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陈毅在昆明的日子

　　云南是我国西南的边境省份，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五六十年代，这里是我国通往亚非许多国家的主要空中通道。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出访，经常路过昆明，在昆明小憩数日。在这里，周恩来仍是日理万机，来自北京的电报、电话仍日夜不断。在此逗留期间，多为出国归来，为了消除疲劳，有时周恩来和陈毅也忙里偷闲，找机会让自己轻松一下。周恩来喜欢喝酒，但绝不多喝，吃饭时喝两三杯茅台就不再喝了。他也喜欢跳交谊舞，看文艺节目。跳舞他花样不多，但舞姿极其优雅。跳舞时他边跳边和舞伴聊天，从中了解到不少普通干部、群众的思想、生活情况和具体困难。舞间休息时，他又抓紧时间和省里的领导干部谈问题。舞场，实际成了他的又一个办公室。

　　周恩来喜欢唱革命歌曲，《歌唱二郎山》、《社员都是向阳花》、《社会主义好》等许多歌他都会唱。有一次他来昆明时，正是电影《洪湖赤卫队》刚上映不久，可周恩来已经会唱“洪湖水，浪打浪”和“手拿碟儿敲起来”这两首电影插曲了。舞会上，只要文工团员们演唱的歌他会唱，他就要走上去，边双手击拍边和他们一齐唱。每到此时，总是全场欢声活跃，领袖和群众打成一片。周恩来总是礼貌待人，他与人握手，总是两眼注视着对方，以示真诚和对对方的尊重。无论谁为他办了什么事，即便是服务员为他送来茶水，他都要轻轻说声“谢谢”。每次舞会，他都要主动邀请参加舞会的每一位女同志跳舞，从不遗漏谁。有时眼看时间来不及了，在奏最后几支舞曲时，一支舞曲他要先后邀请四五人跳。女孩子们当然希望多和总理跳舞，这时如果哪个跳过的还想“加塞”，都会被有着非凡记忆力的周恩来识破。周恩来会笑着拒绝说：“我和你已经跳过了。”

　　当周恩来与政府官员夫人跳舞时，则除了了解情况，有时还要通过跳舞和对方交谈，做做“思想工作”，就算是“寓教于舞”吧。周恩来、陈毅访问十四国回来之后，那天晚上有舞会。外交部副部长黄镇的夫人朱霖进去刚坐下，周恩来就朝她走来，第一个邀请她跳舞。随着悠扬的乐曲，周恩来的舞步飘然如风。朱霖有心事，步子有点乱。周恩来奇怪地看了她一眼。她就对周恩来说：“总理，怎么又让我们出去?”朱霖和黄镇大使已在匈牙利、印度尼西亚待过十来年，刚在国内待了不到三年，又要到法国去，孩子们的教育和生活都成了问题，朱霖有些想不通。而外交部部长陈毅也舍不得黄镇离开自己。陈毅曾自告奋勇去向周恩来说情，将黄镇留下。但陈毅走到半路又停了下来，说：“哎呀，我可是在总理面前表了态，说舍得……”想了想，还是朝前走：“不管它，我们权当是总理的参谋，参谋还有三次建议权呢。”但这次周恩来不同意陈毅的请求：“已确定的事不要变了。”黄镇还是要带朱霖去刚建交的法国任大使。

　　周恩来边和朱霖跳舞边和她交谈，说：“外交人员嘛，应该四海为家，‘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我不想出去了。”

　　周恩来不再说话，眼睛望着空空的地方。

　　朱霖心想：不好，总理不理我了。第一支曲子结束，周恩来把朱霖送回原位，脸上也没有什么表情。朱霖赶忙说：“好，我就听总理的话，当大使夫人去。”

