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文豪的隔世“对话”

　　日前整理书柜，竟然翻出了20多年前的读书摘记，打开泛黄的笔记本，托尔斯泰、巴尔所克、司汤达、福楼拜、奥斯汀这些世界级大文豪在我那快要遗忘的记忆里再次生动鲜活起来。于是，静静地坐在书案旁，细细地品读着前贤们洞悉世俗人心的睿智之言，在这种非完整的阅读中我除了再一次感受着先贤们的伟大和深邃外，还完成了一次和这些先哲们的隔世“对话”。今笔录一二，见笑于方家。

　　1、“人们常常会感到自己没有权力审判别人。”(托尔斯泰：《复活》)

　　人是生而有罪的———这是基督教的“原罪”观。托翁您虽然生活在沙皇时代而且属于富有的贵族阶层，可您却心向基督，劝人向善，并且用文学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真诚“忏悔”。可人世间的恶却并没有因为您的“呐喊”而销声匿迹甚至有所减少。您驾临仙境后在您曾经生存过的那片土地上诞生了一个极权国家，把人世间的恶放大到了极致。就算到了21世纪，在某些地方，“恶”常常披着正义的外衣向善良的人们“布道”或“说教”，在某些国度更有一些人手持着正义的“法锤”，将一些无罪之人判成了杀人犯，更有一些人高喊反腐倡廉，转背却将罪恶之手毫不犹豫地伸向了国家或别人的口袋。人家担心的可不是有没有“审判别人”的资格，而是手中有没有“权力”。

　　2、“在游戏里人是可以说实话的，可是在实际生活里，我们却很坏，至少不能说实话。”(托尔斯泰：《复活》)

　　托翁您说的“游戏”是有歧义的。不错，在娱乐性的游戏里的确能听到一些不咸不淡的实话，但在政治游戏里却永远只有假话、大话、废话，绝不会有实话———世界上好些政客就是靠这等本领发迹的哟。在“实际生活里”也有实话，不过是在很私人的场合，或是在某个“小圈子”里———中国的那些落马的贪官们在给“同道”传授升官发财的秘诀时，还是愿意讲“真话”的。

　　3、“美貌和贫穷凑在一处往往是最不幸的遗产。”(巴尔扎克：《幻灭》)

　　贫穷确实是最不幸的遗产，古今中外皆然;但美貌却永远是不可多得的“稀有资源”。巴翁您可能怎么也想不到21世纪的中国人颠覆了您的这一论断：在中国某地一个陈姓三陪女在焦姓市委书记的亲自“运作”下，居然当上了所在市开发区的宣传部长!出身贫穷的陈姓女子差点就凭自己的美貌改写了“不幸”。至于在娱乐圈里有多少女子凭出售美貌赚得名利双收，早已不是新闻了。在咱中国究竟还有多少MM凭自身“优势”与权力“亲密接触”而成名而致富，那恐怕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了哟。

　　4、“我不赞成穆罕默德的办法：他叫山过来，说道：你不过来，我来!”(巴尔扎克：《幻灭》)

　　巴翁您前半生经商失败，负债累累，可谓历尽坎坷，可您不向命运低头，转而攻文，成为红透天下的小说大师。这足以让后人钦敬不已，可人世间能像您这样幸运的人太少了。现实是更多的人奋斗一辈子仍一无所有，还有的人生就一个“不服输”的性格，和不公正及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可常常是倾家荡产、头破血流，甚至无家可归，性命难保。前车可鉴，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要在这世界上生存下去，恐怕还是穆罕默德先知的办法好：我无法改变现实，也无法改变别人，那就改变自己。

　　5、“人性特别容易趋向于这方面，简直谁都不免因为自己具有了某种品质或是自以为具有了某种品质而自命不凡。”(奥斯汀：《傲慢与偏见》)

　　一个人如果真正具有了某种品质而自命不凡，倒也无可厚非。可怕的是某些人因为身份、背景或机遇而成为一个单位或部门的头头脑脑，就不知自个儿姓甚名谁了，趾高气扬，老子天下第一，好像少了他地球就会停止转动，少了他别人就会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整个儿一副救世主的面孔。奥斯汀先生真是先知先觉哟。不过您的论断并不算最精辟。“自己有了道德而教训别人，那有什么稀奇，没有道德也能以道德教人，这才见得本领。”钱钟书先生东方式的论断是不是更有针对性更具穿透力?

　　推荐者想说的多余的“对话”：

　　1.当资产阶级常常深慼自己沒有权力审判别人时，而无产阶级当掌握了政权时，却时时会感到自己审判别人的权力还不够，最后感到审判也是多余的而被拋弃了，干脆对自己战友釆用借刀手段加以打倒而了结。被赞誉为文化大革命的暴力，还刻意被淡化，而至今暗中仍在涌动，暴力拆迁就是文革的一种变相继续。

　　2.在革命年代都大话连篇、假话成堆，那么到了今天改革年代里，权力者更不需要说实话了，这种政治腐败已被彻底忽视，于是我们的公仆虽然形象极差，而当三个代表却顺理顺章。

　　3.当今天丑恶和富裕凑在一处往往是富二代官二代们都想继承的最光荣遗产。

　　4.今天我们是最幸福的一代人，因为我们什么都可以不用绞脑子去思想什么了，有了统一思想的政治方向，那是一定正确的道路，不懂思想的虫什么苦恼也不会存在了。

　　5.今天，世界上还有什么样的主义能超越中囯特色社会主义呢?作为中国公仆是该自命不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