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二○事件后的陈独秀与陈延年

为便于读者重新回顾当年的一段历史，我们特请安徽省首届优秀理论工作者，省学术带头人朱洪教授为本刊不定期地撰写“透视莫斯科秘档——重话大革命”专栏，专栏资料来源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译）。今天刊登的“三·二○事件后的陈独秀与陈延年”一文，披露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内就如何对待三·二○事件所进行的一次路线交锋，日后的历史证明，这次交锋的影响是深远的。

陈延年（1898—1927），又名遐延，安徽怀宁十里铺（今属安庆市）人。陈独秀的长子。上海震旦大学肄业。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参加发起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任宣传部长，编辑《少年》月刊。同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并转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之一。1923年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回国后，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长、区委书记，参加领导省港大罢工。1927年4月赴上海，任中共浙江区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是中共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6月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逮捕，同年7月初被杀害。

1926年三·二○事件发生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茅盾曾问过陈延年：“事情如何结束？”陈延年说，“中央来了电报，要我们忍让，要继续团结蒋介石准备北伐。我们已经同意撤回了第一军中所有的党员。但蒋介石要求解聘季山嘉，这不是中国党的事，让蒋介石自己向莫斯科交涉。”

4月2日，张国焘作为中央的代表，被陈独秀派到广州。在文明路的广州区委会议室，张国焘向陈延年等人说：“独秀同志意见很明确，此次事件是我们党该退让而未退让的结果。”陈延年生气地说：“我一开始便同意毛润之意见，对蒋介石来一个回击，无奈中央害怕影响团结，怕吓退国民党资产阶级，硬不同意……不错，蒋介石有军队，可是我们有群众，不怕他，任他怎样跳，怎么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老头子糊涂极了，他不相信工农群众的力量，对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排斥共产党人的阴谋视而不见，不敢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将会把革命断送。”毛泽东后来说：“像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许多地方，我看出了他的天才。”陈延年后来向共产国际远东局陈述了三·二○事件的起因：“我们对国民党的让步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在3月20日以前就作过一些让步……‘三二○事件’是共产党人和左派软弱合作的结果……我们曾经相信，在共产党人和左派密切合作的条件下，我们谁也不怕———既不怕帝国主义者，不怕国民党右派，也不怕反革命。我们能够战胜一切敌人……我们毁掉了自己的权力是因为我们向右派作出了让步。”

远东局使团9月12日作出关于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批评陈延年等犯了政治错误：“打算让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彻底夺取整个政权机关。而且，陈延年等在1925年12月底对全国形势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没有看到反动派发起的总攻，而期待着不久就会出现国民革命的高潮……正当整个的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巧妙地应付中派，使他们跟右派发生分裂进而孤立右派的时候，我们同志和汪精卫的方针却在客观上导致了中派和右派的联合，把中派推向了右边，把他们开除出中央……导致了左派和中派的彻底破裂和蒋介石的武装发动。”“广州的同志往往指出，除了继续执行‘进攻方针’以外，不可能有任何别的办法来防止‘三·二○事件’。但这是完全错误的。广州同志的新错误是，实际上完全不同意上次中央全会通过的关于我们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

9月16日，远东局委员在上海与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举行联席会议，维经斯基代表远东局作报告，批评了陈延年等1925年12月27日给中央的电报，建议“把国民党中央平分给共产党人和左派”。陈独秀插话说：“我们没有收到这样的电报。”拉菲斯拿出了电报的复制品件，说是从鲍罗廷那里得到的。陈独秀没有再讲话，维经斯基继续作报告。

维经斯基发言结束后，陈独秀说：“广州人的错误是：

（1）他们孤立地看待广东；

（2）他们看不到资产阶级的作用；

（3）他们只从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需要角度来看待国民党，由此得出：

从第一点看，他们没有考虑全国的形势，

从第二点看，他们否认戴季陶主义思想的社会基础，并认为左派什么都能做到，而从第三点看，他们只建立左派政权，把蒋介石推开……我们说，‘三·二○事件’是实行左的方针的结果。要知道，我们已通过同国民党右派在12月份的谈判使他们同意继续与苏联结盟，不禁止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而我们同意在领导机构中发挥三分之一的作用。但在5月15日以后，我们连这一点作用都没有了。”“广州人”即陈延年等人。

接着，陈独秀反驳陈延年等对中央的批评说：“广州人认为，同右派进行谈判导致了‘三·二○事件’。但要知道，在上海这里的谈判没有结束，因为我病了。孙科去广州是右派召他去的……中央采取的让步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在5月15日作了更大的让步。广州人根本否认有必要对国民党作出让步，他们希望有一个左的国民党，他们希望恢复3月20日以前的局面。但这是全国共同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广东的问题。”最后一句话，是陈独秀替陈延年说话，强调他们的情绪在全国有普遍性。

陈独秀发言结束，彭述之说：“我完全同意老头子的意见。广州的同志有两种有害的倾向，虽然可能他们已经纠正了。他们不仅否定大资产阶级，也否定小资产阶级，他们只考虑工人和农民。对国民党，他们是这样想的，要么应当占据它，要么他们应当退出国民党（他们现在否定后者）。想让汪精卫回来，就是想恢复‘三·二○事件’以前的局面。广州的错误部分是由于‘英国人’的论点造成的，就其工作性质而言他只看到了军队和国民党。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派到那里去了，我们把那里的人吓坏了，而派到群众中去的人很少……蒋介石是‘英国人’的坏学生。”“老头子”指陈独秀。在陈独秀发言记录后面，维经斯基批语：“老头子认为广州同志受‘英国人’鲍罗廷的影响犯了错误，这种看法表现在哪儿呢？”

陈延年在“三·二○事件”上的所谓“错误”，没有被共产国际追究，继续任广东区委书记。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后，在维经斯基出席的会议上，陈延年被委任为上海区委书记，在残酷的环境下继续和蒋介石作斗争，直至被捕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