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作诗：世界困局与中国的出路

    既然世界经济过去的高增长是非常态的高增长，长期里将回归常态增长，与此相适应，我们的外需增长也将从非常态回归到常态水平，那么中国经济必须调低增长预期。

    说今天，看未来，我们需要知过去。过去几十年来，有四个大事件不可忽略。

    第一个大事件是IT革命；第二个是柏林墙倒塌，众多前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市场经济；第三个大事件是西方世界民主政治的推行；第四个大事件是凯恩斯主义的盛行。

    IT革命使得供给端更有效率，而柏林墙倒塌，前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市场经济则使得近二十亿廉价劳动力融入到世界市场，这二者共同稳定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和商品价格，使得美国扩张货币而没有通货膨胀；没有通货膨胀美国于是可以继续扩张货币，因此有了长达十几年的接近零利率的货币政策。不仅仅是美国，整个西方世界都实行低利率政策。日本最为典型，差不多整个二十年都实行接近零利率的货币政策，然而经济并没有通货膨胀，甚至还表现出通货紧缩，以致货币理论大师弗里德曼对于自己的货币数量论都产生了怀疑。

    说到货币过度发行，其实没有通胀仅仅是过度发行货币的有利条件，超发货币背后的激励机制则在于当今世界的政治体制。当今世界，各国领导人都不是终身制。在这样的制度约束下，政治家们考虑短期一定胜于长期的。能够超发货币而没有通货膨胀，任何人都会超发。超发货币和财政赤字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样的。今天，欧洲闹出主权债务危机，美国的财政赤字也成大问题，原因也都在于当今的政治体制。民主有一万个好处，但是也有一个坏处，就是领导人会讨好选民。今天西方世界福利主义盛行，财政赤字高得令人咋舌，就是民主的代价。民主制度在西方世界普遍、持久地推行，这对于世界经济是一个重大约束。

    无疑，凯恩斯主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凯恩斯主义盛行，西方世界出现了寅吃卯粮的状况，这是需要我们重视的又一重大约束。

    货币扩张，当然会带来短期的高增长；赤字财政，福利主义，把未来的钱叠加到现在花，当然会产生短期的繁荣。正是这些因素的累积作用，成就了世界经济过去二十多年的高增长。问题是这个趋势能够持续吗？过去的短期政策，是不是到了长期必须要支付代价的时候了？

    今天，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剩余劳动已接近用完，以不变价格获得无限劳动供给已无可能；短期里，也看不到能够替代IT革命的技术革命。今天，过度发行货币而没有通货膨胀的时代已经去而不返了。所以，差不多还在金融危机之中，大宗商品价格就已经轮番地大幅上涨。

    本来，当今世界所有国家都是负债经营。特别是欧洲国家，由于高福利政策，政府负债水平已经高上了天。金融危机后，各国又都实施庞大的刺激计划，债务于是达到极限。

    扩张货币，当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时，因之带动的经济扩张就再也不能为继了；赤字财政，当赤字占G D P的比重达到了无以复增的地步，因之而起的经济繁荣就要走上回归之路。时下的危机不是因为经济现在出了问题，而是经济过去出了问题。即使在金融危机中，一些国家已经不得不紧缩财政了。个人和家庭，也不得不紧缩开支。美国的储蓄率已经开始上升，负储蓄率状况正在改变。未来人们会更加重视财务纪律。这带来一个基本判断：过去二十年，世界经济其实是一种非常态的高增长，未来世界经济将从过去的非常态高增长回复到常态增长。现在低于常态，但即使恢复到常态增长也面临困难。

    经济失衡的原因与调整的困难

    无疑，紧缩不会一帆风顺。法国只要减少一点福利，增加劳动市场的弹性，就遭到工人的罢工反对。希腊财务状况恶化到了国家破产的边缘，民众竟然集体反对紧缩措施。

    可是，继续扩张需求的政策已经不能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了。扩张需求如能刺激经济，倒也没有问题。问题是，当今的世界经济并不是简单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而是存在重大结构失衡的问题，绝不是需求管理可以解决的，不但不能解决，反而可能会加剧结构失衡。

