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型升级要基于城市化

我国经济发展日益凸显产业转型升级任务的迫切性，其基本背景有三。一是“出口导向”的中国产业发展模式需要调整；二是“世界加工厂”的中国产业粗放发展方式需要转型；三是“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土地财政”的经济发展动力，需要更换新的引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调整、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其实是资源在产业间和产业内配置和再配置问题，它们都无法回避过度生产能力如何消化的难题。

基于工业化的产业升级
与基于城市化的产业升级

在众多约束面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与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两个基本选择。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实现扩大内需与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协调。一般来说，产业转型升级有两个基本可供选择的序列。
一个是以工业化为内容的产业升级，即逐步把从劳动密集型工业升级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话说回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经济体来说，制造业升级换代固然重要，却不能化解就业压力，只会增加社会矛盾和摩擦；而且，根据国际经验和产业经济理论，从劳动密集型工业升级到资本密集型工业，再升级到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工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只能是一个长期的自然演进、自我选择的过程，任何人为的干预和偏离竞争优势的扭曲，都只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另一个是以城市化为内容的产业升级，即以构筑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生活方式为基础，使传统制造业逐步向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序列升级（包括重点发展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体现为现代服务业的信息技术产业，研发、设计、营销、创意产业等）。
这两个产业转型升级序列有着根本的不同。主要表现为：一是在对待服务业发展的态度和政策上，以工业化为内容的产业升级偏向工业投资，追求工业制成品的质量和技术水平，往往通过对工业厂房和设备的大规模投资实现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结果往往使经济体系的资本密集度得到大幅度提高；而以城市化为内容的产业升级，却会把资源大量投入到城市化和再城市化过程中，着力为居民塑造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其结果必然是农民市民化、农村城市化和农业非农化，必然是服务业高速发展。二是在要素结构上，二者的差异主要体现为，如何发挥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的作用。前者偏爱物质资本投资，往往以资本、机器设备、技术为焦点，而后者偏爱人力资本，往往以人力资本投资和人才制度创新为焦点。在政策上，前者主要针对物质资本的引进和运用来实施各种优惠政策，如建立各种工业开发区，而后者则针对人力资本创新进行物质和精神、文化的鼓励和诱导。

白领劳动密集型经济
和蓝领劳动密集型经济并存

 选择基于城市化的产业转型升级序列更具有现实的可信度。这是因为：第一，以城市化为内容的产业升级，将把相对过剩的生产能力引导到以城市化为主体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上，而不是消极地毁坏其生产能力。这是中国“三农”问题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
 第二，以城市化为内容的产业升级，是创造和扩大就业机会、提升进城农民比较收益率的主要途径，因而必然自动产生扩大内需的效应。
 第三，以城市化为内容的产业升级，在创造出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和国内需求的同时，将可能最大程度地节约社会资源，尤其是宝贵的耕地资源，提高投入产出效益和转变发展方式。
 第四，以城市化为内容的产业升级，必然创造出白领劳动密集型经济和蓝领劳动密集型经济并存的产业升级模式，这符合中国现实的发展道路选择。由于服务业自身客观存在的二元结构，即一部分人力资本密集型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如金融、营销、研发、设计等）与因普通劳动力供给过度而形成的低附加值的消费者服务并存，所以它既可以吸收白领劳动力，也可以吸纳农村转移过来的普通劳动力，即蓝领劳动密集型经济。
 第五，城市化的集聚经济形态，是适应网络状的经济全球化的载体和节点。中心城市因交易成本低而适合于企业总部运作（使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发生大规模的集聚），其周边地区因要素成本低而适合于加工制造（使制造业发生大规模的集聚），两类产业中企业之间的协同定位（企业总部指挥控制其工厂运作，面对面的交流和服务等）将创造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配置格局，这是解决我国外向型制造业“去产能”后新的就业经济形态和产业结构形态。

“土地财政”在转型时期
依旧发挥历史性作用

 客观地讲，以城市化为内容的产业升级过程，必然要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继续在某种程度上发挥“土地财政”的历史作用。这是因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艰巨使命是要减少农民的数量，把广大农民从土地中摆脱出来从而使其不再当农民，必须投入巨量资源和资金。这些资源和资金从哪里来？不能完全指望从现有工业体系和城市居民中抽取。一个最可行的办法是在国家耕地红线的制约下用足、用好现有农民的土地资源。在保持国家耕地红线的基础上，把原本分散的土地资源集中起来使用，利用城市化中土地的增值收益和级差收益，建立各种反哺农民的基金，如建立农民进城后的住宅、医保、社保和教育基金，这是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的基础。
 但是，这里所说的“土地财政”，与以前所指的在目标上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以前是依靠“土地财政”追求GDP增长的政绩，造成粗放发展，因此必须反对；现在是为了“三农”现代化而借助于“土地财政”的力量。因为现在房地产持续高价而全面否定过去一段时期“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土地财政”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历史作用，既不客观，也不现实。我们没有必要在反对“土地财政”的过程中，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