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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有害生物与城市生态安全相关性刍议

蒋三登

（济南市园林科学研究所　250103）

摘要：本文基于对“物种交流是一柄双刃剑”的认识，从园林绿化的视角阐述了有害生物入侵的危险性，对有害生物与城市生态安全的相关性予以初步解读。

关键词：园林绿化；外来物种；有害生物；公害；生态安全 

1　辩证地解读外来物种

1．1　善待外来物种

　　当今世界，封建的闭关锁国早已成为“过去时”，和平共处、谋求发展、增进交流、互通有无已成世界国际关系的主流，尽管还有许多不确定的甚至负面的消极因素时而引发几股逆流浊浪，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发展与交流已成不可逆转的态势。世界潮流如此，中国振兴更令世人瞩目，发展与交流已渗透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其中，物种交流亦是十分活跃，渠道之广、内容之丰、形式之多、功能之显、前所未有。且不说我国熊猫出使各国已成世界物种交流的顶级和极致，我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水果蔬菜，花卉树木无不得益于物种交流，水稻杂交品种已使我国和东南亚各国迎来一股突破粮食瓶颈的曙光。公平地讲，物种交流利大于弊，对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提高均功不可没。由此可见，外来物种并非“洪水猛兽”。

　　外来物种从来就是一个中性名词，古今中外，实质性的物种交流从来就没中断过，对人类的贡献要远大于其危害，我们熟知的西红柿、土豆、葡萄、石榴、红薯、蝴蝶兰……林业上近些年南方引进的澳大利亚桉树，北方引进的意大利速生杨，由于其适应性强，轮伐期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木材供需紧张的状况，意义非同小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谁也不可能在自己有限的版图疆土内囊尽世界所有物种为已所有，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实行物种交流是谋求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对策，而且是长期的互惠的。

1．2　失控的物种交流是危险的

　　物种交流从来就是一柄“双刃剑”。

　　物种交流必须力戒无知、盲目和追风。无知就会上当、盲目就会失控、追风就会成灾。这一切在以物种交流为主渠道的有害生物入侵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作为生物圈内的任何一个物种，本质上并无“益”、“害”之分。一切“益”、“害”、“敌”、“友”都是人们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和生存安全来划分的，一切“益”、“害”、“敌”、“友”之分更是人类在汲取痛苦代价和惨重教训的比较中来明辩的。上个世纪鼠疫如此，本世纪的SARS如此，近来我们记忆犹新的禽流感，福寿螺也无一例外。

　　其实从我们祖宗的祖宗那遥远的狩猎时代、农耕时代起，就知道同威胁自己生存的毒蛇猛兽、病虫恶莠打交通，但将其冠以“有害生物”，却是本世纪初，尤其是“SARS”之后才从无知到真知。据资料统计，以植物为寄主的农（包括牧业、园艺）林、园林三界，全世界的有害生物仅重要病虫草害多达1300多种，其中病害550多种，虫害700多种，恶性杂草80多种。这些有害生物造成全世界农作物产量损失占收获前的35%，占收获后的10~20%，美国每年有害生物造成的农作物损失率为37%。

　　我国是自然灾害多，特别是植物病、虫、草、鼠害等有害生物灾害发生严重的国家，常年的病、虫、草、鼠害发生面积约2.3~2.67亿h㎡，鼠害0.13~0.20亿h㎡。

　　有害生物对城市生态安全的威胁和破坏是全方位的，园林、卫生、环境、食品、建筑、旅游无所不包，无处不在。园林作为多种有害生物寄主最集中最广泛的领域，有害生物入侵首当其冲。

1．2．1　外来入侵的有害生物逃逸扩散“殃及池鱼”

　　自1980年至今，我国已成为遭受入侵生物危害最重的国家之一，城市园林则成为这一入侵的“桥头堡”。外来有害生物入侵使我国每年损失达560～1000亿元。以我国林业位居前十位的外来有害生物为例——

