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风险来自于资产价格上涨

　　经济观察报：如何看待现在的全球经济复苏？有几个层次吗？各国应在何时考虑退出政策？

　　汉斯·蒂莫：确实是这样的，并不是全球所有的国家在同一个时间，以同样的力度，恢复经济的复苏。尤其是在欧洲地区，西欧和一些欧洲经济体的复苏是滞后的。

　　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稳定。另外有许多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过分依赖资本流入，并且，持有大量经常账户的赤字。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是亚洲的新兴经济体，其中特别是东亚地区的新兴经济体。

　　关于退出政策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个国家自身的财政空间。东欧的国家，尽管在复苏的过程当中是滞后的，但是他们的财政空间却不大。在中国和其他的东亚国家，尽管这些国家在复苏的过程当中，已经处于领先的地位了，但是仍有一定的财政空间。可以使他们继续有效实行经济刺激政策。

　　一方面，财政刺激的方案及财政刺激的退出时机，从时间的角度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系列的国内的因素。但是，发生的货币政策方面的情况却不一样。在货币政策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大量的国际间的协调。这也是我们从全球金融危机当中，所汲取的经验教训。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各国央行要密切关注一些相关的动向。比如：资产价格走势的问题，是不是会形成新的泡沫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讲，令人非常鼓舞的是中国政府正在密切关注一些相关市场的走势，包括股市的走势和房地产市场的走势。并且，不断通过政策微调来应对。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欧洲央行也在密切关注着市场的走势，通过进行一些相互的协调，考虑退出政策问题。 　　经济观察报：2010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你担心中国的通货膨胀会导致经济过热吗？  　　汉斯·蒂莫：从经济政策的角度来讲，我个人并不特别担心中国突然出现通胀压力升高的问题。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中国所面临的仍然是通货紧缩。去年11月的时候，略微出现了一些通货膨胀。到12月的时候，突然增加到1.5%。应该说，这种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与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相关。2008年年底，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实际上是跌入了谷底。2009年，我们看到了大宗商品的价格出现了大幅上涨的趋势。同样，它所带来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的指数大幅攀升。从这个问题本身来讲，我认为它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临时性的问题。这并不代表，出现了产能受制的现象，或是出现了大幅度的通货膨胀的压力。
 　　实际上，我认为更大的风险，可能来自于资产价格上涨所造成的风险。包括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的上涨。因为，这方面的因素，是一个自我不断强化的过程。而且，这种过程是由于信贷价格比较低廉所造成的。从商品价格的角度讲，一个商品价格上涨，需求就会下降。就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资产价格方面，如果房地产的价格上涨，人们的需求会进一步的上涨。人们会认为房地产的价格还会继续走高，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么风险会比较大。

　　经济观察报：2010年，中国经济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汉斯·蒂莫：何时退出并不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更大的挑战是如何保证政府能够实现中期发展目标，能够保证实现5年规划中所制定的发展目标，进一步推动中国服务业的发展，避免过度依赖重型制造业的生产。重点在于这些方面所面临的结构性的调整。

　　中国经济的成功，并不在于中国知道如何进一步刺激需求，而是知道如何进一步刺激出口，如何保持高水平的生产率增长。中国知道如何进一步提高生产潜力。

　　过去人们对中国经济的成功有一个误解，认为中国是通过怎么样调控需求来实现经济的成功的，实际上是中国知道如何成功地调节供给，这也是从未来的角度来讲，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所要面临的一个挑战。

　　经济观察报：你刚说到保证较高生产率水平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因素，但实际上美国已经在这方面批评中国产能过剩。中国政府应如何平衡国际压力与国内发展？

　　汉斯·蒂莫：提高生产率水平与提高产能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增加一个国家经常账户的顺差和造成更大的经济不平衡。这有很多的原因，一方面因为产能的扩大意味着一些产品可以销售到国内，产能的增长也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投资，从实际的角度来说，中国目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美国，就是因为中国国内有大量的投资，而且投资的增长速度非常之快。

　　中国高额的贸易顺差，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在提高生产率水平方面做得比较成功，而主要来自于中国居民高储蓄水平和中国企业公司的高储蓄。居民储蓄水平之所以高是因为一些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而从公司与企业方面看，是因为很少有红利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