水土不养人，不能天天吃辣椒，凭谁到了这里也生不出那么重的火气，说话也得学着别人一样，说一半留一半。” 提起家乡，深圳的贵州女人难免有些感慨，说贵州和深圳像是共存于同一空间里的不同时代。贵州的男性化的山水，如果滤去审美的色彩，仅从功利角度来审视，是称得上“穷山恶水”的。越是风景天然，越是闭塞。至今为止，贵州在全国叫得响的两样东西和吃有关，一是茅台酒，一是老干妈辣酱。虽然不晓得什么人硬是给贵州人全体扣上了“好吃懒做”的大帽子，但她们保证，贵州女人也是勤劳肯干的一群。在贵州人的家庭里，女人往往是真正的经济支柱。“吃”在贵州人心里有着很重要的地位。贵州的女人鲜有不下厨的，并且，个个都算得上是心灵手巧。贵州的小吃有些小名气，一是因着味道怪，二是占了个“品种繁多”的名声。深圳的贵州女人说，去我们贵州的时候，别忘了带上舌头。
在深圳，“忙”是个高频词汇；而在贵州，“安逸”却是当地方言里的高频词汇。坐坐小吃摊，穿穿假名牌，打打小麻将，侃侃荤段子，贵州城镇的平头老百姓挺满足于这样“好安逸”的生活。一个从中央美院毕业的贵州学子，毕业后回贵州某大学任教，工资微薄，问其所为何者，答曰：“外面呆着太辛苦，回家清闲点，好‘安逸’哦。”当然，为了寻求“安逸”而返乡的人绝对是少数。近几年，贵州出了不少兢兢业业、勤勉不倦的人才，但多数飘荡在外，可以说，每年高考张榜都意味着人才的流失。对此，出走在外的贵州女人不免感到黯然，家乡难以让她们接触到最为前沿的东西，更难以给予她们多彩的氛围。因此，她们选择离开那个消磨意志力和拼搏精神的悠闲家园，纷纷演绎着“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可到了异乡，“孔雀”们又纷纷怀念贵州的好日子，说夏无酷暑，说冬无严寒，连那恼人的细雨也演绎出许多动人的故事。
是谁抹黑了贵州人的脸？
采访对象：姚小姐，贵州都匀人，布依族。生于1979年，1998年来深圳。
贵州是一个被偏远的地理位置和各种流言所遮盖的贫穷省份。在口口相传的民谣、典故里，贵州人的形象一直不很光彩。古代流传下来的就有“夜郎自大”、“黔驴技穷”和“见官如同见父母，坐牢如同坐花园”等说法，近些年来新添的“麻将在手,小吃在口,三天两头,狐朋狗友”的民谣则更是将贵州人的形象丑化成又穷又讲究而且还好吃懒做的“刁民”，身为贵州人的我听后虽有些愤愤不平，但也说不出太多能为贵州人辩解的话。 贵州地处内陆大山中,没有沿海地区发财的条件，但贵州人对本省贫穷落后的处境却缺乏危机感。他们不具有温州人那种肯吃苦耐劳的精神，不屑于做苦力。传闻上世纪60年代支援贵州时，在一辆从上海开到贵阳运输物资的车皮上，有这样一排字：“支援贵州大懒虫！”虽然无法考究是否属实，但贵州懒汉的形象的确在其他省份得到一定的认同。先不追究这种认同的合理性，贵州人骨子里有点惰性却也是事实，虽然不一定是“大懒虫”。贵州人把四川农村来贵州城镇打工的人称为“川军”，这个词到后来有了派生义——干活的人，用方言的腔调说出来，总带着嘲弄或者自嘲。这就难怪在贵州搞扶贫的人要头疼了，在一些少数民族山区，发下去的优质玉米种成了村民的盛宴。 贵州人也不如广东人务实，他们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典型。有人曾举过一个例子以编排贵州人对“面子”的重视——话说火车经过贵州时，有旅客的行李从车上掉下来，该旅客赶忙抽出一张10元人民币请站在旁边的贵州人帮他把行李捡起来，可那位本地人看了看旅客手中的钱，生气地走了，因为他看不上这样的小钱，尽管他家里可能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贵州人好面子、妄自尊大的风气着实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如今国家鼓吹“西部大开发”，贵州人若不改去不良的习气，恐怕再过几十年也还得守着大自然赐予的聚宝盆“望财兴叹”。
贵州的自然环境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穷山恶水出刁民”的俗语。既不肯吃苦耐劳，又缺乏过人的赚钱本事的贵州人往往将本能的商业意识演化为一种投机取巧的心理，常常对“碰运气”情有独钟，从而导致了各种变相的赌博活动的泛滥。打麻将在贵州境内的各市县是最为普遍的娱乐形式，结识新朋友，麻将往往是一个重要的媒介。到别人家里去，常常进门就发现一群人在打麻将，每打必赌，“开锅”一次三元左右，即所谓的“卫生麻将”了。这种“赌”的心态，也渗透在一些贵州人的人生态度中，能捞一把捞一把，能“烫”（骗）一回“烫”一回……类似的行为使贵州人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刁民”的印象。 所幸，贵州女人的口碑并不那么差。