　　周恩来顿时呵呵地笑了。

　　陈毅元帅性格豪放直率，既有将帅风采，又有诗人激情，和群众很有亲和力。许多军队和地方领导干部都很愿意跟陈毅在一起。陈毅知道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性格活跃，擅长文体，比较喜欢他。淮海战役期间，开会或战斗间隙相遇，有时陈毅就说：“秦基伟陈毅《梅岭三章》，你唱一段。”秦基伟就给他唱《借东风》，陈毅边听边给他打板，唱到高兴处，陈毅还会扯起嗓门喝彩：“不错，唱得好哇!”在五六十年代，云南的交通还很不方便，来云南的其他中央领导人较少。陈毅路过昆明时，省委常找机会请他给省里党政军领导干部作报告，一般陈毅都不会拒绝。陈毅是个演说天才，他的报告精彩极了。他从不念讲稿，报告中能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把党内国内外大事，特别是那一时期中央的方针政策阐述个透。报告中妙语连珠，幽默诙谐，挥洒自如，常常博得满堂笑声、掌声。许多听报告者都反映：听陈老总的这种高水平的报告，既能受到深刻教育，又简直是一种精神享受，只恨听这种报告的机会太少，每次听的时间太短。

　　陈老总坦荡直率，潇洒幽默，不拘小节，不讲客套，他的轶事、趣事挺多。

　　他爱吃肉，可因为体胖，保健医生和他夫人张茜在这方面一直多加限制，而他又总想摆脱这种限制。有时内部宴请时，他看见他爱吃的肉菜上来了，就找个借口把张茜支开，如说：“张茜，我的手绢在外间屋子的上衣口袋里，你去给我取来。”待张茜一走，他就大口大口地吃肉。

　　工作之外，尽显常人常态

　　周总理、陈老总也到秦基伟家里吃过一顿饭。那是1964年春天，朝鲜人民军一位高级领导人来昆明养病，军委责成秦基伟负责接待。不久，周总理、陈老总出国访问，路经昆明。他们去看望了朝鲜客人后提出要请他吃顿饭，并决定由秦出面设家宴，他们两位领导人出席，这样气氛显得更亲切些。这样的宴会非同寻常，秦基伟全家自然认真准备。不想宴席上最受陈老总称赞的菜肴竟是按秦基伟湖北老家的口味做的农家菜肉丁汤。陈老总最喜欢吃南方农家食品煮苞谷、烧苞谷，平常吃饭时，只要上了这种东西，他总是抓起就啃。那模样，在外交场合自然是看不到的，让人感到他的真实可亲。

　　陈毅爱看戏，有一回到昆明，在舞会上他咬着秦基伟的耳朵嘀咕：“老兄，你不要光让我们跳舞，给我演两出小戏嘛!”秦基伟问：“老总，你爱看什么戏呢?”陈毅说：“这就不用问我了，你自己考虑吧!”又说：“你被打倒了没关系，我要被打倒了影响大，你安排小戏给我看，责任你自己负。”秦基伟是个聪明人，一下就明白老总是想看旧戏。当时正是“文革”前戏剧革命时期，那些优秀的传统剧目被改得不伦不类，很煞风景。但是，旧戏都当“封、资、修”货色禁演了，演旧戏是要担风险的。后来秦基伟同阎红彦商量，大着胆子安排了三个折子戏，一折新戏做掩护，两折老戏走过场，陈老总比较满意。

　　昆明军区的领导因为接待任务，逐渐与周总理、陈毅外长熟悉了，从开始的拘谨变得随意许多。有一次，周总理和陈毅外长出国访问前夕，周恩来问负责飞行指挥的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即后来的昆明军区空军司令员)刘懋功：“刘懋功同志，你看明天的天气怎么样?能起飞吗?”刘懋功说：“明天是晴天，没有问题。”陈毅看着窗外阴沉沉的天空说：“天这么阴，明天会下雨吗?”刘懋功说：“不会!”刘懋功拿着气象图按气象学的理论向他们作了分析，并介绍了云南气候的特点，说明自己的依据。第二天果然万里无云，蓝天如洗。周总理和陈毅外长高兴地说：“好天气!你说的不错。”

　　在工作之外，陈毅经常说话口无遮拦，海阔天空。1964年1月，他应邀参加肯尼亚的独立节，出国前在昆明停留。刘懋功去汇报专机准备情况时，他问道：“刘懋功，我如果从空中掉下来，你是否知道?”刘懋功连忙说：“陈老总，您不能这样说!”他坦然地笑道：“那有什么关系，咱们共产党人不讲迷信。你说说你能不能知道?”刘说当然知道，并告诉他：“我们这里有一个全国唯一的对空大功率电台，哪怕飞机停在巴黎机场，也可以畅通无阻地进行联络。我们还可以通过电台定向仪随时测出飞机的飞行方位和距离。”陈毅高兴起来：“噢，很先进呦!”第二天，刘懋功去送行，与陈毅握别时，他乐呵呵地对刘懋功开玩笑说：“我这条老命就交给你了!”

