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祭唐德刚

燕舞

有些人，即使从未谋面，他也会以一种特殊方式影响和恩泽着我们，比如10月26日晚因肾衰竭而在旧金山寓所过世的八九老人唐德刚。媒体上照例有悼念报道，但我更期待余英时、何炳棣、夏志清、杨振宁和胡菊人等先生能写出悼念唐先生的专文。这样的宏文可以慢慢等待，就像陈寅恪先生辞世13年后的1982年，余英时先生才写出《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

将唐、陈并论当然不太合适，但正如台湾史家王尔敏所划分的那样，在傅斯年、顾颉刚和蔡元培等所代表的科学主义史学派与郭沫若、翦伯赞等所代表的马列主义史学派之外，朱云影、郭廷以和唐德刚等组成的“南港学派”也是“20世纪中国非主流史学”中的重要一支(《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唐先生是自有其独特价值的“非主流史家”。

唐先生走了，但他留下的那些著作应该可以存留50年以上(唐先生曾笑称许多当代著名作家和学者的作品只能留50年，而自己的书可留 100年)。重读这些书，约略可以勾勒出唐先生一生行迹，也算是对一位睿智、幽默、阔达的史学大家的祭奠吧。

一

合肥人唐德刚1939年秋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1948年从安徽学院史地系赴美留学，在与中国素有渊源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系硕士和博士，1959年才获得美国史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至1972年，后兼任哥大中文图书馆馆长7年，最后升为副教授。上过私塾、心仪传统文化的唐德刚，先后参加“天风社”和“白马文艺社”等重要文艺社团。

在中国知识分子“战后”于纽约成立的文艺团体中，最早的是林语堂1951年创立的“天风社”，由其二女儿太乙主编《天风月刊》。唐德刚和太乙是哥大同学和好朋友，千字5美金的稿酬(当时哥大学生的工资是七毛五一小时)吸引着他和其他“多产作家”踊跃尝试新诗、旧词、小说、散文、传记和随笔等多种体裁。

唐德刚成名作《梅兰芳传稿》就是1952年首次发表在 《天风月刊》上，尽管胡适和夏志清都觉得《梅兰芳传稿》“稍嫌渲染”，而且在一些专业知识上有疏漏，但唐德刚能把梅兰芳的脱颖而出放置在京剧变革的大时代背景下，而且不回避其出道时的尴尬和婚姻状况的复杂。并且，对一般论者不太提及的梅兰芳1935年受斯大林之邀和蝴蝶同访莫斯科的经历，唐德刚也给了一定篇幅。

“天风社”终因财力不支和林家乔迁而停办，白马文艺社隆重登场，“胡(适之)先生就变成我们唯一的前辈和导师了”(《胡适杂忆》P81，下引唐德刚著作均省去书名和页码)，社员都是一时之选：《未央歌》作者鹿桥、《五四运动史》作者周策纵(也是后来《海外论坛》的骨干)、闻一多得意门生艾山、徐志摩干儿女何灵琰、后来的哥大音乐系主任周文中……

诗词唱和之外，白马文艺社居然在1956年夏天的 《生活半月刊》上最早尝试刊发胡适口述回忆录，只进行了一两次就困难重重，最后转投财力更雄厚的哥大 “中国历史口述部”。

1950年代末，在胡适发起下，唐德刚连同十余位硕士和博士办了一份“宣扬民主、提倡新学”的月刊《海外论坛》，但这份被雷震誉为“《自由中国》的海外姊妹刊”只维持了3年，唐德刚曾这样反思：“它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起于中国知识分子不能民主合作的传统劣根性。”

香港资深报人胡菊人对 《海外论坛》给予过中肯评价：“除了为50年代的留学生留下声音之外，还不能否认，它是至今为止留学欧美中国知识分子所办的水准最高、文字最好的杂志之一。”

二

“二战”后，美国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应该让亲历战争的一些重要人物的相关记忆保存下来。由于这些要人亲自写回忆录有困难，所以借助日益普及的录音技术，将当事人谈话录音并整理出来，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历史记忆保存方式。哥大教授、唐德刚师长辈的艾伦·芮文斯(AllanNevins)正是 “口述历史 ”(OralHistory)一词的发明者，唐德刚作过一个简述：“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的历史，而是口述史料。”

