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巡抚山东政绩显著 从此获得欧美国家青睐 为避免予人口实袁世凯镇压义和团

列强窥视山东 为避免予人口实袁世凯镇压义和团
庚子国变，山东无“拳匪”
已往，不少近代史著作，把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的原因，说成是由于美国公使康格要求罢黜毓贤，并未直接点名的推荐袁世凯继任。清廷屈于压力，乃罢毓任袁。其实，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根据当时山东局势，还有更深的原委在内。
1897年11月德国藉口巨野教案，武装侵占胶澳地区之后，引起连锁反映，俄、英、法等竞相效尤，纷纷争占租界地。与此同时，清王朝害怕德军再向山东内地以至中原扩张，切断江南与北京的通道。事实上，盘占青岛之德军，曾以日照教案为由，出兵日照、沂州等地，四处骚扰。当时，在天津小站练兵之袁世凯，极为关注事态的发展。当德军占据胶澳二十多天后，即1897年12月6日，他就电告新任山东巡抚张汝梅说:“密闻德国国王遣其弟及太子带船先后来华，意似不仅在胶州。查胶州西北为莱州太平湾，倘由此路泊船登陆，进据平度，则芝（罘）、莱隔离，恐非我有，拟应在莱、平（度）、高（邑）、潍（县）均须驻兵防守方妥。”（《养寿园电稿》第三部分，第276。）随后，他又向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王文韶陈说:德国陆续增兵，如巨野教案与德占胶州不速为谈判“定局”的话，“恐嗣后尤难结束”，敦促速为了结，避免事态扩大（《养寿园电稿》第三部分，第277页。）。1898年，德国与英国先后强行租借胶澳和威海以后，于当年10月31日他又给张汝梅去电说:“时局危急，山东逼处英、德，为京畿近援，必须赶练精锐，为国宣劳”；“烟台为通商口岸，德屯据其后，不宜多屯兵，似应在青（州）、潍（县）一带，集成大枝，认真操练，切忌零星分散，进防威、胶，退固泻（原文如此，似为‘济’）南，并可遇事勤王。”（《养寿园电稿》第三部分，第281页。）这个建议是对头的。后来他任山东巡抚时，就是按上述意见布置驻防的。就是说，重点是防御德军西侵。袁世凯认为:处此境地，战争难以避免。因此，当他滞留北京时，还专门写信给代理营务的徐世昌说:“时局至此，战事不可忘，请嘱各营加功操练。”（《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二期，第12页。）袁世凯左一个建议，右一个提醒，出谋划策，预筹战备，是难能可贵的。
对于德国占据胶澳后的局势，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也持有和袁世凯相似的认识。当德军以青岛为基地，向日照、沂州等地不断侵扰之际，1898年11月9日，刘坤一致军机大臣、武卫军总统荣禄函说:“德人占我胶澳，想在割我山东全省及黄河之南。德国前借小故，径以兵队侵扰日照、沂州，姑为尝试，且以察看道路险夷、内地虚实，狡焉思逞，如见肺肝。德若据我沂州，则南北中断，不惟河南可危，中原亦难措手。”因此，他建议荣禄于武卫军所部袁世凯、董福样、聂士成、宋庆中间，抽拨一支劲旅赴沂，与驻防徐淮之刘坤一部“因资犄角。”（《刘坤一遗集》，第5册，第2234—2235页。）1899年3月，刘坤一再告荣禄说:现在德人“益横”，在“日照、兰山一带，猖狂为各国所未有”，如果再行忍让，“德则得步进步，必至荐食山东，各国群起效尤，择肥而噬，中国何以自主？不如破釜沉舟，与德决一死战，如能击败德国，规复胶境，则中国气势一振，可期转圜，不至江河日下。”因此，他再次建议，传集袁世凯、宋庆、聂士成和董福样诸人，“与之熟筹方略，饬催派出一军，即日上道，驰赴山东”，“会同本地官兵，直取胶澳。”（《刘坤一遗集》，第5册，第2248一2249页。）刘坤一、袁世凯提出的建议，促使清廷当局认识到山东局势的严重性。