　　陈毅从肯尼亚返回昆明后，要接着随周总理访问亚非欧十四国。下飞机后，他要刘懋功陪他一起散步。走到停放里-2飞机的位置旁，他指着里─2飞机说：“明天我去一趟西双版纳，就坐这架飞机，你不要向空军报告。”刘懋功一听吓了一跳。送陈毅到宾馆后，刘懋功越想越不安。里─2飞机比较陈旧，比较小，性能也差一些，送陈毅元帅太冒险了。他立即向空军汇报了情况。值班的副参谋长告诉他，送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李井泉回四川的一架伊尔─14飞机(当时空军最好的客机)正在成都，可以马上命令该机飞往昆明，供陈老总使用。飞机到后，刘懋功立即带上专机保障组人员连夜检查保养，确保没有问题了，才放下心来。第二天早晨陈毅来到机场，见是一架大飞机，惊奇地问刘：“怎么，你向北京报告了?”刘懋功说：“陈老总，我要对您负责，空军也要对您负责呀!”

　　陈老总从西双版纳回到思茅时，思茅地委的同志请他给干部作国际形势报告，他爽快地答应了。当他讲到一半时，秘书上了讲台，伏在他耳朵边悄悄说：“周总理的飞机已经从上海起飞，下午就要到昆明了。据报告，明天天气不好，不能飞。咱们是不是马上回去?”陈老总点了点头，对听报告的同志鞠了个躬，说：“实在对不起大家!我有个急事，马上得回昆明，话讲不完了。下次来思茅，我一定补上!”半个多小时后就回到了昆明。

　　陈毅《游击战争纪实》手稿在这回程的半个小时中，陈老总不是“坐”飞机，而是站在驾驶舱里看飞行员驾驶，津津有味地向副驾驶请教一些飞行中的问题。飞机降落后，陈老总走下舷梯，刘懋功看到两个机组人员从机舱里抬下一个铁丝笼子，里面装了一条大蟒蛇。他批评他们说：“陈老总在飞机上，你们怎么敢放这种东西?”机组人员说：“这是西双版纳州公安处同志送给陈老总的。”刘懋功见陈老总没有吭声，也不好再说啥了。

　　坦对婚恋，“不做妻子可以成为朋友”

　　有一次，陈毅出国访问归来，与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宾馆联欢，吹拉弹唱，跳交谊舞。张茜因担心陈毅的身体，就劝他早些回来睡觉，以养足精神。陈毅也满口答应。但由于联欢晚会散场很晚，陈毅直到凌晨2点方归，张茜生气，一赌气就将陈毅关在了门外。陈毅连连敲门也不开，便真动了肝火，他让卫士找来秘书，见面就嚷道：“离婚!离婚!”

　　周恩来知道后，便在第二天饭后，请陈毅夫妇、罗瑞卿夫妇一同散步。这时，忽有一只风筝在头顶飘过。望着碧蓝的天空中悠悠飘荡的风筝，周恩来微笑着走到张茜身边，指着天空说：“张茜，我给你提个建议。你管陈老总，也要像放风筝。线头在你手里，你要把线绳拉得不紧不松，如果线绷得太紧，‘嘣’，线绳断了，风筝就会飞了!”

　　一边的罗瑞卿夫妇不禁笑起来。张茜也马上理解了总理的意思和一番好心，点头称是，心悦诚服。

　　但张茜还是对陈毅不放心，毕竟陈毅已是60多岁的人了，他白天每参加一场外事活动，总是要提前熬夜、批阅许多文件，做些必要的“功课”。如果出国访问，那又要开许多预备会议，向总理、主席请示许多问题。1965年9月，陈毅又要访问西亚非洲六国。面对这样一个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外事日程安排，张茜流泪了。她思量再三，最后还是找到周总理，要求总理减少陈毅的外事活动，特别是出国访问长途飞行舟车劳顿的外事活动。这倒使周总理为难起来了。但他还是把这件事对随同出访的外交人员讲了，要他们在国外对陈老总在工作和生活方面多加照顾和关心。启程前一天，陪同陈毅出访的全体工作人员开了一次大会。周总理打破常规亲自作了动员讲话。他除了说明此行的任务外，还很有风趣地把张茜如何流泪如何关心陈毅健康的事简单说了一遍。周恩来最后以同情加勉励的口气说，陈老总在百万大军的战场如履平地，大江大海不知渡过多少，怎么在外交战线上，张茜竟动起了儿女之情呢?周恩来又说，这也难免，陈老总的出访任务最近的确是多了一些，但这也是中央对老总的信任和重托。他看了看张茜红肿的眼睛又说：“这个思想工作，还是交给邓大姐来继续做吧。”

