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行政院長”刘兆玄的学思历程

刘兆玄的学思历程
刘家一共有六个兄弟：
刘兆宁∶台大学士，伊利诺大学电脑博士。
刘兆华∶台大学士，伊利诺大学博士，早逝。
刘兆汉∶台大学士，布朗大学电机博士，中央研究院院士，现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曾任伊利诺大学电机工程系教授（1966-1993），中央大学校长（1990-2003）。
刘兆藜∶台大地质学士，伊利诺大学博士，教授。
刘兆玄∶台大化学学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化学博士，中央研究院院士。现任东吴大学校长，将出任行政院院长。曾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1987-1993），交通部部长（1993-1996），行政院副院长（1997-2000）。
刘兆凯∶台大电机工程学士，伊利诺大学电机工程博士，现任东元电机董事长。
最有趣的是一家六兄弟，全都从师大附中毕业后考上台大。
刘兆玄年轻时曾醉迷于武侠小说，与哥哥兆藜、弟弟兆凯共同以上官鼎的笔名从事过武侠小说的写作，以兆玄为主要执笔者。作品包括七步干戈、沉沙谷等十余部。也曾帮古龙代笔续完剑毒梅香。记得金庸说过,他最喜欢的武侠小说家,第一是古龙,第二是上官鼎!
国立台湾大学通识教育论坛
【我的学思历程】
时 间：民国九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一）时间：晚上七时至九时
地 点：国立台湾大学思亮馆国际会议厅
主讲人：刘兆玄 校长
主持人：陈维昭 校长
刘兆玄：我的学思历程-1
陈校长、黄教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真的非常高兴到母校来，跟大家谈一下我的学思历程，这是跟黄教授很久以前讲好的就赖不掉了，其实是很难讲的东西，因为要讲自己，好像有点像「被迫坦白」做交代，觉得很不容易，我想还是把我过去一些从求学到做事情的一些经验、感受，藉这机会提供给同学─学弟、学妹们，做一个参考。
第一章要讲的是我的少年─惨绿少年求学成长的过程。其实今天回想起来，当时我算一个非常、非常幸运的年轻人，甚至在我的一生，我都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人。我生长在一个很特别家庭，我们家里面有六个兄弟，头尾刚好十二年，我妈妈很厉害，生六个儿子的或然率是二分之一的六次方，她十二年生了六个儿子。我们这六个人从小到大，念书是同一个小学、同一个中学、同一个大学，都出国留学，只有我一个人跑到加拿大去，其他的人全部都是 University of Illinois，不是那个学校的Ph. D.，就是那个学校的教授，刘兆汉是Brown的Ph. D.，后来在Illinois那里教了二十几年的书，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I was theblack sheep of the family，我们真的是跟其他的兄弟不一样的，我们不但是兄弟，还是校友，从小到大的校友。
那时我们遇到的老师，都是第一流的老师，他不需要什么理论，有爱心、自己本身很优秀，就可以把我们教得非常的好。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是一批大陆的流亡学生，到台湾的时候只有去教小学，正好教到我们。因为他们没有钱，所以又跑去考师大公费生，好几位老师师大毕业是第一名，进到师大附中来当老师，又回头来教我们。所以那是一群非常优秀的老师。我举个例子：我记得很清楚，小学三年级去圆山动物园远足，回来以后老师就叫我们把「你今天一天觉得最有价值的一句话讲给大家听。」他叫大家站起来讲，讲完之后就记在黑板上，他就说：「刘兆玄，你把它通通串起来编成一篇文章。」我就把它编成一篇文章。因为老师很好，我记得这件事情，很得意啊，他就把这篇文章用很漂亮的粉笔字写好，还画了插图，用小黑板架放在外面，这件事情出来以后，全校就效仿这样子，每一班都做类似的事情，让其他班经过他们班的时候有点羡慕。你看这些教学方式多么的活泼，在民国四十年代，物质条件这么缺乏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教我们。所以我是非常幸运的，在家庭、良师、益友的影响下成长，进了台湾大学，在台大化学系。
在台大，说实在很惭愧，在台大四年真的不怎么用功，那时还有保送制度，学校要保送我去成大念建筑系，因为我一直很喜欢画画，我一直觉得理科也很喜欢，理科加上艺术的话，比较接近的应该是建筑系，可那时候你们是否还记得，杨振宁、李政道刚获得物理的诺贝尔奖，每个人都想进台大物理系，因为这个虚荣心，没有去念建筑，考物理系没考取，就考到化学系去了，后来念念挺好的，我就不转了，化学系的老师还满认真的。那时候觉得生活很无聊，天天在看武侠小说，有一天去租武侠小说的时候，小说店贴了公告，说有位作家叫做古龙，他写了一部作品叫做「剑毒梅香」，写了四本以后就没写了，拖了几个月都没有后面的故事，那个老板说：「谁愿意把它接下去，我给五百块一本。」五百块钱很多啊，那时去西门町，有很多进口的东西是在寄卖行里面，现在大概没有这种行业了，我们看到窗橱里面有支气枪很漂亮，国外进口的，要五百块，我就很想买那支枪，没有钱哪，后来心里面一想，就应征去写这本书，写下去之后，据说是很红，然后赚的得钱就滚滚而来，可是一签约以后就很惨，哪怕明天要联考，今天还要交稿，所以在这压迫之下，为了买那支气枪而写了那本小说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合同而写那本小说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痛苦，被压着写小说的生活一直到台大毕业，所以在台大的时候就不是很用功，所以台大化学系的成绩单你们不要去查。
