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菅会”：胡总对日本首相菅直人发出明确信息

　　胡锦涛13日在日本横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同日本首相菅直人进行了会晤。“胡菅会”的举行给艰难的中日关系增添了一抹暖色，偏离轨道的中日关系有望回归正轨。

　　近来，中日关系的发展陷入困境，偏离了正确方向，从撞船事件到“走廊外交”，到东亚峰会首脑会谈的取消，再到“胡菅会”，可谓一波三折，充分显示出中日关系的高度复杂性。与高度复杂相应的是高度重要性，中日经济相互依赖，利益错综复杂，共同利益不断增加，既有的争端与分歧又难以解决。如何发展和维护中日关系考验两国决策者是智慧。

　　根据现有报道，“胡菅会”的意义在于力求修正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自撞船事件以来，中日关系顿时进入冰冷期，一些矛盾与冲突显露出来。这次突发事件导致中日关系偏离了正确的航向，不仅是出现裂痕那么简单。

　　中日最高层领导对于处理中日关系是慎重、理智和清醒的。修复中日关系对于双方来讲尤为重要，同时也相当紧迫。鉴于中日关系的复杂性与脆弱性，修复中日关系需要双方共同努力，也需要时间。

胶着的中日关系该走向何方

　　中日关系仍处在胶着状态，当前正面临着向左还是向右的抉择。钓鱼岛撞船事件打破了中日两国存在已久的默契和共识，如何定位和重塑中日关系被推倒了前台。对于中日两国决策者来讲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毕竟中日关系错综复杂，且兼具脆弱性，稍有不慎就会产生危机。那么，如今站在十字路口上的中日关系该转向何方呢？

　　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前不久刚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发展势头强劲。相比之下，原本身居世界老二的日本仍徘徊在经济低迷的阴影中，国内矛盾日渐显露。中日关系由“中弱日强”到“实力均衡”，长远看，可能会形成“中强日相对弱”的态势。对于日本来讲，国内经济不景气已经足以“心烦意乱”了，看到冉冉升起的邻居中国，那种挫败感可想而知。某种意义上，这种实力的此消彼长给日本的新保守主义提供了新的生长空间。民主党新掌政权不久，对华政策不明晰，对华外交还不够成熟，加之日本政坛少壮派崛起谋求更大的政治空间等等，这些变量导致了中日之间潜在的矛盾和冲突有随时爆发的可能，钓鱼岛撞船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中日之间在现实上存在着诸如东海油气田，钓鱼岛等问题，另外在文化、外交战略、意识形态、价值观上也有冲突或矛盾。其中很多问题是不可逾越的，只能“求同存异”。中日两国当前处于实力对比均衡状态，任何一方都没对另一方有绝对的优势。另一方面，中日两国的经贸往来和人员往来愈加频繁，双方贸易额屡创新高，双方经济依存度不断增加，共同利益越来越大。

　　从更大范围看中日关系，不难发现，中日关系与整个东北亚局势紧密相关。大背景中，美国战略重心东移，重回亚洲，谋求参与东亚的各种组织，以掌控对东亚的领导权。中日关系不可能回避美国因素，中日关系从邦交正常化之始就深受美国因素的影响，这不仅是基于美日同盟的现实，也是美国东亚战略的使然。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深感忧虑，通过加强美日同盟来遏制中国。也可以这么讲，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可会影响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高度复杂这是不争的事实，中日关系的走向大致有三种可能。一种是持续冷下去，矛盾最终升级，或产生军事冲突。第二种是在摩擦与协调，竞争与合作中波浪式前进。第三种是消除隔阂，经过发展像法国和德国一样形成共同体。笔者的这三种假设暗合了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温特根据国家之间互动的不同性质,归纳的三种“无政府文化”。

　　一种是霍布斯文化。国家间互为敌人,相互残杀,以改变现状,摧毁和吞并对方为目的。在前民族国家时代,酋邦、城邦和帝国之间动辄进行灭国之战。

　　一种是洛克文化。国家间仍存在着竞争关系, 利益冲突仍可能引发战争, 但不再以征服他国和侵占领土为主要目的。主权原则的确立使国家之间相互承认生存和财产权利,强国不再能吞并弱国。

　　一种是康德文化。在这个体系中,国家间互为朋友,如果作为友的一方受到威胁,另一方会鼎力相助,而不计较自己的得失。非暴力和合作是康德文化的主要特征,国家之间也不再存在安全困境,而是形成了一个永久和平的安全共同体。