　　松材线虫发生面积115万亩，主要分布于苏、浙、粤等省，目前致死松树已超过5000多万株。

　　日本松干蚧发生面积105万亩，主要分布于辽、鲁、吉、苏、浙等省。

　　松突圆蚧发生面积2311万亩，主要分布于粤、闽、桂、赣，仅广东就达633万亩。

　　湿地松粉蚧发生面积812万亩，主要分布于粤、桂、赣、湘等省，仅广东就达633万亩。

　　美国白蛾发生面积234万亩，主要分布于辽、冀、津、鲁、京、陕等省市。

　　红脂大小蠹发生面积211万亩，主要分布于晋、豫、陕、京、内蒙古等省市。

　　蔗扁蛾发生面积80万亩，发生范围为10个省（区、市），山东是主要受害省份，发生面积为79.86万亩。

　　松针褐斑病发生面积78万亩，主要发生于闽、赣，其中福建分布达57万亩。

　　紫茎泽兰发生面积5557万亩，主要分布于桂、川、渝、贵、滇，其中云南分布面积约4000万亩。

　　飞机草发生面积458万亩，主要分布于滇、桂、闽、粤、海南，其中云南分布约430万亩[1]。

　　此外，近几年横扫海南18个市（县）毁椰林320万株的“椰心叶甲”已祸及沿海各省，且已成为江南诸省市重要园林植物——“加纳利海枣”的“优势”害虫。加拿大一枝黄花已令广大花农花商，谈“黄”色变。2000年，红脂大小囊灾难性暴发，发生面积790.5万亩，死树600多万株。紫茎泽兰、飞机草、薇甘菊三大失控植物在我国发生面积已超过6600万亩。福寿螺令广西全民迎战，黄顶菊让河北防不胜防。自2006年9月北京福寿螺事件导致131位市民感染的广州“管圆线虫病”已被确认为高致病性有害生物。一种以牛蛙为主要携带者的高致病性真菌一“壶菌”到2006年已导致中美州40种以上两栖类动物和全世界93个物种的种群衰退。这种祸害不仅是全球性潜在性的，而且是灾难性的。因外来物种入侵给我国每年造成的整体损失不仅严重且不断攀升。

　　由于擅自引进和携带入境，盲目种养，缺乏风险评估，以及管理上的漏洞弊端，防范手段的欠缺，导致外来物种传入我国数量增多，种类攀升，频率加快，环境质量愈加恶化，生态安全危机加重。

　　与此同时，人们更加关心我们生存质量的另一个侧面，即自身的健康，卫生界有害生物入侵扰民之害更胜一筹，甚至夺人性命触目惊心。据资料报道，目前已知动物传染病有200多种，其中半数以上可传染给人类。2002年全世界有超过1000万人死于全球性传染病，占人类死亡人数的20%。在已知的1400多种传染疾病中有超过60%的疾病可在动物和人类之间传播。据估计，高致病性禽流感和“非典”给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超过600亿美元，国内狂犬病已连续多年位居全国有害生物致人死亡率榜首。

1．2．2　国内区域间的传入（或引入）更是防不胜防

　　据统计，林业系统因国内区域间检疫失控，相互传输导致的有害生物占入侵生物总数的60%。城市园林此类区域间传输的有害生物更在农林之上。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横跨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和青藏高原区，生态系统多样，区域特征明显，生物种类和特征十分丰富。城市间求新、求奇、求美、求快心切，区域间育目引种、东苗西调，南树北种的现象频繁，往往只看某种植物在原生地景观效果好，不问迁入地适应性，尤其低估了远距离跨区域引种可能带来的危害，有害生物随寄主迁入，缺乏食物链共生系统的制约和平衡，极易引发有害生物逃逸扩散，遗患无穷。上海前几年从河南引种千头椿，导致臭椿沟眶象和沟眶象合并发生，几乎全军覆没。柏树双条杉天牛原来仅在黄河中下游部分城市肆虐，近几年长驱北上，本世纪初进唐山，出山海关，跨辽河，过松花江，现已在辽宁、吉林“扎根落户”，成为柏树首位钻蛀性害虫。山东新兴的工业城市东营、滨州两市，与城乡绿化骨干树种白蜡同步兴起和发展的美国白蛾已成为全省的重灾区。