　　轮到陈毅讲话，依然是响亮风趣：“我是总理的兵，总理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张茜为我瞎操心!”说罢，哈哈大笑，逗得大家都跟着笑了。

　　婚恋是个复杂的问题。

　　在昆明，周恩来显示了自己对待曾经的恋人的态度。

　　1955年4月8日，周恩来和陈毅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会议途经昆明。周恩来利用这一机会，和陈毅一道，到云南大学会见了张若名教授和她的丈夫杨堃，并一起共进午餐。据当年随同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总理一见到张若名就非常感慨地说：“多年不见了。”然后又说：“我代表小超问若名姐好。”总理还问她想不想回北京工作。在较长时间的谈话中，还谈到他们当时一起闹学潮、坐监牢和在欧洲的一些事。

　　张若名是五四运动的一名先驱者，也是周恩来早期的战友。

　　周恩来他们1919年在天津投身五四爱国运动时，邓颖超只有15岁，还没有到谈情说爱的年龄，而且觉悟社组成时是主张独身的。但是张若名已经是19岁的大姑娘了，她只比周恩来小两岁。据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回忆，“七妈”(指邓颖超)曾对她说，“当时和我们在一起的张若名，和你伯伯接触比较多。当时我曾经以为，如果你伯伯不坚持独身主义的话，和她结合可能是最合适的了。我们周围的人也都这么认为。”后来周恩来与张若名在爱情道路上分手，周恩来转而写信向邓颖超求爱。

　　当周秉德自己在爱情方面遇到挫折，想听听周恩来对情人分手时的感受时，周恩来毫不隐讳地说：“当然不平静。秉德，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你知道世界上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除了恋人，还有友情，不能当妻子，却能继续成为朋友嘛!就说张若名，我们在天津是一块儿坐过半年牢的，我了解她的人品。她自己放弃对革命的追求，但不等于她就一定站在敌人一边，出卖我们，我们还可以是朋友。”

　　周恩来还告诉周秉德：“张若名后来获得了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1931年就与丈夫杨堃回国任教，起先在北京，后来到了云南大学中文系当教授。1955年4月我去印度尼西亚万隆出席亚非会议，回国时从昆明路过，我和陈毅还与张若名夫妇见了面。你七妈还怪我没与他们合个影，都是老朋友了嘛!看看他们现在什么样儿了!”

　　1928年，周恩来从上海秘密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国内一片白色恐怖，他的行踪高度保密，但途中仍曾被日本水上警察跟踪盘查。他参加大会后返回国内时，为了安全起见，不得不绕道欧洲。周恩来到法国巴黎后去找了张若名。他告诉她，他已经和邓颖超结婚，他代表邓颖超问若名姐好。她告诉他，自己虽离开了革命队伍，但决不出卖朋友和党的秘密，仍然愿意做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革命者，并表示决心，要时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处乱不惊，生死置之度外

　　1955年初，万隆会议定于4月18日召开，会期是一星期。正当有关人士紧张地为周总理这次出行做准备之际，3月初有关部门获悉，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特务机关，策划乘周总理出席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总理及中国代表团人员，并已分头行动，其行动代号为“1号”。面对这一严峻情况，周总理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参会。当时我国没有大型飞机，也没有去印度尼西亚的国际航线可用，只能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经与印度航空公司商谈，决定租用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正当大家全力以赴进行准备之际，周总理接到了缅甸总理吴努发来的电报。电报邀请周总理去万隆参加亚非会议前，先在仰光休息两天。并称，届时他将派飞机到昆明来接。经了解，吴努邀请周总理在仰光休息两天的意图，是想在大会召开前在仰光同几个主要参加国的领导人先碰一下头，研究一下会议的有关问题。吴努总理对我如此尊重，周总理自然欣从。于是，决定代表团兵分两路：一路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主要成员，于4月7日先去昆明，待缅甸所派飞机试航成功后(那时我国和缅甸之间尚未通航)，再启程去仰光，之后由仰光飞雅加达;另一路，代表团其他成员则按原订计划于4月11日由香港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雅加达。由于敌情复杂、多变，中央决定加派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随周总理去昆明。