　　就当前来看，中日两国综合国力处在均衡状态，竞争与合作同在，比较偏向于“洛克文化”，中日之间发生断交或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短时间内成为挚友，形成共同体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更多的是摩擦和协调。

　　在看待中日关系的发展过程当中,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各个因素都会制约中日关系的发展,因此中日两国在考虑如何发展两国关系时,不能忽略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否则难以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由于两国的国家定位和民族心理适调还未完全明朗,所以两国关系在今后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波动。随着中日两强局面的逐步呈现，未来中日关系基本上还是走摩擦与协调、竞争与合作之路，“和则双赢，峙则同损”，中日关系的此种走向也是基于双方国家利益的考量。

　　在“胡菅会”中，胡锦涛强调中日两国走和平、友好、合作之路是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选择。双方应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各项原则，牢牢把握中日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努力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向前发展。

　　从胡锦涛的话语中不难发现，发展中日关系应该有一种大局观和历史高度，眼光要放长远。“和则双赢，峙则同损”这已经是一个共识，综观近来中日关系的现状，十分必要重申这个共识，也唯有如此，中日关系才能够求同存异，以求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才能真正的实现互惠和双赢。

　　在会晤中，胡锦涛也指出，双方应共同努力，持之以恒开展民间和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中日互为主要经贸合作伙伴，双方应继续深化双边互利合作，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对话协调，共同致力于亚洲振兴，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和“走廊交谈”一样，中国认为加强民间交流十分重要，不断的加强交流与深化合作，中日两国人民良好的感情才能建立起来。同时，中日两国作为在亚洲乃至世界都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合作与协调，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都极具重要意义。菅直人也表达了双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和发展的愿望。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近日，武藏野银行集团的地区经济研究所公布了埼玉县内企业调查结果，由此得知埼玉县内70%的企业从事着与进出口有关的海外业务。中国成为与日本公司业务往来最多的国家，其中制造业占到了50%以上，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经济对中国的依赖度是越来越高。

　　近些年来，中日两国的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增加，且正在向深度依赖发展。两国间，经贸、人员往来频繁，经济互补性极强。中国是一个潜力无穷的巨大市场，正在飞速成长，日本又是一个经济外向型国家，广阔的海外市场对经济的提振极为重要。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消息，2010年上半期(1至6月)中日两国间的贸易总额约为1,383.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4.5%。这个数字创了同期历史新高。中日经贸的活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日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也是一种趋势和必然。

　　据日本新华侨报网消息，由于日本尚未完全走出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打击，经济能力也尚未恢复，因此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开发海外市场等方式来促进国内经济的复苏。对此，日本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为了鼓励日本中小型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将开展“亚洲商队”活动，在中国北京、上海、香港、成都四个城市举行商品试销、展示会以及商谈会。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举措，中国经济的崛起完全可以成为日本摆脱经济低迷的推手之一，抓住这个机遇，对日本来讲，意义相当重大。

　　据中新社报道，今年以来,日本向中国输出的贸易中，由于受到了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建设用及矿山开采用的机器和零部件的输出增加了2.2倍，汽车的输出也增加了2.5倍。而受上海世博的影响，数码类相机和摄像机的输出额也都大幅度提升。而中国向日本输出的贸易中，液晶电视及智能手机等家电产品，以及作为原材料的铝和镁等有色金属为贸易输出热品。而今年上半年，中国食品的输入也比前几年大幅增加。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居民消费能力迅增、对外开放愈益深化和扩大，以及日本走出困境、实现经济持续复苏，是促进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最大利多因素。中日在经济上已建立极为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谁也离不开谁。大力加强经贸交流与合作，促进互惠双赢，是双方惟一的正确选择。中日经济相互依赖的不断增强，预示着相互之间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加，也就是说两国关系的经济基础不断扩大。

　　有21个国家首脑参加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首脑峰会在日本港口城市横滨举行，在峰会上，举行了被备受瞩目的各国首脑的会谈，而由于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而迟迟不能实现的中日首脑会谈也在11月13日傍晚举行。由于最近围绕日本和中国、日本与俄国的国际关系急遽变化，这次APEC首脑峰会出现了新的“合纵联横”的倾向，而主办国日本似乎仍在外交的失衡状态中动摇，因此中日关系也在动摇中徘徊。

　　一、APEC峰会中新的“合纵联横”倾向

　　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1月14日发表的声明中呼吁，各个国家和地区应采取措施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形成。

　　声明指出，APEC领导人已在09年11月的新加坡会议上达成共识，将研究一系列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形成的途径和办法。APEC领导人一致认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以及便利化将继续成为APEC的核心目标。声明同时指出，APEC领导人一致认为，APEC应将建立FTAAP的构想落到实处，APEC应采取切实措施推动FTAAP的形成。

