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成瑞口述：“怪病”折磨林彪一生

无法战胜“怪病”折磨林彪一生
笑天 在一个充满阳光的日子里，我们来到楚成瑞老人的家。楚老今年71岁，已离休多年，但思维仍然很清晰，记忆力相当好，说起话来底气很足，健谈而又风趣。老人祖籍山东掖县，早年随家人闯关东来到辽宁大连，1945年在营口参加东北人民自治军，参军第三年就成为赫赫有名的四野统帅林彪的司机。林彪坐着他的车，从关外打进关内，从北平南下开封，然后又挺进汉口。1950年春，在鲜花的簇拥下，他与林彪的“座骑”一同回到北京。后来，由于林彪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乘车的时间少了，他就由司机改做了林彪的内勤，为重病中的林彪又服务了两年多。我们一起聊起了那段什么味儿都有的岁月。  话题是从林彪的身体状况说起的。   连年苦战，累垮了林彪  从投身黄埔，到北伐，到井冈山，再到长征，直至抗战和解放，林彪连年征战，也把自己的身体累垮了。  了解林彪的人都知道，他有失眠这毛病，其实，这病在平型关战役之前他就得上了。那时候，敌强我弱，还要打胜仗，怎么办？歼敌一万自伤八千不行，对他来说，办法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累己——累自己的大脑。结果长期下来，用脑过度，神经衰弱，开始失眠，据说打平型关时他都戴上健脑器了。 更糟糕的事还在后头，1938年3月1日凌晨，奉命率115师直属队昼夜西进的林彪，被国民党阎锡山的士兵误击一枪，子弹从前胸进去，后背出来，伤了神经，落下后遗症，以致后来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最让林彪耗费心力的是解放战争。1945年9月，中央确定“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命令林彪率领十万人马抢占东北。这招棋走得英明，但也险呀! 林彪刚到东北，就感到危机四伏。危机之一没有根据地，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没有根据地，就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像闯进沙滩里的兔子，早晚都得渴死和饿死。开始打起仗来连抬架的人都没有。听说，那时候黄克诚给中央打电报，说东北我军有遭西路军之危险，好在后来经过艰苦努力，才扭转了败局。 苦熬了三年，东北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地方我们占了百分之九十七，部队发展到近百万。国民党的人都佩服我们，蒋介石的爱将杜聿明说，林彪的部队从兵力到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斗力都居全军之冠。  我们开启了顺风船，林彪的失眠症却更厉害了。睡好觉，可以说什么办法都用上了。我也看出来了，他自己也很难受，自己看医书，自己配药吃，也不行。听人家说，可能与以前受伤有关系。听人家说，在东北，有一次他吃了自己配的药，半夜发癔症，只穿一只鞋就跑到冰天雪地里去了，警卫员拖都拖不住。辽沈、平津战役期间，他干脆不治了，也没有时间治，更治不好，辽沈决战险呀!那时候，我们善于打野战，但大兵团的正规化攻坚战没有打过，还不占海优势，敌人又可以随时调华北、华东部队参战；另外，驻守东北的国民党军也不是吃素的，蒋介石的五大主力有两个在东北，统帅也都是抗战名将。那是生死关头，搞不好林彪的苦心经营就泡汤了！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在短短的四个半月的时间里，林彪指挥打了两个大仗——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近百万。党中央和毛主席都很高兴。1949年3月31日，毛主席在北平亲自接见了四野师以上的干部。