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君多思量，少作荒唐语——批袁腾飞新作《历史老师应该教什么》

愿君多思量，少作荒唐语　　

——批袁腾飞新作《历史老师应该教什么》　



　作者：杜清春

　　

数月以来，本来已经对袁腾飞这位曾经牛气冲天的“历史发明家”失去兴趣了。不想，在凯迪社区近来又看到了一篇据称是袁腾飞老师发表在《看历史》杂志上的最新文章《历史老师应该教什么》。笔者不禁又如骨鲠在喉，于是决定再写一篇文章与袁腾飞先生商榷一番。　　

在一开篇，袁先生便大谈特谈“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培养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然后又引用其本家前辈袁伟时的大话“比掩盖真相更可怕的是让学生放弃独立思考，而这恰恰是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最大弱点”来压人，摆出一副不容置辩的姿态。　　

古人云：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与渔。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确实应该是教学工作的一大要务，确实值得我们教学人员在此方面多下功夫。然而，谁要说袁先生在授课过程中真的做到了“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为教学目标，笔者还真就不敢苟同。袁先生的授课视频笔者有幸观摩过，见到的只是一个教学者如街头艺人一般进行表演，从没见他去如何引导学生、启发学生，也没见学生与他进行互动，与他当面交流，更没见到那个学生和他进行激烈的争吵。说实在话，笔者从没见到袁先生去指导学生独立思考，只看到他满堂灌输自己的思想、主张、见解了如果指责别人，或者指责教科书让学生放弃独立思考，袁先生恐怕与人家至多只有五十步与百步之遥吧？　　

　袁先生又拿出了历史教科书来说事，只是不知袁先生编纂的北京市历史教科书中是否有指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的内容。当然，见识了他的讲课风格之后，笔者便不再对他抱有幻想了。　　

接着，袁先生又对 “造反有理”的革命史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再次列举了“文革”时期学生殴打老师之事例。见到这段文字，笔者不禁浮想联翩。原来，袁先生曾经煞有介事地以当事人的身份告诉学生：1972年出生的他在上中学时亲历文革，见到校园的墙上涂满了挨打教师的鲜血，足有一寸厚，到夏天都长毛。看来这段经历确实让他刻骨铭心——至多三四岁时亲历的这段经历让他三十余年后仍然心有余悸，且经常挂在嘴边。　　

笔者以为，如果我们认定他中学的那段经历还算大体可信的话，那么他所提出的“四个凡是”恐怕就经受不住推敲了（按他自己的话说，那很“扯”）。　　

他说：“按历史教科书的观点，中国的历史其实很简单，主要有四条：1、凡是推动统一的，就是进步的，反对统一的就是反动的；2、凡是抵抗外侮的，就是进步爱国的，反之就是反动卖国的；3.凡是造反的都是革命的；4、凡是扩张了领土的，就是进步爱国的，反之，就是丧权辱国的。”　　

笔者只能说，他的这些话不是无理取闹便是无中生有。　　

“凡是推动统一的，就是进步的”，教科书持有这一观点难道就让人无法接受？试问：古今中外，除了别有用心的人物，谁会对国家、民族的统一说三道四？至多会对战争的残酷性有些意见罢了。　　

教科书真的宣传过“（凡是）反对统一的就是反动的”的吗？客观地说，屈原、文天祥、郑成功等人均可被归入“反对统一的人物“之列，可是哪部教科书指责他们反动了？在笔者所见到的任何一部教科书中，他们可都是被高度赞扬的对象。　　

“凡是抵抗外侮的，就是进步爱国的”,我国教科书如此宣传，就没有道理吗？如果抵抗外侮不是进步爱国的，难道那些勾结异族、卖国求荣、认贼作父、觍颜事敌的秦桧、洪承畴、汪精卫等汉奸卖国贼是进步爱国的？不唯我国教科书，任何国家的教科书都是这么宣传的。须知，直至今日，希腊的斯巴达三百勇士、法国的贞德、朝鲜的李舜臣还是各该国推崇备至的英雄人物。　　