　　4月7日上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一行乘车离开中南海，驶向西郊机场。这时，中国民航的伊尔-14飞机已经停在停机坪上，机组人员也已做好了一切准备，正等着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登机。正在这时，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匆匆赶来了。他将刚刚收到的一份重要情报交给了周总理。这是在我代表团出行前我有关部门获得的又一次警报。情报说，蒋介石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加油检修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油箱里，以暗害周总理和代表团人员。对这份重要情报，周总理非常重视，看后当即指示：请转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然而遗憾的是，这份如此重要的情报，并未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措施不力。

　　4月8日，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乘伊尔-14抵达昆明。周总理在动身来昆明之前，刚做了阑尾切除手术，所以北京医院特地派外科主任王励耕陪同来滇，进行护理。此时，到缅甸的航线尚未开通，周总理正好可以在昆明休息几天。4月9日，喜讯传来：试航成功了!大家都非常高兴。因为这样一来，周总理一行就可以由昆明飞仰光，再由仰光飞雅加达了，也省得在滇缅公路乘车受颠簸劳累之苦了。但周总理并没有忘记先行到达香港的代表团其他同志的安危。就在试航成功的当天晚上9点多钟，周总理打电话给北京，嘱咐邓大姐，说他虽不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走，但先行到达香港的同志要坐，务必转告罗青长同志，将情况查清后，让外交部通报给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请他们务必采取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并要把此情况通报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团的同志们。邓颖超把周恩来的电话指示转告给罗青长后，罗青长告诉了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董越千当晚便将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转告给了新华社香港分社。次日上午，外交部又派西欧司张越于9时半约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向艾惕思通报了有关情况，并告艾惕思：中国记者等11人，将于明天(11日)上午由香港搭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万隆采访亚非会议，希望英国代办处提请香港当局注意，对他们的安全给予关注。艾惕思当即表示，他将尽快将这一情况转告给香港当局。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周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后，在当天晚上就将情况通报给了香港当局。他们怕不落实，次日凌晨1时半，又派专人驰赴印航驻港经理住宅，向印航经理通报了上述情况。新华社香港分社觉得印航经理态度勉强，于11日上午10时，再次派人去会见印航经理，提请印航务必严加防范，以防“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出问题。印航经理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港停留之际，绝不允许任何非印航人员接近飞机，就连上食品、加油、押运行李也都由公司派人负责。至此，可以说万无一失，似乎完全可以放心了。其实不然。

　　4月11日下午，周总理在昆明接到北京打来的第一个电话还没什么，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已从香港启德机场按时起飞，未发生任何问题。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在昆明的代表团成员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终于安全地离开了香港。但到了下午6点左右，北京打来的第二个电话情况就有些不妙了。电话说，已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去了通讯联系，有家通讯社报道，说在南海上空曾听到有大的爆炸声，不知是不是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有关。接到这个电话，大家放下了的心登时又提了起来。周总理更是十分关注，他立即指示北京，要迅速与有关方面取得联系，查明情况。如飞机确系失事，要敦促有关方面火速进行救援，寻找失事人员。这天大家连晚饭都没有吃好。晚上，北京又打来第三次电话，这次电话，进一步证实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确已失事。有家通讯社报道，“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后不久，即在空中发生爆炸，坠于南海，机上人员全部失踪。有的通讯社还说，“克什米尔公主号”在失事前，曾两次发生紧急呼救信号。接到这个电话，大家就像有一块铅压在心头。从总理到每一个在昆明的代表团成员和省领导同志，无不感到十分悲愤。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由于接受了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准备乘缅方所派飞机去仰光参加亚非几个主要国家领导人的碰头会，而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否则，其后果不堪设想。意外事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的消息传开之后，不仅给中国代表团每一个成员的心头笼罩上了一片乌云，个个心情沉重，就连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其他亚非国家的代表，也都惴惴不安。特别是东道国印度尼西亚，更加紧张、忙碌，生怕在哪个地方出现闪失，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蒋介石集团的阴谋活动，也不单是针对“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据了解，1954年被印度尼西亚驱逐出境的蒋介石集团的特务头目章勋义、郑义春、吴扬明等人，这时不但潜回了万隆，而且召集其在印度尼西亚的特务骨干开会、筹款，并布置了破坏行动。蒋介石集团在雅加达的基干组成的铁血团，秘密策划派遣行动小组去万隆。这一切的一切，无一不说明周总理此次万隆之行是充满风险的。周总理却安之若素。他一方面安慰代表团的成员和昆明的党政军领导同志，对他们说：“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一方面于4月12日晚复信给邓颖超，说：“你的来信收阅，感谢你的诤言。有这一次的教训(指”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临行前，周总理针对已经发生的问题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开了个动员会，提请代表团每一个成员都要提高警惕，加强组织纪律性。为了使飞机多带一点汽油，周总理还要求大家尽量少带行李，每次行动都要对自己的行李自行负责，严格检查;并要求不准给任何人随机捎带东西。

