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成就辉煌的教育逻辑 袁祖望 2008-07-24

摘要：生逢乱世,战时西南联大的生存环境极为恶劣。日军1938 年9 月13 日首次空袭昆明,此后轰炸不断,联大屡遭损失。经费图书设施极度短缺,学生住房简陋,人多拥挤不堪,每逢刮风下雨,经常屋漏墙倒。教师生活状况同样窘迫,每当有断炊之虞,联大教授们甚至纷纷典当衣物。人们不禁要问,当时办学条件那么差,为什么能培养出如此多的科技、人文精英? 当时从不搞业绩考核,为什么能诞生如此多的重大科研成果?“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这种奇特“西南联大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
西南联大的辉煌当然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即民族危难形势下催生出的战时人文精神、爱国主义精神支撑着联大学人弦诵不辍。三校师生撤离平津,辗转湘滇,风餐露宿,历经艰辛,亲眼目睹了山河破碎、民生多艰,严峻现实使充塞于胸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复兴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激烈迸发。“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弦诵在山城,情弥切”。一曲校歌《满江红》,充分表达了联大师生的殷殷爱国情怀和拳拳报国之心。
但特殊历史背景只是外部条件,仅此并不能造就西南联大。我们认为,联大的辉煌还有其自身的教育内在逻辑,予以概括如下。
一、             政府无力干预,自治传统得以延续
西南联大诞生于国民党统治时期,如果我们据此认为是国民党政府领导有方,那就错了。西南联大的辉煌恰恰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国民党政府的干预和控制,沿袭了北京大学的自治传统。蔡元培主张“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1 ] 民国初年,军阀势力不时干涉学校事务,蔡元培多次以辞职抗争, “我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 , “ 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今天这个干涉,明天那个训饬, “世界上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 2 ] 当教育超然的理想与政府要求相冲突时,敢于说“不”。西南联大期间,由于平津三校在文化教育界已经形成的权威地位,政府当局似乎不敢过多直接插手。从外部原因看,昆明地处偏僻,远离当时的政治权力中心;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疲于奔命,无暇它顾; 云南地方势力强盛,具有相当独立性,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之间矛盾重重,国民党当局难以过多插手地方事务等等。外在控制力量的软弱分散,使得西南联大能在一定程度上按照大学的内在逻辑发展。
由于延续了北京大学的自治传统,西南联大对于政府当局发出的有可能损害大学发展的种种要求敢于抵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大学的独立性和正当利益。可述事件者有三。抗战爆发后,教育部长陈立夫利用军政统一的号令控制大学,频频得手,但在西南联大却未能得逞。他一方面企图排挤几位联大的现有常委,又想从校外委派专职的国民党职业政客担任联大训导主任。联大当局以“教授治校”为三校一贯传统必须尊重为由,将陈立夫企图委派的人顶了回去; 1939 年后,教育部三次下令,对全国所有大学的课程设置、课程内容、考核方式、教授聘任等作出硬性统一规定。联大教授会在呈文中对教育部的规定逐条予以批驳,“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以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明确表明态度“, 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尚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3 ] 西南联大曾在四川叙永办了分校,拟一旦时局恶化继续西迁。后联大常委会、校务会多次开会,认为叙永条件不甚理想,且战局发展形势并未如预想那样恶劣,最后以投票方式决定继续留在昆明,撤消分校。政府当局不同意联大决议,要求继续留在叙永办学,联大常委会、校务会再次开会,复议分校去留,最后仍然否决了政府的意见。
西南联大敢于抵制政府决定,坚持办学原则立场,既与三校的自治传统有关,也与联大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独立人格有关。1941 年,教育部规定凡在大学担任行政领导职务者必须加入国民党,许多大学校长因此或被迫入党,或被迫辞职。联大许多教授对此表现出宁折不弯的态度,陈序经教授声称,如果一定要他加入国民党,就坚决辞职不干。杨石先教授拒绝蒋介石亲自介绍加入国民党的要求,表示宁愿辞去教务长之职,入党之事断不可为[4 ] ,体现出联大知识分子执著的完美人格追求。
二、             追求学问真理,师生享有学术自由