我想台大化学系还是很好的环境，给了我们很多的训练，那时台大人是：「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要去美国，可是美国的大使馆的规定很妙，如果一个家庭里面有一半的家人在美国，另外的人就不准去了，很特别的规定，我们家不是六个兄弟吗？刘兆汉是老三，我是老五，前面三个人都去了美国，老四刘兆藜是台大地质系毕业的，他、还有我，跟我弟弟刘兆凯─他是台大电机系毕业的，我们三个都去了加拿大，我为什么会去加拿大，就是这样来的，可是加拿大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那时淡水有个英国临时馆，到那边去查所有大英国协的学校，看看学校资料，结果看到一个学校，那个 logo好漂亮，后来我才知道不怎样的学校logo越漂亮，我看了就说这个学校我非去不可，我就写信去申请，那个学校叫做University of Sherbrooke。我是跟陈英茂老师做放射化学的四年级专题，刚好对方要找一个research assistant，不怕放射线的，教授就立刻给我奖学金，我那么烂的成绩，他立刻就给我奖学金，主要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就非常高兴啦，那时候收到学校来封正式的信告诉我说：来我们学校你最好会法文。我才知道加拿大是双语的国家，那学校在魁北克省，魁北克是讲法语的，那我怎么办呢？我在台大学过一学期法语，那位神父教授是看在上帝的份上勉强给我六十分的，那我怎么办呢？就到新生南路对面的教堂跟一位神父一、两个礼拜，才学会几句什么Bonjour这之类的，我就去了。去了之后，我是被允许用英文作答，我的法文非常棒，刚好可以看懂题目，多一点都不行，我看懂题目就用英文答，可是长此以往也不是个办法，所以就尽快把硕士读完，花了十二个月就读完了要转，就面临了是否要去University of Illinois？真的给了我奖学金，那就我们全部六兄弟就是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博士都在同一所学校，That will be a good story to tell.可是那个时候，我为了另外一个原因留在加拿大了，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女朋友，后来变成我的太太，她是台大植物系毕业的，她申请到 University of Toronto，我在想去完成那个story重要还是到这边去保住半壁江山重要？当然我就去了多伦多，这件事情到现在是不后悔的，Toronto是非常好的university。
这边我就要讲一下为什么我会认得她，其实是很偶然的，我四年级，她二年级，植物系办了一个送毕业生晚会，朋友告诉我有个女生你非要去看不可，当天晚上有个营火会，去了以后才发现取消了，所以就变成在舞台上表演舞台剧，我从头到尾看错一个人，我觉得很漂亮的女生，并不是我同学告诉我的那位，而是钱明赛，这就是我们认识的开始。那天我见了她之后，偷偷拍了她一张照片，在照片背后写了一首短词：今霄原赏火燕，却到舞台盼看，不闻骊歌声，只恨玉人不见，如幻如幻，那人忽在灯畔。这是少年情怀。
到了加拿大以后，那时还在Sherbrooke，有一天吃完饭，整个学校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回到学校路上的时候，听到宿舍扩音机说：「Mr. Liu. Telephone.」我就赶快跑到公共电话去接，那通电话是长途电话，告诉我我父亲过世。我受我父亲影响非常的深，那时我大哥他们就赶快坐飞机回来奔丧，我是没有办法回来，因为没有钱，就留在哪里。后来回忆，当时坐在学校的山坡上看着太阳，我找到那个晚上当时所写的几句话：「太平洋电缆传来的晴天霹雳，波音七零七载走了奔丧孝子，但是还有北原上遗留的孤儿，看着一轮红日，而那轮红日终于沉下去了。」这是写在我实验报告本上的几句话，我用这几句话告别我的少年，写完那几句话我跟自己说：「刘兆玄，You are on your own.你自己去面对世界。」所以我的第一章就讲到这里了。
刘兆玄：我的学思历程-2
第二章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九三年这段，我自己取个名字，假设我要来写书或回忆录的话─从喇叭裤的教授到牛仔裤的校长。一九七一年我二十八岁回到清华大学做教授，先跟陈校长报告，我有先申请我的母校，可是母校不理我，连信都不回。后来我去了清华，清华很好，一个月就回我信，后来听我学生跟我讲说，我是全校唯一穿喇叭裤的教授，所以她们就叫我「喇叭裤」。我在学校里面拼个人的学术、教学，从副教授、教授到理学院院长、校长。这段时间当中，除了自己的学术，我自认为在当时做到了一个高峰以外，我设法把清华的学术拉到一个高点，在一九九一年的时候，清华大学的教授同时得到理科、工科、文科的教育部学术奖，所以从那时开始，有人开始说台湾最有名的大学是台大，学术最好的搞不好是清华，那时就有这样的评鉴出来。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间，把一个学校的学术水平提升。一九九一年刚好是清华大学第八十周年的校庆，我们清华大学是跟中华民国同样寿命，所以是「与国同寿」，在一九一二年成立。这个时候我请了四位清华大学校友，给同学们一个座谈庆祝，这四位是：杨振宁、李政道、李远哲(硕士是清华大学的)、陈省身数学家)─数学没有诺贝尔奖，但他对数学的贡献恐怕比得诺贝尔奖还厉害。这四个人回来之后，给我们清华大学学生的启发是不可思议，杨振宁跟李政道已经吵翻了，所以我请他们的时候，李远哲还跟我说：「刘兆玄你好大胆，你居然敢请他们一道回来。」我说：「我有秘密武器！」我去找吴大猷写信给他们，最后是「恩师」加上「母校」的面子，他们两个不得不来，来了以后同台演出，居然没有吵架，只不过稍微争论了一下，研究物理的人到底是物理的直觉重要？还是数学重要？杨振宁认为数学重要，你们都知道杨振宁的数学好得不得了，李政道认为物理的直觉才重要，他们两个人各执一端怎么办呢？我是主持人，我就去问陈省身，赶快把这问题解掉，我说：「陈教授这个问题您的意见是什么？」陈省身说：「数学是没有什么用的东西，」我们全都呆了，「可是没有它什么都不能做。」这是我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个故事。
那时候，我们同时进行改革。我讲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大学法修改之前，我们把大学的组织章程先做出来，就是我们自己的单行法，我觉得那个组织章程比现在的大学法还要好。现在选校长的方法是很差的方法，我们那个时候，在一切都强烈要求要校园民主的时候，清华大学通过一本它自己的宪法，里面居然是校长任期不受限的。因为我们是认为花那么大力气去选一个校长的话，必须假设他是很好的校长，应该尽量让他发挥，给他很大的权，他如果做得不好，不管任期，马上就可让他下来，有一条这个就好了啊，所以不需要任期，像哈佛大学等的校长一做是十来年的，而不是说你花这么大力气去选一位校长，然后假设他是坏人，下面有一系列的设计防他如防贼，当时我们居然可以通过这样的条例，我非常的骄傲。