“反之（不抵御外侮）就是反动卖国的”，是吗？在历史上，因为各种原因，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抵御外侮斗争中的战士总是居于少数，其他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如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等）一般是不会直接参战的。据笔者所知，中国教科书严厉谴责的从来都是那些千夫所指、民愤极大的汉奸卖国贼；据笔者所知，从来没有哪个在沦陷区战战兢兢讨生活的农民或被鬼子抓到矿区的劳工被教科书指责为反动卖国。袁先生如此下结论，恐怕是找不到有力论据的。　　

“凡是造反的都是革命的”，中国教科书真的都是这么写的吗？七国之乱、八王之乱、安史之乱、三藩之乱都是做大做强的军阀发动的造反活动吧？哪部教科书把它们奉为革命之举了？不知袁先生是以何为论据得出如此结论的。　　

“凡是扩张了领土的，就是进步爱国的”，教科书上真的全力支持如此观点吗？不见得吧。应该说，中国的传统观念是坚决反对穷兵黩武的。就中国教科书而言，对外扩张也未必会被认可为进步爱国之举。为消灭劲敌，隋炀帝曾经三次征伐高丽,而此举并未得到教科书的认可——不少教科书甚至将其视为炀帝暴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加以严厉批判。　　

“反之（不对外扩张），就是丧权辱国的”，教科书真的有类似表述吗？笔者真的没有看见过。在中国史籍中，在中国教科书中，笔者还真就没发现一个历史人物因为没搞对外扩张而被斥责为丧权辱国的。相反，许多反对开疆拓土或没有扩展疆土的历史人物（如汉文帝、宋璟、明孝宗等）还被树为典型，被视为杰出的政治家。　　

不能否认，中国历史教科书确实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但绝不是袁先生说的这样。　　

笔者以为，袁先生关于教科书提出的的“四个凡是”不是无理取闹，便是无中生有，就是没有能站住脚的。　　

“四个凡是”以后，袁先生又将板斧抡向义和团运动。在正式下手之前，他还祭出了外国学者，煞有介事地说：“外国学者说中国人对历史是‘有选择地记忆’，或者叫‘有选择地遗忘’。”　　

先不说洋人的话是否适用于所有中国人，但不能不说，这话绝对是适用　于袁先生的。　　

袁先生满怀自信地引用陈独秀于1918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来批判义和团运动，却绝口不敢提陈独秀在六年以后发表于《向导》周刊上的《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沉重地说：“义和团，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重要事件，其重要不减于辛亥革命……义和团诚然不免顽旧迷信而且野蛮，然而全世界（中国当然也在其内）都还在顽旧迷信野蛮的状态中，何能独责义和团，更何能独责含有民族反抗运动意义的义和团！与其憎恶当年排外的义和团野蛮，我们不如憎恶现在媚外的军阀、官僚、奸商、大学教授、新闻记者之文明！……我读八十年来中国的外交史、商业史，终于不能否认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　　

面临祖国民族危机的加重，陈独秀等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步认识到了义和团爱国运动的重大意义，最终彻底改变了对义和团运动的认识，这也反映了陈独秀思想的进步，是值得我们后人肯定的。但不知为什么，袁先生却不敢承认陈独秀的这种转变，而津津乐道于陈早期的观点，确确实实反映了其本人对历史是持有“有选择地记忆”“有选择地遗忘”之态度的。抱歉，　袁　先生在这里搬起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关于义和团运动，笔者还想说一些。　　

不可否认，义和团运动包含许多愚昧、蛮干、落后的因素，但我们绝不应因此而对其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虽然义和团运动失败了，可是中华民族浓烈的血性、不屈的民族精神还是深深震撼了那些图瓜分中华大地的帝国主义者。已掌控中国海关四十年的“中国通”、老奸巨猾的帝国主义分子赫德说：“许多人曾经大谈特谈，大写特写，把瓜分当作是最得策的解决办法……因为中国人被认为是很容易统治……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中国如被瓜分，全国就将协同一致来反对参与瓜分的那几个外国统治者……由此早晚会在各地发生突然的叛乱，表现出民族感情的存在和力量。这样划得来吗？从厉害得失的简单道理来考虑，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应予以谴责。”侵略军统帅瓦德西也说：“至于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在山东、直隶两省之内，至少当有十万人数加入此项运动。彼等失败，只是由于武装不良之故，其中大部分甚至于并火器而无之。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正因为优秀的中国人敢于与侵略者做殊死搏斗，帝国主义者才放弃了瓜分中国的企图。　　

