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十大措施 （二）

 
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十大措施
田纪云
2008年第3期 炎黄春秋杂志2845
经济的弊端所致。从八十年代初期，我们就逐步放开了蔬菜价格，步骤是先细嫩品种，后大路品种，如白菜、萝卜、土豆等都是最后才放开的；目标是把蔬菜购销推向市场，多渠道经营，逐步拉开品种、季节差价。
蔬菜价格放开之初，价格一度大幅度上涨，群众怨言不少。为此，国务院决定，对城镇居民不分男女老幼每月给予7.5元的副食补贴。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一放就活，一活就多，蔬菜品种数量大大增加，质量提高，价格也下来了，群众也满意了，国家逐步甩掉了统购包销、大量亏损的包袱。
 
5、关于改革供销合作社体制
在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和城镇定量配给制的同时，大力疏通流通渠道。首先是改革了作为农村商品流通主渠道的供销合作社体制。供销合作社，顾名思义就是合作经济组织，但我们却把它变成了所谓的“二国营”的官办商业组织。改革供销合作社体制的基本点是变官办为民办，恢复和加强其组织上的群众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和管理上的民主性，扩大农民股份和参与经营决策的权利，开拓业务领域，与农民联合兴办商品生产基地、农副产品加工和流通设施，为农民发展商品生产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系列化服务，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
二是放手发展城乡集市贸易、建立城市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至1987年，全国城乡集市发展到69683个，比1978年增加一倍多，集市贸易成交额达1557亿，比1978年增长八倍多。至1986年底全国大中城市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已发展到450多个，成交额24亿元。
三是鼓励农民以各种形式进入流通领域、自办流通服务，如贸易货栈、农工商联合企业、农民合作商业、专业市场、农民个体运销等，不仅大大缓解了农民买难卖难的问题，而且增强了农民的商品意识与承受风险的能力。
6、关于改革商品流通体制
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工商业极不发达的国家，1949年工业总产值仅为140亿元(人民币)，按当时的54，167万人口计算，每人平均25元人民币，按当时汇率合8美元。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仅占30%，是个名副其实的农业国。
建国初期，个体经济曾经有相当的发展。但是随着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又经过“文革”时期“割资本主义尾巴”，个体、私营经济几乎被斩尽杀绝。就连理发洗澡的，修脚捶背的，搞缝纫做衣服的，卖个大碗茶的，修鞋补锅的，卖点稀饭油条作早点的，摆个小摊卖点针头线脑的，等等，统统改造为国营了。一改为国营，生机活力也就没有了，许多人民生活所必需的服务行业也就自消自灭了，“官办”哪能办那些“低三下四”的事？！许多以此为生的从业人员也就失去饭碗，社会主义也就成了“一切都难”的社会主义，贫穷的社会主义。回想一下那时候干什么不难呀?走路难、吃饭难、做衣服难、洗澡理发难、修修补补难，什么都难。这种社会主义不仅想把全国人民的衣、食、住、行都由国家包起来，连一切生活琐事也都管起来。结果是误国害民。
随着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全面推开，农产品的丰富和农村集贸市场的活跃，以及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在城市、在整个商品流通领域国营商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再也难以维持了。1986年就明确提出，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基本目的是，使生产出来的商品，能四通八达，货畅其流，及时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的多种需求。
改革的原则是：（一）必须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少环节、符合商品流向、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流通网络；（二）坚持政企分开，坚决砍掉一切不必要的行政性的中间环节，真正赋予企业以经营自主权；（三）采取多种形式探索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路子和形式。
供销社改革的三条原则是：（一）真正变官办为民办；（二）实行综合经营；（三）调整政策。在劳动工资、价格、税收、管理等方面，真正按集体企业对待。
八十年代，我国国营商业流通体制的改革基本上是按照这些原则进行的。
7、关于改革外贸体制
我国外贸体制的根本弊端在于吃“大锅饭”。如果说各行各业都存在“大锅饭”的话，恐怕外贸这个锅是最大的之一。全国有上万个国营外贸企业、几十万人的职工队伍，经营上万个商品品种，但是外贸单位基本上不计盈亏，能把东西买过来卖出去，就算完成了任务。赚钱赔钱，似乎与己无关，所谓任务就是完成出口计划。八十年代初期，对外贸体制也作过一些改革，比如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但效果不大。
1988年，根据党的十三大精神，中央下决心对外贸体制进行重大改革。改革的目标是：“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关键是自负盈亏和推行代理制。改革的原则是：（一）政企分开，权力下放。政企不分，以政代企，以企代政，这是中国经济体制的一个通病，也是外贸体制的一个顽症。必须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二）把各级外贸企业和出口生产企业推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推向市场，把竞争机制引入企业。（三）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把外贸企业推向国际市场经受考验，学习经营本领。四、加强行业管理，联合对外。外贸行政部门，把主要精力转到加强外贸的行业管理上来，包括制定经济法规，行业发展规划、制定方针政策、颁发进出口许可证、价格指导、监督检查等。这就是外贸企业改革的基本原则，实践证明，外贸企业改革的路子是成功的。也为我国外贸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8、关于改革工资制度
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工资制度，是五十年代比照苏联的办法制定的。这种工资制度当然比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即供给制大大前进了一步。但弊端很多，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情况。例如劳酬脱节，职级不符，工资标准过多过繁，工资能上不能下，能增不能减，管理权限过分集中，政企不分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促进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不利于鼓励职工上进，增强责任心，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不利于正确处理职工内部的分配关系，加强团结和协作；不利于人才的合理流动和合理使用。所以，改革工资制度是人心所向，势在必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财政收入连年增加，不少改革措施陆续实施，为改革工资制度提供了可能。1984年10月4日，我与时任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将《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的意见》，报送小平同志审阅，小平同志批送赵紫阳：“总的方针，我很赞成，具体办法，提不出意见，请国务院审定。”