1948年，在联邦政府和福特基金会赞助下，哥大正式成立“口述历史部”，后在华裔历史学家韦慕庭和何廉建议下，1957年成立“中国口述历史项目”，聚焦于 1949年前后移居美国特别是纽约一带的前国民政府政界、军界和学界名人。唐德刚比较早地加入“中国口述历史项目”。

《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已是今人耳熟能详的，作品不必赘述，唐德刚的成功得益于多方面因素的合力：本身受过严格史学训练，对中西历史包括民国史都特别熟稔，充分利用了同乡、哥大校友、昔日上下级、世交等多种关系，访谈前进行了充分准备，采取有说服力的方法赢得访谈对象的配合，中英文俱佳……

当然，让唐德刚遗憾的是没有做出严格意义上的 “张学良回忆录”，他计划中最重要的民国口述回忆录《蒋中正先生年(日)谱》也未能如愿，一个庞大的民国史描述体系也就难以建立。

据《现代传记学》(杨正润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的考察，“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代表的美国口述历史以名人为主；欧洲的口述历史则把重点放在普通群众的口述上”(P434)，英国、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国家的口述历史都比较草根。1990年代后期，“口述历史”在大陆史学界、新闻界甚至文学界等领域日益普及，一般论者都将作家李辉编著的 《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看作国内较早受唐德刚影响的作品，但唐德刚所代表的相对精英的口述历史(当然，他1991年发起成立的“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也曾访问一些经历抗战的老人；其师芮文斯也采访战后的各国难民)是如何与相对草根的欧洲口述史共同作用进而影响中国口述史的推进的，确实值得深究。

三

因受排挤，唐德刚1972年离开哥大，迫于生计而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并兼任东亚研究系主任12年。唐德刚度过这次“职业转移”的危机靠的居然是 “阿Q”心理：“哼，他们加在一起再搞十年，也比不上我阿Q一人……奶奶的，老子被儿子开除了……”，“在哥大既然不舒服，则哥大除了30万卷的汉文典籍之外，还有什么值得恋栈的呢？”

长唐德刚3岁的哥大英国史博士何炳棣，在其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中对 1945年11月24日至1948年7月1日的纽约生活的回忆却是暖色调的：“最愉快的回忆之一是我从来未受到种族歧视，反而不时受到相关方面的‘优待’。本人相信，时代、国际情势、个人行为和机遇都有关系，种族歧视问题不可一概而论”，“二次大战后来美的中国人大都是高知，不再是苦力工人了；中美友好关系方兴未艾也大有助于两国人民的接触。”(《读史阅世六十年》P208和P211)

有趣的是，夏志清在为胡适晚年蛰居纽约时无法获得美国名校长期教职而打抱不平时，他引用了唐德刚的精准概括“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并没有把胡适看成胡适啊”，还有一段未尝没有道理的“诛心之论 ”：“50年代，胡适同林语堂先生 (辞掉南洋大学校长之职以后)大半时间留在纽约，而且经常来哥大借书，假如哥大有意聘请他们为中日文系教授，他们是一定乐意接受的”，“但中日文系的主管人哪里会有此度量，胡、林二人来了，那些美国汉学教授岂不相形见绌”，“所以美国著名学府乐于聘用赵元任、李方桂这等专门人才(语言学比较冷门，吸引的学生较少)，而不敢聘用胡适、林语堂这样的通才。”

唐德刚来“小庙”纽约市立大学反而能独当一面。《海外论坛》关张后，他“一停笔便几乎停了二十年”，直到执教纽约市立大学数年后才又重新开始历史写作，《传记文学》和《明报月刊》等港台媒体便是此间他实现“文字还乡”的重要渠道。

受《传记文学》发行人刘绍唐(已故)力邀，唐德刚自1976年起开始将英文版《胡适口述自传》译成中文，“一翻两年，竟然变成刘传记‘野史馆’内的‘野史作家’了。”译文自1978年起在 《传记文学》上连载一年，1981年编印成书。详细甚至超过原文的注释增加了《胡适口述自传》的分量，唐德刚将一个洋洋十万言的“短序”变成了副产品《胡适杂忆》，获夏志清等学者激赏。《胡适口述自传》和《胡适杂忆》由此成为“胡适研究”或“胡适批判”最重要的资料。