　　由此可见，不论是外来物种引进还是区域间的传输，这种异地传引，无疑都增加了有害生物入侵的风险，风险来自种子、果实、苗木、包装材料，携带的病虫害，也包括植物本身不适宜移植，“水土不服”导致的生态“亏空型”恶化。

2　园林有害生物在“加减法”中重新“洗牌”

　　有害生物的境外侵入和区域间传入无疑搅乱了各地平稳的生态共生系统，新加入的有害生物在没有制约的新地域逃逸扩散，暴发性地取代和毁灭当地物种、生物链彻底紊乱，为包括城市生态安全在内的国土生态安全亮起了红灯。这是有害生物以“加法”形式对环境和生态的冲击和威胁。

　　但是，如果仅仅对第1、第2两个方面的有害生物——外来入侵生物和区域间传入有害生物有所警惕和防范是远远不够的——至少在城市绿化这个领域是不够的。因此，还有另外两个方面，以原生地生物物种“减法”的形式，同样对生态安全尤其是城市生态安全构成威胁。

2．1　后来居上，优势物种“乱中取胜”

　　就城市园林而言，各地原有的有害生物因近年来当地环境气候和寄主植物习性积累性的渐变（如北方地区连续多年高温干旱、持续暖冬），导致当地有害生物的传统“地位”重新“洗牌”和改序，一些原来的优势种不再居优，如黄河流域城市园林的杨扇舟蛾，已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十二大害虫中阔叶树食叶害虫之首被淘汰出局，成为较次要的虫种。一些原本无足轻重的次要病虫草害跃居优势地位，如原来仅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南部小范围发生，名不见经传的“锈色粒肩天牛”从1990年起东西北三面出击，92年占泰安、94年进济南，2002年入侵北京，至今已成为国内所有种植国槐树地域的首位毁灭性蛀干害虫，且防治难度也是首位的。冷季型草坪的褐斑病与“草坪热”同步“发烧”，成为各地绿化管理新增的“顽症”。蔗扁蛾更是深入大江南北、千家万户，虽然农林环保各家“注册”的有害生物都将它记录在案，实际上它已经象园林其它许多常规病虫害一样成为“普发”型有害生物。

2．2　四面出击，城市环境难堪重负

　　城市环境日益苛劣，“一盖”（地表大面积硬铺装硬覆盖）“两流”（车流、人流）“三废”（废气、废水、废渣）使许多本来在原生地生长很好—尚好—较好的骨干树种、基调树种“纷纷落马”，北京的油松、济南的柳树、武汉的香樟、沈阳的银杏、长春的杨树、福州的榕树，近些年每况愈下。生理性病害，不似病虫胜似病虫，各地都有许多这样的“典范”和实例。何因？恶化的环境乃罪魁祸首。如此四面出击，环境苛劣冲击生态安全！园林绿化又是首当其冲！

　　所以，我们今天解读城市生态安全，如果仅指有害生物入侵和有害生物区域传入是远远不够的，恶化的环境对城市生态安全的威胁，比之生物入侵毫不逊色。

2．3　物种消失同样恶化生态环境

　　苛劣的生态环境促进了生物物种的衰败和消失，反之，生物物种的消失对生态环境的紊乱和恶化同样突出。

　　生态安全的恶化除了有害生物入侵外，更有甚者，莫过于野生物种的消失。据资料介绍，新疆野生植物每4年消失1种，野生油菜、野生芍药、野生西瓜，小麦近缘种、葱属野生植物在原生地已不复存在，原因就是过度放牧、垦荒、砍伐及旅游开发等因素的影响。作为野生动物“旗舰”种类的野生虎全球数量已不足5000只，主要分布于孟加拉国、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而中国仅存不足50只，20只生活于东北野外，另外约30只分布于与缅甸、老挝接壤的西南边陲一隅。