第二件事情，也是很难忘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发生了学潮，我当校长的时候，是每天都在闹学潮的时候，那时候台大是龙头，清华的学生觉得很「郁卒」，所以有一次他们出头天了，一个学生被调查局抓去了，就是那个「独台案」，调查局人员晚上埋伏在学校里面，在天亮时抓走一位历史所学生，我早上七点钟被电话吵醒告知学生被抓走了。那个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平抚学生的激情，我们一方面对政府做最大的抗议，你知道那个时候还在戒严中，没有解严，所有的校长都是官派的，没有人会expect清华的校长会准许学生去调查局抗议，我们只是表达意见，我们是教授带着去的，我说：一个都不准少，要带回来，你要负责他们的安全，你要让他们理性，不要让他们做stupid things。我是基于这番好意派校车送他们去的，结果校车被拍进新闻片以后，变成了是我在指使这件事情，第二天报纸头条就是「刘兆玄挑起学运」。这件事情对台湾民主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学校毕竟是学校，我记得当时在中正纪念堂，大家都不散，叫什么「野百合」是不是？清华的学生就聚在那里，可是教授还是继续上课，这些学生好可爱，拿着书包跑来这边静坐一下，轮班又回去继续上课，教育部叫我们校长们去把学生劝回学校去，我也跑到中正纪念堂去跟学生们讲，许多校长上去都被嘘啊，结果我上去就先跟学生们说：「我不是来劝你们回去的，我是来教你们怎么下台的，你去问问旁边的市民，他们已经对你们很烦了，你们该表达的都表达过了，政府也都做了响应，你们毕竟是学生，已经尽了你们的责任，该回去了。」清华的学生就回去了，那个时候，清华的学生表现的非常理性，也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段时间，给我一个很深刻的想法，体制内的改革更需要勇气，在体制外的话，我反正上街头去把你打烂，体制内来改革更需要勇气，而且需要智慧，所以更困难。
我这一段时间担任校长、教授，我把当老师的感受写在两首诗里面，「闻道一代三十年，各领风骚忆从前，学与孔庄直对话，思难跨越父子间，卅年教学清华苑，曾历学潮一代迁，如今一年经数代，反觉代沟细相连，新潮旧浪相对撞，但见飞沫漫长滩，待得千沟连层断，谁起文衰再回天。」我另外写了一首，是我去云林技术学院演讲后写的。开车回来的晚上，有月亮跟着我走，我把一个做老师的感触，写在下面这一首里面，这叫「北斗南针」，大家都知道，斗南、北斗都是云林的地名，我那天开车过去，一下过斗南，一下过北斗：「圆月伴我一刻走，便从斗南到北斗，在地未曾越一岭，在天须跨十万顷，银光泄地不藏辉，路人皆可载月归，安得赠言如此月，学子各抱南针回。」我用这两首诗作一个段落。
刘兆玄：我的学思历程-3
我下面一章要讲一九九三年到二○○○年这一段。这一段我是从交通部长、国科会主委到行政院副院长，我先讲一下我为什么会去做官。你看我这样子去做官实在是很奇怪的，一九九三年的时候，有天晚上我正在宴请新竹县长跟新竹市长，我是要他们把一块地给清华，清华后面有块地，一半跨在新竹市，一半跨在新竹县，拿了最上等的金门高梁，就在那边应酬，这时接到一个电话，「你今晚有没有空？连战先生想跟你谈。」我说我今晚没有空，对方就挂掉了。过了一下又打电话来：「连先生说你可不可以饭局完以后再过来。」，我说：「好。」就去了，九点钟才碰到他，他劈头就跟我说：「有很重要的事情想要请刘先生做。」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我想请您来负责交通部。」我想他一定是从早一直会客，头昏掉了一点，才会请我做交通部长，然后他就说交通部是跟科技相关的事情，像是：电信、铁路、民航这些，都是跟科技有关的，你来做非常的适合，我心里想：「他是玩真的，不是开玩笑的。」那我就跟他说：「这不太恰当吧，我没有搞过这些东西啊。」我就告诉他不行，他问说：「你不是附中毕业的吗？」我说：「是啊。」「那你记不记得校歌里面有句话？」他说：「附中青年绝不怕艰难，附中『中』年应该也不怕艰难。」我说我回去想一想，他也是附中毕业的，长我六、七届吧，就这样子我后来就去了交通部。
那个时候是交通黑暗期，所有的交通设施不敷使用，但是赶快赶工的时候，又会把原有的路通通挖烂掉，台北市开始建捷运了，二高、十二条东西向快速道路、高铁，所有东西都是那时规划要开始动，原有的拥塞雪上加霜，所以真的是黑暗期。我记得很有趣，那时是三月，我离开清华大学，三月新竹有个大事─梅竹赛，所以我要去交通部的这件事情出来以后，清华校园里面拉了很多的白布条、红布条，上面写的是：「清华校长整顿交通」，把交大气死了，这个很好笑喔。我去的时候是交通黑暗期，国营事业进入谷底，为什么？那时国营事业全都是所谓的独占事业，民间的力量已经大到一个程度进军这些事业，国营事业已经是怀璧其罪，你还在那边独占？所以每天都有弊案，你没有弊案也会弄几个案子出来跟你闹。交通事业是黑暗期，国营事业是谷底，飞安亮起红灯，为什么呢？因为我前一任部长，突然之间「开放天空」，台湾这么小一块地方，突然间出现了十一家航空公司，你知道吗？像德国这样的国家只有一家航空公司，另一家是它的分公司，日本现在有两家，台湾这么弹丸之地，有十一家公司，其中一家公司只有一架飞机，为了促销，它曾经卖过一张从台北到高雄的一块钱的机票，就这么干的，所以飞安当然亮起红灯。交通部有八大行业，我们还有一个行业─观光，观光客开始下降，观光客到台北来连路都不会走，每条路都是挖烂的；还有一个行业─气象，刚好那时天气也特别坏。八大行业通通很糟糕，我的办公室曾经被民众打电话进来抱怨说：「为什么今年来了六个台风都是去日本，没有一个到台湾来？我们干旱得这样子，一滴水都没有了。」我们只好跟他说：「最近台风不好管啊。」所以来访的外宾问我：「你坐在这个办公室最重要的job是什么？」我说：「我的job是 management of complaint」。