现在所实行的“结构工资制”就是1985年开始实施的，即把工资分为基础工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工龄津贴。当然，考虑到当时财政承受能力，各种工资的标准定得较低，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多次提高了工资标准。但“结构工资制”作为一种制度还是1985年制定和实施的。
9、关于改革劳动制度
我国劳动制度，是五十年代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在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劳动制度没有随着情况的变化进行相应的改革，以致存在许多弊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进行了一些改革，如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等，但这都是小修小补，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劳动制度存在的弊端。国营企业用工制度上统得过死、包得过多、能进不能出、一次分配定终身等状况依然存在。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专业化技术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要求劳动力必须进行合理流动，灵活调节。因此，劳动制度必须进行改革。
增强企业活力，最主要的是给企业以人权、财权、物权，特别是人事权。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首要的决定性因素，改革劳动制度的目的就是要充分调动亿万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当时明确提出，改革劳动制度的基本目标和要求是：符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和提高企业素质，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保障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和充分发挥职工的主人翁精神，促进人才的成长和合理流动；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关系，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要求。改革的目标是：逐步消除现行劳动制度中统包统配和固定过死的弊端，建立一套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要求、责权利相统一、稳定与灵活相结合的新型劳动制度，做到统筹就业、择优录用、灵活调节、能进能出，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合理使用，逐步实现劳动力管理社会化。
本着这些目标和要求，拟定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这四个规定均由国务院正式颁布执行，也是后来制定《劳动法》的基础。
10、关于价格体系的改革
风险最大、困难最多的还是价格体系的改革。我国的价格管理制度，同计划经济模式一样，是从前苏联“老大哥”那里搬来的。改革之前的价格，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几乎所有商品价格都是由国家统一定价，而且多少年不变。这种价格体系，不仅价格严重背离价值，更不反应市场需求，根本无法适应发展商品经济，更谈不上适应市场经济。但低工资低物价几十年了，柴、米、油、盐、菜、肉、蛋等等日常生活必须品，多少钱一斤群众都清清楚楚，而且习以为常，一说涨价，就人心惶惶。但改革就是要放，一放价格就涨，一涨生产者的积极性就高，商品不仅数量增加，质量也会提高。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问题就在改革的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价格与生产、城乡人民收入的关系，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一开始党中央、国务院就充分估计到价格改革的难度，确定采取“走小步，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针。
1985年至1987年，价格改革基本上是顺利的。在农产品方面先是放开水产品、水果以及细嫩蔬菜价格。在工业品方面放开小商品的价格。1985年对粮食、棉花由国家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其他农产品实行自由购销，并且提高铁路运输价格，等等。虽然这几年物价指数比改革前高（1985——1987年的零售物价指数分别上升8.8%、6.0%、7.3%），群众怨言也不少，抢购也时有发生，但未出现大的风波。
1988年上半年进一步放开了肉、蛋、大路菜、糖等副食品的价
格，相应的给城镇居民一定数额的副食补贴，亦比较顺利。经国务院批准，从7月28日起，放开13种名烟、13种名酒价格，实行市场调节，同时提高部分高中档卷烟和粮食酿酒的价格。由于步子迈的过大，加之中央决定价格改革要迈大步，以及媒体对价格改革要“闯关”的宣传，一度引起群众的恐慌，出现挤提银行存款的抢购风波。但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与运筹下，价格体系的改革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88年与1984年相比，国家定价的商品由67.5%下降为24.0%，国家指导价由14.4%上升为24.0%，市场调节价由18.1%上升为57.0%，为向市场经济过渡创造了条件。
回顾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措施，其基本出发点是逐步破除高度集权的、僵化的、对外封闭的计划经济模式，使作为上层建筑的经济体制有利于发挥中央各部门、地方、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有利于发展商品经济并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有利于同国际市场接轨。
实践证明，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我国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济形式，特别是合资企业、集体经济、私营个体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建国以来国家经济实力增长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从1979年到1987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平均收入都大体上翻了一番。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说：“从我们这些年的经验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到的。我们真正干起来是1980年。1981、1982、1983这三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1984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这五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产品的增加，农村市扬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这五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六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1.7%……这个时期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邓选》三卷376页）所有这些，都为中国九十年代以后的发展和向市场经济过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责任编辑　徐庆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