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目睹着李昌平的悲壮命运吗？

人民网 >>观点 >>网友说话 2001年9月12日09:21
就这样目睹着李昌平的悲壮命运吗？

在今年9月8日的光明网上，再次看到关于“李昌平事件”的报道。我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陷入对这个人的悲壮命运的沉思。
一位经济学硕士、身为一个乡的党委书记的人，就因为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信，为当地农民说了真话，讲了农村的实情，就遭到冷遇和打击报复，不得不远走他乡，飘泊江湖，实在令人震惊、感慨万端！
据报道，2000年3月上旬，李昌平在给朱镕基总理的信中说：“总理：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接着，这位有着长期农村工作经验的经济学硕士在4000字的长信中用数字和事实向朱总理反映当前农民负担太重、农业劳动力大批外流、农业生产凋敝以及“浮夸风”等问题，提出要“强化群众监督，严治腐败，确保政令畅通，取信于民”等建议。4月1日，中央调查组没有找县领导，而是直接与李昌平接洽，走访村民，发现情况比信中所反映的还严重，他们感到奇怪和愤怒：地方怎能把中央的政策当成儿戏？可是，稍后来自地方的庞大调查组，却使李昌平陷入尴尬的境地。……可想而知，一个“越级”反映情况和告状的人，在当地还有好日子过吗？李昌平清楚自己的处境，无奈之下，走为上策，到南方“打工”去了。
我希望，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认真地调查研究一番，看一看在自己所管辖的地盘之内，有没有与李昌平相类似的情况。依我看，哪一个领导机关、哪一位领导同志这样做了，那就是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落实了“三个代表”思想的一个实际体现。
我还希望，我们思想理论界的同仁，好好地研究一下李昌平的这个案例。我认为，这个案例实在是够典型的了。我们大家在探索解决中国改革与发展理论与实践诸多问题的时候都特别注重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之研究，那么我想，这就是目前中国的国情，中国国情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我想了很多：
——37岁。多么好的年华呀！正当年！“年富力强”！
——17年的乡镇工作。在青年干部中，能有这么长的基层工作经验，难能可贵。
——学位：经济学硕士。至少在我所调查过的整整20各省和自治区的广大农村，拥有“硕士”学位的干部，寥寥无几。
——“深切同情”农民的乡党委书记。昨天是农民，今天是党委书记，并不鲜见。然而，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不可同日而语。昨天，与乡亲们“称兄道弟”，今天，却是“官气”十足，“土霸王”一个，哪里还有心思“同情”（更不用说“深切”同情）那些仍然为生存而拼搏的农民大众？此等人士，绝非个别。
——“含着泪水”给总理写信。身在“官”位，替老百姓办事的基层干部的确很多，但能够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冒着被排斥和打击的危险给上级领导机关写信者，少；为“众人之事”，直接给共和国总理写信者，更少； “含着泪水” 为百姓苦难而呼号者，少上加少。
相比之下，李昌平同志可谓是“人才难得”，遭此厄运，实在令人心痛。
兹根据有关情节，我提出以下主张：
其一，彻底清查，揭开“内幕”。由有关上级领导机关派出得力的调查组，彻底查清李昌平事件的来龙去脉。特别是要查清楚当初中央调查组走了之后，地方上来的调查组究竟都干了些什么？有没有不可告人的“背景”？是谁人提供了何种“线索”导致县检察院的介入（调查所谓李昌平的“经济问题”）？后来的李昌平，为什么成了“矛盾的焦点”，以至不得不出走他乡？“内幕”应该揭开，“铁幕”必须打破！
其二，向“打招呼”者讨说法。无奈之下，李昌平远走深圳，在蓝田公司任总经理。但是，好景不长，2001年1月，再度辞职。原因是：原来李所在的荆州市的有关领导发现他在蓝田公司，便向蓝田公司的老总打了“招呼”；只因蓝田的基地在荆州，李为了不让老总为难，不给公司找麻烦，只好离开蓝田，到一家时政杂志社当了记者。那么，我们有理由要求荆州方面给个说法，向蓝田“打招呼”，意欲何为？难道非要把讲了真话、揭了当地“短处”的李昌平置于死地而后快吗？