　　北京西山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植被主流和优势一直是荆条、酸枣灌丛和一些刺槐、油松人工林，要恢复到原来的生态系统，需要2000年还是3000年，无人能够作答。专家们曾不止一次地疾呼：一个物种的消亡将带来与之相关的几十个物种的濒危和消失的连锁反应。任何一个物种的消失都是地球资源无法再生的损失，也是生物基因永难复制的缺失。在城市园林作为种质资源负有特殊重任的动植物园，在维护生态安全方面的功能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但“两园”建设与发展的现状都远远滞后于生态安全的需求。据资料报道：为完成植物的异地保护任务，国家要求30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建立植物园，但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全国只有17个植物园和5个树木园，且规模有限，“相关”的技术手段落后，机械化水平较低，根本满足不了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无论是有害生物入侵还是环境胁迫，“人祸”是主要动因。

　　无论是有害生物入侵还是野生物种消失，对包括城市生态的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而言，皆为“生态公害”。

　　只有将生态安全面临的威胁、恶化和破坏，定位为“公害”，定性为“灾害”；将其置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漩涡”中心；置于构建和谐社会—尤其是人与环境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置于科学发展的—尤其是营造“以人为本”的宜居环境的民生要义来审视，生态安全才有可能真正地从根本上得以关注和改善，才有可能真正地将生态安全从程序 “启动”进入治理“行动”，使生态安全的对策实践完全“常态化”。

3　生态安全重在体系建设

　　当今社会，“安全”二字应当是人们最热衷、最熟悉，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这不仅是因为在我们身边发生了太多的为人知和不为人知的安全事故，更重要的是安全已成为我们生活质量和生存质量的试金石，安全已从国策进入“民生”。诸如生产安全、交通安全、药物安全、食品安全、居住安全、消防安全、环境安全及更高层面的国土安全、国防安全、金融安全、经济安全、社会伦理安全……等等，无一不与社的稳定和发展相关。“生态安全”是“安全”大家庭成员的后起之秀，但它扎根很深，涉猎很广。生态安全是在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关注，环境弊端日益认知，生态治理、生态文明迫切认同的前提下，对自身生存质量和生活质量的质疑中生发出来的一种企盼。

3．1　有害生物的认知关键在风险评估

　　一切“安全”的对立面是威胁和危机，生态安全岂能例外。

　　作为物种，作为生物圈资源当中的一员，任何生物都有生存的权利。作为人类社会，对任何生物都有选择的权利。作为有害生物，都必须接受人类的检验，剖析、评价其“发迹”始末，对其“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进行科学的普查、预测、判断和裁决。如果说普查有害生物是确保生态安全的资源基础，那么，风险评估就是生态安全治理的技术基础。风险评估，它与检验检疫交融互补，相互衔接，但又各有侧重，并非所有的有害生物都必须“隔离”和“消灭”。如前文所述全世界的有害生物仅农、林、园三界重要病、虫、草多达1000多种，其中病害550多种，虫害700多种，恶性杂草80多种。这还不包括卫生界传染性有害生物，餐饮、食品界高毒性有害生物，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其一一“隔离”或“消灭”。我们应当做和能够做的就是通过风险评估区别性质，分别对待，择其要者予以预防，择其重者予以除治。

3．2　有害生物的治理要害在全程监控

　　有害生物重在预防，预防不仅是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也是化解有害生物威胁生态安全，防微杜渐的基本功。有效的预防本身就是有害生物全程监控确保生态安全实现预期目标和方向的重要内容。

　　有害生物的预防首先要事前预防，在城市园林过好“三关”——种子苗木引进前的审批关，审批前的风险评估关，评估前的隔离试种关；还要注意事后预防，即被确认有害生物发生小面积发现和扩散时，在小范围内予以除治甚至消灭。在这里贯彻“治早、治小（少）、治了”的方针应该是切实可行的。

　　全程监控就是要以科学发展的态度高度警觉，正确评估，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全程监控的实质是应急管理，应急“必须”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面梳理，不留死角和盲区。