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首长都参加了接见，听说还会了餐，这可是其他野战军未曾享受到的特别奖赏啊! 不久，林彪又率领四野大军南下。开始仗打得比较顺利，三下五除二就到了武汉。但要消灭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却不容易，白崇禧非常狡猾，林彪三四次想要抓住他，打个大仗，歼灭他，都让他跑掉了。白崇禧的兵也善于跑，他们穿着轻便，装备轻便，善于走田埂小路、水网洼地。有时候你刚发现他，一眨眼的功夫，就像兔子似地，三蹦两蹿跑没影儿了。追不上，抓不着，林彪干着急，更睡不好觉了。一直到衡宝战役，他才松了口气。 随着战事的顺利发展，条件也愈加好起来了，林彪却软了下来。开始是长期失眠，发展到头痛，后来头痛越来越厉害，一痛起来，头直晃，只好用一条小毛巾捂着头使劲揉，揉一揉就好一些。那时常看到他一边走路，一边用手捂着小毛巾揉着头。后来，又不知怎么搞的开始拉肚子，据说是在汉口吃了两个桃子害的。从那时起，林彪对水果就很忌讳了。
1950年初，林彪住在汉口，为了恢复健康，他抓紧了锻炼。开始在住地院子里骑自行车，警卫员要扶着，他不让；警卫员跟着跑，他骑得很快，把警卫员给撂下了。但是这么锻炼，效果仍然不明显，也就算了。为了放松心情，我们还劝他去打过野鸭子，地点是武昌的东湖，我给他开车，给他提枪，给他装子弹。打了野鸭子他也不能吃，都给了大伙房了。打了没几次，身体也没好多少，也就不打了。 后来林彪病情加重，只好请示中央，决定离开前线，返回北京治疗。
林彪病重我改行 1950年9月，林彪去苏联治病和疗养，1951年10月回国。 1953年春天，林彪病情出现反复，旧病没好，又添了新病，住在城里嫌吵闹。6月，搬到了颐和园里的翠云轩。当时，林彪的病已经很重了。我记得当时颐和园的路不好，不适合汽车行走，大家只得用担架把他抬进翠云轩。 这一年是林彪1938年3月负伤以后，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主要是怕冷、怕热、头痛、腰痛、失眠。一天到晚静不下来，需要不断地活动，一到晚上更厉害。他不睡觉，内勤都不可以睡觉，每天照顾他最少要20个小时，几拨服务员都给弄垮了。他烦躁、折腾。服务人员也受不住了，主要是身体挺不住。 林彪病了，不能外出，不用车了，当司机的我也就基本失业了。一天，领导找我，说：“小胖，你别开车了，现在几个内勤累得实在不行，看来只好让你上了。”于是我就改行做了内勤。  我那时候年轻，身体好，对林彪也有感情，做内勤尽心尽力，一天二十几个小时我都守着躺在床上的林彪。那时的林彪已病到极点了。他脸色惨白，瘦得皮包骨，连说句话的劲都没有，一天到晚只能躺着，那个痛苦的样子，我看着也难受，他也特想动一动，可是不能坐也不能走，咋办呢？我抖他的手，抖他的胳膊，他就舒服些。 林彪平时很少说话，现在病了，说话就更少了，有时候一天也不说一句话。不睡的时候，就怔怔地睁着眼睛，像是在想事；心情好的时候，也与我说几句话。 他住的房间是一间老屋子，里面有不少用木料打的隔墙，上面还有雕画和漆画。可是，那种木料好像是樟木，有异香味，林彪受不了，只好请人把这些木隔墙拆掉了。屋子大了就显得冷，又不能烧火炉，我只好加了一个电热棍，就是在一根瓷棍上缠了根电热丝，通电就红，散点热。  因为怕光，他的房间里挂了三层窗帘，人一进，好像进了山洞，眼睛好一阵都适应不了。白天进去我都要打手电筒，他见了还嫌手电筒光太强，我还要把手电筒用布蒙上。老不见阳光不通风，睡的被褥又换得不勤床铺就潮，我就弄了两套被褥，每天给他晒一套，后来又增加到三套，轮着晒，每天换。如果遇上阴天，就放在炉子上烤。这样一来，情况真不一样，他感觉舒服多了，对我说，小胖，还是你好，怎么把被子弄干了？  最苦的就算是我为了给林彪治病，除了常有专家会诊什么的，他身边还有一个医疗小组，北京医院的周院长，一个护士，还有就是我。我管生活，周院长负责检查，护士负责打针。 最苦的就算我了。那时林彪吃饭、拉屎都在床上，怕的东西就更多了。不仅怕光，还怕水、怕风。为了这个“风”，我挨过他两次批。一次，他对我说，以后你离我远一点。