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村上龙：在苏联体制下也能诞生好作品

　　村上龙

　　活得比他们快乐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东京

　　“日本社会从高度成长期发展到现在，其实本质上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么注重大多数人的意见，还是那么保守”

　　“粉碎国体。”

　　我用蓝色油漆在正门门柱上写了这么一句。为了让油漆渗入粗糙的石柱表面，我铆足了全力。而艾达玛则在另外一根门柱上写了“造反有理”。虽然我叫他不要写这种老掉牙的标语，但艾达玛认为加入这种随处可见的标语可以混淆罪犯的形象。艾达玛总是那么冷静。

　　这是日本作家村上龙自传体小说《69》中的段落。小说描写了一个叫做矢崎剑介的17岁少年在1969年做的一些荒唐事儿，其中一桩就是上面的“想象力夺取政权”。

　　小说写于1987年，去年才被引入中国，腰封上夸张地印着：“日本的凯鲁亚克”、日本“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继三岛由纪夫之后最具代表性的当代超级行动派作家村上龙自传体青春小说。

　　1969年，凯鲁亚克去世。同一年，“东京大学停止了入学考试。披头士乐队发行了《白色专辑》、《黄色潜水艇》和《修道院大道》，滚石乐队发售了最佳单曲《夜总会女郎》。还出现了一群被称为嬉皮士的人，他们留着长发，呼吁爱与和平。巴黎，戴高乐下台；越南，战争仍在继续。与此同时，高中女生开始使用生理卫生棉，而非棉条”。也是在这一年，矢崎剑介和村上龙一样从高二升入了高三。

　　村上龙1952年出生于日本长崎县佐世保市，有一个魔幻的青春期——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佐世保成了美国的海军基地，这里从不缺乏吸毒、酗酒、群交、狂欢的年轻人，到1960年代末，整个军港又弥漫着越战的气息，“从那边的窗户可以看到港口，美国人的军舰每天可都是从这儿出去杀人的哦！”。

　　从1968年到1969年，为了配合大海那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日本爆发了“全共斗”左翼学生运动，佐世保北高的那一出，是以粉碎1970年3月的毕业典礼为斗争方针的，很多人因此退学。矢崎剑介当然不能免俗，但是1987年的村上龙给他加了一点自嘲，“刚满十六那年的冬天，我离家出走了……为了认清这场斗争的意义所在，我想走出学校，走出家庭，走向街头去考虑一下。不过……这又是我在吹牛。其实真正的缘由是我不想参加公路长跑。”

　　真实世界的村上龙没有参与粉碎毕业典礼的斗争，被同学责骂为“墙头草”，“难道就这样放弃斗争了吗？”后来他回忆说，坚持一场没有胜算的斗争，只是自我满足而已，“我不觉得这些人愚蠢，但也不觉得他们单纯。”站在局外也许看得更清楚些，诚如一篇书评所说：“我们中国人，决不能相信，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可以说，这只是一场盛大的祭祀。”

　　祭祀过后，“革命者”纷纷从广场回归厨房，《69》中的愤怒青年，不比他们的西方前辈，都过上了安稳的小日子，倒是当年一脸泪水拼命擦洗学校墙壁上“想象力夺取政权”的班长加入赤军，最后被捕。村上龙有一个听起来甜丝丝的解释：“无论哪个时代，诸如教师还有警察这种大权在握的人们都是很强势的。只是拳打脚踢一场，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我想，惟一的报复方法，就是活得比他们快乐。”

　　现在，村上龙是日本最高产的作家之一，同时他还是财经评论员、美食家、旅行家、潜水滑雪打猎爱好者……2004年他甚至写了一本《13岁的HELLO WORK》，以“感兴趣”为线索，列出514种职业，供想成为“飞特族”的年轻人参考。而他自己，每次来东京，都在新宿的君悦酒店订一个套房，关起门来继续写作。

　　日本人到泡沫破灭才开始思考，太晚了

　　人物周刊：现在的日本年轻人和1960年代的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村上龙：我们那个年代的年轻人，虽然大家都穷，但因为经济在成长，大家都有一个期待，比如5年后买一个小车，10年后买一个大车。现在的年轻人，当然生活丰裕，可是你若问他们，5年后10年后你会是什么样子，(他会说不知道)他看不到愿景，不知道未来还有什么可以期待。

　　人物周刊：您一直批判从众思维，倡导自我意志和独立思维。在您看来，这些年来日本社会给年轻人的空间是更大了还是更小了？

　　村上龙：日本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在战后拼命发展经济，就像现在中国一样，那时他们创造的经济模式、教育模式、人的思考模式，都是根深蒂固的，不是那么容易改变。可是现在这个时代，你必须要独创，要标新立异才能成功，这是日本人没有的经验，他们习惯了别人去做什么，我跟大家做一样的事情的模式。

