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粗口的升华

时下，大江南北，无论城市的大街广场，还是偏僻的村街小巷，网络里，电视上，“哇塞！”——年轻人兴奋的欢呼声超过了五十年前的“乌拉！”但看过电视剧《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亲戚》，剧中有人介绍，“哇塞”乃闽中方言，“哇”即“我”，“塞”是性交动作。这与我早年隐隐觉得这词儿的意象一样，如今却成了年轻人兴奋欢呼的赞叹甚至祝颂。大众对方言粗口的升华竟至是这样！
在这方面，文学与媒体同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人如此指责，我则只能在习作中力戒粗口——而所有的存在都是不容忽视的。纯洁语言，我们的责任是了解粗口泛滥而升华的原因，从而相信大众对语言审美的能力。
事实上，如果说“哇塞”是方言，“我肏”可就是标准的国语。这两个词儿，现在一个在文学娱乐界引领风骚，一个仍被道貌岸然的语文界禁锢着。而这两者却正是字数字义完全相同的骈体。在此，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后者的口语存在。
就说这“肏”字的本义，是指动物雄性对雌性的性行为。在七八十年以前的乡下，不仅“狎淫、行房、性交、自慰”这样的词语没有，甚至“强奸、配种”这样的词乡民们都很少听说，而与“肏”字同义的荤字俗语真不知有多少。比如说适于中小型动物的词，就有“日”、“弄”、“欢”、“行”、“扎”等等。“日”是从“我热”或“我热啦”的“热”字转音而来；“弄”读四声neng，古文即有把玩、玩弄之义，俗语更有“弄不死你不算一回”，或问人交媾快感如何“弄哩妥不妥啊？”；“欢”字更是性喜之意的直接俗化，俗语中谓交配成功叫“欢上啦”；“行”乃“行房”一词的打头字，有见羊倌指称配羊曰“行羊”或“行羔”；“扎”字则是形容公鸡交配的文字（也用于其他禽类交配）。这一方面是形容公鸡交配要把整个尾部向下扎，另则公鸡交配双脚都要踩在母鸡背上，而人除有扎姘头之说，其它活动为了够到高处或避免脏湿了鞋袜，要踩在砖石木凳或其它物体上，方言就说“扎着什么什么”，也就是脚踩着的意思。而乡民的用语是十分精准的。如果家里养了几只母鸭没有公鸭，为了刺激母鸭性激素分泌使之早产蛋，就用一只脚悠着劲儿地踩母鸭的背，习惯了母鸭会非常有瘾地见人趋就，这种情形却只叫“踩（口语读轻声chai)蛋”，以区别于俗称禽类交配的“扎蛋儿”。当年王洪文倒台，据传有一戏剧名媛与之有染，还有上年岁的老人在乡间说，“那么大官儿，谁不愿叫扎哩！”另外还有“将”。《现代汉语词典》“将”字第3义项注明：方言。动词。（牲畜）繁殖；生。例词“将羔”。其实这种注释有失偏颇。在方言中，为了区别于中小动物，更具意象地指称大牲畜牛马驴驼交配时轰然冲击的身体撞动，人们才用“将”这个字。骂人的时候有“万人将”一类的粗话，象棋术语有“将军”，交通事故称“将车”，或者其它什么东西猛撞在一块了就说“将了”，都是意象给予表达情绪的语言选择。
其实，在方言生活中，粗口并不只是为了骂人。原以为粗口只是没文化的表现，因为几十年前，可以算有文化的人并没有几个。现在被名校文化名人颂称蒋公的介石先生，不就有口头禅“娘希匹”吗。且这些当今名人在不称心时也常常仿效蒋公，下意识地来一个“娘希匹”。就是说，粗口，有时甚至很难听的粗口，往往只是人们表达情绪时习惯了的语气助词。是几千年文言文化之道学先生们所设置的语气助词，太不能表达复杂具体的情绪，太不能适于口语切近生活情绪意象的表达，且先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文盲，所谓粗口，也就是很自然的事。