其三，“官复原职”。综合地看，像李昌平这样的干部，既有学历，又有能力，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既有比较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又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即使到了南方的今天，他仍然念念不忘监利螃蟹销路不好、应该推行养黄鳝，还是一心想开发家乡丰富的“水产资源”），实在太少。根据我多年以来的观察，农村最为缺少的，就是这类干部（真正科班出身的农业技术人员也很缺乏，但相形之下，更迫切需要的则是“德才兼备”的基层领导干部）。在我看来，只要可能，官复原职，哪怕是一天也行，意在“拨乱反正”。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我的上述三项主张的基本点和根本意图，就是四个字：“取信于民”！
——试想，一个人满怀激情地讲出了真话，反映了实际情况，最终导致一个地区改革的深入发展，并收到了实效，广大农民也得到了实惠，不说是“有功之臣”（即使不予以“重奖”，但“口头表扬”的资格还是足够的了），起码也不是“罪人”吧！然而，李昌平今日之悲壮命运，实在是“好心不得好报”。如此“世道”，令人齿寒。平民百姓，看在眼里，想在心上，长此以往，“信仰危机”。——此等“症候”，一旦形成，且扩大开来，纵有“神仙”下凡，短时间内也难“治愈”。
——再说了，又是“硕士”，又是“书记”，又是给“总理”写信，信的内容也得到了中央调查组的确认，朱总理还在调查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可最后的结局，写信者几乎成了“流浪者”（笔者本不想用这个词，但又实在找不出更合适的字眼儿，而且，他比一般的流浪者还不如，一般流浪者通常承受的是生活上的压力，而我们的主人公所承受的却是人们最害怕的“政治压力”），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这到底是在向谁“挑战”？所有这一切，又将在普通人们的心灵深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之大，地域之广，党政机关门庭之恢宏，大小官员数量之众多，司法机构完善，纪检部门林立，大众传播媒体又是那么日趋现代化，——到头来，我们连一个应该加以“保护”的人都保护不住，那么，我们还能指望“父老乡亲”们背地里说我们的“好话”、喊我们“万岁”吗？别的我不敢说，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无疑：如此下去，敢于讲真话的人，只能是越来越少，而决不会越来越多！
（网友：华中师范大学  王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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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官走了
搞改革就要有人做牺牲？
一个好官的言不由衷与无可奈何
李昌平：要给农民“国民待遇”
背景资料：
李昌平：朱总理，我有话对您说
农民啊我的父母
为哺育我长大付出多少辛苦！
出风入雨不知春秋
披星戴月不避寒暑
农民啊我的亲人
不知怎样才能表达我一颗赤子之心
第一次见到李昌平，他是作为嘉宾参加广州的一次活动。当主持人介绍他时，他恰好出去了。机灵的主持人幽默地说：“李先生给总理打电话去了。”
李昌平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正是因为他给朱总理写了一封信，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结果“一举成名”，在当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改革，然后仕途“一败涂地”——由于各种压力，他不得不“自愿”辞职，成为一名南下的打工者。
李昌平给人的印象一点也不酷，在荡漾着平和谦逊的笑容里，不容易感觉到他内心的激昂。而我觉得正是这种质朴与某些张狂的不切实际的思想家相比，显得更令人信服，那是缘于生活的一种真实心态。
那是一段郁闷的日子
1999年月12月，李昌平任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
有几件事让这位新上任的书记不得安宁。侯王村的侯大爷和他老伴儿都70出头了，他们步行10多里找到了李昌平：“李书记，我们都快要入土了，还要交‘人头税’。望着步履蹒跚的老人，想到他们全年交了900元“人头税”，李昌平说不出话来，他无法给老人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所谓的“人头税”，就是所有的税费按拥有的田亩缴纳后，不足部分按人头分摊下去，哪怕老人孩子也不例外。
农民的负担日益加重。1999年，全乡农民实际负担1382万元，而全乡农民的农业收入不足1000万元，农民种田的全部所得，用来上交还不够。
种田能手李开明，1999年种18.3亩，收粮18000斤，但是由于粮食市场封闭运行，粮食只能以每市斤0.35元出售（国家保护价0.55元），粮食部门仍以没有仓容为由拒绝收购。李开明说，明年打死我也不种田了。