我问，我怎么了？他说，你走得太快，你有风。 当时，他的女儿豆豆正在上小学，来看他。由于当时总是在黑屋子里，见不到光，死静死静的，没有一点儿生气，小女儿要来，林彪当然很高兴，他拉着豆豆的手直喊：“豆豆，豆豆。”豆豆要给父亲跳个藏族舞蹈，因为怕风，豆豆只好隔着窗户，在门外为林彪表演了一回。  林彪无论在什么地方，夏天是不挂蚊帐的，他说是嫌憋得慌。可是，在颐和园那个地方，到处都是水和草，睡觉哪能不挂蚊帐呢？没有办法，只能给他打蚊子。打蚊子又不能带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在长竹竿上用毛巾捆个团子，用它一个一个地把蚊子捅死在墙上。 因为怕光，林彪的房间里面没有灯，只有个台灯是为了看体温表用的。灯上面盖了好几层布，只留一道缝。因为他怕冷又怕热，晚上睡觉要换三次被才能保持温度的平衡。开始睡时，只盖被罩；半夜时，要换毛巾被；早晨五六点，要换毛毯。换的时候相当麻烦，不能冻着他，先把要换的东西卷成卷，放在他的脖子下，然后，一点一点地往下撤盖在身上的东西，撤一点，放一点，直到撤下原来的，放完新换的。每晚他要解两次小便，一般是九点左右一次，凌晨一点左右一次，也是在床上，仍然不能冻着他。这样折腾一夜，我最多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直到他早上吃完早饭，我才能再睡一会儿。不过，不到两个小时，他又有事儿来了。  一个人再有权力、再能干，一旦病倒在床上，他只能受人摆布。别看在战场上林彪是百万大军的统帅，也是我的统帅，但在床上我是他的统帅。自从我做了他的内勤，他谁也不要了，只要我。那时，他可听我的话了，就像个小孩子一样，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让他怎么干，他就怎么干。就说洗澡吧，谁人说都不行，只有我跟他说，他才肯，只是他总反复交代，可别感冒了，可别感冒了。我也怕他感冒，就是用湿毛巾给他擦擦，他不洗手，手上皲皮老厚，我就慢慢地给他搓。 骗他……  当时，据我跟医生接触，给他吃的药大都是稳定神经的，我也发现他神经兮兮的。  他对自己的体温很在意，因为体温总是比常人要高一些，总是在三十七度以上。每次试表他都要问，一旦知道体温仍然未降，他就显得很不安。周院长给他解释，这不是毛病，也没用。我也跟他说，你这么老躺着，心急火燎，哪能不燥？肯定比别人要高点儿嘛!他也不听，老是耿耿于怀。后来，我们都懒得跟他较真了。   说起来也是一闪念，那天，我突然想了一个好办法，就找到周院长，周院长问什么办法？我说，他相信我，我就用两个表，一个表是死的，就定它个三十六度，另一个表是真的，在试表时，我一边看表一边把真表换成假表，不给他看真表，骗他。周院长说，这能行吗？我说，试试吧，他要求那么高，一定要把体温降到三十六度，谁也没这个本事，反正屋里面黑洞洞的，他自己也看不清。  不久，我就试了一回。把表定在三十六度六，成功了，不过他有些纳闷，一个劲地问：怎么降得这么快？我一听，坏了，“降”得太快他受不了。第二天就把假表的温度改成了三十六度八。  就这么一直骗了他一个多月，还真管用，他精神好多了。周院长也挺高兴，说，小胖，你真行。  林彪那里一直把体温看得比命重，一旦体温“降”了下来，他也轻松了。一天，他对我说，小胖，我想起来坐坐。我扶他起来的时候，一看他，吓了我一跳，他躺着的时候，由于屋子里太黑，胡子看不出有多长，一坐起来，胡子一搭拉，竟有半尺多长，我一见就怔了。他见我发怔，就问，怎么了？我说，你的胡子……要不要把它刮了。他摸了摸，说，不行，刮了太凉。我说，那就铰一铰。他答应了，后来就把他的长胡子用剪刀铰了铰。   总理同意搭个棚子  在林彪生病的日子里，来看林彪的首长挺多。来得最勤的要数周恩来，总理对我们这些服务人员都很熟，态度也很和气，见我就问，小胖，林总近来怎么样？每当这时，我都要把近期林彪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一下。  在林彪身体稍有些好转的时候，总理又来了，我向总理建议，能不能在林彪的房间外搭个棚子，让林彪出来晒晒太阳。总理说，行啊。