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耀基:我的学思历程[独角兽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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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二00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星期二)晚上七时至九时

  地 点:台湾大学思亮馆国际会议厅

  主讲人:金耀基

  1937年,中日抗战爆发时,我二岁,在杭州。我的小学大都是在战乱中渡过的,抗日胜利后去了上海,刚读初中不久,中共军队已临上海,1949年就随父母避难来台湾了。我正常的读书生涯真正开始是到了台湾之后。到台湾的时候,内战并未结束,还闻到战火味,两岸是非常紧张的,但是隔着一个海峡,我还能有一个安定的求学环境。1949年以后,中国人的命运 可以说被分成两部份,假如我1949年仍留在大陆的话,我今天就不可能有机会跟大家谈这个题目了,要讲,也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我初中唸的是成功中学,我觉得成功中学给了我很多东西,自己一些基本的兴趣与价值观或多或少是在那个时期形成的。当时成功的师资素质非常高,有一些老师过去在中国大陆还在大学教过书,有的早着文名,其中很突出的是一位国文老师,他一直觉得我的国文程度很好,甚至最近他从旧金山给我的信中他还惋惜为什么当年我不跟他学诗。他就是中国现代诗中占重要地位的纪弦先生。在成功中学,他的名字是路逾。路老师乐观、浪漫,讲究文字的音乐性与意象,在他与其他如祝丰等师长的薰陶之下,我不写诗,但倒也有文学的想像力,我以后从事社会科学,始终都有很强的人文的倾向。

  成功中学毕业后,我进了台大。以今天就中国的大学在世界的位序来看,我认为台大是一所很优秀的大学。我在台大唸书的时候,傅斯年校长刚去世不久,他是北大出身的,他领导台大时间很短,但对台大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使台大有一种自由、开放的独特风格。在台大我唸的是法律系,当时有不少大陆来台的资深而具有学术风格的教授,如萨孟武 、梅仲协,范寿康等。台大四年,让我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大多数时间我是在图书馆中渡过的,台大毕业后到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转唸政治。我是为当时政大政治所的教授阵容所吸引的。王云五、浦薛凤、邹文海等先生都是名重一时的学者,政研所二年,加深了我从事学术研究的趣旨。我在台大一年级时已考取高等考试(高中毕业考取了普考),主要是为了让父亲高兴,父亲是很重视国家典试的,在台大、政大的二个阶段,法律、政治学是我所读的专业。但是在这段求学时期,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或者说为一个问题所困苦,那就是中国的前途问题。台湾在那个时期,虽说安定,却十分艰辛,面对大陆,有一种无奈的忧患心理,作为当时国民党统治时代下的知识份子,很少不会去思考国家社会的前途,特别是中国文化的前景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份子的中心课题。大家知道在五四新文化运 动期间,中国的思想界有一番大的论争,在我读研究所的时候,台湾也有一个所谓的文化论争。论争很热闹,在当时沉闷的文化圈,透显出生气和新鲜感,但坦白讲,当时台湾的论争,并没有能超出五四时期论述的水平,我曾写了一篇四万多字的文章,发表在一个叫《狮子吼》的月刊上,提出我的一些看法,今天再回头来看,很可以看出我当时的心情,在那篇文章中我对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提出了一些思考。当然,今天看来,文中的论証是很不严谨的。此后,中国社会文化的问题一直成为我学术研究的主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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