地处云贵高原的贵州素有“天无三日晴”之说。有山有水的城市不太大，常常笼罩在一片薄薄的像雾又像雨的烟雨中。或许是因了这片烟雨的浸染，贵州女子无论长相如何，眉宇之间都有一份水一样的轻灵秀气。记得没来深圳之前，我几乎从不使用化妆品，也从不担心脸色会发黄和长痘痘什么的；可到深圳不久后，我的皮肤的“质地”迅速变差，用再昂贵的化妆品也恢复不了以前的自然、白皙。现在，最让我伤心的是，我脸上的皮肤竟然还比不上在贵州生活的、比我大上20岁的老妈。与贵州的山水相比，深圳不是一个养女人的地方。 贵州女人的品性用“兰心蕙质”来形容实不为过。由于家里的男人们比较好吃懒做，女人们不得不承担起“开拓经济”的重任。在贵州的许多市县的街头，常常可以看到身上背着孩子、站在街边招呼路人停下来买点土产小吃的女人们，她们的智慧和才干在制作“零食”方面得到了最大的体现：面食、大米等普通的食品在贵州女人的手中可以演化出无数的新鲜吃法。我一位朋友早上从来不在家里“过早”（贵阳人和武汉人都把吃早餐称为“过早”），都在排档上吃，据说吃三个月花样都不会重复。什么牛肉粉（即云南人所说的米线）、肠旺面、米豆腐、凉粉、碗耳糕、富油包、春卷、烧卖、糍粑、二块粑、黄粑等等，北方人常常吃的那些东西在贵州也到处都是，而且做得比许多北方的同类食品更精致。我想，如果不是因为受全省大的经济形势的牵制，贵州女人完全有能力在全国的饮食和副食品业中占有一席之地。贵州的“民族服装”也很有特色，比如我们布依族的传统服饰就曾因其精巧的做工和亮丽的颜色大受巴黎人的青睐，只可惜贵州的旅游业不如云南、西藏的旅游业发达，因此贵州人的服装不若云南人、西藏人的服装出名，贵州女人的巧手便也没机会名扬四方了。 与贵州的水土相比，深圳的水土不养女人；但深圳却是一个培养女人的地方，因为这里活跃的经济和宽松的氛围能给任何人提供生存、竞争的空间和机会。走出大山的贵州人大多会选择去上海或深圳，这种“孔雀东南飞”的现象在前几年很受另一些贵州人的抨击——在我看来，这又是贵州人“夜郎自大”的毛病，既然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为什么不可以放胆出去闯一闯呢？难道要一辈子守着山坝守着贫穷？
“走出来”的贵州人是幸运的，尽管也要忍受生活变更的痛苦，但至少能开拓心胸和眼界。以平凡的我为例，如果从没离开过贵州，那生活的轨迹大抵是读完中专，找份混日子的工作，到了年龄就嫁人，然后和丈夫一起住在他的父母家或我的父母家，永远像无忧无虑的孩子。可我已经离开了贵州来到深圳，生活当然也就染上了典型的“深圳特色”：像其他来自全国各地的“深圳人”一样，学会很快地适应新的环境——对我来说，这也不是什么难事，贵州的生活条件比深圳差，从条件艰苦的地方到条件优越的地方感受更多的应是优渥。而且，贵州开发很晚,文化积淀不厚,因此，我到了深圳后，也不会像北京人那样对此地“淡薄的文化氛围”耿耿于怀，反倒有“咸淡适宜”的感觉。人在深圳，自然免不了经常性地牺牲假期去加班或进修，成天神经兮兮地喊着“保值”、“升值”，对于这些我也没有怨言，毕竟，加班或进修都比坐在家里打麻将要有意义。人活一辈子，总不能由头到尾就落个稀里糊涂、轻松快活吧？ 有人说深圳人现实，连结婚、生孩子都要考虑经济成本，衡量人的价值的指标就只剩下房子、车子、票子什么的，可我却觉得这是深圳人比贵州人成熟的表现。挑剔结婚的对象是对自己、也是对别人负责，深圳的年轻人懂得自己努力赚钱供房后才结婚，条件许可时更是争着把父母从家乡接过来“享福”，不把自己的生存压力转嫁给长辈。可贵州的年轻人就不一样，很多人缺乏必要的自立意识，参加工作了还跟父母一起生活，甚至连“老婆本”也都指望着父母“施舍”。 在深圳，我很自然地就把自己由内到外变成了“深圳人”，唯一不变的可能就是对爱情的态度——由于自小生活在山里，贵州女人对爱情的态度大多直率而专一，坚忍不拔得就像大山一样，爱上了就是爱上了，不会轻易更改自己的决定，这一点，比其他老是在感情天平上摇摆的深圳人是要幸运很多。但吃辣成性的贵州女人也有“辣气十足”的一面，她们可以不计后果诚心诚意地去爱一个人，却不会像“绵羊”般的广东女人那样对自己的男人千依百顺。在贵州女人的心里，自主、自立的做人原则绝不会因为爱情而放弃或让步。
