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红二代”的个人史

老愚

        在老鬼六十三岁这一年，红色十月，《血与铁》与《血色黄昏》同时修订再版，迅疾受到老知青及后代的追捧，读者坦陈读完这两本书“被血色的中国社会所震撼”、“震撼无比！只觉得这样的社会该死”……这似乎可以看做“知青”一代进入历史的标记。

        一代人恍惚间步入自己的暮年。老鬼的走俏并不意外，乃是诸种需求的叠加所致：同代人需要回忆，老鬼代表着他们共同的记忆，他是把他们荒芜而惨烈的青春岁月保留在文字里；年轻一代渴望了解父辈的历史，而老鬼极端真实的叙事，恰好可以提供一个可靠的文本；还有，当文学变成无聊的码字，老鬼粗粝雄浑的文笔（岳建一语），给予读者久违了的阳刚之气，他所表现的被压制的人性悲剧，在物化时代具有净化心灵的功用，等等。

老鬼似乎就是为记录历史而来到这个世界。当他1947年出生时，中国内战正酣，几个聪明的脑袋，替大众做出了自以为正确的选择。自“解放区”蔓延开来的“土改”，颠覆了中国亘古有之的道德伦理，等到中共执政大陆，一切人事都被迫接受了钦定的命运。

    作为红色革命者的后代，等待老鬼的本该是一条坦途。父母均是正宗的革命干部，父亲马建民官至北师大党委副书记，母亲杨沫以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迈入革命作家的行列，这个家庭很自然地跻身被“革命”重新划分的富贵阶层。老鬼这个地地道道的红色后代，如果没有那种“强烈的个性”，他的一生一定会过着云上的生活，衣食无忧，逍遥自在。

    但是他弄丢了自己的前程。他因为太想成为合格的红二代，而走上了不归路。

    弃儿，似乎是他的宿命。性格中那股犟劲，是他全部苦难与不幸的根源。他把一切字面上的东西当真，以官方树立的“英雄”为自我改造的楷模，亦步亦趋模仿之，时刻准备成为一个“真正的英雄”。他把自己变成了可爱的“一根筋”，一个令社会管理者头疼的麻烦制造者。

    他能忍受肉体上近乎自虐的锤炼（练块头、长走），但他制服不了自己的人性——性的躁动（手淫，意淫国母），爱的需求（被组织信任），自我表现（涂胭脂）等等。

    他根据字面的东西进行人生游戏，而且非常投入和执着，这一切在别人眼里，是那么滑稽可笑。大家都知道自己扮演的角色，都在按照心照不宣的规则在演戏，而且随时可以退出剧情。他却只有“本真”的表现，他不明白自己的行为举止，会伤害别人；他更不明白，自己为何会变成大众的敌人。

    历经性饥渴、大饥饿、持续不断的思想教育，他却未能成为革命所需要的螺丝钉，反而因为丰富的人性——抱打不平、真诚、渴望正义、嫉恶如仇等等，被甩出了成长的轨道，最终沦为革命的敌人。他并不想做敌人，而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有后援的叛逆者，一个顽皮的较劲者。

    他或许是革命的敌人，但革命绝不是他的敌人，因为他始终在本能的层面上进行反抗，相信有一个自上而下的纠错机制，自己所遭遇的并非制度所强加，而是革命队伍里的坏人所造成的。朦朦胧胧的本能，似乎觉出了制度的荒谬，但仅此而已。他羡慕英雄，但自己成不了英雄。

   《血与铁》是作者代表作《血色黄昏》的前传。它记述了作者青少年时代的独特经历，非常真实地再现了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代人的青葱岁月。自小学开始的一整套英雄主义教育，塑造了主人公激烈、叛逆的性格。出自本能的欲求与被革命激活的表现欲纠缠交织，令他陷入层出不穷的困境而难以自拔。革命就是生活，而革命在远方。游行，串联，打砸抢自己的亲人，革命迷狂主宰了发育中的老鬼。去越南，闯西藏、搞刀枪、蹲班房、最后自愿去内蒙古大草原插队。这样一段被主流话语刻意遗忘的红色记忆，正是后来者理解“知青”和“红卫兵”一代的密匙。我们也才能理解他们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破坏性极强的“革命性格”，以及在革命名义下人性的丑陋和卑污。

   《血色黄昏》写的是他在内蒙古兵团插队的经历。因为“政治陷害”，他成为可怜的上访者。他用了八年时间，才获得一个正常人应有的权利。老鬼假借山西大同1976年抗议运动参与者胡陵章名字的谐音“林鹄”，叙述自己因打架而被兵团定为“现行反革命”的劳改生活。八年里，他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中挣扎：狂喊、怒骂，夜复一夜的思想斗争，一纸纸发向兵团各级官员的申诉信；一个根本不理他、甚至不愿和他说话的姑娘，成了他全部的精神寄托，疯狂的单恋以及时时涌动着的野兽般的性欲……“没有纯情，只有性苦闷；没有英雄，只有苟活者。”这样的文案非常恰切。