我这就举几个例子，从这里面我怎么学着来做，我真的不懂交通，但是我们不是只说不怕艰难就可以做得好，好在交通部有专家可以教我，如毛治国、张家祝他们，因为我们做过教授，做过研究工作，所以我们晓得解决难题要靠学问、要靠研究，我们遇到一个真正实际上的困难，要先去了解真正的问题所在，把问题搞清楚，就像是去查文献一样的嘛，那么你要想一个有创意的方法去解决它，别人都试过而无效的东西当然不行嘛，所以你要想个别人都没想过的东西，这是要有创意，要试这创意，要小规模的去试，有不对的话，你要去修正，这不是跟做研究一样吗？最后做成功以后，还要写个报告，这不是跟做研究完全一样吗？我是具有这样的背景，用这样的精神，把学校里面学到的东西用到实务上面去，所以我们就开始来推动很多以前大家不敢做的事情。
比如我举个例子。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次质询，就是现在的内政部长余政宪，那时他刚选上立法委员，他说：「你知不知道我昨天从高雄回台北用了多少时间？」我说：「多少时间？」他说：「十五个半钟头。你这是高速公路，还是低速公路？」我说：「这个对不起。」回去就研究，所有的人告诉我最简单的答案是：「我们正在兴建第二高速公路，等建好之后，就可以很快了。」这是标准答案，但是这样的答案是负责任的答案吗？我就跟他们讲：「不行，我们要从管理面来着手，现在有的道路有没有用到最佳的状况？」他们就搬出从前研究过的匝道仪控的案子，但都不敢试，这些案子如果非常成功的话，可以改进百分之十到十五的，「Are you serious？」我说：「Of course.」我们要用百分之百的能力去做，今天我们要告诉老百姓的不只是增加百分之十五的效率，而是要告诉老百姓这不是一个束手无策的政府，虽然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五的效益，你要像百分之百那样去拼，那么人民会觉得这是我要的政府。「等我第二条公路修好了，问题就解决了。」这不是我要的答案，可是人家就警告我：「现在塞十五个钟头的话，人家顶多骂一句：『怎么这么糟糕！』又不是你搞坏掉的，对不对？可是如果你用了新方法没搞好的话，那全部都是你的责任。你还要不要做？」我说：「我还是要做。」你要好好规划，在一个节日开始试做，那个时候没有电子仪控，全部都是用人工在回报，是我们的志工、同学们在匝道测车速，回报到指挥中心来，看看匝道上管制是三十秒、是四十秒、还是五十秒，用人工的输入，动用一、两百人来做这件事情，结果很顺畅，因为在匝道上被 Q几秒你不会太气，因为你上了高速公路以后可以六个小时到高雄，。所以，这个连续假日完了以后，第二天报纸上就出现：刘兆玄真「行」！那我就觉得非常安慰了。
再跟各位说一个HOV─High occupancy vehicle高承载，就是高速公路上划一条单独的线让高承载车走，可是我们那时候大部分的中山高是双线的，只有两个lane，有一条拿来做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结果我们还是要试，就想出用时间换取空间的办法，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全线用高承载，但是时段只有六个钟头，别国是空间上分出一条走高承载，我们是时间上有一段是全部都走高承载，这件事情全世界都没有试过，我们在试做的时候，日本的交通研究所还全程录像，所以我们就要很小心的配套，告诉这些管理的人，如果真的没有坐满四个人要硬闯上去，你就不要管他，记下他的车牌，让他上去，因为你这样跟他争执，就耽误到大家，因为第一次做，有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有一辆车子要上去，可是前面只有三个人，他说：「我这是四个人，一个在后面。」后面是棺材，你碰到这种硬拗是四个人，你就让他过嘛，因为你没有细节规定棺材里的人不是人啊，这是他们回报给我的真的事情喔，所以你看这些事情就很好玩，但是你要处理这些公众事务的时候，你就要拿捏好哪些地方该紧，哪些地方该松，现在高承载管理已经变成每年的惯例。
下面我要再举很有趣的例子，就是电信自由化，这跟你们现在每个人打手机这么方便是非常有关系的，那时全国经常有两万多人在排队等门号，你说好不好笑？电信局只要卖出一个门号，就能赚一个门号的钱，可是他每天要人家等，为什么呢？因为来不及建设。为什么来不及建设呢？它每一次建设都要招标，都会被立法委员干涉，得不到标的就说，这边有弊案，那边有弊案，所以来不及建设。所以民间就有很大压力要求开放，但是要怎么开放呢？第一要修法，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邮政、电信是由国家为之，民间不可以做的，第二个就是要开放市场；第三个在市场开放后有够多竞争的时候，市场机制就会出现，那时质量就会提高─因为竞争，价钱会下降─因为竞争。可是我很快就学会这件事情跟牛肉面馆可以自由开放是两回事，开电信局跟开牛肉面完全不一样，交通部的所有事情，几乎都是又要开放、又要管制，假如通讯的质量下降，就算再便宜，价钱再低廉，这不是老百姓要的。第二，全部开放以后，就没人去服务偏远地区了，因为那些不是黄金路线。电信开放后，我们不能够说偏远地区一分钟，就比台北的人打一分钟来得贵几倍，这些都要先想好，所以定好开放政策，决心要开放了，电信局有些同仁非常生气，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国营事业的模范生，这么多年来建设了台湾，让人人家里都有电话，我没用国家一毛钱，我都用营收来的钱，再继续投资下去建设，每年上缴给国库三百到四百亿，这样的模范生有什么不好？」我就跟她们说：「大势所趋的事情，与其花力气去挡，不如花力气好好规范开放以后的事情。」刚刚我说的程序：第一要立法，第二要开放，第三要有市场机制。可是第一步就走不通，全世界任何国家立法都是很痛苦的事情，可是以中华民国第一痛苦，第一个就走不通，那怎么办呢？当时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倒过来做。
所以我们就委托台湾经济研究院帮我们做一个虚拟的市场。我们的电话费非常不合理，我们有全世界最贵的长途电话费，可是有全世界最便宜的市话，市话只要一块钱可以打三分钟，全世界没有这样子的。但是我们长途电话这么贵，我们又要搞亚太营运中心，叫全世界的跨国公司到我们这里来营运，你的长途电话比全世界贵三倍的话，怎么去吸引人家来？所以有的要调高，有的要调低，我们要建立一个虚拟的市场，做出来之后，一个一个族群来分析，每个月交五十块到一百块的人，他是损失多少钱？还是赚到多少钱？用新制跟旧制的差别有多大？全部这样做过一次以后，再增增补补。比方说九月份开始实施新制，那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因为你改变了全国每个人的电话费账单，做不好的话，马上就要下台，我要让绝大多数的用户在十月份收到九月份账单的时候，觉得合理，至少可以忍受，计算的方式去模拟虚拟市场，把当时最适的价钱先弄出来，大家接受了，我就宣布几月几号开放大哥大，几月几号开放固网，然后形成电信法非在这之前通过不可的形势，因为已经要开放了，民间已经要投资下去了，最后逼得立法通过。