采访对象：红叶，贵州玉屏县人，彝族。生于1976年，1988年来深圳。
自1988年随母亲和继父来到深圳至今已有15年了，我26岁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在深圳度过，我的家人、朋友圈子全部在这里，我好像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深圳人了，只是在不经意的午夜，我常常会梦回故乡——贵州省玉屏县，在那里，有我永远快乐的童年时光。 玉屏县只是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小地方，但和深圳比，它更像是个世外桃源。贵州多山，玉屏县县城就坐落在群山环抱的山谷里，一条名为乌江的小河穿城而过，春天油菜花盛开的时候，站在山顶俯视下去，漫山遍野灿烂的金黄色簇拥着我从小生活的小城，常常会让年少的我感动得无法自拔，那个时候像个野孩子的我绝对不会想到我以后会远远地离开那里，经年难以回去。身为深圳的一员，我只觉得整座城市的人，包括我自己都在发疯。疯狂地工作和充电，忙着与钱有关的一切，忽略生命的本来意义。人们不懂得享受生活，经营生活，连年节也没有个喘息的时候。印象里的深圳人好像特别不喜欢过年，大年时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停止了，人们身体闲下来了，精神却更紧张，因为赚钱的机会没了。当所有的时间与精力都用在对付升迁以及无穷无尽的焦虑上时，真不知何时何地才有个尽头，生命的出口究竟在哪里。 玉屏县人可不是这样的。以侗族人为主体的玉屏县每年10月份左右，都有一次县庆。县庆通常要持续整整5天，在深圳，多大的节日都不能引起全城人的心跳，没有了商业目的推动，任何的庆祝活动都无法有声有色地开展，然而玉屏县刚好相反。县庆好像是每一个玉屏人的节日，住在山上的人们背着背篓，步行200多里兴高采烈地来到县城，为的只是享受一下节日的热闹气氛。各村各寨的人们在村长的带领下隔着河、隔着田地自发地对唱，歌颂劳动、友谊和一切美好的东西。“干田种谷，水田种秧，侗家人人会唱歌”是侗族人生中的定律。一个侗族人如果不会唱歌，他在自己的族群中就无法生存。玉屏县庆就如同一台大戏般每年在这一片快乐的歌声中幕升幕落。关于县庆，我印象最深的是小学5年级，那时我住在离县城约1小时车程的大龙镇，和班上十几个同学往县城凑热闹，到县城已没有车了，我们就步行在荒山野岭上，也不害怕，因为路上有许许多多的人，坐车的、步行的，都朝着往县城的同一方向前进，空气里的每一个分子里充满的似乎都是节日的无法按捺的喜悦，那份纯粹的喜悦我已有多年没有品尝到了，而玉屏县庆于我，也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回忆。已有很久没有回去了，今年是我人生中最不顺的一年，失恋、被骗、心灰意冷，我曾想过回去，买一亩地种黄瓜，美容、果腹，两不耽误，剩下的还可以用来出售糊口，卖给那些同样钟爱黄瓜的人们，然而这终究只是深夜时一个虚无的念头，想想聊以自慰而已。
谈到深圳的人情，我的一个哥们曾说：在深圳，有一种情比亲情、爱情更可靠，那就是利益，深圳人与人之间的帮助、合作，归根到底与钱有关。今年年初，一个从小玩大的亲戚将我毕业后辛辛苦苦赚来的40万元席卷一空，去了国外。也许他只是要用这钱救急，也许他以后会念及旧情，将钱原封不动地归还给我，但我不知道在深圳这个我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的地方，有谁可以真正被信赖。被骗的这件事让我想起了初中时的一次遇险。那次我和同学野游迷路到一家侗族寨子时已是深夜12点多，抱着侥幸的心理敲开一户人家的门，那家人听说我们的悲惨遭遇后，立马给我们生火做饭，倾其所有的门，贡献出家中最好的菜——熏肉，但他们也拿不出更多的，就连夜去敲邻居的门，到最后，小小寨子里的20户人家中被我们这群不速之客整整惊动了8家。那晚吃的混合着熏肉、青菜的饭菜是我今生吃过的最香的一顿，同学都感动得不得了，第二天回来的路上一个个默不做声，到家后立马或偷或骗，从父母那里弄到了50元钱，当即送回了那侗族寨子中。 关于故乡温情的回忆，还与偷东西有关。小学时我常常和同学一起去农家偷橘子，玉屏橘农如果不养狗，那他们满山坡的橘子就算是白种了，全部会落入我们这些无法无天的小孩的腹中。有一次我纠集了一班同学去偷橘子时，被一位手拿火药枪的老农发现了，在他手电筒的照射下，我们“嗤嗤”地笑了起来，那老农反而哀求起我们来：“你们不要偷走，在这儿吃没有关系，少摘一点，我们橘子栽得也挺不容易的。”