我们不应忽略这一事实：义和团运动以前六十年年间，帝国主义者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而义和团运动之后的三十年间，虽然中华大地战乱频仍，帝国主义者却从未敢发动一次旨在灭亡中国的战争。仅就此而言，我们怎样高度评价义和团运动的积极影响都不为过。　　

笔者以为：在中国，只有那些与洋人一个鼻孔出气的汉奸分子才会出面全盘否定义和团运动。　　

在批驳义和团之后，袁先生又用更大的篇幅对太平天国运动大泼污水，说什么“然而在过去极左思潮一度泛滥的时期，出于狭隘的意识形态原因，国内学者大多失去客观性，他们对马克思、孙中山、李大钊等人有关太平天国的评价视而不见，只是从简单的“阶级”立场出发，对太平天国大唱赞歌。”不能不说，这段话暴露了袁先生的无知。　　

客观地说，国内许多学者绝不是因“过去极左思潮一度泛滥”才“对太平天国大唱赞歌”的。其实，“对太平天国大唱赞歌”这一现象早在太平天国运动初兴之时便开始出现，如英国友人呤唎就曾著有一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热情讴歌了天国的革命志士。辛亥革命前后，歌颂太平天国运动的更是大有人在——无论是孙中山、黄兴这样的革命家，还是柳亚子、黄小配这样的文人。就是南京国民政府，也是旗帜鲜明地肯定这次革命运动——蒋介石政权甚至明文规定不许攻击太平天国，还曾将否定太平天国的《清史稿》列为禁书。就是在最近半个世纪，治太平天国史最有成就的大家罗尔纲、简又文、萧一山等三人也都对太平天国持肯定态度——注意后二者是港台学者，从没受过什么“极左思潮”的影响。袁先生应该知道，“对太平天国大唱赞歌”其实是有其传统的，绝不是什么“极左思潮一度泛滥”的结果，也绝不是因为什么“从简单的‘阶级’立场出发”。　　

至于说到“马克思、孙中山、李大钊等人有关太平天国的评价”，笔者不禁又要说：袁先生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为什么？因为这再次体现了　袁　先生“有选择地记忆”“有选择地遗忘”的功夫。　　

马克思评价太平天国有两篇重要的文章：一篇是袁先生引用的《中国事件》，另一篇是《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不知为什么，袁先生竟然对马克思高度评价太平天国的后者视而不见，却把否定太平天国的前者拿出来大书特书。其实，由于时代的局限（如当时通讯极不发达，马克思不可能全面了解中国情况，所获取的信息可能只是一面之词），即使睿哲如马克思这也难免出现失误——比如说“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就不够准确，我们知道太平天国发布过《奉天讨胡》等檄文，颁布过《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重要纲领，其中反映的口号和目标都十分明确。其实，我们绝不应因为马克思曾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高度评价太平天国就对太平天国加以拔无限高，也绝不应因为马克思在《中国事件》中对太平天国不满就对太平天国加以无限贬抑。袁先生紧紧抓住《中国事件》，无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不知所为何故。　　

至于李大钊评价太平天国，袁先生也是断章取义地加以论述的。李大钊确实批评了太平天国，但他主要还是肯定太平天国的。他说，太平天国起义“实为大英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第一次中国国民革命的大运动”。又说：“太平天国虽然灭亡，可是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并未即此而中断。太平天国灭后二年——一八六六年孙中山先生诞生……他承接了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系统，而把那个时代农业经济所反映出来的帝王思想以及随着帝国主义进来的宗教迷信，一一淘洗净尽。”应该说，在李大钊眼中，太平天国虽然有很多缺点，但不失为是一场民族解放运动，不失为一场民族革命，其领导人也不失为中　山　先生革命事业的先驱者，是完全正面的形象。袁先生只抓住李大钊的只言片语就对太平天国加以简单的否定，确实无以服众，至少说服不了笔者。　　