正是袁、刘等人的意见，促使清廷对胶澳德军的担忧，深恐激发事端，乃先后命令山东巡抚张汝梅和毓贤严密布置，指令登州镇总兵夏辛酉监视德军，“明为保护，暗为防范”，命令夏部要紧靠德军出没地区，因为“事机紧迫，两国兵队相距太远，何以弹压保护？”并密令夏辛酉“相机因应，固不可过于激烈，亦不可稍涉畏葸，总以不动声色，暗为布置，设有意外，不至仓卒失措”。并对张汝梅、毓贤对于德军的内侵，“不得事事忍让，无所底止。”（《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1—22页。）从上述情况表明，清政府极为关心德据胶澳的军事行动，甚至不借以战争来阻止德军内犯。
在上述背景下，1899年5月1日，荣禄命令袁世凯和聂士成各率所部，开往山东境内演习。袁奉命后，以所部武卫右军二成继续留驻小站训练；其余由袁率领于5月5日分批开赴山东。5月13日，到达德州。
袁世凯此行的目的，公开宣布的是“藉以弹压匪类，保护教民”（《袁世凯奏议》，上册，第23页、第26—28页、第31—33页。），实则是遏制德军。他雄心勃勃，大有与德军决战、战而胜之的愿望。5月7日，他从静海唐官屯行军途中，兴高采烈地给留守营务的徐世昌信说:“此行怦怦，颇有战兴，未知能如愿否？”并嘱徐世昌“将留营二成操练实用如法，以为后劲。”次日，他再告徐说:“德人必有诡谋，岂聩聩者所能见及，姑俟至德（州）查看情形，再商办法”。“聩聩者”，指的是山东巡抚毓贤也。当他抵达德州后，于16日再次给徐世昌去信，谈到青岛时有“电来，夷兵不及二千”；“此来将士均甚高兴，志在一打，如又了事，必挫锐气。德人兵力有限，应不致谋我后路，伊必专心谋山东，各守瓜分之说。”（《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二期，第14-15页。）由此可见，荣禄派袁世凯与聂士成两大劲旅同时开赴山东，其目的是想寻机打击德国，袁世凯“志在一打”的愿望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和德国打仗，敌强我弱，中日甲午战争余悸犹在，西太后是决不会平的。进军山东演习，无非是向臣民表明她在重整军备，有意抗敌而已。唯其为此，袁世凯是得不到对德作战谕令的。毓贤对袁世凯这个客人，又实在是很不客气，到处作梗，甚至密派官员，明查暗访察看袁部有无违纪行为。袁世凯感到毓贤“预有成见，故来吹求。”对“志在一打”的袁世凯，乃至兵临阵前，又迟迟得不到谕旨，袁看到了“料其必无高著”。只好把毓贤种种不是，包括德国驻青岛官员“请治其罪”，对袁军又“复求其疵”一一上告荣禄。袁指责毓贤“甚无用，偏而且乱”，“又甚恶洋操”，表示他在此“久处不便”。但是，他对毓贤故意作梗，不肯罢休，他向荣禄控告，只是“先伏一笔”，等部队撤回后，再做“文章”进行报复。此情此景，袁世凯感慨地说:“出师未捷，已腹背受敌，今而后知带兵之难也。”（《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二期，第15-16页。）不久，“无着”的荣禄，只好对袁和聂士成下令，操演顺利完成，予以奖励，命令各部遄迫原来驻地。7月，袁率部返回小站。
综上可见，袁世凯“志在一打”，“颇有战兴”，正是他与刘坤一、荣禄等人一致的看法。只是西太后不下决心，“一打”落空了。
袁世凯此次演习之另外一个目的，是“藉以弹压匪类”，这不是主要的。因为正在襁褓之中的义和团，无须使用大量正规部队，就可以压制下去的。
袁世凯在行军归途中和回到小站后，接连给西太后上了两个奏折。
5月20日，在题为《时局艰危亟宜讲求练兵折》中，提到“前年德人首发难端，袭击胶澳”，“近日德复进驻日照……条约不可行，公法不可诘，情理不可喻，即欲引一排难解纷之强邻，而亦不可得，推求其故”，在于“我之兵力不兢而已。”他说:“有兵不练与无兵同，练兵不如法与不练同”、“且器械为兵所用，不练则不知用法，不知用法则不能尽利器之长”。中国积弱，为列强所欺，原因是多方面的，单就军事来讲，袁世凯的意见，无疑是对头的。因而，他在这一奏折中建议，就“兵法”、“操法”、“军规”、“器械”等方面，应仿照各国军制，“立定划一章程，请旨颁发各军一体遵照”。这对于编制混乱，操法各异，武器不一，章程不清的清军来说，“划一章程”，确是一件促进清军改革，加强军力所急需解决的问题。根据西太后对这一奏折的批示（《袁世凯奏议》，上册，第23页、第26—28页、第31—33页。），袁世凯主编了《训练操法详细图说》于8月23日上呈。