深圳是规矩的，故乡是野性的，刚到深圳泥岗中学读书的时候，深圳的同学很多嫌我野性，现在我的身上早已洗尽了那种野性，我已习惯了在粉红色的灯光下，倒一杯冰冻的红酒，再叼着一支细长的香烟，听着姜育恒的伤感情歌，想着自己的心思……我早已是一个标准的城市化的产物了吧？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然而故乡仍旧常常萦绕在我的心头，买一亩地种黄瓜的念头是早已打消了，但发财后衣锦还乡一直是我梦中所想，如果有了钱，希望到时能够慷慨地捐出收入的60%回故乡，给少年时赐予我们一饭一粥的温暖的侗族寨子，给童年时我们辣手无情摧残过的那些橘农。作为一个终生没有见过亲生父亲的私生女，我曾被朋友戏称为“激情下的产物”。似乎激情下“产物”令他（她）们的情感总是充满着矛盾。年少时，我总认为母亲欠我很多，我并不感激她带给我的一切，包括生命。我叛逆的性格曾带给她无数的伤害，我无言去解说那些事件的点点滴滴，但现在想起来，我的心就会痛。实在很难想象，她是如何承受我这个不孝女儿对她造成的那些伤害。如果说我做过很多的错事，无论这些对我的人生造成了怎样的不可扭转的局面，都不值一提。而对我母亲的伤害，那是根深蒂固的，这种内疚一直伴随着我。 对母亲的内疚，来自故乡的远山的呼唤，构成我深圳生活的两极，每一极都左右着我向前迈出的脚步，希望我能够像我崇拜的那种外圆内方的女性那样，妥帖、圆满地安抚好她们。
标签:贵州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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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家印象里，除了遵义会地址、黄果树瀑布、国酒茅台，能让人再想起贵州的，就是边远和闭塞。因为往往在电视里看到的、在广播中听到的，都是关于贵州种种贫穷和落后，所以给贵州的印象也就这样一个定格。 其实不然，只有真正到过贵州的、真正用心体会过贵州的人，才知道贵州原来是如果的美丽和梦幻啊。 贵州地处中国内陆，属于高原地区。温暖如春的气候，神秘稀少的民族，连绵起伏的青山、清澈如玉的流水，就造就了一个神话般的省份。 听过苏杭二州出美女，也看过大江南北的女人，真正漂亮的，要数贵州的女人。 贵州女人如此灵秀：贵州女人虽然个儿不高（地处南方），但绝对的漂亮。大街上、车站旁、商店里，你都会看到一张张漂亮的脸庞、娇小的身材和温暖的微笑，这会让你有一种怜香惜玉的感觉。不只是在城市中，在大山中也一样，只要你去过，都会看到漂亮的女人，她们如此清纯和朴素，让你惊叹现代的社会还有这样的女人。 贵州女人如此温柔：“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恰似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和贵州女人说话的时候，你最会领略到这般风情。她们很害羞，她们不张扬，她们还不太会把自己大胆的表现出来。贵州女人心是水做的，会对你千般好万般好，只求你对她多点点疼爱，不是吗？每每如此温柔的对你的时候，你不是也更温柔。 贵州女人如此神秘；贵州是少数民族地区，每一个族别，都有一个美丽的故事。少数民族的女人，就沿着这些故事走到今天。她们的语言、她们的服饰、她们的节日、她们的习俗，无一不让你想去向往、去了解和去感受。走近她们的生活，你就走近了一个国度、一种文化。如果你有幸娶了贵州的少数民族女人，那将是你一生的荣幸。 贵州不但有美人，还有美酒，美景。贵州的茅台，可谓是响誉全世界。世人最奢侈的，就是能喝到贵州的茅台；贵州的美景有贵阳的天河潭、青岩古镇；安顺的黄果树瀑布、龙宫；织金的打鸡洞、毕节的百里杜鹃……，还有太多了不胜枚举啊！看过桂林的山水，爬过黄山的阶石，玩过苏州的乐园，你一定不要错过来贵州旅游的机会。 在这一个没有工业污染的、有点与世隔绝的省份里，你可以享受到最安静，最原始、最怡人、最美丽的风景；你可以品尝到最香醇、最浓厚、最回味、最可口的美酒；你看可以看到最养眼、最温柔、最纯洁、最神秘的女人。
