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君“十七帖”研究征集提问，一痴即将对话黄君（新增作者文章和精彩图片） - 【网站...

二、暮年老笔——《十七帖》的系年

《十七帖》所属29帖书艺风格完全统一，这显然是古人“取其书迹及言语以类相从缀”的结果，同时也可以肯定这些作品的创作时间，应大致相差不远。南朝宋虞和说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迨其末年乃造其极。从《十七帖》整体书风看，当系暮年所作无疑。但这些作品究竟创作年代在什么范围？是否能给出一个相对确切的作品系年？为此，我们先从部分作品的考证开始。
首先，我们看《十七帖》之五，《积雪凝寒帖》（图1）云：

计与足下别廿六年，于今虽时书问，不解阔怀。省足下先后二书，但增叹慨。顷积雪凝寒，五十年中所无。想顷如常。冀来夏秋间，或复得足下问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

此信写道：算起来，我与足下（“足下”是古人对同辈或晚辈的尊称）分别已经有二十六年了。现在虽然经常可以通书信互致问候，但却不能解我对老朋友的思念向往之怀。最近收到足下先后写的两封信，又增添我许多的感慨。近来南方下了大雪，冰冻寒冷，这样的天气有五十年未出现了。想念之情更加甚于往常。盼望着，大约来年夏秋之间，才能再收到足下的信了。近来很多事情颇为复杂，不知道怎么和你说。
王羲之与周抚的交往未知始于何时。如果能考证王羲之与周抚“别廿六年”的起始时间，则此书创作系年自可确定。清包世臣《艺舟双楫》卷下《十七帖疏证》中关于此帖云：

右军为（王）敦从子，至承器赏；（周）抚以府寮为私人，故与右军特厚。太宁二年（324）敦为逆，抚率二千人从，敦败，抚逃入西阳蛮中。是年十月，诏原敦党，抚自归阙下。时右军为秘书郎，同在都。咸和初，司徒王导茂宏辅政，复引抚为从事中郎，旋出为江夏相，迁监沔北军，镇襄阳，历守豫章，代毋丘奥监巴东军，剌益州。计自太宁三年至永和五年，适二十六年。