蔡元培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主掌北大时,主张“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 “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然发展”。[5 ] 西南联大很好地继承了北大这一精神传统,师生享有学术自由。梅贻琦认为,“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孓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6 ]
教师的学术自由体现在:可以讲授自己想讲的内容,宣扬自己的学术观点。联大学者名流云集,教师的政治倾向性不一样,左、中、右都有。既有像闻一多、张奚若、陈序经、钱端升、杨振声、吴晗等那样直接批评政府的教授,也有国民党开明分子冯友兰、雷海宗先生,三青团的姚从吾、陈雪屏先生。党派形形色色,但都能在学术自由的大旗下各不相扰,“同无妨异,异不害同”; 教师的学术派别、文化价值观不一样,有战国策派,国粹派或复古派,欧美派,正统派,激进左派,还有“全盘西化”论的鼓吹者。他们相互之间的思想交锋有时十分激烈,但能各抒己见,百家争鸣,联大当局并不横加干涉。学校没有硬性规定什么教学大纲,教师自编教材,讲授内容自定,发挥所长,独立讲授。学校为鼓励学术争鸣,繁荣学术,采取类似于今天的“挂牌上课”做法,同一门课由两位以上教授同时开讲,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如讲中国通史,吴晗用纵向法讲制度演变史,雷海宗用横向法讲历史循环论,钱穆讲通史,否认中国封建社会的存在,宣扬复古主义思想。[7 ] 学校还经常举办学术讲座,让不同学派观点登台亮相。师生平时见面,可以随意谈天,讨论问题,往往出现因某一学术观点不同而争得面红耳赤的情形。
学生的学习自由体现在:看书的自由,能够看自已想看的书,看与课程无关的书,没有任何禁书,在国民党统治时代,也可以随便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可以随时听各种政治立场、各种学术观点的公开演讲;表达观点的自由,课堂讨论可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观点可以与老师相左,甚至指出老师的授课错误,还可以在校园的“民主墙”上表达自己对时局的评论、意见和建议;听课的自由,教师上课一般不点名,学生听不听课完全自由,什么时候听,愿意听谁的课也有自由,有很大的选择性;课外的自由,联大师生课外喜欢泡茶馆,边吃边看书、聊天、讨论问题等,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有时候辩论起来各不相让;个人行动的自由,联大学生学习刻苦,但也有自由散漫者,每人都我行我素,表现出很大的独立性。
联大教学管理措施灵活,为学习自由提供了保证。在西南联大,学生转系相当普遍和容易。如杨振宁报考化学系,入学后改学物理。语言学家朱德熙一年级时学物理,第二年转入中文系。实施通才教育,也为学生顺利转系提供了便利。联大实施学分制,学生有较大选择,除共同必修课外,大约一半课程可根据自己的特长与兴趣跨专业或跨系选修。
联大继承了北大学术自由的传统,也延续了清华严格的校风。自由不等于放任,自由是过程的自由,结果并不自由,学生须通过严格的考核,实际上是“外松内紧”。联大对有关入学、注册、选课、转系、请假、退学、考试、毕业、学位、留级等都有严格规定。学校考试要求极严,教师评分标准较高。每次考试下来,不及格的学生较多。如必修课考试不及格须重修,不能补考。一年中不及格课程占总学分数的1/ 3 ,须留级, 达1/ 2 者,则自动退学。大一的学年考试很严,有3 门课不及格者,一律开除学籍。[8 ]
那么,学术自由与人才辈出之间是否有联系呢? 答案是肯定的。比较中国历代或不同时期学术发展的情形,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性现象, 即国家或政府何时放松了思想控制,文化教育与学术何时便呈繁荣景象,反之类推。约翰. 穆勒认为,知识的探究活动必须在一个自由自在的、不受外界干扰与强制的环境中进行。在思想、言论都受到禁锢环境中的所谓学术不能达成真理的高度,更不会有真正的创造。[9 ]梅贻琦曾引用宋人胡瑗的话来表达自己的见解, “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 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10 ]学术自由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综合,本质是表达的自由。前苏联对大学严加控制, 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问题, 如组织批判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说和推崇米丘林学说、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等, 结果仅有的7 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中,生理学奖或医学奖为空白。[11 ] 这决非偶然。
三、             坚持民主办学, 教授治校
北大、清华早有教授会之设,依靠教授办学,教授在学术事务中具有相当发言权。“大学不是行政机构, 教授是这里的主人。有教授才有大学,大学是依赖教授而存在的”。张伯苓主政南开时,认为“私立学校不是私有学校”,不能搞家长制,提出“校务公开、责任分担、师生合作”的治校方针。蒋梦麟认为无为才能有为,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分权而治。