贵州姑娘 深圳女人之贵州版
在中国，提到北方和南方，有时不单纯是地理概念，还涉及到两种不同的文化标记，而且常常被人们套入传统的阴阳二性观，即北阳刚南阴柔，北为热血男儿，南为纤弱女子。的确，在这种文化规划中，南方诸省以其暖而润的气候、柔而媚的山水，以及于其间世世代代陶冶出的群体性格和对于精致生活的追求，使其自然而然地带上了女儿气。也难怪有人说江浙是闺秀碧玉，上海是洋场少妇，湖北是木兰从军，重庆是徐娘半老，广东是文君卖酒，海南则是纯情渔女…… 然而，贵州却是个例外。虽然地处南方，但却是怎么看都缺乏女性的气质的。有人说靠水的地方多少会有些“女人味”，贵州境内可谓水网如织，雨量充沛，但是由于山高谷深，那奇异中透着一点邪门的喀斯特地形发育良好，再加上山区中广泛存在的石漠化，使得这些流淌在深谷中的水难以充当女儿的肌骨，却更像是在一个干瘦男子身上刻下的皮肤褶皱。而且，这种褶皱似乎和沧桑没有什么关系，少有人文史的厚重，即便那一点古夜郎的淡淡留痕，也不过是已然消失的古代部族留给后世的笑话和警示，而很难从贵州目前的文化中找到某种直接的瓜葛。 这样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环境，给居住在深圳的生活富足的人们留下的想象空间就是，贵州的女人该是啥模样？她们的气质中是否还保有一丝“女儿的妩媚”？她们的性格中是否会因为生活的环境而比别地的女人多一些张扬的霸道？
实际上，我们在深圳见到的贵州女人或许已经不是“典型意义”上的贵州女人了。从她们的口中，我们了解到，“老子”曾是她们口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在贵州，连城里的一些妙龄少女也能满不在乎地脱口说出“老子如何如何”之类的话。对此，深圳的贵州女人说，吃辣椒长大的人，语气间自然要带出股泼辣劲。贵州女子的刚烈可以在下面一首民歌中反映出来：“吃菜要吃白菜头，嫁郎要嫁大贼头，半夜听得钢刀响，妹穿绫罗哥穿绸。”说完这些话，贵州女人竟然也会浅笑着解释：“深圳的水土不养人，不能天天吃辣椒，凭谁到了这里也生不出那么重的火气，说话也得学着别人一样，说一半留一半。” 提起家乡，深圳的贵州女人难免有些感慨，说贵州和深圳像是共存于同一空间里的不同时代。贵州的男性化的山水，如果滤去审美的色彩，仅从功利角度来审视，是称得上“穷山恶水”的。越是风景天然，越是闭塞。至今为止，贵州在全国叫得响的两样东西和吃有关，一是茅台酒，一是老干妈辣酱。虽然不晓得什么人硬是给贵州人全体扣上了“好吃懒做”的大帽子，但她们保证，贵州女人也是勤劳肯干的一群。在贵州人的家庭里，女人往往是真正的经济支柱。“吃”在贵州人心里有着很重要的地位。贵州的女人鲜有不下厨的，并且，个个都算得上是心灵手巧。贵州的小吃有些小名气，一是因着味道怪，二是占了个“品种繁多”的名声。深圳的贵州女人说，去我们贵州的时候，别忘了带上舌头。
在深圳，“忙”是个高频词汇；而在贵州，“安逸”却是当地方言里的高频词汇。坐坐小吃摊，穿穿假名牌，打打小麻将，侃侃荤段子，贵州城镇的平头老百姓挺满足于这样“好安逸”的生活。一个从中央美院毕业的贵州学子，毕业后回贵州某大学任教，工资微薄，问其所为何者，答曰：“外面呆着太辛苦，回家清闲点，好‘安逸’哦。”当然，为了寻求“安逸”而返乡的人绝对是少数。近几年，贵州出了不少兢兢业业、勤勉不倦的人才，但多数飘荡在外，可以说，每年高考张榜都意味着人才的流失。对此，出走在外的贵州女人不免感到黯然，家乡难以让她们接触到最为前沿的东西，更难以给予她们多彩的氛围。因此，她们选择离开那个消磨意志力和拼搏精神的悠闲家园，纷纷演绎着“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可到了异乡，“孔雀”们又纷纷怀念贵州的好日子，说夏无酷暑，说冬无严寒，连那恼人的细雨也演绎出许多动人的故事。
是谁抹黑了贵州人的脸？
采访对象：姚小姐，贵州都匀人，布依族。生于1979年，1998年来深圳。