    华尔街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失业率高达10%。奥巴马政府和美联储希望通过扩张货币来刺激经济，增加就业，但这根本不可能做到。美国大幅扩张了货币，也安排了巨大的财政刺激计划，但如今失业率还是高达10%。政客们似乎不明白其中道理，或者明知其中道理，偏偏要歪曲事实，说什么人民币汇率低估了。

    名义汇率可以低估，但由于没有价格和工资管制，实际汇率怎么可能长期低估？况且，就算人民币汇率低估了，人民币升值后，美国的贸易逆差会因此而改善吗？美国的就业会因此而增加吗？不会的。因为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美国根本就不可能生产。升值不多，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会不减反增；升值多了，无非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转变成对印度、越南的贸易逆差。二十多年前，美国就说日元低估造成了世界经济失衡。在美国等国家的压力下，日元大幅升值了，但是世界经济失衡却没有得到解决。如今美国又说人民币低估造成了世界经济失衡。人民币升值后，世界经济仍然失衡，那就是印度元、越南元又低估了。

    世界经济确实失衡，但是失衡的根本原因不在中国，而在西方国家。柏林墙倒塌，近二十亿廉价劳动力融入到世界市场，按说西方国家的高福利、高工资是不能维持了。然而过去二十年，由于来自新兴国家廉价制造品对于物价的抑制，西方国家的实际工资不但没有做向下调整，反而是上升了。这才是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也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

    是的，扩张货币已经不可能真正刺激实体经济了。过去二十年，各国货币扩张的另一个后果，是当今世界流动性泛滥、热钱成灾。流动性泛滥，热钱成灾，但凡供给弹性偏低的产品都容易变为资产。货币扩张带来的将不是就业增长，产量增加，至少主要不是，而是资产泡沫，投机盛行。今天的中国经济，炒股票、炒房子、炒字画、炒邮票、炒大蒜、炒辣椒、炒绿豆，就是这样的投机经济。

    应该说，西方世界对于柏林墙倒塌，前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市场经济并没有做好准备。西方有病，病在民主政治，病在福利主义。不是反对民主政治和社会福利，而是要强调：民主体制、选举政治、福利制度如何与审慎财政和稳定货币相协调。假如我们愿意平心静气客观分析，那么此一大难题，才是西方国家今日面临的真正经济政策困境，也是世界经济的难题。

    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挑战

    一个人，身强力壮的时候是要做些储蓄以备老来之用的。在一个人口结构正常稳定的社会里，中青年人储蓄，老年人、青少年消费，储蓄和消费始终是协调的。这样的社会，不需要借助国际社会来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可以追求国际收支平衡，可以追求贸易平衡。但是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不是正常稳定的状态。中国社会呈典型的青壮年特征，这决定了中国经济必然在整体上呈现出储蓄大于投资的局面。作为国家整体，储蓄大于投资就要表现为贸易顺差。在这段时期内，中国经济是不可能靠自身维持充分就业下的均衡增长的。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就处在这样的时期。目前，中国经济仍然处在这样的时期。

    外需对于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然而世界经济要在短时间恢复正常增长是存在困难的。更为严峻的问题则是，西方国家经济不能恢复正常增长，政客们势必要转移矛盾，嫁祸于人。美国、日本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于中国的指责，就是典型的转移矛盾，嫁祸于人。明明人民币升值不可能增加美国的就业，为什么美国还要揪着人民币汇率不放呢？这当然是转移矛盾，嫁祸中国，但是又不仅限于此。今天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这使得遏制中国重新成为美国的利益取向。美国是不愿意退居第二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

    可以预期，中美之间在汇率问题上的博弈将会长期存在。中国无疑相对不利。虽然当今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制约，但是美国到底有着印度、越南等其他新兴国家作为替代选择。如果美国动真格要中国在人民币升值与贸易制裁之间做选择，中国很难不让步，虽然可能是一点一点缓慢地让步。

    中国经济还将面临世界性超发货币的难题。西方国家超发货币并不会增加他们的就业，这些钱一部分会流向新兴经济体。奥秘正在于此，超发货币于是可以成为西方遏制中国的又一手段。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热钱会大量流入中国，从而造成中国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