　　但是这个声明所言及的目标是抽象而遥远的，而新的“合纵联横”倾向在这次峰会上却十分引人注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讲演中强调:要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追求市场开放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实现，他表示会把美国的财富、物资、技术更快地推向亚太地区，APEC各个经济体应为消除贸易壁垒而努力。

　　自撞船事件发生以后，中日关系急遽冷却，日方急于寻找和中国首脑会谈的机会，10月29日，河内东亚领导人峰会前，由于外长前原诚司多次把钓鱼岛问题拿到美国面前，逼美方表态，使中方临时取消两国首脑会面。11月12日，在G20会议上的菅直人“刚好”从座位上起身回头，发现胡锦涛主席从他身后过去。于是二人聊了几句。胡锦涛主席说：“之后我会去横滨。”菅直人忙说:“到横滨后我们再好好谈。”但是两国政府为安排此次首脑会谈的协调工作并不顺利，两国外交人员的交涉在12日一直到深夜还在进行，最后到会谈开始前35分钟时，才由胡锦涛亲自做出判断，最终敲定。

　　在会谈中胡锦涛强调，中日两国走和平、友好、合作之路是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选择。双方应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各项原则，牢牢把握中日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努力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向前发展。

　　胡锦涛指出，双方应共同努力，持之以恒开展民间和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中日互为主要经贸合作伙伴，双方应继续深化双边互利合作，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对话协调，共同致力于亚洲振兴，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菅直人说完全赞同胡锦涛关于中日关系发展的意见，希望双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和发展。菅直人还祝贺上海世博会取得圆满成功。但是整个会见中，胡锦涛表情严峻，就和会见参拜完靖国神社会的小泉纯一郎时的表情一模一样。在钓鱼岛问题上，双方的看法仍处于平行线状态，菅直人在14号下午的记者会见中说，他向中方传达了“尖阁诸岛属于日本，这里不存在领土问题”的日本的“坚定的立场”，但是他以中国和印度为例，说可以在有领土纷争的同时进行各方面的交流。而日本现在是否还同意以往中日“搁置钓鱼岛问题”的共识，则还是一个悬案，因为日本外相前原诚司此前曾明确指出:日本不同意将这个问题搁置。如果钓鱼岛问题不实行“搁置”的共识，那么今后的中日关系可以说仍是“一步一险滩”。

　　通过这次首脑会谈，中日关系见到了一些好转的倾向，如在这次APEC会议中，中国发改委主任张平在11月13日已向日本经产大臣大畠宏章表示:将适当解决中国稀土对日本出口的“停滞”问题，但是在涉及到领土问题时，中日双方仍然充满疑念，有时针锋相对。如14日午前，在APEC首脑峰会会场，中国外长杨洁篪和日本外相前原诚司进行了约35分钟的会谈，双方没有涉及钓鱼岛问题，但是当前原表示希望中日有关东海油气田共同开发的法律交涉重新开始时,杨洁篪强调:这需要充分的条件和气氛。而前原又要求中方解释拘留日本富田公司4个日本人的事情，杨洁篪说:双方遵守对方国的法律，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进入军事区内，这是明确的事实。

　　三、日本外交失衡 中日关系徘徊

　　在11月13日日美首脑会谈中，菅直人首相首先对奥巴马说:感谢美国在日本和中国、俄国发生种种问题时，美国一如既往地支持日本。而奥巴马说:中国在国际规则发挥适当的作用和采取恰当的行动是重要的，显示出日美共同牵制中俄的倾向，奥巴马还邀请菅直人明年春天访问中国。显示了日美重回“蜜月”的外交姿态。

　　小泉当政以前，这3种外交观念并存，形成了日本的多元化外交。小泉当政以后，亚洲主义的倡导者和承担者——外务省中国派在“沈阳领馆事件”和“李登辉访日”等问题上遭到以安倍晋三为首的政治家和官邸势力重创，一蹶不振；而地政学论派则在2002年铃木宗男在所谓“受贿案”中被捕、外务省对俄外交职员因“背任罪”被捕后后退。加之小泉多次参拜靖国神社，与中韩交恶，使日本外交一头扎进了“一味亲美”的一元性外交，但是由于小泉作为老练的政治家的平衡感，和中韩的关系始终维持在“政冷经热”的程度，经济交流和民间交流都发展得比较顺利。