包世臣认为王羲之与周抚之阔别时在太宁三年（325），所以系《积雪凝寒帖》于永和七年（公元351），时王羲之49岁。
对包世臣的此一考证结论，现代学者多予以关注。王玉池先生认为“可供参考”（参王玉池《二王书艺论稿》P254，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祁小春先生除纠正结论中的“永和五年”为“永和七年”之误外，认为“这是十分精确的考证”。（参祁小春《迈世之风》P484，台湾石头出版社，2007年版）
不过，包世臣的上述结论其实很有问题！
按，周抚系王羲之嫂（籍之妻）周氏的从兄，与羲之有亲戚关系。羲之早年失父，依兄嫂抚养成人，视兄嫂如同父母，所以与周抚理应关系密切。《晋史》卷五十八《周访传》后附有周抚小传。现据此并参与有关文献，整理传略如下：
周抚（292～365），字道和，浔阳（即今江西九江）人。晋中兴名将周访长子。王敦叛乱时，周抚三十来岁，曾与邓岳一起成为王敦的爪牙。王敦之乱平定后，周抚逃入西阳，不久获赦罪。成帝咸和初（约公元326年前后），王导当权，取用周抚为从事郎中，出任宁远将军、江夏相。咸和三年（公元328）苏峻乱，平反有功，改南中郎将，镇守襄阳。据《晋书•成帝纪》记载，咸和五年（公元330）因遭后赵石勒袭击，周抚失守襄阳而退归武昌，由此被免官。数年后，他再度被取用，迁振威将军、豫章太守，并代理益州刺史等职。永和二年（公元346）十一月以征虏将军随桓温攻蜀，三年，镇彭模。五年（349）四月，与龙骧将军朱焘（字处仁）击蜀汉范贲，平定益州，封建城县公，并正式接管益州刺史之职。从此留守治理巴蜀长达近20年。直到兴宁三年（365）去世。
考王羲之与周抚的交往，太宁二年（324）王羲之时年22岁，为会稽王友，非“秘书郎”，周抚33岁，二人是否相见，更无确切依据。笔者以为，王羲之所任会稽王友之职在内宫，负责当时只有4岁的司马昱教育引导和陪护。按包世臣所述，周抚此时是有罪方赦“自归阙下”之人，此时与王羲之见面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故太宁三年（公元325） 不可能是两人阔别之始。一个重要的线索是，咸和五年（330）周抚因失守襄阳免官后退居武昌，王羲之以咸和九年（334）亦至武昌为庾亮参军。考周抚永和二年（346）下半年才解豫章太守之职，随桓温伐蜀。从咸和五年（330）到永和二年（346）的16年间，周抚前期免官居武昌，后期任豫章太守，而担任豫章太守，时间按常理至多不会超过10年，由此推知他至少在公元330～336的五、六年间应生活在武昌。以周抚与王羲之的关系推断，二人在武昌见面可能性相当大。再往后，王羲之以咸康六年（340）任江州刺史，不久赋闲居家，直到永和四年（348）入朝为护军将军。而周抚则于永和二年（346）前一段时间任豫章太守。江州、豫章即今天的江西省九江与南昌，两地不仅相距不远，而且都靠着潘阳湖，以水路为主要交通的古代，两地往来非常方便。既然周抚与“右军特厚”，推想两人在这一段时间也不会没有见面的可能。倒是永和二年之后，王羲之与周抚各在东西，没有见面的机会。
根据上述分析来推论，王羲之与周抚阔别廿六年的起始时间，大致应在咸和九年（334）至永和二年（346）间。如果按此时间段顺推26年，则为公元360～373年。又羲之于公元361年（升平五年）逝世。由此则可以锁定王羲之与周抚阔别前的最后见面，必定在武昌庾亮参军任上的头两年，即咸和末（334）永和初（335）。所以，《积雪凝寒帖》应写于360（升平四年）～361（升平五年）间，即王羲之逝世的最后一、二年。
又《十七帖》中另外一帖《远宦帖》提到“武昌诸子亦多远宦”，其中“武昌诸子”即指“羲之在庾亮参军任上诸同寮（考证详见第三章），这可与《积雪凝寒帖》互为因果。
其次，看《七十帖》（图2）云：

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体气常佳，此大庆也。想复懃加颐养。吾年垂耳顺，推之人理，得尔以为厚幸。但恐前路转欲逼耳。以尔要欲一游目汶岭，非复常言。足下但当保护，以俟此期。勿谓虚言，得果此缘，一段奇事也。

此信说：足下今年刚好七十岁吧？知道你身体很健康，这是大可庆幸的事。推想你会勤加保养。我即将六十岁了，按照一般的人生规律，能活到这个年纪也不容易，算是我的大幸。但担心往后的身体变坏，可能会窘局难堪。正是这个原因，我想近快到你蜀地，一游汶岭。这不是随便说一说的，足下你尽管多加保养身体，等着我来游的这一天。不要以为是开玩笑，如果能完成我们这一计划，可以说是当今的一段奇事了。
按，王羲之比周抚小十一岁，周抚70周岁应为公元361年即升平五年，这一年羲之59岁，正是“年垂耳顺”的时候。所以可以肯定《年垂耳顺帖》当是升平五年（361）即羲之逝世当年所写。
又，《儿女帖》（图3）云：

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婚娶以毕。唯一小者尚未婚耳。过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内外孙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至委曲，故具示。