立法通过还可以讲个有趣的故事，这个立法最后要通过的时候，还是有三千个电信员工在街上示威。李登辉总统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跟我说：「你知不知道我在选总统？」我说：「知道。」他说：「那你为什么给我搞这东西？你搞得这三千人扬言要把什么切断什么的。」那时民进党是在野党，我说：「我已经把两边所有有意见的立法委员，一个、一个通通都说服了，现在你要我收兵，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用英文跟总统讲一句话：「It’s now ornever.」因为你选完之后马上选立法委员，全部都改选了，第一我部长不再干了，我讲好部长只干三年，我不干了，又换了所有立法委员，你再重头来吧。他很生气说：「好，那你负责让三千人回家去。」我说：「今天晚上修法通过后，他们就回去了。」结果我们搞到晚上一点钟，我在立法院站在门口，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要是出来我就把他推回去，一定要逼到人数够才行，所以通过了，才有今天的大哥大。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要提的是，有时候你可以逆向操作，完全不按牌理的逆向操作，我跟好几个管理学者谈这问题的时候，他们都说要把它写成管理学的案例。后来我做了国科会主委、行政院副院长，到二○○○年的时候，选举失败，下台一鞠躬，回到学校里面，不好意思占个教授缺，所以担任讲座教授，追随我们黄教授搞通识教育，其实今天我为什么会跑来演讲，是因为通识教育的缘故。
在这里面一再鼓励我的，是我从小的想法。我小时候的想法是什么？年轻的时候会问自己：我想做什么？我喜欢什么？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不太重要，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是两件事，一个是Do what you like─做你喜欢的事情，另外一个是Like what you do─喜欢你做的事情，而我认为喜欢你做的事情，比你去做喜欢的事情更重要。因为你不见得知道你喜欢什么，我从来就不知道自己最喜欢什么，我好像什么都很喜欢，但又有点不太喜欢，包括写武侠小说、画画、作诗、做化学。其实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假如你从小就知道你要变成钢琴家，那我祝你幸运，你是属于极少数的人，You know exactly你要做什么，绝大多数的人不是这样，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真实的人生中，开始是你做该做的事情，后来那个事情变成你真正喜欢的事情，因为你做得好，就会有成就感，本来是该做的事情会变成喜欢的事情，所以你一辈子都在Like what you do，但最后你会发现你这一生都在Do what you like。反过来讲，如果你坚持一开始要找一个最爱，你找不到，会花很多时间在那里wondering：我到底喜欢什么？从读书到做教授、做公共服务，我更相信这句话，我年轻的时候思考这句话，还有点半信半疑，因为觉得说不定是因为不晓得自己到底要干嘛，只是给自己安慰的话，后来发现更多的人，跟我的情况是一样的，只是没有我那么快乐，因为他没有想通这件事情。我们其实这样说，年轻的时候你憧憬很多很多想做的事情，长大之后，事实上你只能做该做的事情，然后你学着去喜欢你该做的事情，等到你喜欢它的时候，回想起来，好像有一点点无奈，可是别人都会说：你成熟了。That’s life.
刘兆玄：我的学思历程-4
我下面一章要讲的是二○○○年以后。这段时间我回到清华去了，清华对我很好，三级三审，把我重审一遍，然后全体通过，让我做化学系教授，因为我学术还可以，还没太落伍，可是我后来想了一想，这个位置应该给年轻人，那我就接受一个荣誉讲座，帮清华化学系教普化，同时，我从事一些通识教育。这段时间，其实我觉得收获非常的大，比较静下来，沉淀了我过去一段时间的得失，我体验跟领悟更多的事情，我先给你看另外一首诗，这是一首七言绝句，你们都记得李商隐讲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这首的题目是：「夕阳无限好，尤其近黄昏。」「山锁奇丽云不开，何时展颜费神猜，惊心最是黄昏近，绝色尽出故人来。」这是我在阳明山开车的时候写下的，我每次去那个地方，没有一次让我失望的，有时开始好像不好，过了一阵，我不断地approach它，它会用绝色来 报答我，我们在一生当中很多事情你在追求，到了最后─黄昏的时候，你会得到最大的回响，最美丽的东西在那时候会突然对你呈现，正如辛弃疾讲的：「蓦然回 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以前我一直不知道我追求什么，现在我知道那只是一种圆融的喜悦，却是惊心动魄啊，讲到这边就好了，不要再继续自我陶醉了。
那么回到通识教育，因为我看到现在从五、六十个大学变成一百六十个大学，好像每次我们黄荣村部长说：「我们要有退场机制，不能再这样了。」第二天我们的总统就宣布再新增加三个，这样子搞下去的话，整个大学的素质低落，整个大学资源也没有成比例的增加，除了台大、清华、交大这些研究型大学，其他那些大学是不是就算了？就算将来五年五百亿都给陈校长拿去，我们把台大弄得非常棒，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虽然台大全部的教授已经都无昼无夜的在抢那五百亿， 不止台大如此，全国都这样，那种绝对不可能拿得到的也在拼。但是，不管怎么说，其他的一百多所学校怎么办？比方说：ＸＸ工专变成的ＸＸ技术学院，那些大学生要的是通识教育，比以前更需要了，但是通识教育真的不好做，台大是全国首善之学府，由最有通识素养的黄教授领导这么多年，其实还不是那么理想，原因是什 么？有通识素养的教授比专业素养的教授难求，通识教材难求，三是缺乏整体的规划。但是还有一线希望，就是多媒体的远距教学，我们如果能够制作非常棒的多媒体通识教育素材，一般大学当中即使只有一、两位教授具有通识教育的素养，他们可以透过些很棒的教材来推动，也可以做得有声有色，所以我跟黄教授最近花了很 多力气在推动，我们找一些大师级的人来制作这个多媒体教材，我写信给每名大师说：在我们还没有感到遗憾前，赶快把你们这一代的精华，用最好的、最美的多媒体方式，制作成最宝贵的资产，留给我们的下一代。我希望能感动他们，自动请缨来参加这个program，效果还不错。共有十六位名师参加了这个计划。
