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敏特:什么是春晚的好传统？

沈敏特

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在《难忘今宵》的歌声中结束了。我忽然想起童年时家乡的一个习俗。那时我的外婆还健在，她老人家总是在年三十的晚上不厌其烦地告诫我们这几个丫们儿，要过大年了，这张嘴要管管好，要多说吉利话，讨喜的话，千万不要口无遮拦，吐出犯忌的话。大概是我们太小，她虽千叮万嘱却仍不放心，当我们睡下盖好了被子，她就拿上厕所用草纸把我们的嘴擦一擦。当时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日后才明白，意思是孩子的嘴不能算嘴，讲了犯忌的话也不能当真，不过是“放屁”罢了。

这当然有点迷信，有点可笑。但转而一想其中也有合理的因素。中国是个农业社会，风风雨雨，辛苦一年的农民到了春节不仅要休息一下，而且希望来年是一个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年景，因此需要多一点喜庆的气氛，多一点大吉大利的祝福。人固有喜怒哀乐，却总要有点心理自我调适、自我控制的能力，再大的苦难也得排遣，也得保持一点寻欢作乐的意志。痛苦也好，愤懑也好，在充满希望的春节，把它们暂放一边，喜他一把，乐他一把，这并非回避现实，掩盖不幸。这恰是我们常说的“有张有弛，文武之道”。杨白劳那么贫困多难，到了年三十，还不忘给喜儿买根红头绳，准备“欢欢喜喜过个年”，是人情之常。因此，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着力营造喜气洋洋、幸福和谐、其乐融融的节日气氛，是无可指责的。任何民族的民俗，都有寻找欢乐、营造欢乐的节日，如巴西的狂欢节。从人性的角度看，具有普世的价值。

春节联欢晚会从1983年开始，一年一度，为亿万观众带来了欢乐，至今已二十多年，功不可没。细说其功，大略如下；

其一，中央电视台利用两大优势，创造了一种走进千家万户的新民俗。一是利用垄断的实力，集合了中国顶级的文艺资源；二是利用可以覆盖全国并能越出国境的高科技手段----电视；将两者结合，铸成了每到春节海内外华人期待的新民俗。尽管有褒有贬，有时骂声热闹，但20多年后进行抽样调查，在2140户中有2018户观看春节联欢晚会；这就是明证。

其二，推出了一系列家喻户晓堪称一绝的文艺精品。

其三，造就了一批大腕级的艺术人材。

其四，创造了令人瞠目的经济效益。2007年的广告收入突破5亿大关。

我要强调的是在这“四功”背后的生成因素：春节联欢晚会源自20世纪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当人们从“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文化沙漠、精神饥渴中刚迈步试图跨出的关键时刻，春节联欢晚会无疑提供了使人难忘的精神文化的盛宴。而那些脍炙人口的节目，无不是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产物。姜昆的《如此照相》，李谷一的《乡恋》等冲击了畸型政治养成的病态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拉近了人们和先进文化的距离，使春晚与广大观众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才是春晚的好传统。

我强调这个好传统，是因为近几年来有一个认识上的大误区，即把文艺的娱乐性、休闲性与政治性、严肃性对立起来，仿佛娱乐是一种没心没肺的发泄，是一种排除理性的快感。其实，没有起码的政治的宽松，哪有娱乐和休闲；离开了真、善、美这最严肃的文化因素，哪有健康的娱乐和休闲。我们只反对错误庸俗的政治性，虚伪造作的严肃性。

从总体上看，我接受了2007年的春晚，恰是因为它所营造的喜庆的节日气氛与春晚的好传统相关。这里有三个节目值得一提。

一是舞蹈《小城雨巷》。我喜欢它纯美的抒情的基调。葱绿的大自然的背景，白墙黑瓦的江南村居，一群身着浅蓝薄纱的村姑，打着伞在细雨中轻盈、舒缓地起舞，透露出一种纯洁美丽的渴望，我仿佛从混浊的污泥中被拉了出来，进入一个净亮透明的境界，感受到一种人性的解脱。是的，这里没有尖锐的政治话题，但我要说，真纯的美是排斥病态的物欲和权欲的。

二是赵本山、宋丹丹、牛群的小品《策划》。三个角色没有一个称得上是“坏人”，在他们的身上不乏朴实和善良；但他们的灵魂又无一例外的遭到了污染。既朴素善良而有灵魂污染，喜剧因素与喜剧效果就在这矛盾中产生了。当我们捧腹大笑之后却笑不起来，而陷入深思----对此时此地的环境的深思。

三是朗诵《心里话》。如果要我给2007年春晚全部节目打分，我要给这个节目一个最高分。晚会的高潮就在这里。它引出了广大观众的热泪，而这热泪可以净化我们的灵魂。它让我们懂得，建立一个和谐社会最需要的是公平，包括公平的受到教育的权利。这个节目有点沉重。但细想一下，这和春晚喜庆的气氛从根本上来说，是不矛盾的。追求公平就是追求最牢实的喜庆。当这些农民工的孩子获得了受教育的公平，他们的脸上会露出最灿烂的笑容，我们会从中分享到最大的欢乐。

这届春晚也有一个让我很不舒服、不得不说几句的节目。这就是彭丽媛演唱的《报答》。问题不是彭丽媛的歌唱技术出了毛病，她是一个优秀的歌唱家；但我为她抱屈，她不应该唱这样的歌。演唱前，主持人有一段话作为引子，讲的是中国农民从今不需纳税，因此中国农民充满了“感激之情”。怎样表达呢？于是引出了《报答》。农民免缴农业税是件特大的好事，但需要农民来感激和报答吗？免税是农民公平权利的恢复和实现，不是哪个大老爷的宽容和恩赐。近半个世纪，农民过着穷困的生活，却以农业税支撑了我们的建设，让不交税的城里人过着比他们好得多的生活。到底是谁应该感谢谁呢？这首《报答》让我想起了一系列颂歌“大救星”“救世主”的歌曲。在这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年月，我们的农民该做臣民还是公民呢？而我们的公仆们还要做“大救星”“救世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