　　民主党在小泽一郎任代表时代，鉴于中国在东北亚外交中正与美国“平分秋色”，小泽提出日本与美国、中国形成“等边三角形”的外交路线，希望日本在和中美的“等边外交”中能够取得控制亚洲的主动权。

　　鸠山由纪夫上台后，重拾亚洲主义和地政学外交，一方面打出建立亚洲共同体的设想，一方面利用其祖父鸠山一郎的渊缘，和俄罗斯搞好关系。

　　鸠山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可能有排除美国的意思。鸠山虽然说过建立“东亚共同体”不是打算排除美国，但他在2009年9月9月10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日韩首脑峰会指出：(日本)在目前为止有些过于依存美国。我认为日美同盟固然重要，但是，作为亚洲一国应该制定出更重视亚洲的政策。

　　但是到了菅政权，地政学外交全失，菅直人在APEC峰会上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以对俄国的抗议和梅德韦杰夫猛烈反驳开场，梅德韦杰夫以挑战的姿态对菅直人说:北方四岛将来也是俄罗斯的领土。而小泽的“等边三角形”外交和鸠山“东亚共同体构想”也早就“飘呀飘呀飘得不见了”，似乎又要回到“一味亲美”的路线上来，但是日美关系不也是“强说欢期”?民主党为了收买人心，在2009年的众议院竞选纲领中提出夺取政权后美军在冲绳普天间机场搬出冲绳的许诺，由于前首相鸠山曾经许诺普天间机场搬迁“国外，至少县外”，冲绳民众寄托极大期待，但鸠山上台后才感到美国不是好惹的，美方认为，普天间搬迁计划必须按照2006年日本双方达成的协议执行，就是将位于冲绳县宜野湾市的美军普天间机场迁至冲绳县的另一处滨海区名护市。日方的主张遭到了美防长盖茨的驳斥，并威胁说，如果日方拒不履行协议，美8000海军陆战队员从冲绳迁至关岛的计划也将随之取消。就此日美两国今年5月已达成协议，维持普天间机场向名护市搬迁的计划。

　　发生钓鱼撞船事件后，民主党政权内部有人希望利用这一事件解决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一位外务省干部说:日本的政权内，有人希望利用尖阁诸岛问题带来另一种效果，希望这个问题成为解决美军普天间机场设施搬迁的一个杠杆，让日本国民，冲绳县民认识到冲绳是个何等重要的地方，威胁就在我们身边。

　　但1月24日举行的名户市市长选举，反对将美军基地搬迁到名户市的稻岭进当选，而9月12日举行的名护市议会选举结果表明,反对将基地迁至名户市的议员占了上风。而11月28日的冲绳知事选又是日美关系的一个难关。有意出马主要竞选者，有现任知事仲井真弘多，还有普天间机场所在地宜野湾市现任市长伊波洋一，伊波洋一主张普天间机场搬迁国外，而现任知事仲井真弘多曾有条件地支持县内搬迁，因此民主党想从侧面支持仲井真弘多。但是由于仲井真弘多看见反对县内搬迁的侯补稻岭进当选名户市市长，因此现在已经变卦，10月14日，仲井真弘多在会见内阁官房长官仙谷由人时表示:5月日美就基地搬迁到名护市边野古达成了一致，但这是极其困难的。他对鸠山前首相和民主党政权不履行县外搬迁的诺言表示“极其遗憾”。现在知事选已成了“冲绳人与日美两政府的斗争”和“冲绳与大和的斗争”。而民主党在在野党时代主张的削减驻日美军经费上日本方面负担的“有同情心的预算”是否能够实现，现在也是个谜。民主党政权依了美国，冲绳人不答应；依了冲绳人，美国人不答应，搞不好会重蹈鸠山由纪夫的故辄，美国也会失去对日本国家政权执政能力的信任。

　　其实，在冷战以后，维持日美同盟、重视亚洲和地政学外交路线的相互制约和在三者之间找到微妙平衡，是日本的外交智慧和出路。但是民主党政权的外交政策在执政一年多里激烈摇摆，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没有过度阶段，让人摸不请头脑。

　　最近访问日本的中国前外长唐家璇在会见了前原外相和仙谷由人官房长官后与自民党的干部说:现在究竟谁是日本外交的中心?这说明中国一方面摸不清民主党的外交重心和政策取向，被民主党政权的激烈摇摆搞得无所适从，二是感到日本政府内部政出多门，各个大臣说法不一，而一个大臣的说法前后也不一致，外交政策失去了连续性和整合性，使中国“丈二和尚，摸不清头脑”，因此中日关系也必然趋向徘徊与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