　　人物周刊：您曾经说过讨厌“大多数”这个词语，哪怕真理在多数人手里，也会偏爱少数群体？日本是个从众的文化，您置身其中是不是格外艰难？

　　村上龙：政治的话，多半是以多数人的意见为重，可是真正的问题都发生在少数群体上，就以当初恐龙和哺乳动物来讲，本来哺乳类只是少数，最后却一直生存到现在。社会是一直在变化的，现在的主流和大多数未必能够持续，所以你不能忽略少数的问题。我从小就喜欢思考非主流的问题，现在我出的书、提出来的问题，为什么会受到日本社会的重视和讨论？日本社会从高度成长期发展到现在，其实本质上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么注重大多数人的意见，还是那么保守，当我提出少数派的意见，他们会觉得好奇：哎，这个人也许值得倾听一下？不过我虽有孤独感，却不会觉得被排挤和困扰。

　　人物周刊：石原慎太郎认为年轻人需要被“神风精神”激励，而您曾经严厉批评这种精神。

　　村上龙：石原先生怎么想的，我也不清楚，毕竟没有和他沟通过，不过他是年纪比较大的，老派一点的人吧。我从小在美军基地附近成长，从小就见到各种人，白人，黑人，不是说我因此更喜欢美国人，而是说习惯了这个世界是不同的，想法各异的，由此才需要彼此沟通、互相理解，不能用战争的方式去解决彼此的差异。

　　人物周刊：潜在的“神风精神”会不会是一个有毒的种子，不知道哪天会发芽？

　　村上龙：之所以会发生战争，有很多原因，比如经济啊什么的，但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国家的民众处于无知的状况，接收不到很多资讯，在这样的情形下，民众才会想要挑起战争。

　　人物周刊：您对教育一直很关注，关于怎么解决日本教育的问题，您在《希望之国的出埃及记》里的答案是，立刻发生数十万人的集体弃学事件。推而广之，你是不是认为日本需要一次大的变革，才能改变社会的沉疴？

　　村上龙：要改革教育，得从法律法规改起，而要改变法律，又得期待那些官员，可是我对国家对官员是不抱期待的，我们每个人都只能依靠自己。所以我在小说里提出这个看起来比较极端的方案，当然现实里能不能这样做是另外一回事。我的理念是，如果你想要立刻看到成效，你就必须自己去改变。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日本所谓的“失去的20年”？

　　村上龙：你是以泡沫经济崩溃开始计算的，但其实1970年代中期日本高度成长结束后就一直没改变，那时候日本就应该开始思考，高速成长结束了，我们该做什么？可是日本人到泡沫破灭才开始思考，已经太晚了。有的企业从1980年代就开始调整，所以现在做得仍然很好。最一成不变的是日本政府。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法期待政府教会人民怎么面对这个新时代，只能从个人做起，一点点调整改变。

　　人物周刊：如果你是日本首相，会怎么做？

　　村上龙：在日本，首相也没什么权力啦。(笑)当然，假如我能为国家做事，首先会在教育和医疗上投入大量经费。此外，对于健全健康的国民，我最想说的是，请你们不要想着靠政府，自己去想办法过活。

　　大多数国家的作家都是批判的姿态

　　人物周刊：日本有两位著名的村上。村上春树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在颁奖典礼上发表演讲时说，“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您怎么看？

　　村上龙：这是理所当然的，还有必要特别宣誓一下吗？有良知的人都应该这样。

　　人物周刊：你们早期的作品都比较关注个人或者青年亚文化，90年代以后好像不约而同地转向关注日本现实，这是巧合吗？

　　村上龙：年纪大了就会这样吧，和你年轻时候看问题的视角不一样了。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村上春树作品在年轻人中的流行？

　　村上龙：好像不管在日本还是其他国家，村上春树的粉丝都比较多……他的作品诉求于一种暧昧的不安感，可能在年轻人中更容易得到共鸣，尤其是在先进国家中，年轻人普遍有这种不安感。

　　人物周刊：您欣赏的中国作家？

　　村上龙：鲁迅。

　　人物周刊：作家应该怎么面对外部的压力，比如审查制度？

　　村上龙：无论在什么国家，其实政府对于文字这种东西都是比较神经质的，因为大多数国家的作家写到社会，写到国家都是采取批判的姿态，所以主政者一定不会喜欢。可是，即使在苏联的体制下，也能诞生好的作家和作品。有自由是最好的，没有也不意味着你一定写不出好作品。现在网络这么自由，只要你想表达看法，总会有办法的。

　　人物周刊：很多中国人都关心，中国作家什么时候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村上龙：你们也不要这么介意啦，有伟大作家的国家不一定是好国家呀。(笑)

　　人物周刊：是否担心读书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村上龙：如果我觉得自己想要表达的，大家都理解了，那我就不必写下去了，但是我觉得还不够，这就是我继续写下去的动力。不过我毕竟是少数派，也不期待大部分人的接受。现在虽说爱看漫画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但是爱看书的人终究还是会看的。

　　人物周刊：您认为文学的终极使命是什么？

　　村上龙：社会的公正，精神的自由。其实我一直建议他们废掉芥川奖，换作在整个东亚范围内评奖，每年选出写得最好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