7月24日，袁世凯再上《强敌构衅侵权亟宜防范折》。他说:“德人窥伺山东，蓄志已久，分布教士，散处各邑，名为传教，实勘形势。而构衅之由，亦即阴伏于此”；“今日照之事甫息，高密之复又起，接踵而至，竟成惯技，不但骚动民心，尤足损我国体”，“且东省居海北要冲，海程陆路悉由于此……利害所关，殊非浅鲜。现筹防之策，似莫若先自经理，不资以可藉之口，不予以可乘之隙”。为此，他建议:“慎选牧令”，“讲求约章”，“分驻巡兵”，“遴员驻胶，”（《袁世凯奏议》，上册，第23页、第26—28页、第31—33页。）作为防止德国藉教案为口实而入侵，亦即防止发生教案。袁的意见是有理的，它实际上指控毓贤办理教案不善，以至事端迭起，其四条既有普遍性，也是针对毓贤的要害而发的。这是他在行军途中，对徐世昌所说的对待毓贤，“俟撤回后，再藉此作文”（《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二期，第16页。）的“文”。与此同时，这个奏折阴含自荐之意。这个奏折为西太后所嘉许，立即抄给毓阅看，责令他“查明办理。”（《袁世凯奏议》，上册，第23页、第26—28页、第31—33页。）
1899年下半年山东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旗帜，逐渐发展。高密等地群众反对德国修筑胶济铁路的浪潮也日形高涨。11月2日，意大利企图租借三门湾未果以后，又派军舰多艘在烟台海面游弋，想在瓜分中国的宴席上也能捞到一块肥肉。这时，刘坤一给北洋大臣裕禄写了一封信，说明:“现在广州湾尚未了结，意人又欲占我浙江之三门湾、山东之庙岛”。“德国耽耽逐逐，垂涎山东，不久恐有变动，万一沂州有失，则南北声援中断，来往不通”。因此，他建议于武卫军袁世凯、董福祥、聂士成、宋庆中间“拨一军赴沂，方为力势雄厚，可支劲敌”。望裕禄与荣禄“熟筹之。”（《刘坤一遗集》，第5册，第2257页。）在刘坤一、袁世凯一再提示下，清廷于11月10日谕令，命令他抽调武卫右军一部进驻沂州，就近防范外敌（《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8页。）。
袁世凯奉命后，命令武卫右军左翼翼长姜桂题率领步军2营，骑兵2队，炮兵1队共3500人分别于11月30日和12月1日，从小站出发开赴沂州，这为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打下了基础，是先声。
义和团兴起于山东后，历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在不同程度上，同情并间接或直接地支持义和团，毓贤尤为显著，这是山东义和团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毓贤对义和团更是“一味纵容，并出示讽煽”；“匪民自谓奉官所允，又为法所不禁，兵吏均不敢逼前，”（《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二期，第19页。）促进了义和团的发展。
既要防止德国等帝国主义继续入侵，又要防止民教纠纷引起教案，两者既有严格的区别，又有联系。外国的侵扰，引起人民的反抗，引起教案，而教案又往往为列强进行扩张、发动战争的藉口。对此，愚昧守旧、盲目排外的毓贤无能驾驭局势，只能是“自己怕洋人而煽动百姓与人闹事。”（《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二期，第20页。）这引起了列强公使对他的不满。1899年12月5日，美国公使康格径向总理衙门提出，要求撤换毓贤，派一个能干的人去代替他的职位，以平息山东民教纠纷；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美国对外关系》，第2卷（1902年）第77、78页。），不点名的推荐袁世凯代替毓贤。这个意见，无疑是一个触发剂，正符合西太后、荣禄早已存在罢毓任袁的想法。12月6日，任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