西南联大延续了三校这种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的优良传统,梅贻琦主持联大校务的八年期间,遇重大事情总是主动与张伯苓、蒋梦麟两位常委商讨。某些问题需要亲自决策,他总是虚心听取各方意见,采取“吾从众”的方针,使人“悦服”而非“慑服”。梅贻琦认为“, 教授和校长比,校长固然重要,但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最重要的还是教授”。从任职构成看,从校长到校务委员会、教授会、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院长、系主任和研究所长等,均由教授担任。但教授充任行政职务属兼职,不是官员,不增薪水,照样上课;从组织架构看,联大领导层是由三校校长共同组成的学校常委会,为决策机构,由蒋、张、梅三位校长轮流主持工作,称轮职常委会。凡学校重大问题决策均由常委会讨论决定,常委开会时处长和院长列席会议。常委会下设两个会议机构,校务委员会和教授委员会。校务会议由常务委员、秘书主任、教务长、总务长、院长及教授、副教授互选的代表11 人组成,每学年一次。教授委员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职责是听取常委会主席报告,讨论学校重大问题,向常委会或校务会提出建议,选举参加校务会的教师代表等。教授会虽然是咨询性质的机构,但在学校的行政管理、学科发展、学生学习等方面却有相当影响和作用。常委会与校长虽是领导机构,但做出重大决策要与教授会充分协商,听取他们的意见而非独断专行。
四、一代名师主政,办学理念引导发展
西南联大有三位得力校长,八年之久,合作无间,风格各异,相得益彰。蒋梦麟从政经历丰富,办事能力极强。傅斯年曾说“, 蒋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元培,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三校校长组成常委会,共同主政,虽然张伯苓、蒋梦麟先后去重庆政府任职,实际由梅贻琦长期主持校务,但张、蒋二人对梅贻琦充分信任,并利用在渝工作机会为联大创造有利办学条件,渡过战时难关。三位校长的共同特点: 一是都具有教育救国的理想。张伯苓早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甲午战争后,痛感清廷腐败和中国落后,由以武救国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他志在教育不在政治, 严守“终身办教育不做官”之约,多次对出任教育总长、天津市长之邀,力辞不就。蒋梦麟留学美国加州大学时学农,欲为“以农立国”作贡献, 后逐渐认识到强国须先治政、育人,于是由学农转攻教育。梅贻琦一生为民族教育事业辛勤奋斗,推行五育并重的教育方针(德、智、体、美、群) 。每有机会,必告诫学生不要忘记国难,每有学生出国,必告诫不要忘了祖国。二是都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具有大师的视野,是开眼看世界的读书人。张伯苓和蒋梦麟曾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著名教育家杜威,学习教育,对办大学有独特的感悟和理解。三是学贯中西,有很好的人文素养,有自己的办学理念。他们基础教育阶段学的是《四书》、《五经》之类,经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身上的人文味道很浓。蒋梦麟为秀才出身,虽然留学美国后西化色彩很浓,但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认同感,其立身之本和处世之道都直接来源于传统文化精神。梅贻琦虽然主攻物理,但文学和哲学修养很高,提出了许多著名的教育见解。三位校长文理兼通、学贯中西,中西文化的交融使他们容易形成自己的大学理念,使联大的人才培养模式符合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潮流,这突出体现为通才教育和选修制。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便主张通才教育和选修制。“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文理不能分科“, 习文科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学生应于“专精之余,旁涉种种有关系之学理”。[12 ] 梅贻琦主政清华时,认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针对教育部“重专才不重通才、重实科不重文理”的办学方针,提出大学教育应“通识为本,专识为末,通才为大,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13 ] ,其办学理念与蔡元培可谓一脉相承。
通才教育理念反映在联大学院设置上,便是突出综合性。西南联大集三校之规模,却仅设五个学院:文学院(下设中文、外文、历史、哲学、心理学五系) ,法商学院(下设政治、法律、经济、商学、社会学五系) ,理学院(下设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气象学五系) ,工学院(下设土木、机械、电机、化工、航空、电讯六系) ,师范学院(下设国文、英语、算学、史地、理化、教育六系) ;反映在课程设置上,便是实施通识教育,重视基础课教学。规定文理学生跨系、跨院、甚至跨文理工类选课,大一时,理工生必须修国文和中国通史,文法生必修一门理科课,考试不及格者不能毕业。给一年级学生上基础课的大都是知名教授,青年教师一般只开设专题选修课。选修课比重很大,一般占总学分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通才教育和选修制奠定了联大学生合理的知识结构,使之受到良好人文精神的熏陶。联大学子毕业后大多都有留学西方的经历,上世纪50 年代初他们纷纷响应祖国号召,历经千辛万险、艰难曲折,放弃国外的优越条件回国参加建设。当时大陆刚刚解放、民生凋弊、百废待兴,但他们毅然选择了回国的道路,这与当年联大注重人文精神的熏陶不能不有密切的关系。
五、             师资力量雄厚,硕学宏儒荟萃一堂