贵州是一个被偏远的地理位置和各种流言所遮盖的贫穷省份。在口口相传的民谣、典故里，贵州人的形象一直不很光彩。古代流传下来的就有“夜郎自大”、“黔驴技穷”和“见官如同见父母，坐牢如同坐花园”等说法，近些年来新添的“麻将在手,小吃在口,三天两头,狐朋狗友”的民谣则更是将贵州人的形象丑化成又穷又讲究而且还好吃懒做的“刁民”，身为贵州人的我听后虽有些愤愤不平，但也说不出太多能为贵州人辩解的话。 贵州地处内陆大山中,没有沿海地区发财的条件，但贵州人对本省贫穷落后的处境却缺乏危机感。他们不具有温州人那种肯吃苦耐劳的精神，不屑于做苦力。传闻上世纪60年代支援贵州时，在一辆从上海开到贵阳运输物资的车皮上，有这样一排字：“支援贵州大懒虫！”虽然无法考究是否属实，但贵州懒汉的形象的确在其他省份得到一定的认同。先不追究这种认同的合理性，贵州人骨子里有点惰性却也是事实，虽然不一定是“大懒虫”。贵州人把四川农村来贵州城镇打工的人称为“川军”，这个词到后来有了派生义——干活的人，用方言的腔调说出来，总带着嘲弄或者自嘲。这就难怪在贵州搞扶贫的人要头疼了，在一些少数民族山区，发下去的优质玉米种成了村民的盛宴。 贵州人也不如广东人务实，他们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典型。有人曾举过一个例子以编排贵州人对“面子”的重视——话说火车经过贵州时，有旅客的行李从车上掉下来，该旅客赶忙抽出一张10元人民币请站在旁边的贵州人帮他把行李捡起来，可那位本地人看了看旅客手中的钱，生气地走了，因为他看不上这样的小钱，尽管他家里可能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贵州人好面子、妄自尊大的风气着实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如今国家鼓吹“西部大开发”，贵州人若不改去不良的习气，恐怕再过几十年也还得守着大自然赐予的聚宝盆“望财兴叹”。
贵州的自然环境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穷山恶水出刁民”的俗语。既不肯吃苦耐劳，又缺乏过人的赚钱本事的贵州人往往将本能的商业意识演化为一种投机取巧的心理，常常对“碰运气”情有独钟，从而导致了各种变相的赌博活动的泛滥。打麻将在贵州境内的各市县是最为普遍的娱乐形式，结识新朋友，麻将往往是一个重要的媒介。到别人家里去，常常进门就发现一群人在打麻将，每打必赌，“开锅”一次三元左右，即所谓的“卫生麻将”了。这种“赌”的心态，也渗透在一些贵州人的人生态度中，能捞一把捞一把，能“烫”（骗）一回“烫”一回……类似的行为使贵州人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刁民”的印象。 所幸，贵州女人的口碑并不那么差。
地处云贵高原的贵州素有“天无三日晴”之说。有山有水的城市不太大，常常笼罩在一片薄薄的像雾又像雨的烟雨中。或许是因了这片烟雨的浸染，贵州女子无论长相如何，眉宇之间都有一份水一样的轻灵秀气。记得没来深圳之前，我几乎从不使用化妆品，也从不担心脸色会发黄和长痘痘什么的；可到深圳不久后，我的皮肤的“质地”迅速变差，用再昂贵的化妆品也恢复不了以前的自然、白皙。现在，最让我伤心的是，我脸上的皮肤竟然还比不上在贵州生活的、比我大上20岁的老妈。与贵州的山水相比，深圳不是一个养女人的地方。 贵州女人的品性用“兰心蕙质”来形容实不为过。由于家里的男人们比较好吃懒做，女人们不得不承担起“开拓经济”的重任。在贵州的许多市县的街头，常常可以看到身上背着孩子、站在街边招呼路人停下来买点土产小吃的女人们，她们的智慧和才干在制作“零食”方面得到了最大的体现：面食、大米等普通的食品在贵州女人的手中可以演化出无数的新鲜吃法。我一位朋友早上从来不在家里“过早”（贵阳人和武汉人都把吃早餐称为“过早”），都在排档上吃，据说吃三个月花样都不会重复。什么牛肉粉（即云南人所说的米线）、肠旺面、米豆腐、凉粉、碗耳糕、富油包、春卷、烧卖、糍粑、二块粑、黄粑等等，北方人常常吃的那些东西在贵州也到处都是，而且做得比许多北方的同类食品更精致。我想，如果不是因为受全省大的经济形势的牵制，贵州女人完全有能力在全国的饮食和副食品业中占有一席之地。贵州的“民族服装”也很有特色，比如我们布依族的传统服饰就曾因其精巧的做工和亮丽的颜色大受巴黎人的青睐，只可惜贵州的旅游业不如云南、西藏的旅游业发达，因此贵州人的服装不若云南人、西藏人的服装出名，贵州女人的巧手便也没机会名扬四方了。 与贵州的水土相比，深圳的水土不养女人；但深圳却是一个培养女人的地方，因为这里活跃的经济和宽松的氛围能给任何人提供生存、竞争的空间和机会。走出大山的贵州人大多会选择去上海或深圳，这种“孔雀东南飞”的现象在前几年很受另一些贵州人的抨击——在我看来，这又是贵州人“夜郎自大”的毛病，既然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为什么不可以放胆出去闯一闯呢？难道要一辈子守着山坝守着贫穷？