　　2005年一场经典的SARS病毒是否已经消失的权威之争让我们倍加清醒：美国科罗拉大学微生物学教授霍尔姆斯说：“非典将不再在人类和动物之间传播，自2003年6月以来，自然界已经不存在传染性的非典病毒。由于SARS病毒已经形成了有效控制，因此可以认为除在实验室存在以外，非典病毒在自然界已经彻底消灭。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立即予以回应：“这位美国科学家给出的结论依据只是病毒学研究，缺乏流行病学和动物测验。根据我国科学家最新研究表明，从非典病人体内分离出来的冠状病毒，与从果子狸身上分离出来的冠状病毒高度同源，证明果子狸极有可能就是非典冠状病毒的中间宿主，如果单凭在几只果子狸身上没有发现SARS的冠状病毒，就是SRAS病毒从自然界灭绝，这是一种武断，也是一种误导！”

　　有害生物只能监控，在监控中治理，在治理中更加有效地监控。人为地“消灭”？谈何容易。

　　作为环境的生态安全，只有对有害生物的全程监控才能实现生态恢复和重建，才能实现生态系统完整性稳定性这一终极目标。

　　从有害生物到生态安全，实行全程监控必须构筑“源头治理”、“过程治理”和“末端治理”三个平台，以有害生物的三个治理平台构建包括城市环境在内的生态安全体系。

　　只有健全的生态安全体系和有效的运作机制，才能使有害生物在控制中弱化，使生态危机在监控中化解，使生态环境在监控中得以保护，正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发展纲要》第二十三章提出的：“生态保护和建设的重点要从事后治理向事前保护转变，从人工建设为主向自然恢复为主转变，从源头上扭转生态恶化的趋势”。

3．3　谁来为生态安全埋单

　　包括城市生态安全在内的整个城市环境的生态安全是公共产品，人人都是生态安全的受益者，但生态安全作为弱质产业，无论是“保护”或“建设”都存在谁来埋单的问题。

供繁衍场所等六项（功能）价值总计约19.6万美元，按此算法，神农架这50万株50年以上树龄的大树，其生态价值应高达1000亿美元。可是守着这样一笔巨额财富，神农架的农村农民还相当贫困。他们本可以靠树生财，但为了保护环境和生态，他们首先得把树保下来，难道不需要对他们实行应有的“生态补偿”？

　　城市园林绿化是城市唯一有生命的基础设施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构建宜居城市的基本要素，直接关系到广大民众工作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关系到每一个城市精神面貌和民生形象，关系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可是，作为城市生态环境的核心和主力军，许多地方还不得不在“以园养园”的运作方针驱使下，以损园毁绿的资源置换或变通来维持生计，不得已而为之地去谋求违背生态要义的畸形发展和泡沫发展。公益事业失去公费维持，必然自损和自残，这是极不正常的。园林绿化是城市生态安全的有害生物治理中最重要平台和载体之一。“平台”不牢，有害生物治理必然举步维艰。与此相类同的林业、环保、教育、卫生医疗等领域曾经出现过的正反两方面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从有害生物防治到生态安全，它们从来就不是免费的午餐，生态安生实质是环境安全、社会安全，是当代人的人身安全，也是子孙后代的人身安全。生态安全说小是个技术问题，论大是个社会问题。生态安全同所有“安全”问题的寻解轨迹一样：“社会出问题、百姓出思路、专家出对策、政府出政策”。生态安全当它进入治理的实践程序，就同所有弱质产业的运作机制一样，最本质的就是政府有无作为和作为多少，也只有政府在生态安全问题上有了作为，社会为此形成的合力才能产生效率和效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它公害”。将“有害生物”置于生态“污染”和“公害”的范畴，将有害生物治理置于生态安全的必备环节，化“公害”为“公益”。这个“单”由谁“埋”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参考文献

[1] 我国十大外来林业有害生物. 中国绿色时报. 2006年9月19日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