袁世凯调陛巡抚，一是由于屡上条呈，并且言之成理，得到西太后、荣禄的赏识；二是他的精锐部队已经进驻山东；三是毓贤无能，不能稳住局势。因此，清廷和列强都看中他，西太后、荣禄的决定是主要因素，美国公使的意见只是起了促进作用。
袁世凯巡抚山东政绩显著 从此获得欧美国家青睐
2009年06月21日 20:55凤凰网历史专稿【大中小】 【打印】3位网友发表评论
毓贤是1899年3月以山东按察使的身份接替李秉衡出任山东巡抚的，但他在这个位置上一年都没有做到。毓贤被赶下台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外国的压力，山东的教会和北京的那些公使们对他的政策非常不满意，并认为他既缺乏诚意也没有能力去保护教会和教民。
毓贤在山东从政多年，对当地的民教冲突可谓是了如指掌。甲午战争后，外国势力步步紧逼，特别是在1898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山东反对侵略和洋人洋教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从不断增多并日趋激烈化的教案中可以清楚看到。对于这种民情民意，作为传统士大夫出身的官员，毓贤也不可能不有所感知。
早在1870年的时候，天津曾经发生过一次重大教案，当时的天主教堂望海楼被烧毁，法国驻天津领事也被愤怒的民众打死，后来由声望正隆的曾国藩去处理这件事。曾国藩也意识到这次事件是众怒难犯，并且有不少秘密社团参与其中，如果按照法国的要求将所有参加事件的民众全部问罪的话，必然会株连过广且伤及民族的尊严，由此他提出一个原则便是“只问匪不匪，不问会不会”，意思就是说惩治罪犯不按是否参与秘密社团，而以其是否犯罪为准。
曾国藩的这个原则，被后来的山东巡抚李秉衡和毓贤继承了下来，并一直按照这个原则来处理之后的教案，其主要用意是希望区分良莠，将平民和匪徒区分，以尽可能的缩小打击面，避免在处理过程中激起民变。外国势力对“曾国藩原则”显然是不满意的，他们不断的向总理衙门和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惩办所有参与之人，以逞己志，却丝毫不顾及当地复杂多变的民情，也毫不体谅那些坐在火山口上的地方官员。由此，不仅民、教之间大起争端，官、教之间也是矛盾重重。
毓贤之所以顶住外国压力，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得到了当时朝廷保守派和清流派的支持。在戊戌变法后，以端王载漪、大学士刚毅等人为首的保守派逐渐把持了政权，这些人极度仇视外国势力（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立储问题，后叙），而毓贤与这些人交往甚密，因此载漪等人在朝廷中帮毓贤撑腰也就不难理解了。至于朝廷的清流派，他们虽然大多没有什么实际权力，但他们对舆论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外国势力的威胁日益增大的情况下，他们在朝廷中大声疾呼，要求对外国势力持强硬态度，这也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缓冲和反弹。
在此情况下，毓贤对于外国教会和公使们的抗议大多置之不理，而始终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当时日益激烈的民教冲突。数年前，毓贤曾用“惩首解从”的方法在鲁西南成功的处理了大刀会的反教活动，在当上山东巡抚后，他仍旧认为这是一个有效的办法。特别在朱红灯等人被逮捕后，茌平一带重新恢复了平静，毓贤在这时还是认为他的方法是行得通的。