此信说：我有七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同母所生。现在孩子们婚嫁的事情基本完成，就差一小儿还没有完婚了。等为小儿办完这桩婚事，我就可以放心去你那边游玩了。现在我的孙辈和外孙辈共有十六个孩子，足可以让我感到眼前欣慰了。足下你对我家的情意很盛，所以把这些情况一一都告诉你。
关于羲之有七儿一女之数，《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中亦有记载，据《琅邪临沂王氏谱》载，“七儿”依次是：玄之、凝之、涣之、肃之、徽之、操之、献之；一女之名，据王汝涛先生考证叫孟姜，即王羲之信札书语中多次出现的“姜”。（参王汝涛《王羲之几个家属亲属小考》，载《王羲之及其家族考证》，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显然，帖中所云“唯一小者尚未婚”指的是小儿王献之。
按，王献之生于建元二年（344），至王羲之逝世这一年他18岁。此帖自言七儿一女皆“婚娶已毕，唯一小者尚未婚”，又云“过此一婚，便得至彼”（按：指前往蜀地游历事）。从行文语气来推断，王羲之写此信时，对献之的婚事可能已经有所安排，或已确定婚约，只待正式迎娶。王羲之另有《中郎女帖》，恰好印证上述推论。其帖云：

中郎女颇有所向不？今时婚对自不可复得。仆往意，君颇泠不？大都此亦当在君耶。

此信说：（妻舅）北中郎将（郗昙）的女儿不知有没有选择合适的对象？这个时候，我们两家再结婚姻，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老弟）我曾经向你表达的意思，（大舅郗愔）您认真考虑过吗？当然，这件事，主要看您的意见如何了。
关于《中郎女帖》的内容和属书对象，刘涛先生在《中国书法全集•19》该帖考释中有精彩的考证分析。其基本结论是：此帖系王羲之为小儿献之谈论婚事而写给其妻兄郗愔（方回）者。帖中的“中郎”指郗愔的弟弟郗昙（字重熙），即后来王献之妻子郗道茂的父亲，也是王献之的母舅。因郗昙任“北中郎将”在升平二年（358）十二月，故《中郎帖》应写于此时间之后或不久。（参刘涛主编《中国书法全集19•王羲之王献之（二）》P399～400，荣宝斋出版社，2004年版）。
综合上述情况可以推断，《儿女帖》的创作时间应比《中郎帖》略晚，或一后一前几乎同时，绝对时间则大致在升平二年（359）末往后的两三年间。
确定《中郎女帖》、《儿女帖》的写作时间后，可以顺便解决王献之结婚时间的问题。学术界普遍关注，王献之结婚时是否羲之在世？从上述两帖时间推论，羲之大约在升平二年底或升平三年初即已写信和郗家商量献之的婚事，而且心情颇急，只待郗家答复。羲之死于升平五年，这其间有两三年时间，为献之办理婚事。又郗道茂之父郗昙卒于升平五年一月，按丧礼，此后郗道茂当守父孝三年，此期不可能结婚。笔者推断，王献之结婚很有可能在升平三年下半年，至迟在升平四年春。
关于献之婚期问题，祁小春先生亦有很详细的讨论。但可惜在《积雪凝寒帖》系年上轻信了包世臣的结论，《儿女帖》系年亦出现误差（祁先生以为升平四、五年间或升平五年内作，比笔者结论相差整两年），由此得出献之没有可能在羲之生前结婚的结论。（参见祁小春《迈世之风•个案研究》，《官奴考——王羲之晚年生活中诸问题综考》之九：《十七帖》中“游蜀”诸帖的书写时间与王献之婚事。）
又，《都邑帖》（图4）云：