    如何避免以房地产为主的资产泡沫已成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中国经济不能承受货币扩张之重，否则，流动性泛滥，投机盛行，这对于像我们这样人口众多、资源贫乏、人力资本含量不高的国家势必是灾难。房地产泡沫的又一害处是会剥夺穷人，补贴富人，造成两极分化。因为能够获得资金享受资产泡沫盛宴的不可能是穷人，而只能是富人。房地产泡沫的第三大害处是增加制造业成本，长期里将严重伤害制造业的竞争力。房地产泡沫还可能给银行体系造成潜在风险。

    今天举世都在发展经济，又有众多前计划经济国家转轨市场经济，参与到世界经济的竞争中来，全世界有几十亿的劳动力在参与竞争。一方面，经过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我们的劳动成本大幅上升，已经高于好些周边国家，而且制造业在为我们带来高增长的同时，其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的弊端也日益凸现；另一方面，由于不恰当的立法和政策，我们的劳动市场正在失去弹性，这使我们很容易丧失过去赖以发展经济的劳动密集工业优势。而且，中国经济的体制性“投资冲动”和“消费压抑”也还没有解决。这些都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

    中国经济的政策选择

    既然世界经济过去的高增长是非常态的高增长，长期看，将回归常态增长，于是我们的外需增长也将回归到常态水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需要参与国际大循环发展经济的大国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约束。开发内需，主要是国内消费需求于是变得至关重要。

    增加教育投入，提高教育的社会化程度；改革医疗、失业、养老保障制度，增加政府转移支付，当然会增加消费倾向。但是，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要达到使消费倾向有显著增加的程度是不能承受的。短期里，政府可以通过诸如家电下乡、农机下乡等政策来刺激消费，但是这些政策和措施的作用到底有限，而且也不可能持久。向前看，政府再也没有像房地产市场、汽车市场那样的巨大存量需求可以开发利用了。短期里，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投资来增加国内需求，但是长期中，投资又会变成新的供给，而可以形成新的增长点的投资领域并不多。基础设施投资由于大型机器设备的使用，对于增加就业，促进广大中下层人民收入增长的作用也不会显著。要增加消费，核心仍然是增加收入，特别是广大中下层人民的收入。

    首先，这是一个转轨国家的制度制约问题，而不是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消费倾向不足问题。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的比重过高，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归国家所有，以及上游产品垄断经营等等严重制约了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增长。这些都不是需求管理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要通过改革制度才能解决。但是这些领域的改革再也不可能是帕累托改进了，越来越困难。

    其次，这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的发展问题。广大中下层人民收入的提高，最终要依靠制造业来实现，这需要外需吸收劳动密集制造品。现在面临外需减少，这就构成了矛盾。好些人认为农村存在巨大的存量需求可以开发。但实际并不是。追根溯源，不仅农民将收入提高依赖于制造业，就是他们既有的收入也是来自于制造业。

    当然，克服“投资冲动”也具有必要性。这也需要改革制度，而不是靠需求管理来解决。

    外需回归，于是需要增加国内消费，而增加国内消费，归根结底需要增加人民收入，这又离不开外需对于我们劳动密集制成品的吸收，经济就是在这样的“怪圈”中行进。为此，维护汇率稳定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目标。假定人民币不得不升值，那么必须选择缓慢升值。

    假定人民币不得不缓慢升值，而西方国家超发货币不容易停下来，那么资本项目管制可能不得不重新严格起来，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私人所有可能也是必要的政策选项。土地等要素私人所有，不仅增加了吸收过量货币的广阔天地，可以有效避免房地产泡沫涨大，同时还可有效增加民众收入，增加国内消费。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公有而老百姓是富裕的；没有一个国家土地等要素公有而国内消费需求是旺盛的。

    既然世界经济过去的高增长是非常态的高增长，长期里将回归常态增长，与此相适应，我们的外需增长也将从非常态回归到常态水平，那么中国经济必须调低增长预期。是的，无论从需求方面看，还是从供给方面看，曾经8%以上的高增长的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未来中国经济将会告别8%以上的高增长时代，很可能会回到一个7%左右的中速增长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