我心目中的通识教育是什么？是「五识」的教育─知识、常识、见识、胆识、赏识。知识我不用再讲了，但创造力常常不见得来自于知识，而是来自常识的触类旁通，你们看看英国皇家学院、剑桥大学等等地方，他们下午的teatime就是他们最能刺激创造力的交换意见时间，常常一位生物学家可以刺激一位物理学家，物理学家可以刺激一位社会学家，这是非常精采的交往。见识是什么呢？在英文来说最少有两个字：insight、vision，有vision的话可以看得远，insight可以看进去，中文非常棒，用一个「见识」就够 了，我们先不要讲别的，我们就讲做学问好了，我有一个朋友，他有vision，但是没有insight，所以天天换题目，每个题目pretend都可以得 诺贝尔奬\，天天换伟大的题目，但是就是得不到诺贝尔奖，因为他进不去；但是也有人紧抱insight，越看越深，蓦然回首，发现全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还在做这个题目，这种教授我们也认得。所以「见识」不只是「见」，还要「识」。「胆识」是什么？「胆」不只是勇气，假如「勇」的话，我们街上多得很，你每天打开社会新闻，台湾第一勇、第二勇、第四勇、第七勇等等，可是我们讲的「胆识」是有个「识」在后面，这个「胆识」就是说：你敢去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你敢去尝试一些失败机率相当大的创新事情，我们社会其实是对于有胆识敢去创新的人不是很friendly。你只要比比我们的破产法与海洋国家的破产法就知道，西方海洋国家破产法里面，经过合理的计算之后，对于你的失败可以writeoff掉，让你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我们则不然，对于失败的人是不太同情的。
我们以前出国去读书的时候，敢不敢读不好？你不敢的，因为你「无颜面对江东父老」，somehow这个社会给你一种感觉，你能出去读书是社会上很多人的牺牲，我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可是好像每个人都牺牲了一点你才能出去。我们的少棒出去打棒球，如果打不好的话，无颜对「国人」，我那时候在想「国人」是谁？怎么这么厉害？每个人都无颜对它。我们这个社会其实对于创新者，并不那么鼓励他去尝试，也不容许或同情他的失败，更吝于给他再次冲刺的机会，所以不但是个人要培养，整个社会都要培养「胆识」，当你对创新的东西不是这么鼓励的，不是这么同情、friendly的时候，你扼杀了这个社会的年轻人的胆识─ 创新的动力。我从小时候读书成长开始，家庭的培养，学校的训练，良师益友给我的帮助，社会给我的机会，我从知识到胆识，慢慢地培养起来，一直到最近几年，我终于具备了一部分的「赏识」。「赏识」是更难的，是一种sense ofappreciation，我小时候喜欢文学与艺术，我认为我应该有sense of appreciation，但这只是属于美育的部分，我今天讲的有超过美育的部分，在一个高度竞争的社会当中，你要有胸襟去欣赏你的竞争者，甚至你的敌人，欣赏你从失败当中好不容易得来的教训，所以这是非常广义的「赏识」，普通人恐怕要有几十年的功力才能慢慢体会。
这「五识」加在一起，我们就灌输在通识教育里面来做，我们需要的是serious的通识教育，不是营养学分的通识教育，这一顿好的dinner，不是让你全部都去选dessert，你选甜点一、甜点二、甜点三，不是这样子的。创造力的源泉就在这个地方。
一年多以前我第一次去大陆安徽省的黄山，我在中国时报副刊上写过一篇文章，也许有人读过，我去黄山发现那里最漂亮的是：树、云、石头。尤其是松树，实在是太漂亮了，他们有十大名松，都是一千年以上的，什么黑虎松、迎客松等等一大堆，但是我最喜欢的是那些小松，还小，还没有长到那么大，可是挤在那一大堆名松当中，它长得顾盼生姿，完全不甩周围，就照自己的样子好好的长，因为它知道过了一千年它也会是这样子，甚至还要更棒，有那样子的豪气，每一棵小松都是这样子。大家都在欣赏大松、古松、神木，而我看到的每一棵小松都是极尽姿态，漂亮！那横出来的松，都是一两丈长，我问当地的挑夫：这种松怎么可以这么厉害？完全没有土壤的石头缝里长出来。他说：我们这种松的根会分泌一种东西（连我学化学都被他弄胡涂了），就把石头溶化了一些，吸进去变成他的养分，所以久而久之石头与根已经变成了一体，所以可以横生出这样一、两丈长的巨木。那些小树还会继续的长，所以我就写了一首诗，正好送给你们：「小树昂立神木中，仙姿逸气拟不同，既生黄山巨石上，敢傲梦笔方是松。」梦笔就是刚刚提过的名松之一「梦笔生花」，黄山的巨石就是你们的大学，你们就是小松，既然生在黄山巨石上，你们要敢傲「梦笔」方是松，谢谢各位。
刘兆玄：我的学思历程-5
一段时间开放给大家，欢迎同学与其他贵宾来发问。哪位要先开始？
我想请问刘教授刚才您说到的：「事情做得好，所以有成就感，然后就会喜欢它。」教授大学成绩不太好吧？既然成绩不好的话，应该是渐渐对所学的东西失去兴趣才对，那不知道教授是否能够讲解一下中间是否有什么因缘际会让您继续撑下去？第二个问题：如果对一件事情已经失去兴趣，要如何再从中培养出兴趣？