至于自称“洪秀全第二”的孙中山对太平天国的态度，世人皆知，笔者不打算再多浪费笔墨。笔者只想强调一点：虽然批评过太平天国，孙中山还是始终把自己视为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袁先生只抓住孙中山批评太平天国的局部材料，却没有从孙中山肯定太平天国的主流观点入手，未免是有些不厚道吧。　　

曾经纵横十八省、坚持十四年、绝不向中外反动势力妥协的太平天国政权在八旗军、绿营军、湘军、淮军、地方团练部队以及洋枪队、英法正规侵略军等各种力量的联合绞杀下走向了失败，然而其不朽业绩绝对是不可抹杀的。旨在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的太平天国革命已经得到了国人的广泛认同，相信其丰功伟业还将继续为世人所传颂。　　

综上所述，袁先生就是这样有选择地利用了一些材料，同时又有选择地遗忘了一些材料，不知他的“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体现在哪里。　　

袁先生最后又举了徐友渔的事例来说事，笔者也颇不以为然。按使馆人员、徐先生的意思，外国人知道的就一定是真实的历史，而中国人知道的则根本就是伪造的历史。欣赏到如此奇文，笔者不禁哑然失笑：为什么一切都要以西方为准绳，凭什么说中国人知道的历史就一定是伪造的，而西洋人记载的历史就一定是真实的？且不要说欧美人士很可能存在根深蒂固的基于意识形态而产生的傲慢与偏见，就算这些学者真的有秉笔直书的良好初衷，他们也不见得能写出真实的中国现当代史——别的不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在中国长期生活过，根本就不曾亲身体验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甚至于做不到完全利用第一手资料全面地描摹中国社会。应该说，他们所写的中国历史，以偏概全、捕风捉影、错谬不实的地方不在少数；我们可以将其作为参考资料，但不应将其奉为圭臬。袁先生挟洋自重，却又洋洋自得，且又上升到“中国融入世界”的可怕高度——对此，笔者只是觉得有些滑稽。　　

说了许多，笔者还要强调一点：袁先生将大量的篇幅用于批评教科书和“造反有理”的理念，却始终没有扣题，始终没有探讨“　历史　老师应该教什么”这一中心话题，其实已经是偏题万里了。最后，笔者决定就历史教学问题向袁先生提一些建议。　　

首先，笔者希望身为中国人、站在中国的土地上的袁先生能以中国为本位，向学生不断传授爱国主义思想。据说他曾经教导学生“千万不要做愤青”，而笔者则希望他能教导学生“千万不要当汉奸”。　　

其次，笔者希望袁先生能摒弃媚外思想。某超级大国目前是很强大、很先进，甚至还很嚣张，但我们绝不应该以它为准绳来论断是非，也不应该挖空心思地为它辩护。笔者要告诉袁先生：帝国如昙一现，公义与日同辉。　　

再次，笔者希望袁先生能耐住寂寞，不要哗众取宠，不要为赶时髦而迷失了自己。“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但愿袁先生能深味其词，并以此来规范自己的举止。　　

第四，希望袁先生能坐住冷板凳，能安下心来做学问。但愿他不再谈论文革时上中学见老师挨打之事，但愿他不再让生于1166年的李心传认死于1155年的秦桧做义父，但愿“成祖的帝位来得不正，他是抢建文帝，抢朱棣，所以他总是心中有愧”这句话不再从袁先生口中讲出。　　

第五，笔者希望　袁　先生当真能着力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袁　先生说：“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培养独立思考和判断的力。”但据笔者观察，他在讲课时总是在竭力灌输自己的观点，很少与学生互动，这恐怕是不利于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笔者以为，鉴于学生涉世未深，　袁　先生应该在讲课时将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材料提供给学生，让他们自己去思考问题。　　

　关于袁先生的《历史老师应该教什么》，笔者就说到这里。如有不妥之处，还望读者加以斧正。







附文：



袁腾飞：历史老师应该教什么　　

　 　