旦夕都邑动静清和。想足下使还，具时州将。桓公告慰，情企足下数使命也。谢无奕外任，数书问。无他。仁祖日往，言寻悲酸，如何可言。

信中首先祝愿周抚所管领的益州天天平安，城乡安乐清静祥和。然后谈到：阁下你的特使回到都城建康，朝庭给予很高的礼遇，加封你为镇西将军，在天下各州郡中，这是很高的封爵了。当然，这也是你平定和治理巴蜀应数的功劳。谢奕远赴豫州担任刺史之职，几次和他通信，还算平安，没有其它事情担忧。就为他哥哥谢尚最近病故，令人悲酸痛惜。真不知道怎么说！
此帖中提到的“桓公”当指桓温（312～373），他致力收复中原，永和十二年（356）以征讨大都督第二次率军北伐，并收复故都洛阳。帖中“桓公告慰”一语当即指此事而言。“谢无奕”是谢奕（？～358）的字。升平元年（357）从兄谢尚（即仁祖）征拜卫将军，加散骑常侍，拟以豫州刺史出镇寿阳，但因病未行而率，朝仪以奕代之，迁安西将军、豫州刺史。帖中所云“仁祖日往，言寻悲酸”即指谢尚逝世事，“谢无奕外任”即指谢奕即将出任豫州刺史的事。
由以上事史可以推断，《都邑帖》必作于升平元年（357）无疑。
又，《诸从帖》（图5）云：

诸从并数有问，粗平安。唯修载在远，音问不数，悬情！司州疾笃，不果西，公私可恨。足下所云皆尽事势，吾无间然。诸问，想足下别具，不复具。

信中首先向周抚全家人表示问候。然后说我家人基本上还算平安。只是堂弟王耆之（修载）在很远的江西鄱阳县任职，音信极少，让我很牵挂。司州刺史王胡之本来应该到洛阳去担重任，但他突然病重，不能西去，这于公于私都是令人痛恨惋惜的事情。阁下你来信所谈到的一些看法，很符合当前国家政局形势，我与你的意见很接近。家中上下，同寮左右各自问候，估计你会这样关照的，不一一提及了。
此信中所提到的“修载”为王耆之的字，他是王羲之叔父王廙的第三子，与羲之为堂兄弟。时任潘阳太守。因潘阳（今江西潘阳县）距会稽山阴较远，故云“修载在远”。“司州”指时任司州刺史的王胡之，也是王耆之兄，此人与王羲之关系极密切，很多信札中提到此人。此处谓“司州疾笃，不果西，公私可恨”应系王胡之生命垂危之际所写。正因为此，王胡之死年的确定对《诸从帖》系年至关重要。
《晋书》卷七十六《王廙传》后附有王胡之传，内容十分简略。全文照录如下：

胡之字修龄。弱冠有声誉，历郡守、侍中、丹阳尹。素有风眩疾，发动甚数，而神明不损。石季龙死，朝廷欲绥辑河洛，以胡之为西中郎将、司州刺史，假节。以疾固辞，未行而卒。

《晋书》的这一小传给人的印象是：王胡之之死与后赵国王石虎（字季龙）之死似乎时间非常接近。恐怕正是这个原因，《中国历代人名辞典》王胡之条直记其卒年为公元349年（石虎于永和五年卒于邺城）。王玉池先生大概也是以此为依据，把《诸从帖》系于此年。（参王玉池《二王书艺论稿》P263、P326）
不过，关于王胡之卒年，另有不同说法。刘涛先生《中国书法全集（19）•王羲之王献之（二）》多次提到王胡之卒于永和十二年（356），在《诸从帖》考释中写道：

司州是王胡之（修龄）的别称，他弱冠有声誉，历郡守、侍中、丹阳尹。永和十二年（356）代谢尚为司州都督，未行而卒。帖中言及王胡之病重，不能西往司州赴任，于公于私都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司州帖》中亦有这样的记载。这与史籍记载相符。可以确定此帖写于永和十二年（356）。