很快，总理就安排人来按我的要求搭了个小棚子。  这个棚子是封闭的，但是三面的帘子都是活的，可以随时卷起或放下。我就开始动员林彪出门见见阳光。在这之前，我已经慢慢把盖台灯布的缝隙开大，再后就把灯上的布拿掉了，又把门开了个缝。反正，慢慢让他适应吧。人总不能永远不见光吧。林彪听说要出门，坚决不同意。我就说，我先背你出去，你试试。后来他勉强答应了。我就在棚子里放了一把藤椅，再把他背出来，坐了一会儿，又把他背回去，慢慢他也就适应了。后来就不让我背了，只让人扶着走出来就行了。  由于活动多了，身体机能慢慢恢复，其他方面也就慢慢好起来了。比如说吃饭，原先他只能吃青皮鸭蛋，不能吃黄，只吃青。如果吃馒头，最多吃两个小馒头，没有一两重，一切四半，放在白开水里泡湿，再吃那见不到水的“囊馒头”，以至能吃肉末和菜做的小丸子了。   颠他……  林彪那时还有一个毛病总也治不好，也挺让我发愁的，就是总要让人抖他的手、胳膊。我跟他多年，对他的生活习性很熟悉。据我长期观察，打仗时，他一坐车，精神头就来了。而且，别看他在床上睡不好，在车上有时他睡得还挺香。有一次他难受得又让我抖他的手，抖了他的手，又抖胳膊，还不行，硬让我抖他的肩，我不敢，他还不高兴，逼得我又想了一个办法，弄个车，颠他!他不是要震动吗？全身震不更好吗？  现在有人说，是林彪让人开车颠他，那是后来，当时“颠车”是我先“发明”的，也是逼出来的。那时，由于在颐和园里实在潮得不行，我们已搬到了离香山不远的遗光寺。  我先弄个中型卡车，在后面做了个帆布棚子，两边各有一个小窗户，屁股开两扇门，就像现在的大屁股北京吉普一样。秘书们看我一阵折腾,直问，小胖，你想干什么？我说，首长不是要震动吗？外边的路不平，开车颠他。秘书说，这能行吗？叶群也来问，我解释了一下，她说，你看着办吧。 弄完了，我就去动员林彪，说出去颠颠，可能舒服些。他不干，坚决不坐。我就说，你先坐坐试试，不行咱就不坐了。他很听我的，最后让我说通了，对我说，好吧，试试，就交给你了。  我让警卫员搬上去一把藤椅，让警卫员也弄个凳子上去坐，扶着林彪。安顿好了，我就开车从厢红旗一气跑到了香山，又开了回来。那时，从厢红旗到香山都是石子路，路面坑坑洼洼的，车在上面跑，就跟摇煤球似的。回来一问，林彪感觉不错。第二天又颠，每天颠一趟。一直颠了不少日子，他的精神真的好了不少，后来竟能够自己在院子里面慢慢转圈了。   杭州的大铁床  在杭州的时间较长，林彪身体逐渐好转，只是还想他的“颠车”。他身体不颠就难受。  这又给我出难题了，杭州可不比北京，上哪儿去找中卡，就是有个卡车，也找不到北方的石子路让他颠哪。  听到这个情况，杭州的接待人员很认真，他们提出要为林总设计一个电动颠床，还为此请来了一个工程师。当把要求向工程师提出来后，工程师怎么也听不明白。最后我告诉他，弄个床，一开电门，人在上面就像骑马一样地颠，他才明白点儿，不过他说，他从来没有设计过这种东西，还要请别人研究一下。然后他又是设计，又是画图，搞得很认真，最后，还真给造出来了。我一看，也够现代化的，又是电动机，又是齿轮，又是皮带，半圆形，整整装了一屋子，足有几吨重，一开马达，那玩艺就轰隆隆地响彻云霄起来，上面装的铁床就开始震动。  这个“大铁床”装好后，就让林彪来震，结果，他只震了一次，还不到3分钟，就再也不来了。这种震法，跟军用卡车在路上猛颠的感觉是两码事，就像电影里打仗，怎么也跟实际打仗不一个味儿。林彪要的是真家伙。   林彪有一个战胜不了的“敌人”  依我看，林彪有一个战胜不了的“敌人”，就是他自己身上的病。自从1938年3月阎锡山的兵给了他一枪后，他这一辈子就没好受过，这一枪不简单，它影响了林彪的一生。  对付战场上的敌人，林彪有的是办法，但对付自己身上的病，他一点招儿也没有。为治病，他去过苏联。国内国外那么多专家，都没有给他治好，最后，他只好自己给自己开处方。一本医书，他从东北带到关内，又从关内带到华中，最后从华中带回北京，都让他给翻烂了。他让警卫员给炼过丹，自己搜集过偏方。听说，在双城他吃了自己开的药，一下子休克了。听说林彪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他难受得拉着警卫员的手叫：“好兄弟，帮帮我吧!”