“走出来”的贵州人是幸运的，尽管也要忍受生活变更的痛苦，但至少能开拓心胸和眼界。以平凡的我为例，如果从没离开过贵州，那生活的轨迹大抵是读完中专，找份混日子的工作，到了年龄就嫁人，然后和丈夫一起住在他的父母家或我的父母家，永远像无忧无虑的孩子。可我已经离开了贵州来到深圳，生活当然也就染上了典型的“深圳特色”：像其他来自全国各地的“深圳人”一样，学会很快地适应新的环境——对我来说，这也不是什么难事，贵州的生活条件比深圳差，从条件艰苦的地方到条件优越的地方感受更多的应是优渥。而且，贵州开发很晚,文化积淀不厚,因此，我到了深圳后，也不会像北京人那样对此地“淡薄的文化氛围”耿耿于怀，反倒有“咸淡适宜”的感觉。人在深圳，自然免不了经常性地牺牲假期去加班或进修，成天神经兮兮地喊着“保值”、“升值”，对于这些我也没有怨言，毕竟，加班或进修都比坐在家里打麻将要有意义。人活一辈子，总不能由头到尾就落个稀里糊涂、轻松快活吧？ 有人说深圳人现实，连结婚、生孩子都要考虑经济成本，衡量人的价值的指标就只剩下房子、车子、票子什么的，可我却觉得这是深圳人比贵州人成熟的表现。挑剔结婚的对象是对自己、也是对别人负责，深圳的年轻人懂得自己努力赚钱供房后才结婚，条件许可时更是争着把父母从家乡接过来“享福”，不把自己的生存压力转嫁给长辈。可贵州的年轻人就不一样，很多人缺乏必要的自立意识，参加工作了还跟父母一起生活，甚至连“老婆本”也都指望着父母“施舍”。 在深圳，我很自然地就把自己由内到外变成了“深圳人”，唯一不变的可能就是对爱情的态度——由于自小生活在山里，贵州女人对爱情的态度大多直率而专一，坚忍不拔得就像大山一样，爱上了就是爱上了，不会轻易更改自己的决定，这一点，比其他老是在感情天平上摇摆的深圳人是要幸运很多。但吃辣成性的贵州女人也有“辣气十足”的一面，她们可以不计后果诚心诚意地去爱一个人，却不会像“绵羊”般的广东女人那样对自己的男人千依百顺。在贵州女人的心里，自主、自立的做人原则绝不会因为爱情而放弃或让步。
采访对象：红叶，贵州玉屏县人，彝族。生于1976年，1988年来深圳。
自1988年随母亲和继父来到深圳至今已有15年了，我26岁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在深圳度过，我的家人、朋友圈子全部在这里，我好像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深圳人了，只是在不经意的午夜，我常常会梦回故乡——贵州省玉屏县，在那里，有我永远快乐的童年时光。 玉屏县只是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小地方，但和深圳比，它更像是个世外桃源。贵州多山，玉屏县县城就坐落在群山环抱的山谷里，一条名为乌江的小河穿城而过，春天油菜花盛开的时候，站在山顶俯视下去，漫山遍野灿烂的金黄色簇拥着我从小生活的小城，常常会让年少的我感动得无法自拔，那个时候像个野孩子的我绝对不会想到我以后会远远地离开那里，经年难以回去。身为深圳的一员，我只觉得整座城市的人，包括我自己都在发疯。疯狂地工作和充电，忙着与钱有关的一切，忽略生命的本来意义。人们不懂得享受生活，经营生活，连年节也没有个喘息的时候。印象里的深圳人好像特别不喜欢过年，大年时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停止了，人们身体闲下来了，精神却更紧张，因为赚钱的机会没了。当所有的时间与精力都用在对付升迁以及无穷无尽的焦虑上时，真不知何时何地才有个尽头，生命的出口究竟在哪里。 玉屏县人可不是这样的。以侗族人为主体的玉屏县每年10月份左右，都有一次县庆。县庆通常要持续整整5天，在深圳，多大的节日都不能引起全城人的心跳，没有了商业目的推动，任何的庆祝活动都无法有声有色地开展，然而玉屏县刚好相反。