但可惜的是，毓贤这次看起来战术是成功了，但这只是假象而已。鲁西北的义和拳和鲁西南及冠县的义和拳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的降神附体仪式具有迅速产生新领袖的神奇魔力，而不需要像刘士瑞和赵三多那样需要很长时间去培养威望。而且，鲁西北一带的地方士绅力量薄弱，拳民们又大都是一些生活穷困的下层民众，这使得官府对他们的控制难度极大。
果然，还没有过一个月，新的拳民活动在齐河、聊城、平阴、东阿等地便再次蜂起，各地的教会和教民不断受到攻击，这使得各国公使、领事的抗议书像雪片一般的飞向总理衙门，并将矛头直指山东巡抚毓贤。就连一向不太多事的美国公使康格也向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并指责毓贤对保护教会和教民的要求置若罔闻。在没有得到满意的回复后，康格又再次致书总理衙门，提出“山东巡抚不能统制暴徒、保护宣教士和外国人的话，就应该撤换派一个能干的人去代替他的职位。如果他的兵力不足，我们或可从天津调遣训练有素的军队前往协助。”（25）
在各国公使的压力特别是声称要用自己的武力保护的威胁下，清廷终于让步，因为他们担心局势如果不迅速平息下去，一旦再有外国人被杀，可能会导致1898年胶州湾事件的重演。在此情况下，毓贤于1899年12月解职并被召回了北京，接替他出任山东巡抚的各国公使所满意的袁世凯。
各国公使之所以看上袁世凯，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袁世凯当时因为编练新军，手里有七千人的现代武装，也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公使们认为袁世凯将他的军队带来山东必然能够震慑那些拳民而使得局势尽快平息下来；二是各国公使认为袁世凯是一个能力突出、倾向洋务的开明派，而且是一个果敢的军人。在清廷的任命下来后，美国公使康格在写给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一封信中说:“我很高兴地向你报告:昨日武卫军袁世凯将军受命出任山东巡抚代理。他是个能干、勇敢的人，与外国人交际甚广。相信皇上赐予适当的谕旨后，则扰乱即可停止，秩序马上就能恢复，我们希望如此。”（26）
当时英国公使窦纳乐也乐观的向伦敦报告说:“关于山东的未来局势，目前最令人感到有希望的是新任山东巡抚人选袁世凯”，因为袁世凯“已将他的所有部队带进山东。此人一贯决策果断，该动武时决不手软，所以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平定山东的暴乱。”（27）
在袁世凯到任之前，毓贤处死了朱红灯等三人，当时济南城中流言四起，说袁世凯因为其兄袁世敦在平原事件中受到处分，所以将一意进剿，要诛剿义和拳以雪耻泄愤，很多人都痛骂袁世凯是洋鬼子巡抚。（28）
山东籍的京官对这些流言感到不安，他们随后纷纷上折弹劾袁世凯，意图对其形成牵制。朝廷也此感到担忧，随后便指示袁世凯到任后处理教案要持平办理，不可轻易用兵。12月26日，就在袁世凯到达济南上任的那天，侍讲学士朱祖谋上折分析了山东拳乱的根源，其认为是李秉衡被革职后教会侵略活动加剧所导致的结果。另外，他在奏折中指出有一百多名无辜平民在森罗殿之战中被杀，以此来暗示袁世凯不应该使用军事方法来镇压，因为这会使得老百姓对教会更加反感。（29）
第二天，御史黄桂鋆有上折为拳民辩护，他把拳民运动的产生归结于德国强占胶州湾，并以儒家“以民为本”的训则指责“地方官不论曲直，一味庇教而抑民，遂令控诉无门，保全无术，不得不自为团练，籍以捍卫身家……盖刀会、拳会与团练相表里，犯法则为匪，安分则为民。”另外，黄桂鋆还特别警告袁世凯可能会因为与袁世敦的血缘关系而对义和拳进行报复。为此，他说出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我国家岁费数千万金钱，篆养战士，不以御外夷，而以残百姓！”（30）
