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之爭背後是經濟實力的較量

文化中國-中國網 culture.china.com.cn　　時間： 2010-07-25 13:41　　責任編輯: 老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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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唐國強主演的《開國領袖毛澤東》首次做出了領袖不講方言，完全講普通話的嘗試。
市場經濟的發展使普通話“攻城掠地”，大行其道，而流行方言的空間則受到擠壓。“保衛方言”與“推廣普通話”的呼聲似乎都有道理……
“方言熱”四處升溫
“我去杭州話培訓班了。”21歲的浙江大學學生高瑩用地道的杭州話跟她母親打了個招呼後，就走出了家門。高瑩參加的“杭州話培訓班”是由當地的一家都市報組織的。與她一起自願報名學習的，還有另外200多人。
儘管高瑩擁有地地道道的杭州“土著”身份，就讀的也是漢語言文學專業，但高瑩對杭州方言的不少發音和表述方式依然不甚了解。培訓班讓她對家鄉方言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興趣。現在她決定好好研究這門融北方官話與當地土語于一體的語言，“因為這裡面能找到許多普通話裏沒有的樂趣”，這位女孩說，“也許我的畢業論文會寫它。”
主講老師劉麗娟說，這個完全公益性質的培訓班吸引了包括公務員、教師、醫生在內的眾多學員，開辦3期以來，培訓了800多名有興趣者。
“是杭州電視臺的《阿六頭說新聞》吸引了我，”來自廣東的梁女士也是學員之一，她覺得這個用杭州方言播報的新聞節目非常好聽，而且風趣幽默。“只能聽到普通話的城市缺少特色和樂趣”，梁說，“我在這裡能找到‘新市民’的歸屬感。”
比之梁的閒情逸致，在距杭州200公里的上海，蔣燁則看到了方言給他帶來的直接益處。“方言幫助我開展業務，使我在這裡如魚得水。”這個在上海的郵票行業摸爬滾打了6年的重慶小夥子，如今能操一口地道的上海方言，“不會吃虧，還能與上海人籠絡感情。”
蔣燁的觀點得到不少人的支援：早在2002年，上海灘出現了首個“滬語培訓班”，學員們描述開課時的情形說，“爆滿，窗臺上全是人。”組織者課後統計，這些熱心滬語的學員並非都是普通意義上的“外地人”，來自海外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學員佔到了20％。同樣，在南京、廣州、寧波、成都、北京等地，方言培訓班也是格外興盛。
與此同時，以說方言為特色的節目也成為地方電視臺的“票房冠軍”。
“杭州電視台西湖明珠頻道的《阿六頭說新聞》創造了收視率神話”，杭州當地媒體稱：根據AC尼爾森的數據顯示，開播第一週，欄目的收視率為1.9％，兩個月內躥到榜首，如今收視率基本穩定在10％～12％。
同樣在這個休閒城市，一個電視新聞節目收視率基本上只能保持在2％左右。
該節目策劃人之一、西湖明珠頻道副總監張建民表示：《阿六頭說新聞》的成功得益於對受眾市場搶佔先機的判別力、節目內容的貼近性乃至整體包裝上的親和力等多種因素。“方言說新聞這種形式有別於傳統的正襟危坐的普通話播報方式，大膽地把表演、說唱等多種藝術手段運用於新聞播報。”他認為，是方言放大了欄目的親和力。
類似的還有紹興電視臺的《師爺說新聞》，由紹興說唱界知名人士擔綱，用方言帶給觀眾風趣、幽默的新聞資訊；浙江電視臺錢江都市頻道的《家在天堂》，每晚9點用方言情景劇的方式將新聞事件演給百姓看；揚州電視臺的《新聞評話》採用當地傳統曲藝的形式講述新聞故事，2005年1月1日開播以來，節目的收視率一直穩定在7%～9％之間，最高時超過了10％。

一度熱播的《呂梁英雄傳》完全採用方言拍攝。
搶救和保護方言
流傳了千百年的方言，儘管在語音、詞彙、語法上與現行標準普通話的差異十分明顯，但作為一些特定區域的文化載體卻有著極強的傳承力，在東南沿海的客家地區甚至延續著“寧賣祖宗田，不改祖宗言”的說法。
語言學家也承認，方言詞彙中那種濃濃的“味道”，是用普通話翻譯不出來的。近年來廣東、成都、重慶等地播放的方言電視劇創下很高的收視率，正說明瞭方言所蘊含的獨特生命力，更加貼近當地民眾的真實生活。北師大已故教授俞敏先生曾說過：“口語（即方言）裏的每一個詞，學的時候都伴隨著豐富的生活經驗，引起強烈的聯想，而書上抄來的詞（即普通話）缺這些個。”