县庆好像是每一个玉屏人的节日，住在山上的人们背着背篓，步行200多里兴高采烈地来到县城，为的只是享受一下节日的热闹气氛。各村各寨的人们在村长的带领下隔着河、隔着田地自发地对唱，歌颂劳动、友谊和一切美好的东西。“干田种谷，水田种秧，侗家人人会唱歌”是侗族人生中的定律。一个侗族人如果不会唱歌，他在自己的族群中就无法生存。玉屏县庆就如同一台大戏般每年在这一片快乐的歌声中幕升幕落。关于县庆，我印象最深的是小学5年级，那时我住在离县城约1小时车程的大龙镇，和班上十几个同学往县城凑热闹，到县城已没有车了，我们就步行在荒山野岭上，也不害怕，因为路上有许许多多的人，坐车的、步行的，都朝着往县城的同一方向前进，空气里的每一个分子里充满的似乎都是节日的无法按捺的喜悦，那份纯粹的喜悦我已有多年没有品尝到了，而玉屏县庆于我，也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回忆。已有很久没有回去了，今年是我人生中最不顺的一年，失恋、被骗、心灰意冷，我曾想过回去，买一亩地种黄瓜，美容、果腹，两不耽误，剩下的还可以用来出售糊口，卖给那些同样钟爱黄瓜的人们，然而这终究只是深夜时一个虚无的念头，想想聊以自慰而已。
谈到深圳的人情，我的一个哥们曾说：在深圳，有一种情比亲情、爱情更可靠，那就是利益，深圳人与人之间的帮助、合作，归根到底与钱有关。今年年初，一个从小玩大的亲戚将我毕业后辛辛苦苦赚来的40万元席卷一空，去了国外。也许他只是要用这钱救急，也许他以后会念及旧情，将钱原封不动地归还给我，但我不知道在深圳这个我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的地方，有谁可以真正被信赖。被骗的这件事让我想起了初中时的一次遇险。那次我和同学野游迷路到一家侗族寨子时已是深夜12点多，抱着侥幸的心理敲开一户人家的门，那家人听说我们的悲惨遭遇后，立马给我们生火做饭，倾其所有的门，贡献出家中最好的菜——熏肉，但他们也拿不出更多的，就连夜去敲邻居的门，到最后，小小寨子里的20户人家中被我们这群不速之客整整惊动了8家。那晚吃的混合着熏肉、青菜的饭菜是我今生吃过的最香的一顿，同学都感动得不得了，第二天回来的路上一个个默不做声，到家后立马或偷或骗，从父母那里弄到了50元钱，当即送回了那侗族寨子中。 关于故乡温情的回忆，还与偷东西有关。小学时我常常和同学一起去农家偷橘子，玉屏橘农如果不养狗，那他们满山坡的橘子就算是白种了，全部会落入我们这些无法无天的小孩的腹中。有一次我纠集了一班同学去偷橘子时，被一位手拿火药枪的老农发现了，在他手电筒的照射下，我们“嗤嗤”地笑了起来，那老农反而哀求起我们来：“你们不要偷走，在这儿吃没有关系，少摘一点，我们橘子栽得也挺不容易的。”
深圳是规矩的，故乡是野性的，刚到深圳泥岗中学读书的时候，深圳的同学很多嫌我野性，现在我的身上早已洗尽了那种野性，我已习惯了在粉红色的灯光下，倒一杯冰冻的红酒，再叼着一支细长的香烟，听着姜育恒的伤感情歌，想着自己的心思……我早已是一个标准的城市化的产物了吧？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然而故乡仍旧常常萦绕在我的心头，买一亩地种黄瓜的念头是早已打消了，但发财后衣锦还乡一直是我梦中所想，如果有了钱，希望到时能够慷慨地捐出收入的60%回故乡，给少年时赐予我们一饭一粥的温暖的侗族寨子，给童年时我们辣手无情摧残过的那些橘农。作为一个终生没有见过亲生父亲的私生女，我曾被朋友戏称为“激情下的产物”。似乎激情下“产物”令他（她）们的情感总是充满着矛盾。年少时，我总认为母亲欠我很多，我并不感激她带给我的一切，包括生命。我叛逆的性格曾带给她无数的伤害，我无言去解说那些事件的点点滴滴，但现在想起来，我的心就会痛。实在很难想象，她是如何承受我这个不孝女儿对她造成的那些伤害。如果说我做过很多的错事，无论这些对我的人生造成了怎样的不可扭转的局面，都不值一提。而对我母亲的伤害，那是根深蒂固的，这种内疚一直伴随着我。 对母亲的内疚，来自故乡的远山的呼唤，构成我深圳生活的两极，每一极都左右着我向前迈出的脚步，希望我能够像我崇拜的那种外圆内方的女性那样，妥帖、圆满地安抚好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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