我们再说“我肏”这个最最常用的粗话。人们对手头的活儿做得轻微失手、失意、或是微小之意外，常常会以轻声发这两个字来自语。这种情况下两字发音均是轻声，齿内音或上齿下唇音，短速而轻微，是极轻的叹词。如果事态稍微严重或有所惊异，这叹词的前一字会发四声，后一字仍发轻声，音调略重，音速短促。如果事态确实严重，这个叹词的前一字会发三声，后一字为一声，两字音调均重，音速慢长，显有自我抱怨情绪。如果事态彻底失败或造成某个部件无可修复的损失，这叹词的两字都会发三声，音速慢长，音色还尽都似从鼻孔口处向上扬去，表示痛失、自责、无可奈何的情绪。这一叹词，仅对自我行为的情绪反映，就有如此精细的功能区分，而对自我行为以外其它事物的情绪表达，则更有不可尽数的声调音色的表达功能。只是各地乡音不同，那些音素的纷繁表达功能，无法在学术的层面上进行考较。但有一点学术界必须承认，方言粗口比标准普通话在人们生活中的情绪表达甚至意象状物上更具精细的表达功能。
另外，“狗日的”这一粗口，在方言中也具备如上的某些情绪表达的形式或层次。只是近日见周碧华先生有一篇博文，论说这一粗口在名词选择上的道理。周先生例举了不少的典籍例证，以为自古至今有很多女人与狗性交，人们才选择“狗”这个名词，来组成这一骂人的话，且从人性兽变祖种灭绝的刻毒语言表达心理上来阐述这个选择的语言心理基础。愚以为这种探讨不可取，可能有近于“黄化”这些荤话，至少是有违科学对待这些粗口方言的本真。尽管有些方言是很古的文言，甚至有的可能来自春秋战国以前，由贵族或官吏传入民间，乡民无知，口音又不对，音义讹舛流播某地，但方言中的粗口，却很难说是贵族官吏引经据典给乡民创设的。尤其像“狗日的”这一粗口，更不可能是由史料中有关人狗交配的记述生发出来的口语。
在事实上，口语不仅仅都是乡民生活环境中最通常普遍的事物生发而来的，而且从生发到固定过程上的字词选择，也是有其必然道理的。其道理就在于每个字的表意、声韵都必须符合便于口语的原则。“鸡”同“狗”一样在声韵上便于口语，但要续加“日”字用以骂人，公鸡交配不具备“日”的意象，而“猫、羊、牛、驴、马”这些乡民常近的动物，其名字发声都没有“狗”字简单便易。如果不是大怒，只需轻骂一声，或者仅是一点点叹息抑或轻微的抱怨而已，要顺口轻轻溜出这样一句粗活，与现代战争题材电影中声嘶力竭地骂战友“狗日的”，实难作同义伦比。在抱怨式的轻骂之中，“狗”字发声，口型变动极小，甚或可以不动口型，只消平常状态下的舌头向里微缩一下即能完成，且口腔振动气流比其他几个字所需均少。而且与“日”字发声部位、气流收发极其相近且易。这也是在北方方言中尽多轻声以适变调才能表意精细的原理。这样，“狗”也就成了这一粗口的必选字。
旧年的私塾教育，学童讲粗口是要被打板子的，戒尺会把手掌打的发面窝窝一样。所以旧文人鲜有粗口。而后的学校教育，从文革前就开始打破师道尊严，文革中更是学生可以对老师恶骂，这种学生到社会上就是闯将，很吃得开。那年代市井乡俚的粗人占尽上风，生活中谁还有必要崇尚文雅，敬重文化。就是在文学领域，也被看做是小资情调。然而，国家文字管理部门却逆势而上，将一些荤俗的文字从出版物中摒除，却不能从民风教化上解决生活中的存在，“牛逼”“哇塞”便堂而皇之地升华。而国家语文委如果采取另一种姿态，在对媒体文字的及时监察中，适时发现这些粗口的文字变异，并给与及时的解析，大众——尤其是中学的少男少女，是绝不会如此狂热的。就像性卫生、性道德，中学老师不讲，父母又羞于对孩子说，他们才更容易在迷恍中暗自痴狂。到孩子们习惯于把粗口作为情绪发泄时，整整一个时代的语言文明就再无指望。
语言优美是人类共同的追求，没有人愿意到处骂街的。滥发粗口很重要的方面在于社会背景。大家情绪不好，又自家找不出道理，素质教育只注重功利与虚伪的政治，缺乏人本意识的高雅情绪培养，言论又要自由，粗口能不泛滥？汉语大众语言的纯洁，更待社会多方面的进步，不是什么人能强调得来的。
笔者并没有受过什么语言学理论教育，只是有感于文学领域当今粗口泛滥的情势，在此略陈己见，以期众人粗口适当雅俗，文字警察也莫要杞人忧天。“哇塞”只是时代的一声轻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