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的專家認為，儘管從電視節目的火爆程度看，方言似乎在“中興”，但事實上，隨著普通話的“攻城掠地”，方言依然時刻“瀕危”。不少熱心人士為此大聲疾呼，要求搶救和保護方言。
2004年，杭州市政協委員毛海濤提案《保護杭州方言，防止歷史文化名城內涵缺失》。
“杭州方言是北方官話和地方俚語完美結合的產物。當所有的城市都說同一種語言時，那麼每個城市獨有的吸引力就減弱了。”毛談及提案初衷時說。杭州方言的形成與歷史密切相關，如果沒有南宋遷都杭州，杭州方言就不會帶有如此鮮明的北方官話色彩。“如果有一天杭州話徹底消失了，那麼杭州作為南宋都城的這段歷史也將隨之消淡。”
無獨有偶，2004年上海市“兩會”期間，上海滬劇院副院長、市政協委員馬莉莉也提交了《保護本土文化之一：滬語的規範與推行》的提案。提案指出：方言具有獨特的人文價值，應該加以保護。作為對委員提案的認可和回應，上海市教委今年啟動了“上海方言保護性調查研究課題”，通過建立上海話語音檔案，把上海話盡可能“原汁原味”地保存下來。如有可能，還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組織專家編制上海方言地圖、《上海話標準音正音字表》、《當前上海話實用詞典》等。目前，該課題已被列入《2005年上海市語言文字工作要點》。而從2005年9月開始使用的上海市初中預備班語文拓展課程教材中，也首次收錄了上海地方方言。媒體援引有關人士的話稱，此舉有助於讓上海學生了解上海方言的悠久歷史。
在粵語佔據相對優勢的廣東，廣州市人大代表尹捷亦有同感。她認為，作為嶺南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和載體，粵語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值得大家去保護和傳承。因此，今年的“兩會”上，她提出了“舉辦‘粵語文化節’的提案”。
教育部的權威人士告訴《瞭望新聞週刊》，保護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一向是國家推廣普通話的重要原則。據一位在汕頭供職多年的幹部介紹，當地歸僑基本上是“與家鄉人講方言，與外地人講普通話，與外國人講英語”，見到家鄉人說說方言確實有一種同根同源的親切感，當然也有有意維護“故鄉情結”之意。但他又認為，如果不分場合與對象刻意保護方言，就可能在心態上形成一種“方言優越感”。特別是在國內一些有上百萬流動人口的經濟發達城市，如果以方言昭示這種優越感，甚至故意捉弄不懂方言的外地人，也會導致外地人的反感，不利於交流溝通。

方言劇《王保長新篇》在四川地區大受歡迎。
不學普通話難以走天下
普通話是國家法定的公用語言。在正規場合說普通話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這與保護地域文化的多樣性並不衝突。出於適應交流的需要，如今許多香港、澳門人都在積極學說普通話，同時也沒有妨礙他們在非正規場合講方言。用中國傳媒大學播音主持藝術學院教授付程的話說，只有越規範的語言，自由度才越大，傳播範圍才越廣。
“文明素養首先是靠用普通話表達和交流被人認識的。”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管理司普通話推廣處調研員郝阿慶這樣說。在一個市場化的知識共用的環境中，學會與不同人群、用不同方式溝通，將成為每個人立足於社會的先決條件。這種溝通的最直接因素，就是學會使用普通話。
“喂，有電話啦，是我呀”，這個吐字標準、發音稚嫩、極具個性化的彩鈴聲，竟出自坐在記者對面的雲南楚雄市子午鎮法邑村段再朝腰間的手機。這位年近花甲的村支書介紹，當初村裏自編自演的一個名為《搞不懂》的小品，改變了全村人不會說、不愛學普通話的習慣。小品講的是外省某商貿公司一個收購員到村裏收購羊皮的故事，由於說不了普通話，村民方言的“羊皮”發音成了“鴨皮”，還把人家公司名稱“華美”發音成了“發黴”，結果一筆大生意就這樣泡了湯。村民們在會心的笑聲中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切身利益竟與會不會說普通話如此息息相關，這是全村學說普通話的最大動因。
紫溪鎮前進初級中學校長楊繼聰，也不厭其煩地用一個曾發生在該校的真實故事教育一屆屆的學生學好普通話。幾年前，一名學生輟學後私自搭火車到新疆摘棉花，由於不會說也聽不懂普通話，幹了兩個月一分工錢也沒拿到，只能一路乞討返回家鄉。楊繼聰說，其實這只是前些年各鄉鎮零星到外省打工村民受騙上當中的一例。外省一些地方存在語言歧視的資訊傳開來，有的鄉鎮不會說普通話的村民就不敢再外出打工了。他們即使到公路邊叫賣自己生產的水果蔬菜，南來北往的駕駛員也都願意與會講普通話的村民做交易，更不要說附近大型國企招工都有“會用普通話交流”的要求了。楊繼聰把這些身邊事歸納出“不學普通話，難以走天下”的道理，對學生的啟發還是相當大的。