　2010年11月03日　[导读]现在，新历史课程强调人文主义精神、强调人性和生命的价值……这意味着，新历史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会使今后中国社会、政治的变革走向更加宽容、更加人性的方向。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然而记载历史、研究历史的学问却往往随着人类的主观意识而变化、发展。因此，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培养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对此历史学者袁伟时曾提到，对历史教科书而言，比掩盖真相更可怕的是让学生放弃独立思考，而这恰恰是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最大弱点。　　

作为教科书，价值取向应该趋向客观，使学生了解自己民族的发展过程和经历，使学生产生国家和民族认同感和荣誉感，从而培养富有奉献和牺牲精神的学生群体。教科书不能出于一时的政治需要，而把源源不断的历史长河剪断，否则教育必将出问题。实际上，将“革命史”教育极端化在我们这里并不是没有过，“文革”时期，那些殴打过老师的学生都体味过“造反有理”的“革命史”教育所带来的快感；那些被自己的学生批斗殴打的教师都体味过“造反有理”的“革命史”教育所带来的苦味。　　

现在的教科书仍大量受旧框架的限制。按历史教科书的观点，中国的历史其实很简单，主要有四条：　　

1.凡是推动统一的，就是进步的。反对统一的就是反动的。　　

2.凡是抵抗外侮的，就是进步爱国的，反之就是反动卖国的。　　

3.凡是造反的都是革命的。　　

4.凡是扩张了领土的，就是进步爱国的，反之，就是丧权辱国的。　　

　 　

比如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历史哲学虽然得以淡化，但某些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却依然根深蒂固，将义和团在“扶清灭洋”口号下对洋人和西方文明采取的一系列野蛮行径，简单视为反侵略的爱国主义运动就是一个例子。　　

外国学者说中国人对历史是“有选择地记忆”或者叫“有选择地遗忘”。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　陈独秀　先生对义和团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像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再比如关于太平天国， 1862年夏，马克思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孙中山　先生，认真研究了太平天国之后，得出结论说：“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梁启超　先生言：“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表示：“他们（太平天国）禁止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他们）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这是他们失败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范文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也非常客观地对太平天国加以评析，指出了导致他们败亡的狭隘性、保守性、自私性以及贯穿始终的宗派思想、享乐思想和低级趣味。　　

然而在过去极左思潮一度泛滥的时期，出于狭隘的意识形态原因，国内学者大多失去客观性，他们对马克思、孙中山、李大钊等人有关太平天国的评价视而不见，只是从简单的“阶级”立场出发，对太平天国大唱赞歌。他们在史料挖掘和史实钩沉方面的工作做了极多，却均是出于“一面倒”的治学原则。凡是有利于突出太平天国“高大全”的东西，即使是经篡改过的民间歌谣、谶言，也当成史实加以“发扬光大”；凡是不利太平天国“光辉形象”的东西，抛开汗牛充栋的清政府原始档案不讲，即使是当时身经战乱，对交战双方均加以客观描述的士绅、学子笔记，也均斥之为“地主阶级”对太平军的“诬蔑”和“抹黑”。更有甚者，极“左”学者们往往背离“双百”方针，对不同的学术声音加以围剿，甚至把太平天国的治学研究引入“儒法斗争”的死胡同，似乎谁只要歌颂农民起义就等同于给谁的研究打上百分百的“历史唯物主义”保险，失去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这种治学严谨程度，远远不如民国初期的梁启超。这种作风，在今天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还有很大的影响。　　

学者　徐友渔　先生1986年到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中国大使馆发给留学人员一本书时说，你们以前学习的历史不完全代表真实的历史，许多历史上发生的事实你们都不知道，但是现在国门打开了，如果你们和外国人说话，是会闹大笑话的。这件事让他很受震动，印象极深。　徐　先生接受采访时说：“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以前对中国学生灌输的历史知识是多么的片面、多么的有问题、多么的苍白无力！这么可笑的做法难道还应该继续吗？这种做法跟中国融入世界是格格不入的，通过教科书的形式来灌输一些教条，这种做法太过时了。”　　

现在，新历史课程强调人文主义精神、强调人性和生命的价值，确认多元化的历史认知的合理性，要求学生学会同他人，特别是有不同见解的人合作。这意味着，新历史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会使今后中国社会、政治的变革走向更加宽容、更加人性的方向。文明还在路上，中国人都在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