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严重歪曲事实的文章——评《是可忍，孰不可忍》

时间:2001年11月17日 作者：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办公室 来源:《博览群书》
看了《博览群书》2001年第五期《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文(以下简称《忍》文)，感到十分气愤和好笑。该文自称是“评湖北省社科成果评奖中的学术腐败”的。但其内容十分不真实，而且用了诸如“一手遮天、结党营私、瓜分利益”等等十分不负责任的语言，对我国著名的哲学家陶德麟先生进行了人身攻击。我们不解：胡编加猜测能成为反腐败的“英雄”么?!
确实，在现时我们国家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腐败现象。因此，从党中央到各地党委都在切实抓反腐败斗争。这也是人心所向。但是《忍》文却用“猜想”代替事实，不负责任的把“腐败”当作一顶时髦的帽子乱扣，这是极不严肃的。
《忍》文在《博览群书》发表前，其作者曾经以《学术腐败何时了》为题在网上发布和寄送书面材料等方式，向相关的媒体、高校和学者个人及有关领导寄送过投诉材料。我们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办公室也收到过这份材料。为此，我们专门组织调查组进行了调查，其中包括约请反映情况的三位教授中的赵林和彭富春教授(邓晓芒教授出差在外未约请到)来面对面地座谈。我们告诉赵、彭两位教授，对于任何的批评，包括偏激的批评，我们都是欢迎的，总会对今后的工作有帮助。但是，一定要依据事实说话，而且对学术界的同事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要说情绪化的话。当时，两位教授除了在一些问题上坚持已见外，也承认了有些情绪化的东西，而且也承认在某些地方与事实有出入。正当我们准备将评奖成果公示后的情况进行综合研究的时候，看到《博览群书》将这个材料只作个别文字的删简后发表了。这引起了我们湖北省评奖委员会的专家学者和许多学术界同行的不满。为了澄清事实真相，我们认为有必要针对《忍》文提出的有关情况作一介绍：
1.材料说这次评奖活动是由省社科联主席、省社科评奖委员会副主任、武大前校长陶德麟同志“一手操纵”的结果。这是不符合事实的。陶德麟同志尽管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威望，他在省社科联是兼职主席，在评奖委员会的副主任中也不负责常务工作。主要工作都是在省政府和省委宣传部的领导下，由省社科联党组来完成的。日常工作主要是由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也是评委会的副主任)来主持的。加上陶德麟同志为人谦虚，从未对社科联工作及评奖活动发表过固执己见的意见。
2.材料说“身居湖北省社联主席、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哲学组副召集人高位的武汉大学前校长……长期以来一直控制着湖北省哲学界的成果评奖、职称评定和社科基金评审的大权”。这是缺乏常识的话。且不说湖北省的“成果评奖、职称评定和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会成员是有关部门通过一定的条件和程序选任的，不是陶想进就能进得了的。即使在选任以后，来自各高校的专家学者都不是阿斗，他们都有自己的专业知识、学术水准和职业道德，陶能“控制”得了吗？
3.材料说“评审结果的消息透露后，湖北学术界舆论大哗”。作者这是在造势。事实是评奖公示以后，我们得到的信息是，社科界的绝大多数同志反映是很好的。大家都觉得省委、省政府为我省社科界做了一件大好事。此次评奖共受理申报成果1417项，终审和公示的成果为405项(荣誉奖13项，等级奖392项)，中奖率为28.6%，淘汰率为71.4%。公示期从2001年1月22日至2001年3月22日共两个月。在公示期内，省评奖办共收到电话、信函等各种投诉15人次，占1417项的1%。这些投诉共分为三类：①认为本人成果与某某人的成果相比，应该评上奖而未评上奖；②认为本人成果应该评上更高等级而不应该只评为现等级奖；③反映获奖成果中有抄袭。从反映者的心态看，绝大部分都是比较平和的，只有武大哲学系邓晓芒等三位教授的投诉言辞激烈，情绪激动，且矛头主要指向武大哲学系的评委陶德麟和汪信砚两位系里的同行。在这么大规模的评奖活动中，投诉率只有1％，是极为罕见的。这也足见这次评奖活动是相当成功。