我觉得林彪身体是有病的，有时还很重，也很怪。但他究竟得的是什么病，我说不上来，反正医生每次治疗都有记录，这么大的干部，中央也不会不知道。  

　

资料图：55年授勋时的林彪

抗美援朝时林彪真的装病了吗?
2010年10月14日10:18新华网 朱健

导读：就林彪托词有病一事，聂帅在回忆录中感叹道：“奇怪得很，过去我们在一起共事，还没有看到他怕死到这个程度。”可见，他的回忆不是随意的。
1971年“9·13”事件后,关于林彪装病不愿出任志愿军统帅的说法盛传一时，不少著述也是这样写的。比较早的，如《聂荣臻回忆录》对此是这样记述的：“毛泽东同志原先决定让林彪去朝鲜指挥志愿军，可他害怕，托词有病，硬是不肯去。”[1]《毛泽东传》的记述是：“原拟派林彪率兵入朝，林彪托病推辞。”[2]直至目前，一些著作和文章仍持这一说法，说林彪是“称病不能带兵出征。” [3]那么,事实如何呢？  
一）
毛泽东确实考虑过由林彪出任志愿军统帅的问题。据当时林彪的司机楚成瑞回忆，朝鲜战争爆发后，大概九十月份，林办工作人员曾接到通知，准备入朝。“当时我们都换了新军装，但没有什么标志，毛巾上、水壶上都没有字。林彪家里也准备，换了住处，还换了一些不宜出国的内勤。”[4]不过，毛泽东起初在考虑由谁统帅志愿军入朝作战时，并非只考虑林彪一人。经中央军委批准，由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史》说，最初首先考虑的是粟裕或林彪，后来改为彭德怀。[5]有文章说，由谁挂帅这个问题是1950年10月2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来的。会议开始后，毛泽东首先发言，说“先讨论两个迫切问题，一是出兵时间，二是由谁挂帅。”关于由谁挂帅，一开始有的同志考虑到粟裕，但此时他在青岛养病，前几天还托罗瑞卿带信给毛泽东，信中谈到病情很重。几位常委认为林彪合适，林彪不仅“不大赞成出兵”，“而且称病推辞”。最后，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认为“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这一建议，得到了常委们的一致赞同。[6]有的著述的记载与此稍有不同。按《林彪的这一生》的说法，考虑粟裕或林彪挂帅是这次会议之前的事，情节却大致相同，所不同的，一是它由毛泽东在这次会上回答高岗的问话中述及的，二是多一段故事，毛泽东透露，前段日子又找林彪谈过，与他讲了出兵的意义、有利条件和对付美帝国主义的对策，可林彪说他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毛泽东说：“哎呀呀，他有这三怕，怎么率兵打仗呢！”[7]写得惟妙惟肖，如临其境。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这些记述有差异，但林彪和粟裕均不能挂帅出征是一致的，粟裕有病在身是事实，而林彪有病则空口无凭，这也是一致的。

从目前看到的一些史料判断，林彪当时确实有病，而且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林彪就有病在身。据楚成瑞回忆，林彪长期失眠，解放战争后期发展到头疼，而且“越来越厉害，一疼起来，头直晃，只好用一条小毛巾捂着头使劲揉”。1950年初，林彪住在汉口，为了恢复健康，先是在院子里骑自行车，后是外出打野鸭子，进行锻炼，但效果都不明显。由于病情加重，只好请示中央，离开前线到北京治疗。楚成瑞清楚地记得，林彪一行离开汉口赴北京的那天是1950年3月13日。这时，林的“毛病主要是怕冷和消化不好，后来走路也感到困难了”。有一次从毛泽东那里回来，下车只走了十几米，他就没劲了，只好由警卫员背到屋里。[8]可见林彪当时病情不轻，更不是装的。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也说，1950年初，在北京开会返回时，还与刘建勋绕道济南，看望正在那里养病的林彪，并向他做了汇报。[9]林彪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史》一书则明确指出，林粟不是因为害怕不肯去，而是因为“林彪和粟裕均有病在身，不能挂帅出征”[10]。该书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据介绍，“为了反映历史的真实，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在几十年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上，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组成了精干的编写机构，大量收集和研究了有关国家的历史档案资料，广泛吸取了国内外关于朝鲜战争的最新研究成果，走访了许多亲历重要战役战斗的当事人，经过4年多的悉心撰写、严格评审、精心编校”[11]。