    一位台湾读者读完《血色黄昏》后写道：“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生为人就已经是悲剧了。书中半天使半野兽的主人公林鹄，更是悲剧中的悲剧，以天使的心面对灰茫的大地，以野兽的力澎湃挣扎！老鬼不只是：‘写！写！写！写出我的爱，我的恨，和我的耻辱！’这样一本血淋淋地呈现生而为人的光辉的书，我期望有一天，它能得到它应得到的‘疼爱’。”

    《血色黄昏》的价值在于，它揭示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普通而残酷的精神奴役，全面展示了兵团的“政治生活”运作，描绘了一幅令人窒息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场景。杨健先生在《中国知青文学史》里称，《血色黄昏》是知青文学里程碑式的代表作，因为“它描述了真的人生和真的历史。知青苦难的历史终于得到了还原。”

    老鬼描述了一个罪恶的存在，但却未能洞察其实质。

    在他的世界里，黑白分明，善恶分明，简单的生活逻辑似乎就可应付一切。他要用一己之善恶好恶区分身边人事，获得道德安宁和心灵平静。泛道德主义情结藏在他的内心深处，时不时跳出来。他有忏悔和后悔，也容易如此。因为他易于认定是非，判定恩怨。

    他的作品隐含着一个深刻的主题：在无信仰的社会里，政府塑造的主流意识形态，会制造无所适从的孤儿。作为背叛自己阶级的异端，他与亲人决裂，与主流对抗，总是处于精神上的爆炸状态。他以为自己代表正义和真理，才拥有别样的抗争的底气。

    对接纳他的下层人民而言，他同样是危险的。因为他的“人民性”非常狭窄，他只代表那个自己在复仇，跟社会上一切邪恶的东西较劲。较劲有时就是目的，他要显示自己的蛮力，以此获得掌声。他太像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拳击手了。他并不担心落魄，他知道会有一个人在托底——革命家庭及其革命关系，在关键时刻总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即使他真的犯规了，也会被认为是自家人任性的出轨，甚至还显得别致，而不会遭受铸工胡陵章一般的刑罚。

    他跟母亲杨沫的方式截然相反。杨沫以激情的虚构编织一个理想的世界，激励读者往前走。老鬼则是执着地记录自己的苦难史，以此换取人们对丑恶的认知与警惕。他在这种记录中获得了肯定，既有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肯定，也有对记录中国历史的价值的肯定。

    这种机会似乎也属于红二代的“特权”，因为一般人很少有机会，把一己之经历转变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普通人的历史很难进入人们的视域。

    他完成了一个人的中国当代史（1951——1989），其“血色三部曲”——《血与铁》《血色黄昏》《血色黎明》，完整地呈现了从一个四岁孩童到胡耀邦去世的漫长历史。对中国当代史而言，在诸多宏大叙事之外，老鬼的自传体作品自然构成了一个文本——真实，当然是老鬼式的真实：他看到，他感受到，他能想到的。如果有更多的人来自由地书写个人的历史，就可以校正老鬼的记录，平衡因偏狭固执所带来的虚饰与偏离，我们也才有可能描述出中国当代史的真正面目。“我的经历，是一代中国人的经历。”老鬼这句话并不确切，他的经历仅仅是红二代中不合群的遭遇，而非一代人必然的经历。

    政治狂热，带有强烈英雄主义色彩的救世主意识，以及忽视凡俗生活，似乎可以作为红二代的特征。或者说他们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格”，易于相信与易于怀疑，冷酷而激情，他们纠缠于“忠诚与背叛”、“正确与错误”、“革命与人性”诸如此类的重大主题而难以自拔。他们渴望站在舞台的中心。作为社会动物，他们有超强的能力和能量；作为个体生命，他们难于享有正常的生活。政治代替了信仰，生命，仅有一次的生命如何度过，困扰着他们的后半生。如果不能与自己达成和解，他们就无法避免痛苦。

    一个人对自己遭遇的刻意书写，意味着进入历史的自觉。老鬼躲在北京郊区的一处土房里，续写着《血色黎明》。两条忠实的狗陪伴着他，他因为忠实而被放逐，成为异端和怪人，但他内心需要忠实。

    他按照自己的经历描述从1976年到1989年的中国。这是中国历史上惊心动魄的十三年，也是经历挣扎，似乎看到了曙光，最终沉沦的中国。红二代的眼里，肯定有不一样的判断。他有惊人的直觉，他也乐于相信别人的赞语。想想真好啊，在我们忽略过的地方，有老鬼这样的人一字一句地记录着，保留着我们流逝的时光。他还不是一个最佳的记录者，却是一个忠实于自己感官和思考的真诚的人。

    他是抱着自己命运的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既是他的宿命，也是他的乐趣。他认准了的路，一定要走下去。编辑家岳建一先生曾经说过，老鬼是一个原始人。这像是赞语，又似乎隐含着批评。他是一个人在战斗，以冷兵器时代的长矛刺向虚无的夜空。他的边缘化存在，是这个相当自负的时代的悲哀吗？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