刘涛先生考释系年结论准确。只是说王胡之“代谢尚为司州剌史”略有未详。且刘先生未能说明永和十二年结论所据是何种史籍，故无从深究其原因。今不揣浅陋，仅就所见文献资料综合补加疏证如下。
按，“司州”在行政建制上比较特殊，三国魏时“司州”是对司隶校尉部的一种通称，故与通常的州县之州有很大区别，有点类似于后来的直隶总督。西晋正式设立司州，治所在今洛阳市东北汉魏故城，并辖管相当的地域。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司州暂废，后被十六国后赵占领，石虎改为洛州。王胡之永和五年接领西中郎将、司州刺史，有着特殊的背景和意义。当时东晋内部以桓温为首，力主北伐，收复中原失地。后赵国据有中原京洛一带旧地，司州即其所在地，治所在今河北临漳。石虎死，晋室认为是北征良机，故此重新设立直隶司州府，以便集中处理征北事务，加速恢复北方统治。《晋史•王胡之传》所谓“朝中欲绥辑河洛”即是此意。王胡之“假节”司州刺史后，先在南方徐县（今江苏泗洪县南）设立侨置司州府，大抵因北方征战需要，后又转移至合肥县（今安徽合肥市）、襄阳县（今湖北襄阳）。七年后的永和十二年（356），桓温收复河南失地，侨治在南方的司州应还治故地。但此时，王胡之可能已重病在身，于是他推荐了一位吴兴男子沈劲参与署中事务并进而替代自己的职务。《晋书》卷八九《沈劲传》有这样的记载：

沈劲，字世坚，吴兴武康人也。……年三十余……不得仕进。郡将王胡之深异之。及迁平北将军、司州刺史，将镇洛阳，上疏曰：“臣当藩卫山陵，式遏戎狄，虽义督群心，人思自百，然方翦荆棘，奉宣国恩，艰难急病，非才不济。吴兴男子沈劲，清操著于乡邦，贞固足以干事。且臣今西，文武义故，吴兴人最多。若令劲参臣府事者，见人既悦，义附亦众。劲父充昔虽得罪先朝，然其门户累蒙旷荡。不审可得垂沛，然许臣所上否？”诏听之。劲既应命，胡之以疾病解职。

由此记载可知，永和十二年王胡之被加封平北将军、司州刺史时，方自北方征战回京不久，将赴旧京洛阳就职。从王胡之《疏》中所言“当藩卫山陵，式遏戎狄”，“义督群心，人思自百”，诸语来看，他所担任的司州刺史工作，正是经营向北方征战，包括遏制敌情，鼓动民心等等。而且他之突患重病，不能继续任职，也是因为“方剪荆棘，奉宣国恩，艰难急病。”这使我们确信《诸从帖》写于永和十二年的同时，对王胡之这位勤于政务，忠于国家的直隶司州刺史有了比较具体的了解。
王胡之实际担任司州刺史多年，故历来人们习称王胡之为“王司州”或“司州”，如果他根本没有实际担任此职，不可能形成如此语言现象。此外，理清王胡之的司州职务，也便于理解王羲之诸多与王胡之相关的信札内容。如《司州帖》云：

司州供给寥落，去无期也。不果告，公私之望无理。或复是福。

这显然是在关心直隶司州府的供给问题，从语气来判断，当系永和十年至十二年间，桓温两度北伐时所写。又如《适太常帖》：

适太常（王彪之）、司州、领军（王洽）诸人廿五、六书，皆佳。司州以为平复，此庆庆可言。

历来论者皆误以为“司州以为平复”是指王胡之的病情有所好转。但现在很容易明白，这应该是一件议论永和末年北方战况的信札。王胡之身领司州刺史之职，眼下旧京洛阳的司州已经收复，当然是“庆庆可言”的喜事。此书写作时间应比《诸从帖》略早，此时王胡之还没有“艰难急病”。
通过上述考证，我们可以确定《十七帖》中五件作品的系年，按时间顺序排列为：

《诸从帖》 永和十二年（356），54岁作；
《都邑帖》 升平元年（357），55岁作；
《儿女帖》 约升平二、三年顷，57岁左右作；
《积雪凝寒帖》 升平四年（360），58岁作；
《七十帖》 升平五年（361），59岁作。

说来实在有趣，考证出来的五件作品系年，恰好组成王羲之自辞官归隐之后到逝世前每一年的时间系列。笔者认为，这与其说是一种巧合，不如说是一种必然。不仅如此，而且我们有充分的把握认为，《十七帖》其余未经考证系年的作品，其创作时间当不出上述五帖的时间区域。
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十七帖》是王羲之辞官归隐之后所作的一组书法精品，所谓末年老笔，书中极品，良不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