 二） 在许多涉及这段历史的著作和文章中有两个引人注意的现象，颇为有趣。一是对粟裕有病不能带兵出征一事不提，只讲林彪；二是突出林彪反对出兵。 《毛泽东传》是这样写的：“10月2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原拟派林彪率兵入朝。林彪托病推辞。毛泽东便决定派彭德怀挂帅出战。”[12]事实上，毛泽东在1950年9月3日给高岗的电报中已经明确说:“林粟均有病,两萧此间有工作,暂时均不能来,几个月后则有可能”[13]。早在当年7月初，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会议，研究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的问题。会议曾做出决定，由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14]。这表明，第一，毛泽东不仅确实考虑过由林彪率兵入朝的问题，而且也确实考虑过粟裕；第二，至少在10月2日下午书记处会议之前一个月，毛泽东已经了解林彪和粟裕有病，几个月内由他们中任一人率兵入朝的想法不能落实。关于毛泽东点将要粟裕担负抗美援朝指挥重任的经过，《粟裕传》有比较详细的记述。大致经过是这样的：7月初的中央军委会议作出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决定后，毛泽东派陈毅向粟裕传达，明确要求粟裕担负抗美援朝作战指挥任务。这时，粟裕患有高血压、肠胃病、美尼尔氏综合症，面对中央的决定，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怕顶不下来误了大事。因此，他向毛泽东提出，是不是可以考虑另外的同志。毛泽东仍坚持要粟裕去。粟裕即着手准备，不料病情日益加重，不得不向毛泽东请假治疗。7月14日，经中央军委、华东局批准，粟裕到青岛疗养。半个月后，病情仍无好转，粟裕心急如焚。8月1日，他特地托到青岛的罗瑞卿带信给毛泽东，报告心情和病情。毛泽东于8月8日复信，让粟裕安心休养。1983年4月，粟裕在毛泽东的来信上亲笔写了说明，“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因我的病经久未愈，后来改由彭德怀去担任了”[15]。朝鲜战争爆发于1950年6月25日，7月初军委即作出粟裕在东北边防军的任职决定，由此看来，林彪只是没有上场的“替补”。 　　林彪这个当年没有上场的“替补”，后来在一些涉及这段历史的著作和文章中却成了一个主要角色。有人援引不少资料对“毛泽东四下决心出兵参战”的来龙去脉作了详细介绍，其中3处提到林彪反对出兵可作一例。文章是这样记述的：10月1日，毛泽东收到金日成的一份告急电报，连夜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到 10月 2日凌晨2时，首次做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决定。散会后毛泽东立即给高岗发电，要他即刻来京参加会议，同时拟派林彪任志愿军司令员，率军入朝。但是，10月2日下午，中央书记处开会商讨如何出兵时，又出现意见分歧，林彪极力反对出兵，他以美军一个师拥有数百门炮，我军一个师只有十几门炮，且没有制空权为理由，不但不赞成出兵入朝，还借口身体欠佳，不愿当志愿军司令员。5日上午9时，毛泽东委托邓小平去北京饭店接彭德怀来中南海谈话。当谈到志愿军司令员人选时，彭问毛：“林彪现在怎么样呀？”毛泽东手一挥说：“不谈他，不谈他，他这个人打起仗来，谨慎有余，胆量不足。我起初确实提到他，他对东北熟悉，四野十三兵团又在那里，可他惧怕打不赢，又借口身体欠佳，不愿担此重任。”10月6日周恩来向中央军委传达党中央出兵朝鲜的决定，部署各项准备工作，林彪在会上又提出不赞成出兵，他认为：为了拯救朝鲜而把中国打烂不值得，因我装备太差，与美军作战没有胜利把握，美国可能用原子弹或大规模空军袭击中国大陆，因此最好不出兵，如果一定要去，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待机行事。周恩来批评了林彪，强调出兵援朝已定，现在是研究如何执行的问题。[16]中央决策层当时在出兵问题上意见不一，是事实，也很正常。据权威著作介绍，10月4日下午，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并摆了理由。5日下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仍有两种意见[17]。这些该文都提及了，还指明“有的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但究竟谁主张不出兵，谁主张暂不出兵，最好不如何如何这句话是谁说的，都大而化之了。经中共中央一致通过并批准的中央专案组1973年7月10日《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称：“林彪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英明决定，并拒绝到朝鲜作战”[18]。