朱祖谋和黄桂鋆可谓是代表了朝廷中的保守派和清流党，他们对地方上民教冲突的复杂性并无根本认识，特别是黄桂鋆关于“刀会、拳会与团练相表里，犯法则为匪，安分则为民”的说法更是在实际中是根本错误而行不通的。事实上，拳民一旦蜂起，不管其攻击教会教民也好，攻击平民或官府也罢，要想将之平息下去，唯有暴力并且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而且，拳民们显然不是什么团练，因为团练是官方批准并受到控制的组织，尽管两任山东巡抚张汝梅和毓贤都曾提到将拳民编入民团的设想，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曾经付诸实施。事实上，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从法律上来说，保护教会和教民是官方在条约下的法定义务，任何官员都不可能容忍自己的辖区出现拳民攻击教民的混乱现象。毕竟，地方稳定是官员们的第一要务。
在这些人的呼吁下，清廷一而再、再而三的给袁世凯发电报，告诫他“不可徒恃兵力，转致民心惶惑”，处理义和拳时“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即使要使用武力，也“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31）
在此情况下，袁世凯也是左右为难，他一方面不同意将山东问题全部归咎与传教士，而认为山东官员也负有责任，这就是两种极端:“视夷如仇”和“畏夷如虎”。对于毓贤的宽大政策，袁世凯并不认同，但他也不赞成仓促的进攻。
由此，袁世凯在吴桥知县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的作者，吴桥县在直隶与山东北部的交界处）的帮助下发布了六条训令:
一曰正名以解众惑；
二曰宥过以安民心；
三曰诛首恶以绝根株；
四曰厚兵威以资震慑；
五曰明辨是非以息浮言；
六曰分别内外以免牵制。
曾有人称袁世凯为“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这“能臣”二字，袁世凯是当之无愧的。（32）从这六点而言，所谓“正名”，想必是对基督教正名，改善教会和教民的形象；所谓“宥过”，必然是以“曾国藩原则”解散一般拳民；所谓“诛首”，仍旧是用“曾国藩原则”惩办首恶，从组织源头根绝混乱；所谓以“兵威”震慑不法之徒，这是袁世凯独有的优势，也许这是袁世凯坐镇山东最关键的因素；所谓“明辨是非”，主要是杜绝各种不实的谣言，可别小看了谣言在乡村中的负面作用；所谓“分别内外以免牵制”，大概是区分内外事务对付洋人威胁的。
总体来说，这六条措施相对还是比较温和的。随后，袁世凯又发布公告，向当地士绅强调了教堂受条约保护及教案的代价，同时还告诫拳民，在大清律例下，攻击教徒必须受到惩罚，教民也同样如此，不得恃教妄为。但很可惜的是，袁世凯刚刚上任，便有一名英国传教士被拳民杀害，这让袁世凯显得极为的被动。
1899年12月25日的圣诞之夜，平阴县的白云峪教堂内灯火辉煌，许多教民聚集在这里过圣诞节。白云峪教堂和阳谷县的坡里庄教堂一样，天主教在此活动的历史有两百多年，从清初便有天主教徒，这里也是当地的一个教会中心，教堂也修得很坚固。12月26日，教民因通宵达旦的庆祝活动而在凌晨时分酣睡的时候，拳民们突然对教堂发起了攻击。不过，教堂方面对于有所准备，拳民们的攻击未能得逞，但在随后的几天里，周围的拳民们得知攻打白云峪教堂后，都纷纷从四周赶来。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传教士卜克斯正好遭遇移动中的一群义和拳民，于是卜克斯被他们抓住。十分不明智的是，卜克斯在拳民们吃饭的时候试图逃走，结果被拳民们发现而追了上来，结果卜克斯被乱拳打死。有一个拳民还割下卜克斯的头，将他的尸体扔到了沟里。