　　4月13日晚，周总理又找留在昆明的同志谈话，进行安抚，随后又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告诉邓颖超：“何谦(警卫员)昨日忽患慢性阑尾炎，今日似转为亚急性，决留昆请王大夫于明早动手术，由伍全奎陪他。望告林玉华(何谦的爱人)放心。现由李福坤代何出国。附上云大学生来信和戏单各二纸，俾知我们在昆明的生活一斑。”4月14日晨7时15分，周总理不顾个人安危，和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按原计划乘印度空军“空中霸王号”飞机从昆明起飞，迎着南方的暑热，踏上了飞往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的行程。“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发生后，周总理一再讲安全第一。这次上飞机后，因飞机多带了1000加仑汽油，周总理又亲自宣布了一条纪律，即在飞机上不准吸烟。中午12时(当地时间为10时30分)“空中霸王号”飞抵仰光。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代表团的同志们，下飞机后便住进了总统府。

　　在整个访问期间，陈毅为了保护周恩来的安全，和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一道，担当起“大警卫员”的角色。人多的时候就用自己的身体围在周恩来旁边，警惕地观察四周，生怕再生不测，好在再没出什么大的危险。

　　这年的4月29日，周恩来、陈毅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后返抵昆明，住在西苑宾馆。吃过晚饭，省公安厅的张淮富见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林间小道上散步，看天还没黑，就举起手中的老式照相机，走上前去调好焦距，准备抢拍几张照片。这时听到周恩来温和的声音：“小同志，天快黑了，没有闪光灯，就不要浪费胶片了!”小张被说得脸一红，将要按快门的手立即停了下来。这只是一件小事，却让后来干了四十多年摄影工作的张淮富牢记了一辈子，每当他手指按动快门时，周总理“不要浪费”的慈祥声音就在耳边响起。

　　1961年4月，缅甸总理吴努偕夫人来我国云南访问。当时，周总理刚动过一次手术，医生不让他参加过多的活动，但他以国家利益为重，还是和陈毅副总理一道，从北京乘飞机赶到昆明，迎候吴努总理。两国领导人又一次进行了亲切会晤。

　　按照访问日程，缅甸贵宾到昆明后，要去西双版纳参加傣族人民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泼水节。吴努总理知道周总理刚动过手术，劝他不要去，诚恳地说：“为了总理阁下的健康，我们都要听医生的话。”但周总理执意要去，他说他去只是看一看，将不参加群众的泼水活动。这样，周总理乘汽车颠簸两天，到了西双版纳首府景洪。

　　4月，是西双版纳很热的季节，气温高达摄氏三十七八度。泼水节那天，阳光洒满景洪大地。当一群美丽的傣族姑娘向两国领导人洒水祝福时，全场欢声鼎沸。接着，在悠扬的乐曲声中，群众性的泼水活动开始了。起初，周总理还站在台上观看陈毅陪着吴努和群众互相泼水的热闹场景。可是不久，警卫人员就发现周总理不在台上了，不知从啥时候起他也加入到了欢腾的人群中，向傣族男女老幼连连泼水，以示祝福。当他发现吴努和陈毅被好客的群众包围了起来，泼得浑身透湿时，便赶过去帮助他们解围。谁知，这一来，他也被群众泼得衣衫淋漓。中缅两国领导人相互瞧着，不由得都会心地大笑起来。