4.材料在举出了“评委”和“陶的弟子”获奖的数字后，为了说明评奖的不公，特别提出“陶所在的武汉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有多少人评上了奖云云，为此还特别提出“外国哲学教研室……只申报了3人，全部被斩尽杀绝。”对此，我们想说两点看法：第一，我省的评奖实施细则没有规定评委的作品不能申报，而只规定了评委在评自己的成果时应予回避。因此，只要评审程序合法，评委的作品获奖不应大惊小怪，评委的专业水平都是较高的，因而有一定的获奖人数也不足为怪了。事实上，哲学组的评委中，就有申报成果而没有评上的。评委们在依据条件去评审时，不会去考虑谁是谁的弟子，谁是哪个学校、哪个教研室。因为这是全省的评奖，而不是评某一个学校或是评武大哲学系的奖。第二，应特别指出的是，所谓武大“外国哲学教研室”、“只申报了3人，全部都被斩尽杀绝”，这是不真实的。研究外国哲学的杨祖陶、段德智、邓晓芒三位教授申报的成果不是都评上了吗？!(邓教授申报有两项成果，分别分在哲学社会学组和语言文学组。由于申报成果很多，如不是非常突出的成果，一般每人都是评一项。邓教授在文学组的成果中奖)。没有事实根据的数字能起到证伪功能吗？!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5.材料说：“本届哲学社会学组的评委名单就是在他的一手操纵下确定的，他安排他的弟子……汪信砚担任初评组的组长”。这是主观臆想。事实上，包括哲学社会学组在内的整个初评专家组的成员(包括组长)，都是由评奖办公室委托湖北省社科联研究室最先提出初步名单，交社科联党组(省评奖办公室设在省社科联)研究后，提请省评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初步名单是从由646名正教授组成的专家库里挑选出来的。这646名专家，则是由各大专院校、科研机关的科研处在征得单位领导的同意后报上来的。省评奖办公室在提出初评专家名单时，主要根据以下原则：一是作风正派，办事公道，身体健康；二是学科需要和单位分布；三是与复评学科组相衔接；四是老中青专家相结合，主要依靠中青年专家。陶德麟同志只是在参加评委会主任会议时才知道这个名单，当然也发表了赞同的意见。这怎么能说是他“操纵”、“安排”的呢？!
6.材料中为了说明评奖的不公正，说在初评组的7名成员中有两名“陶的弟子”(《博览群书》发表时删掉了这句)。事实上只有汪信砚教授一人原为陶的博士生。我们当然不知道另一位是谁。但初评组7人中，武大有2位教授。除汪外，还有一位是武大社会学系教授。这位教授得知后说：“可能说我吧!说我是陶先生的弟子，真是受宠若惊，陶先生德高望重，课讲得好，可惜我没听一堂课”(在我们与赵、彭教授谈话时，他们承认这不符合事实)。既然7人中没有2名“陶的弟子”，所以他们假设的那种打分办法推导出来的所谓“不公正”也就不存在了。
7.材料说评委在评审到自己的成果时“本人也装模作样地‘回避’一下，但从评审的结果来看，评委们相互之间的心照不宣、彼此关照、利益均沾、互投关系票，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这是不顾事实的主观猜测。在3月15日和3月16日召开的哲学社会学组初评组和复评组两次评委专家座谈会上，到会的评委有武汉大学、湖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省社科院、武汉市社科院、华中科技大学的教授。他们都一致认为：整个评奖工作是公平、公正、科学、民主的。评审程序是合法的，评审结果反映了大多数评委的意愿，也反映了各院校的整体实力。大家认为，自己担任评委工作既有荣誉感也有责任感。评审工作中注意了评委的形象，也保持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对评审工作是认真负责、慎重稳妥的，是有学术良心的，没有做丧失人格、有辱评委的事。他们对邓、赵、彭三位教授不负责任的指责表示了义愤。