卜克斯被杀事件发生后，袁世凯的武卫右军立刻出动，对附近的几个县进行了彻底的搜查并抓住了五个犯案的人。在此案中，英国公使窦纳乐派遣上海副领事坎贝尔领事前往济南向袁世凯施压。坎贝尔随后抛开总理衙门，直接对袁世凯提出了非常苛刻的要求，包括袁世凯亲自参加审讯、严厉惩处地方官员、索取大量赔款等。袁世凯对此表示难以接受，他向坎贝尔强调自己没有接到北京的指示。坎贝尔随即拿“胶州湾事件”来威胁袁世凯，言下之意英国可能会采取同样措施。袁世凯听后极为愤怒的回应说:“我请领事先生不要再提那件惨痛的事件，因为这简直是纯粹的强盗行径！”随后，袁世凯又激愤的对坎贝尔说:“为什么你们要残酷的追究这些可怜的小官？他们对此事件并无直接的责任，而且像我一样对这件事感到痛心。”（33）
最终，英国方面稍微作了让步，这件事才得以顺利的了结。英方之所以让步，据笔者揣测，一来是看到袁世凯表现出剿灭拳匪的决心和能力，二来也有可能是顾虑到袁世凯手下的七千新军。事实上，在就任山东巡抚前，袁世凯曾率军进入过山东沿海，表面上是以演习为名，其实也不乏未雨绸缪之意。清廷在1898年底调遣袁世凯入山东任职，可能也是考虑到这个因素，因为这支部队不仅能够平息山东境内的骚乱，它对外来的威胁同样是一种预防和震慑。
袁世凯上任不久，便是中国的农历春节，山东一带逐步恢复了平静，但到了1900年3月，鲁西北地区的拳民在大运河沿岸再次活跃起来，并制造了一些小教案。袁世凯得报后，立刻命令他的武卫右军出动，随后便在武城县对拳民展开了猛烈攻击，当场打死二十多人，首次展示了其新军的强大威力。很显然，义和拳的“降神附体”和“刀枪不入”在现代化的热兵器面前是不堪一击的。由此，在袁世凯的压力下，山东的义和拳活动也逐渐陷入低潮。
比较幸运的是，在直隶和山东交界地区（包括鲁西北地区在内）在当年4月下了一场透雨，这使得很多拳民都纷纷回家播种去了，这也使得当地的义和拳活动由此平息。天气帮了袁世凯很大的忙，这是他的幸运所在，但直隶的一些地区就没有这么走运了。事实上，华北地区从1899年下半年开始的持续干旱，为后来的义和拳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关于义和拳的演化和后来山东义和拳的情况，这里稍作一个总结。从起源上来说，义和拳主要和当地的文化、民教争端、官员的处置不当等方面原因有关，但从大刀会到梅花拳再到朱红灯的神拳（义和拳），它们之间并没有组织上的继承关系。朱红灯所领导的义和拳是真正意义上的义和拳，它具备了1900年高潮时期义和拳的所有特征。从仪式、观念及其名称上来看，朱红灯的义和拳从大刀会中借用了金钟罩和“刀枪不入”的观念等，从赵三多的义和拳（即梅花拳）借用了名称、口号及仪式等，但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事实上，朱红灯的义和拳和1900年后在直隶、北京、天津等地蜂起的义和拳也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它们是以朱红灯式义和拳同样的方式在复制自己，在适当的条件下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引发了1900年那场惊人的运动。
令人纳闷的是，在义和拳的老家山东，除了在清廷承认义和拳合法地位的短暂时期曾经再度复起外，在1900年的其他时间大都显得十分的平静，这其中的缘由，有可能是拜当地的天气所赐，也有可能是因为袁世凯的“处置得当”---那就是毫不犹豫的使用武力震慑乃至毫不留情的镇压---在1900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武卫右军的骑兵在鲁西北地区的德州陵县一次就杀死拳民一百五十多人。（34）
这或许就是义和拳高潮时期山东显得分外平静的原因罢。
（摘自《失控1900:义和团事件的民间解读》 作者:金满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