梅贻琦的名言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图之也至极”。西南联大集中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著名教授,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灿烂。他们大都有留学美欧、日本的经历,据统计,联大179 位教授中,仅23 位未留过学。[14 ] 文科教授中有国学根底深厚的学者,有学贯中西的大师,有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和政治家。如中文系有闻一多、朱自清、王力、罗庸、唐兰、刘文典、沈从文等; 历史系有雷海宗、陈寅恪、钱穆、吴晗等; 外文系有吴宓、冯至、钱钟书、吴达元、叶公超、闻家驷等; 法商学院有张奚若、陈岱孙、陈序经、钱端升、潘光旦等; 哲学心理系有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等。理工学科有华罗庚、江泽涵、杨武之、姜立夫、陈省身、周培源、吴有训、赵忠尧、吴大猷、张文裕、王竹溪、杨石先、曾昭伦、苏国桢、李继侗、赵九章、刘仙洲等。据统计,1948 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61 人,其中曾在西南联大任过教的教师共27 人, 数理组28人中有11人, 生物组25人中有6人,人文组28人中有10人。[15 ]
抗战期间,尽管时局动荡,生计维艰,联大教师仍然呕心沥血,笔耕不辍,最艰难的时期却也是西南联大科研成就最为辉煌的时期。联大教授众多,各有专长,风格各异,授课时旁征博引,融贯中西。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讲授隋唐史时对学生宣布:“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16 ] 如今大学里,有谁敢用如此口气讲话? 从教学方法看,联大教授注重启发式教学,如预先指定相关参考书,提出一些供学生思考的问题,然后学生带着问题看书。上课时老师边讲授边与学生议论,向学生介绍自己的研究体会,或是组织课间讨论,教师引导、启发。许多教授还抽时间对有研究兴趣和学有专长的学生予以专门辅导。
名师授课,由于受课程名额和开课时间限制,学生选课往往犯难,令人目不暇接。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只好抽空旁听,于是时有造成爆棚现象,旁听人数竟达数百! 以至有教授不得不三易教室,最后只好在露天上课。[17 ]名师出高徒,名师对学生的影响和发展无疑巨大。杨振宁在不同讲学场合多次提及,西南联大条件虽然很差,但我在那里受到良好的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课程非常有系统,内容极深入。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当年听王竹溪先生教授量子力学时的笔记,它对我仍是有用的参考资料。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指导的本科论文和硕士论文分别把我引导到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的领域。以后40 年间,这两个方向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像西南联大这样的学校,其课程设置和科研水准,已和国外的一般大学相当接近,培养的硕士生实际上已和博士水平相齐。那几年我在昆明学到的物理已能达到当时世界水平。譬如说,我那时念的场论比后来我在芝加哥大学念的场论要高深,而当时美国最好的物理系就在芝加哥———我这代人在出国前便进入了研究的前沿。[18 ]
当然,西南联大英才辈出还与优秀生源分不开。联大声名远播,青年才俊趋之若鹜,联大教授慧眼识才,精心育才,二者相辅相成。剖析西南联大成就辉煌的原因,很复杂但也很简单,即一流大学的成长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而言之,外部环境或制度取决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 内在条件是校长、教师、学生的素质。很大程度上,前者决定后者,因为一流大学首先是观念变革和制度文明的产物。
“西南联大的骄人成就是在中国现代史上最为艰苦的风雨岁月中取得的,就其办学条件的恶劣、生活的困苦而言,西南联大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这不仅值得人们称道,更值得人们思索”。[19 ]
“联大传统并未在逝去的岁月中冻僵,却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追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的传统,联大为东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壤上喜结良缘作出了榜样……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20 ]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J . 依色雷尔(john.jsrael) 如是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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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赵瑞蕻. 离乱弦歌忆旧游[J ] . 新文学史料,2000 ,(2) :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