从这份文件看，刘少奇也反对过出兵。当然，根据经验，像这样的文件未必可信。而文件中没有说明林彪拒绝到朝鲜作战的理由，则给了人们很大的想像空间。  三） 现在有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聂荣臻的回忆？ 聂荣臻的女儿聂力说，关于林彪的问题，是聂荣臻写回忆录时无法回避的话题。因为“他和林彪前后共事达五六年之久，应该说是比较了解他的”。聂力坦言：“父亲在写回忆录时，如何写林彪，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林彪属于历史上必须否定的人物，但他也不是一无是处，他也有长处，首先他有很多战功，也是个有本事的人”，“每到关键时候，毛泽东就会想到林彪。”据聂力介绍，“面对复杂的林彪，面对复杂的历史”，对于回忆录的写作，聂帅“定下的指导思想是：林彪的长处糅合在历史进程中，分散开来写，免得写集中了，有‘歌颂’他之嫌，他的短处、错误一小部分也是分开来写，大部分集中来写。这就有了成书后的一节：关于林彪的几个问题”。尽管聂帅在如何写林彪这个问题上花费了相当的心思，回忆录出版后，仍有些读者给他写信，说聂帅没有实事求是，林彪出事了，你就把林彪说成一无是处，林彪坏，是后来坏。聂力分析：“也许，林彪的几个问题也糅合在历史进程当中来写就好了，集中起来写，似乎给人一个印象：聂帅不实事求是，光说林彪的坏话。”[19] 那么，排除记忆方面的因素，聂荣臻关于林彪问题的回忆是不是都实事求是了呢？聂力说：“那是八十年代初，政治上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开放，能够写到这个份上，也有读者说，已经比较实事求是了。”[20]聂力借读者之口，也没有把话说满。就林彪托词有病一事，聂帅在回忆录中感叹道：“奇怪得很，过去我们在一起共事，还没有看到他怕死到这个程度。”[21]可见，他的回忆不是随意的。聂帅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参与了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的部署、训练、运输、供应、轮换等工作。就此而言，他的回忆应该是比较权威可靠的。然而，究竟当时他所了解的情况就是如此，还是另有原因，如为了与某些说法统一口径才这样写的，现在还难以推测。 　　其实，许多回忆并不可靠，特别是时间比较久远的一些回忆。比如，林彪当时因病去了苏联疗养，这没见到什么争议，但他是什么时候去的？说法就五花八门了。归纳起来，一种可称为“之前说”，即是在1950年10月8日周恩来秘密访苏之前；一种可称为“同行说”，即是与周恩来一同去的。楚成瑞回忆，林彪去苏联治病和疗养是1950年9月，1951年10月回国[22]。据林伯渠的女儿林利回忆，林彪去苏联疗养的时间比这还早。1951年5月初，林利作为翻译陪王稼祥去见斯大林，当时她亲闻斯大林对王稼祥谈及林彪在苏联治病的情况，说“医生反映，林彪似无必要继续治疗。”作为背景，林利在回忆录中介绍：“约一年前，即1950年上半年，林彪偕妻子儿女来苏联治病。听说，他在苏治病期间根本不听医生的话，自己整天翻阅一本从国内带去的医书，自行其事地吃药。苏联医生大概觉得很为难，便向上面反映了。”[23]林利关于林彪赴苏治病的时间只能作为一种说法，可信的程度不好说，因为她与其人其事毕竟没有密切的关系。当年作为翻译随周恩来一起赴苏的师哲的回忆应该更可信一些。据师哲回忆，1950年10月8日周恩来秘密访苏时，“因紧急而又机密的关系，总理只带了我和机要秘书康一民同志。那时林彪正在莫斯科养病”。我们“到达莫斯科后，总理立即同林彪取得了联系。”[24]按这一回忆，周恩来一行共3人，林彪又不是一般人物，正常情况下他是不应该记错的。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的洪学智在回忆录中的一段记述也能印证“之前说”。据洪学智回忆，彭德怀当时向他们介绍的情况是，他是10月4日上午被北京突然派来的飞机接走的，下午4点多钟到中南海，参加政治局正在进行的讨论援助朝鲜出兵的会议。第二天，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出兵朝鲜，并决定他去朝鲜。彭总转述毛泽东对他讲的话说，“主席讲：‘原来是想让林彪去的，他对4野部队熟悉，可是他说病了，去苏联治病去了，所以想让你去。’”[25]如果这一记述特别是对毛泽东讲话的记述基本准确，则在周恩来赴苏之前林彪已经在那里疗养是没有问题的。但据康一民回忆，随同周恩来去苏联的“有林彪、叶群、作为翻译的师哲同志和作为机要秘书的我”[26]。两个当事人偏偏推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根据档案材料记载，10月5日林彪在京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27]。这说明，楚成瑞、师哲等人的回忆并不准确。那么，聂荣臻的回忆会不会也不准确呢？