我说你把手上该做事情做好之后，有成就感就会喜欢它，但是反过来并不成立，并不是说没有做好就一定不喜欢。可你做得很好的事情，会很有成就感，那你自己原来不这么喜欢，就会变得更喜欢它。比如说：我在大学的时候并没有很用功，及格就好，是这样的态度，并不表示我不喜欢，因素很多，除了自己很多外务以外，这个不好意思讲，那时候上课兴趣比较差，当时很多老师也不怎么教我们，比如说我记得那时学量子力学，二年级老师说三年级还会再教，现在意思意思就好了，等到三年级，老师说你们二年级就学过了，所以我们就变成了失落的一班，这些事情都有关系的，不过问题不严重，因为到后来，既然要出国念化学，你就会很认真的通通把它弄懂，那就会很高兴。学习过程中，现在大家讲要快乐学习，其实这样讲太肤浅了，那可能是小朋友可以一面唱歌、一面跳舞还可以学习，到了大学如果还用这么快乐的方式去学习，我的朋友李家同说：「你有很快乐的少年的话，一定有很悲惨的中年。」所以我是要讲，真正的快乐来自于什么？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不要去强调那个快乐学习，因为快乐自然会来，最快乐的事就是你弄懂的时候，而不是用快乐方式去学习，而是学习给你获得的快乐，有程度之差；我想年纪小的时候。幼儿园、小学可以是这样，幼儿园尤其是这样，可以一面跳舞，一面学习，我很赞成，可是到了比较深度的问题时，一面跳舞一面解释是很困难的。
第二个，你说失去兴趣怎么办？那就换个东西做嘛，不要那么死心眼，世界上有这么多事情可以做，有的时候兴趣又会回来，我举个例子─我的小孩，小时 候妈妈要他弹钢琴，一面弹一面已经睡着了，他会老师一面还在教，一面已经睡着了，就像我们在成功岭当兵，行军可以睡着继续走一样，那个老师很生气就不太愿 意教他了，就说：为什么每次教你都睡着？那我们就说不要教了，不要学钢琴了，就停了好几年。到了高三，为了考大学，他想做一件事情，他不想念书，可是想做一件不念书但是妈妈不会骂的事情，他就忽然跟他妈妈说：我又想练钢琴了。这次他就非常认真，现在他就弹得非常的好，兴趣就很奇怪的，因为有时又会回来，所以不要太死心眼，那时候要是我们硬逼他练钢琴，现在他全世界最恨的就是钢琴了，对不对？但是有天他发现了全世界更恨的事，那时就是联考，他又回来练钢琴了，我问他他并不承认，但就我的观察是这样，他想做一件不是念书的，但是妈妈不会骂的事情。
我是化学系大四学生，即将毕业面临要当兵或是念研究所，我想请问您当初大学毕业是怎么决定去出国深造？是因为当时整个社会风气都是比较倾向出国？您觉得过内与国外的研究所落差是否有那么大？如果是国外比较好的话，那我们应该去国外学习什么？
这个问题非常好。第一个，我们两人的年代差太多了，现在一年就是好几个代沟了，我那时候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件事情，因为不出国的话，就无颜对家人，出国读不好的话，就无颜对国人，所以那时好像有只无形的手在后面推，推到什么时候呢？那时我非常反叛，推到我回国做教授的时候，我变成是清华的红卫兵，因 为我终于可以停下来，背后那只无形的手终于不在我背后了。你们现在是很写意，可以好好规划自己怎想，其实从另外的角度来看的话，更伤脑筋了对不对？
后面的问题很有趣，要不要出国？我会建议你出国。但我建议你学成还是要回来，为什么建议你出国？我不是说国内研究所不好，你可以先念研究所，然后再出国也可以，你未必要马上出国，可是我的学生跟我做，做了博士，我还是劝他出国，这什么原因呢？我说你这一辈子碰到过最好的化学家，如果只是你的老板，这是不够的，你需要的是exposure，你需要跑到一个地方去，比方说到哈佛大学化学系，假如你在那边做有机的话、假如你在Berkeley做物化的 话，那种地方往来无白丁，每天在那边进进出出的人都是Top notch第一流的人，他会把你带向上，你心向往之，你不一定能够做得这么像他们这么厉害。但是你会觉得看看第一流的人在想什么，第一流的人怎么处理事情，怎么去approach一个问题，这些是你要学的。第二个，语文要学的，去了解另外一个文化很重要，我的学生出国以前来问我，我都劝他们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一天到晚关起门来跟自己人讲国语、讲闽南话，既然出去这几年，就每天去讲英文，你每天去参加人家的discussion，不要只是在学校里，你知 道你的英文到实验室里面要够用的话，两、三个礼拜就够用了，那些专业的用语，加上比比手就可以了，以后就不进步了，因为你没有需要，人没有压力的时候就进步很慢，可是现在忽然加入他们去喝咖啡，去酒馆坐坐，去pub听听，谈的事情就是从政治到社会、文化等等每样事情，那就是你出去这几年当中最大的收获，因 为这些理由，做一个有国际观的二十一世纪台湾人，你应该出去。但是，假使你觉得国内还有发展的话，你应该优先考虑回来做，因为台湾现在非常需要这些人才，我们的发展现在遇到瓶颈，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人才断层，我们从前在搞劳力密集工业的时候，我们有国中与职业学校学生毕业的充沛人力，搞高科技的时候，有充沛的大学毕业、硕士，最重要的是加上归国学人，科学园区里面三分之二的公司是这样搞起来的，现在大家都不出国，怎么「归国」？在台湾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更需要高层人力，但高层人力渐渐断层了。
我是台大医科毕业，比校长高两届，我大概走过一百多个国家，暑假去非洲，已经去过非洲四十多个国家，前年我带我儿子－他也是医生，所有美国的大型 Medical Center都跑去，最后跑到NIH，它有四百个大陆人，一个月薪才三百块美金，但是都没有台湾人，一个都没有，因为台湾人都不想去，钱太少了，以后大陆人会来教台湾人，因为断层了，所以我主张跟刘教授一样，一毕业就赶快出国，我一九六三就在哈佛，然后就是纽约，我的妹夫也是伊利诺大学教授，后来又回哈佛当教授，我就说越早出去越好，然后你有世界观、国际观，凡是台湾所缺少的，你都可以去创造、去领导。我去大陆二十五次了，上周是浙江省政府招待我去参观科学园区，电视就一直拍我了，我想我们的科学园区，硬设备大同小异，如何保障台商利益？很多台商投资都泡汤了。我们要出去不要坚持什么立场，不要太泛政治化了，互助互利，要有世界观，出去之后学什么，对自己国家有什么好处最重要，要早出去。因为你的创造力就是在你年轻的时候，你老了就没办法了，我遇过诺贝尔奖得主十几位，也都采访过，他们都是三十岁左右就发明了，这是我对刘教授的一点感想。
是，谢谢。
刘教授您好，突然间看到您手指头点到我这边来了，好像有一种心电感应，非常的谢谢你，我是哲学系郭文夫，听了你的演讲，也看了你的诗跟绝句，我非常地深刻，也产生了一种感激之意，你的演讲让我感觉你像是一棵「敢傲松」，就站在讲台上面替我们开讲。
谢谢您！