胡菊人对推广唐德刚也是居功至伟，在《海外论坛》之后，他接手编辑《明报月刊》，唐德刚研读大陆“内部资料”《毛泽东思想万岁》的6.5万字书评，在《明报月刊》上署笔名连载了半年，“至于作者姓名，我们也同意保留。因为我的八十老母还健在故乡，在海外乱评 ‘毛主席的书’不是闹着玩的。”这个长篇书评十多年后结集成了《中国之惑》。

刘绍唐、胡菊人这样的“‘总司令型’编辑”反过来也成就了唐德刚，所以唐的多部作品都请刘、胡作序。在《传记文学》创立20周年时，唐德刚将其与中国大陆各级政协举全国之力整理的“文史资料”作比，盛赞刘绍唐“以一人而敌一国”。

四

唐德刚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兼治西洋史，其汪洋恣肆的才情和识见在《文学与口述历史》和《小说和历史》等文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从文史批评扩展至整个社会和文化、文明的批判。

唐德刚曾经 “觉得吴承恩的猪八戒，实在比鲁迅的阿Q写得更好。猪八戒比阿Q更可爱、更有趣”。爱屋及乌，他也难免尊胡适而贬鲁迅：“鲁迅骂人的尖刻是世无伦比的。他为什么就不能以骂人的尖刻笔调来骂骂自己呢？他说他在乡下的弃妇是‘旧式婚姻’，与他没爱情，所以要丢掉。但是他口口声声却要积弱扶贫、拯救被压迫阶级的苦难男女！他为什么就不能在他自己家中，先拯救拯救这一个无辜的女人呢”，“鲁迅骂尽了敝老师胡适，就凭这一点，我这个胡适的学生就要说：‘啐！周树人，你不配！’”

但夏志清对胡适勉力维系与乡下太太江冬秀的婚姻而放弃追求才女陈衡哲的遗憾，表明他和唐德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差异。不过，通过《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提供的一个细节，我多少理解了唐德刚在婚姻问题上为什么贬鲁迅而尊胡适——1950年代末的一天，何炳棣宴请胡适，胡适饭后抽完烟时，将其领带翻过来给何看，“下端有一小拉链，内中藏有一张5元的美钞。他说这是太太非常仔细的地方，即使真被人抢了，还有这5元钱定可以搭一辆计程车平安回城东公寓。”

总结所谓史学或文学观念可能显得迂腐，但唐德刚提过一个统摄历史与文学的 “十六字箴言”：“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在他看来，“偏向于历史的文学，甚至搞得和历史难解难分的文学，那就是‘小说’了”，“文化和文学之后还有个社会 ——一个不断变动的社会”，“中国小说形式和方法的变迁，是从‘听的小说’逐渐走向现代化‘看的小说’上去。何以故呢？那是受市场经济供需率的影响。”

在唐德刚关于中小学时代的记忆里，“30年代真是我祖国当代文艺和学术的黄金时代”，但自从通过《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接触了1970年代后的台湾文学后，他马上意识到：“今日的台湾文艺界，是把30年代的上海、北平抛入古物陈列所了”，“‘文艺’毕竟不是生姜，老的不一定最辣；‘文坛’也不是市场，在那儿劣币不一定可以驱逐良币；而‘历史’却是一面筛子，优良的作品，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古往今来的佳作、巨著，无一而非是历史的筛子筛出来的。”

兼治中西的开阔使唐德刚论起中西文化差异这样的大题目也从容得很，他说：“两千年来儒家在我们祖国的发展与耶教在欧洲的发展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处。两家的原始教义都是活生生的大众哲学，但是两千年来却被无数的乡愿、学究和家天下的封建帝王和他们的臣仆们涂抹得面目全非。”

将视点移至历史记忆层面，唐德刚又追问：“抗战八年，我爱国军民伏尸三千万——多少可歌可泣的壮烈故事！五十多年来，有多少人怀念他们，甚至提到他们呢？”

1987年，唐德刚第三次来大陆参加史学会议，在西安的“周秦汉唐史学研讨会”上，他给出一个颇具前瞻性的判断：“我们祖国大陆 ‘落后’的主要问题无他，缺少一个自发自励的中产阶级也”，“大陆上能否步台湾、香港地区及韩国、新加坡后尘，扶植起一个‘城市中产阶级’呢”，“不愿在中国扶植一个‘中产阶级’，我们这个‘秦制度’有没有他途可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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