8.材料说，武大哲学系杨祖陶教授(70多岁)申报的成果落选，“使以陶德麟为首的评审小组感到面子上有点挂不住，于是他又向省评奖委员会建议，增设了一项(徒有虚名、没有奖金)‘荣誉奖’”。并说“陶竟然可以在评审结束之后，随意改变原定奖项结构，其为所欲为、一言九鼎的权势亦可见一斑”。这根本不是事实。事实是杨祖陶教授的成果在初评与复评中都评上了三等奖。在评审过程中，每天都召集各组组长开会，沟通情况，研究遇到的具体问题。评委会中的8个组组长在碰头会上都反映了一个难题，即：一些年岁已高、且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老教授的著作被评为三等奖，这可能对老教授本人及湖北省学术界带来一些消极影响。组长们建议，能否将这些评为三等奖的70岁以上的老教授的奖项改为“荣誉奖”。我们觉得有理，但考虑到在评奖“实施细则”中没有“荣誉奖”的设置，因此须报请评委会主任会议决定。于是在12月23日召开的评委会主任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增设荣誉奖，并对其他相关事情作出了决定。这些意见，在评奖结束时都向评委会主任(副省长)作了汇报，得到了批准，这怎么说是陶德麟同志的“为所欲为”呢？
9.材料甚至对成果公示的时间和方式都认为是“煞费苦心”安排的。认为“评奖结果一直拖到一个多月后的除夕前一天，……才神不知鬼不觉地公布在元月22日《湖北日报》上，并采取不标明学科分类、全部混在一起的方式排列”。这又是主观臆断。我们这次评奖工作经请示分管的副省长同意，于2000年12月21日至28日在一军事单位进行。且不说，终评结束的12月28日到公示的元月22日根本不是“拖到一个多月后”。更重要的是，我们当时研究，定了一条原则，即“决不要把二十世纪的事放到二十一世纪去做”。按照这个思路，原来准备安排在2001年元旦前在《湖北日报》上公示的。但由于评奖结果名录需要认真校核，因此，无法在元旦前登报公示。为慎重起见，元旦后我们专门组织人进行了复核校对，并与《湖北日报》社联系安排公示的日期。我们恳请《湖北日报》社务必在旧历春节前登报，这样可免强解释成在旧历年的二十世纪完成了评奖工作。《湖北日报》是在版面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安排在除夕前的元月22日见报公示。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态度。至于“不标明学科分类”，我们是参照《湖北省科技进步奖星火奖奖励项目公告》(《科技信息快报》1999年9月10日)和《武汉市第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结果公示》(《长江日报》2001年1月10日)的做法，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考虑。
这次正常的评奖活动不断被刻意炒作，在国内外造成影响，已使许多正直的人感到愤怒。我国一位著名的网络专家在一份电子邮件中写道：“我对在互联网上登载《湖北哲学评奖中的腐败现象》的行为感到十分震惊、强烈不满。……这篇文章对我国哲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陶德麟老师进行了凶恶的个人攻击，也对武汉大学和湖北学术界的公共形象作了肆无忌惮的损毁，从文字风格到发布方法都充满了‘文革’色彩。此种发泄私人恩怨、不顾人格国格的歪风不纠，中国学术界真是斯文扫地。……特别是设在北美的www.toptoday.com网站是一个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反华性质的网站，……已有近800人阅读了此文，由此可以想象该文在国内外不良影响的严重程度，居心不良的‘反华斗士’们又有了‘新炮弹’了。对于这样一个严重的事件，我作为学术界有影响的学者，深深为陶德麟老师鸣不平，希望此事引起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妥善解决”。
这次评奖工作，虽然投诉率只有1%，但我们还是作了认真的总结。包括武大这三教授在内，他们的有些建议，是可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参考的。而且我们省评委会的主任会议已经对此作了专门研究，并提出了在以后工作中应采取相应的完善措施。
以上所述，仅就“忍”文的不实之处作一指点，对于涉及的侵权问题，有关同志和部门表示要保留自己争取法律救济的权利。
（《博览群书》2001年第10期）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1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