從政府組織的勞務輸出到村民們在當地交易農產品，只要說好普通話就能得到實惠，學說普通話便成為村民們發自內心的一種追求。儘管他們開始學說時免不了生硬，不如方言說得流利上口，他們也總是耐心地請村小的老師幫忙糾正自己的發音不準、語調不和諧、用詞不當等問題。如今，法邑村已實現了男女老少與外界無障礙的語言交流。率先垂范的村支書段再朝向記者透露，他的普通話水準主要是通過天天模倣無線廣播的發音，以及受正在上幼兒園的小孫女的隨時糾正才“天天向上”的。
學界曾普遍認為，推廣普通話的難點在鄉村，因為鄉村保留著比較多的古漢語，而普通話歷來在村民心中屬於場面上的“官話”，誰蹩腳地學說幾句“官話”就會被嘲笑是“拿腔拿調”。如今，這種認識受到商品經濟發展的巨大衝擊。一樁樁發生在鄰里間的“會講普通話好賺錢”的切身經歷，大大激發了村民學說普通話的積極性。就像在北京的秀水街服裝市場，來自各地的商戶們主動學習說外語一樣。
然而不一樣的是，在學說普通話的過程中，村民們日常交談的措詞不知不覺地變得嚴謹了，語調也不知不覺地變得舒緩起來。子午鎮黨委副書記張林穎在仔細描述這個變化後說，我問過不少村民：“現在大家都說普通話，村裏吵架罵街的為什麼沒有了？”他們回答：“因為我們不知道普通話裏有什麼粗俗的髒話可拿來用。”
方言與普通話各有分工
以上海為中心的16座長三角城市聚集了近3000萬外來人口，包括60多萬台灣與港澳同胞、歸國華僑以及數十萬名外國駐華使節、外國公司駐華代表及工作人員。在學習和使用普通話的同時，許多外來者也在努力學習上海話。
在與上海發展水準相近的珠三角和北京，方言同樣強勢。早先，粵語只局限在粵港地區使用，後來，廣東、深圳得改革開放之先，經濟騰飛，粵語因此得以在當地“力壓”普通話，並迅速走紅大江南北。在北京，人們很難聽到字正腔圓的普通話，基本上都是兒化音的“京腔”。不用多久，外來者們就會卷著舌頭說上幾句。
“這與當地經濟文化高度發展有關。”上海大學語言研究中心主任錢乃榮認為，經濟發達，吸引眾多移民群體，需要統一的語言交流；而移民文化的集聚與碰撞，又促進了當地經濟的更加發達，同時帶動了當地文化（包括方言）的興盛與外溢，這恐怕就是語言學的辯證法和興衰規律。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城市，就是溫州。被稱為“東方猶太人”的溫州商人們有一個極其重要的特徵——“抱團”。無論是流傳已久的“炒房團”“炒煤團”，還是在世界各地做著各種生意的他們，基本上是集體行動：一人說行，億萬砸入；一人反對，全軍撤退。
“識別對方是不是‘自己人’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方言。”浙江大學社會學系副主任馮鋼教授說，如果不是溫州人，不懂當地方言，將很難融入他們的圈子，更遑論取得信任和左右局勢。
與發達地區方言“大行其道”相反，中西部地區卻對普通話表現出了“情有獨鍾”。在湖南、貴州、雲南、江西等地，越來越多的當地人把方言鎖進記憶的櫃子，轉向能與八方來客暢談的普通話。浙江省語言文字工作者協會理事長王新敏認為，不同地區對普通話和方言的選擇不同，但有規律可循。一般而言，欠發達地區將推廣普通話作為首要任務，而發達地區卻在普通話普及程度較高的前提下，開始關注和呼籲方言的復興。內在原因只有一個：經濟強勢導致了文化傳播的強勢，而經濟弱勢地區則首先以追隨強勢地區為第一任務。“對於亟盼登上經濟快車的內陸地區而言，不能緊跟時代步伐的方言，將成為其融入大環境的掣肘。”一位在粵創業的皖籍企業家如是分析。
王新敏給方言與普通話進行了“分工”：在教育、宣傳、公務活動和公共交際中必須使用全國通用的普通話，這是適應現代社會生活的需要，並非歧視方言，更不是消滅方言；方言是漢語的地方變體，是局部地區人民群眾的交際工具，可以為普通話起一定的補充作用，比如方言可以為不會講普通話的老年人和偏遠地區群眾的溝通服務，在日常生活中發揮增進親情鄉情的作用，在藝術領域中發揮繁榮民俗文化的作用。“把推廣普通話與保護方言對立起來是不科學的，也是不符合實際的。”
語言學專家錢乃榮教授也認為，在東部沿海地區，人們的文化已達到相當高的水準，應該在學習普通話的同時學說方言，而在經濟水準相對落後的地方，其首要任務則是推廣普通話。（周大平 張樂 彭友）
文章來源: 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