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撕圣旨”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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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日期: 2010-11-13 00:00
  • 作者:卢荻秋

元代盛如梓的《庶斋老学丛谈》里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北宋仁宗皇帝赵祯在位期间,后宫嫔妃很久没有升迁,十分不满,便屡屡向仁宗提出申请,仁宗总是推托说没有先例,大臣们不会答应。妃子们不信,说:“圣人出口为敕,谁敢不从?”仁宗笑着说,你们不信,不妨试一试。于是发下旨意,大臣们果然上奏说没有依据。仁宗将大臣们的奏章拿给妃子们看,说:“凡事必与大臣佥议,方为诏敕。”有的嫔妃半信半疑,仍然向仁宗讨要封赏,仁宗也不推辞,取来彩笺写上某宫某氏转任某官,妃子们开心地退去。到了发放官俸时,妃子们各自拿出御笔要求加薪,宫廷财务部门却一律不予理睬。妃子们郁闷地找到仁宗,仁宗笑着说:“果真如此吧!”妃子们当着仁宗皇上的面将御书一一撕毁,不高兴地说:“原来使不得。”

自古有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意思是说天下所有的子民、财物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可以任由其支配。可在仁宗年间,皇上亲笔御书,给后宫爱妃们封官加俸,有关部门竟然板着面孔以缺乏依据为由拒绝执行,以至于妃子们失望之下面撕圣旨,这实在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仁宗皇帝并非傀儡皇帝,也不存在被权臣架空和操纵的情况,为何他的“金口玉言”竟那样的不值钱呢?

不得不承认,仁宗皇帝具有某种“权力约束”的内在自觉性。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还将这种“权力约束”的内在自觉通过制度性安排而加以固化。比如前文所述的给嫔妃升迁的御笔,当时有个专有名词叫做“内降”,也就是皇帝的手诏,“内降”只有通过朝廷的审批认可才能生效。当时杜衍担任吏部侍郎和枢密使,就常常不买皇帝的账,将他不认可的“内降”专门放在一个盒子里,攒到十多份就拿去还给皇帝。一次,仁宗感慨地对谏官欧阳修说:“外面的人知道杜衍封还内降的事吗?凡是有求于我的,却因为不能告诉杜衍而作罢的,比那些封还的还要多。”

仁宗这句话可谓意味深长。表面上看他似乎对皇权受到约束而感到惆怅,实际上则是为“封还内降”阻止了更多的邀功请赏者而感到欣喜。所以,“封还内降”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可以看做是仁宗皇帝与朝中大臣的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配合。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名正言顺,珠联璧合。

正是在这样一种自我约束与制度性安排下,仁宗当政的三十年间,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相对清明、经济文化科技快速发展的时期。“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这“六家”,都活跃在仁宗年代;有宋一朝的名臣如韩琦、文彦博、司马光、王安石、包拯等等,也都出现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舞台上;而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中,活字印刷术、火药、罗盘同样都出现在仁宗时代。而这些,又不能不令人联想到“面撕圣旨”、“封还内降”这些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