要过年了，李昌平到处求人借钱，全乡360个干部包括老师已经半年没发工资了，好歹要让他们对老婆孩子父母有一个交代啊。1999年，全乡新增债务1100多万元（高利贷），全乡三级（村、区、乡）债务总额高达4700万元，其中年息30％以上的占60％。
但是，李昌平每次到县里开会时，会上说的与实际情况相差极大。比如，1999年上报全县农民负担比去年减少4000多万元，实际上增加负担2亿元。会上说监利农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实际上全县80％的农民种田亏本，难以维持简单的再生产。
为什么我们的干部不说真话，对农民疾苦、对农村存在的问题熟视无睹呢？李昌平有话要说，要说实话，说真话。
说出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
2000年3月2日夜晚，思忖着上任两个多月来碰到的种种窘境，李昌平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这盘残局该怎么下？李昌平拿起了笔，想给县领导写封信，写了很久却写不下去。他想，自己知道的，当地领导也知道，说了也是白说，但心里的话如鲠在喉。对，给朱镕基总理写信，一定会有效的。找到了合适的倾诉对象，李昌平直抒胸臆，一吐为快，为他笔下的农村农民，为自己的真诚表达，为倾吐所带来的快感，他一边写一边流泪。
信的开头这样写道：总理：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作为经济学硕士，李昌平引用了很多很简单，又是触目惊心的数据，综合起来就是很简单的结论：农民负担太重，种粮税高价低，农业劳动力大批外流，最后自然是农业生产的凋敝和农村基层组织在经济上的困顿。……然后，他建议：“坚决刹住浮夸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强化群众监督，严治腐败，确保政令畅通，取信于民”，“鼓励改革创新，加强调查研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策路线，制定结合实际的农村政策”。
这封4000多字的信，凝聚了他多少感情与思考！但他写完后并没有立即发出，他设想着这封信发出去以后的种种可能性：或者国务院会把信批示到湖北省，然后层层下批，到了县里，这样就可能不了了之；或者中央会直接派调查组下来，把真实的情况反映上去。后者是李昌平所希望的，但无论如何，只要这封信引起了关注，他自己就可能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促使李昌平义无反顾地把信发出去的是两件事：一件事是县委作出决定，2000年的农民负担与上年基本持平，个别项目比上年略有增长，李昌平估算了一下，棋盘乡的农民人均又要多负担200元；第二件事是县委要棋盘乡在县农村工作会议上作典型发言，畅谈棋盘乡2000年农村经济发展的宏伟构想，讲稿早就写好     采访后记
我问李昌平，你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呢？
李昌平说：我很随和，与领导、与同事、与朋友都很容易相处，有极大的同情心，同情弱者。而另一方面，做事很认真、很有原则、很严谨。
性格就是命运，这些性格的因素使李昌平或者埋头干，要讲就讲真话。
李昌平不是一介莽夫，多年的官场生涯使他很清楚说真话所要付出的代价，知道要被认为“政治上不成熟，靠不住”。当结果如他所料时，他坦然相对。他说自己是带着松了一口气的心情离开家乡的。至今，他无悔走过的路，轰轰烈烈地做了一件正义的事情。
身在繁华的都市，李昌平用一口带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诉说着关于农村的故事，丝毫掩盖不住他对农村的焦灼与牵挂。不过，他的思考重点也开始向实用型经济倾斜。他举了一个例子，监利盛产螃蟹，但销路很不好，大闸蟹1公斤才卖30元，又不能放在塘里留着，这些螃蟹一旦交配就会死去。那是无序、过度生产的恶果。所以他在棋盘乡时，就大力推行养黄鳝，因为黄鳝现阶段不能人工孵化，资源有限，是湖区的优势。结果，现在黄鳝的销路与价格都很好。李昌平说自己现在最希望找到一家有实力的企业，开发家乡丰富的水产资源。“这才是农民的富裕之路。”
作为一个经济学硕士，李昌平这个乡党委书记无疑有了一个制高点，有助他宏观地看问题，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对失误提出质疑，同时在管理上可以减少盲目性。文化比较落后的农村，更需要有高素质的领导和干部，一旦他们“把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就有能力带领农民脱贫致富。
可惜，象李昌平这样的农村干部只是沧海一粟！而这“一粟”也不得不飘泊江湖，唏嘘中让人感到悲壮。 （《黄金时代》2001年第9期邓毅富文）
光明网2001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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