这也让我想起上个世纪，我到英国剑桥三一学院，跟_______学哲学的时候，有一种感受，他在生前就说过：「一个人如果要学哲学的话，他必须要阅历数学、科学、宗教到哲学，要不然没有办法学哲学。」然后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德国的波昂大学跟北京大学哲学系，为了要检讨二十世纪中国是否有真的产生真正的美学家的时候，他们选择的地点就在黄山举行盛会，当时我也凑巧躬逢盛会，我很好奇的问他们为什么会议地点选在黄山？他们说：「只有在黄山这么美的地方，我们才能够思想问题。」后来我也参加了台大通识课程的教学，我当然是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的高兴学校给我这个机会。你刚提到的「五识」，不是佛家说的「五识」，而是你自己提出的「五识」，我非常的欣赏，在这当中也尝试使用了「胆识」，我在八十九学年度第二学年的时候，我就开放给全校各院系的学生来选课，当时很意外地，一班竟然有九百二十三位选这门课，但是，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犯了校规，不过我还是教下去。教得时候感觉，通识课程可能要思考一个问题，教室固然重要，但是校园本身事实上也是一个很大的教室，我想是不是可以考虑从有教室到无教室的应用？在那种状况之下，我发现参加的同学对文史学生的报告或试卷，我大概一目就可以了然，我看多了以后兴趣并不大，但是很奇怪的是，从文史以外的其他科系来的同学报告，我兴趣非常大了，我一份一份看，都引起了我不同的好奇，在这些学生当中有一位提出了一个「天龙八部」的方式来写他的报告，我很好奇的问他为何用这种方式来做报告？他说：「刘兆玄先生他就是_______。」那我想请问您的问题就是，在这通识课程里头，是不是可以应用您对武侠小说的情节来带动你的通识课程？如果可以的话，你要怎么带动它？谢谢。
我觉得这题目很困难，一下子我很难把他们联想在一起，不过基本上，我写武侠小说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我大学毕业以后就金盆洗手，后来很多人要我再写，但是在江湖上金盆洗手后如果再写，会为江湖人所不耻啊，所以洗手就洗手了，后来就没再做，顺便宣布，后来如果有的话是冒名写的，如果有写色情的，那绝对不是我。不过，我还是回想以前那段时间，很有趣的是它给你一种非常自由的、思维不受限制的，因为这是在一个半现实社会中发生的故事，所以这种精神可以在通识教育课程里来贯穿，因为它毕竟不是只传授知识，通识教育是希望有很多的感应，很多东西可以去思考、去想，怎么做当然是看老师跟学生互动，要看题目是什么，这因才而异。但是通识教育很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再把它当成一门灌输知识的课，可也不是另外一门听过就算了的课，好像大家enjoy一下，就是来听一 听。现在很流行一种，就是我最反对的，找些名人串在一起，找中外名人讲些不相干的东西，那种课学生收获有一些，但不是我现在讲的通识教育，我跟黄俊杰教授 想搞通识教育，我相信你也是一样，是希望里面有严肃的一面，就是学生可以学到东西，但那个东西不是专业知识给他的东西，是另类的思考，让他培养出刚才说的「见识」、「胆识」、「常识」甚至于「赏识」这样的东西，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大学的教育里面，每一个专业之外，有将近三分之一的课是这种课。就是台湾的大学教育，除了研究型大学这条路之外，通识教育能成为台湾高等教育的主流学程，它不是营养学分，不是饭后甜点，而是一个主流学程，那最重要的是说你有没有东西可以拿出来？大家都在那边提倡，都在那边说很重要、很重要，今天你去问每个学校都在搞通识教育，都说很重要，那并没有达到我们的理想，要更多第一流的人跳进来才有办法，我们从教材开始做，没有好的教材我们没有办法。
请问一下刘老师，除了附中校歌之外，什么其他原因是让您决定整治交通？
其实这跟我刚刚讲的哲学，非常有关联的，就是说：喜欢你做的(Do like what you do.)比做你喜欢的(Do what you like.)更重要。假如我坚持做我喜欢的事情的话，我对这个完全未知的东西可能会拒绝，可是如果说做了以后我就会喜欢的态度，那你就敢试试另类的事情。所以除了你刚说的－我开玩笑的说附中校歌的一句话之外，最后是它是一个新挑战，因为我的个性当中，我会去喜欢我做的每件事情，I am not afraid of new challenge。假设我比较倾向去做我喜欢的事情，那是另外一种比我更幸运的人，他很清楚自己喜欢什么。
（傅医师发言）我再补充一下，大陆很多－尤其是北京－有很多国际语言学校，所以他们训练很多在国际会议会翻译、用英语演讲的人才，但台湾没有。
我看报纸上，清华大学有位小张，卖馒头的，有看过吗？他有没读过书？但是一大堆学生等着买他馒头很混乱的时候，他突然一句冒出来：「Would you wait for a while?」
（傅医师发言）我记得我去英国国会听演讲，就是我们讲国际语言的人才太少，现在台大外科是专门教他们用英文presentation。
刘老师由我来问最后的问题，我现在是大一新生，我问这问题是比较笼统，不知道您的感觉是什么？我的问题是：你觉得你在大学四年里面最重的是什么？是你的学科？还是你课后所学习到的东西？在这些你所学习到的东西里面，你刚刚有讲过，因为做了它而喜欢它，在你去享受的过程里面，所能感受到推动的动力是什么？
好难噢。我觉得大学在台大四年最大的收获，其实是台大整个气氛给我的熏陶，其实这个最重要，也学了一些知识，我起码每门都及格了，不然不能毕业，但是最重要的是：台大实在是非常、非常自由学风的一个学校，让我可以在里面想做什么就什么，我常常会去一些完全不相干的课，也有机会可以听，像哲学系的；可以认识很多很多好朋友，不是本系的好朋友，像在清华大学的同学就常常跟我抱怨，他自己觉得他们的同构型太高，当然这几年有改善，有人文社会学院了。所以台大是台湾的一个首善的完整大学，大家应该珍惜这个机会走出去，不要整天就是教室、寝室、图书馆，不要这样子，你走出去，我的一个男孩子现在也在台大念，他是化学系，他不知悔改还是念化学，他就非常enjoy台大，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台大里面那么多活动、那么多好的朋友，不管什么系的，他都跟他们去，我非 常欣赏他的态度，态度还比我当时好，我当时花了太多时间去打撞球跟写武侠小说了。
我想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再一次的谢谢刘教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