四） 再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当时对林彪的病是如何看待的？换言之，毛泽东是不是认为林彪在装病？是不是如有的著述所说对其“失望、不满和无可奈何”[28]？ 恐怕不能这样说。一来林彪从南方来到北京治疗肯定是中央同意了的，且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到北京后，林彪基本不外出，“有时出去，就是去毛泽东那里”[29]，毛泽东能不知道他有病？二来此后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未受丝毫影响。1951年底，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增补林彪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打倒彭德怀后，让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到了“文革”，毛泽东又把他确立为“接班人”，而且写入党章。正如聂力所言，“这充分说明，林彪在毛泽东眼里，是堪当大任的，他一度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30]抗美援朝是当时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如果认为林彪是装病，那么毛泽东在此后还会那么信任他？ 林彪因病或装病不能带兵出征这件事，在抗美援朝这幕威武壮阔、惊心动魄的历史大剧中，不过是一段很短小的插曲，然而它包含的历史和现实的元素却十分丰富。通过对诸如此类小插曲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不同版本的解读，人们可以看到故事本身和附着在这个故事上的本来不属于这个故事的很多东西，如历史真相的扑朔迷离，如学界风气的浮躁不实，等等，可谓“窥一斑而见全豹”，也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  注：[1] [21]《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36页，第736页。 [2][12][14][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页，第114页，第108－109页，第118－119页。 [3]何明、罗锋编著：《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 [4] [8] [22][29]蒋霞：《我给林彪治“怪病”——访离休老战士楚成瑞》，见陈明洋编：《当年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第102－103页，第103页，第102页。 [5] [10]转引自杨奎松：《评<抗美援朝战争史>》，《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 [6]罗元生：《抗美援朝：毛泽东点将彭德怀挂帅朝鲜的前前后后》，《党史博采》2003年第2期。 [7][28]少华、游胡著：《林彪的这一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306页，第305页。 [9]《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记实》修订版，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11]麻光武：《<抗美援朝战争史>评说》，《解放军报》2001年10月18日 第7版。 [13]转引自薛奇：《高岗、林彪是否反对出兵抗美援朝?》，《军事历史》2000年第4期。 [15]《粟裕传》编写组：《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853－856页。 [16]冯都：《毛泽东与抗美援朝》，《党史纵横》2000年第10期。 [18]《“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10月·北京，第18页。 [19] [20] [30]聂力：《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23]林利：《往事琐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页。 [24][26][27]转引自熊华源：《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 [25]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录》，《中国集体经济》2000年第11期。
http://news.qq.com/a/20101014/000910_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