　　1961年1月2日，周恩来率400多人的友好代表团访问缅甸，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对外友好代表团。陈毅和夫人随行。9日，陈毅到机场欢送先行回国的周恩来。

　　飞机仍在昆明停留休息。当时我国正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民的生活相当艰苦。周恩来住在招待所。看到周恩来比较劳累，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的领导同志想尽量把他的生活安排得好一些，但都被他制止了。他一再叮嘱秦基伟他们，不要为他搞“特殊”，要严格执行生活标准规定。秦基伟虽然感到过意不去，却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一切从简。

　　当天，军区开文艺晚会，秦基伟去请周恩来参加，他欣然同意了。离开招待所时，周恩来邀秦基伟和他同乘一辆车。汽车缓缓行驶。周恩来拉开窗帘，不时把目光投向车外，向秦基伟问这问那。汽车驶上了东风路，这时，路旁一座即将落成的建筑物映入周恩来的眼帘。他问秦基伟：“这是什么建筑?”

　　秦基伟回答：“是军区新建的一个国防教育展览馆。”

　　周恩来若有所思地问道：“你们修这个干什么?”

　　秦基伟陈述原由：“准备陈列战争年代的武器和战斗英雄、模范的事迹材料，让部队参观学习，加强国防观念。”

　　听到这里，周恩来不禁蹙了蹙眉头，态度忽然变得严肃起来，说：“北京已经有了军事博物馆，你们这里就不要再搞这类建筑了嘛!现在国家经济困难，还搞这么多楼堂馆所干什么?你们既然搞了，我看就把它交给阎红彦吧。”

　　阎红彦是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周恩来要秦基伟把这幢建筑交给他，也就是说要部队把它交给地方。当时，军区和省里的关系是很好的，但毕竟各有各的财产。而且，军区修建这个展览馆，既没有向国家要钱，也没有向地方伸手，所花500万元工程费，全部是自己勒紧裤带节省下来的。要交给地方，秦基伟实在有点舍不得。

　　周恩来似乎看透了秦基伟的心理，没等他开口，就加重语气说：“全国一盘棋，要讲大局嘛!交给地方，也是支援国家建设，比你们留着它用处大。你看怎么样?”

　　秦基伟听到这里，深感周恩来把道理讲得很清楚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当即表示：“好，我们照总理的指示办。”

　　第二天，军区党委召开常委会，秦基伟传达了总理的指示。常委们乍一听，开始也多少有点想不通，舍不得。但大家毕竟受党教育多年，懂得小道理必须服从大道理，局部利益必须服从全局利益，这是个原则问题，也是个组织纪律性问题。常委们经过短暂讨论，一致表示：坚决执行总理指示，把展览馆无条件地交给地方。

　　在节约开支这一点上，还在缅甸的陈毅也是如此。外交部几次要盖大楼，陈毅都没同意。他说得很痛快：“要盖，等我死了以后吧!”周恩来和陈毅领导下的外交部成千工作人员许多年都挤在那幢破旧的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古旧建筑物里办公。

　　周恩来的工作态度十分严肃和认真，作风细致而周密。在他行将离开昆明之前，当着秦基伟和阎红彦的面，又重提此事，并问秦基伟他们商量得怎么样。幸亏军区党委及时讨论了这个问题，秦基伟如实地作了汇报，阎红彦倒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他问秦基伟：“你们真的舍得吗?”

　　秦基伟真诚地说：“有啥舍不得的，听总理决定嘛。咱们过去打仗还不是这样，一切行动听指挥，执行命令，完成任务，不讲价钱，不打折扣。”

　　听到这里，周恩来满意地笑了。

　　后来，为了坚决贯彻落实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秦基伟指示有关部门继续负责把这个建筑面积达六千多平方米的工程全部搞完，做到善始善终，连同地皮一起无偿地交给了地方。省里用这个地方建立了云南省博物馆。这件事，成为云南军区拥政爱民的一段佳话。周恩来表扬他们：“秦基伟风格高，捐了个云南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