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朱熹是什么样子

真实的朱熹是什么样子

 

    ■关于朱熹哲学思想研究的几个分歧

    近年来，关于朱熹哲学思想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1.关于朱熹的理欲观：从批判走向正面理解

    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无疑是朱熹哲学思想中知名度最高、争议最大的。“五四”时期，朱熹的这一观点结合“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被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当做批判“吃人的理教”的标靶加以鞭挞，而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对此批判又进一步呈现扩大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对朱熹认识的深入，逐渐有了从正面理解朱熹理欲观的声音。时至今日，分歧仍然存在。正面的观点主要认为所谓“灭人欲”并非提倡禁欲，而是节欲，节制过度的欲望追求，以保持心灵的宁静和谐，不为物欲所纷乱；也有人认为朱熹的理欲观是针对统治者而言，是对统治集团骄奢淫逸的劝诫；更有学者认为天理是指符合封建道德准则和自己等级地位的欲求，而人欲则是指违背封建道德准则和自己等级地位的非分欲求。反面的观点除继续强调朱熹的理欲观是剥夺劳动人民最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甘愿成为思想统治和镇压的工具之外，也有人从沈继祖弹劾朱熹“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家妇不夫而孕”(《道命录》)等个人问题的考辨出发，对朱熹的理欲观加以挞伐。

    2.关于“理一分殊”：学者对其解读仍争论不休

    理一分殊的观点并非朱熹首倡，但他丰富了这一理论的哲学内涵，使之成为程朱理学的最高本体论哲学原则。朱熹将宇宙自然界的万事万物特别是人与万物的关系，统统纳入到“理一分殊”的理论之中予以解释。他说：“世间事，虽千头万绪，其实只一个道理，理一分殊之谓也。”(《朱子语类》)由于此命题内蕴丰富，导致学者在解读时争论不休。近年来的研究已不再简单认为“理一分殊”是一种天理观和伦理观，是讲“一理”与“万理”之间的关系。但对“理一分殊”的解释，仍有较大分歧。有学者认为“理一分殊”就是“道一理殊”，道流行于天地之间，这就是“道一”；一理散为万物之理，这就是“理殊”。万物各具之理既是一理之“分”，又是一理之“全”，是分和全的统一，个别与一般的统一。万物各具之理，既与“一理”同，又与“一理”异，是同与异、普遍与特殊的统一。有学者则认为“理一”不是实体，是人类共同的价值标准。“分殊”是万物的个体性、多样性和差异性。理一与分殊的关系不是概念论的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是生命论的整体与分体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有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认为“理一分殊”之“分”不是读作平声的动词，而是读作入声的名词，意为“责任、义务”。由此解释“理一分殊”是指“理”高高在上，是永恒不变的道德原则，体现在日常之中，则是因人们身份、地位的不同而承担不同的责任。

    3.关于“心性论”：在四个问题上存在争论

    朱熹的心性学说包含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人为何应当是有道德的？此为心性学说的主要方面，属于从理论上去论证的问题；其二是人如何才能成为有道德的？这是心性学说的最终落脚点，是一个从实践上如何行为的问题。针对为何的问题，朱熹从本体层面提出了一个复杂的论证系统，涉及到理、气、性和心四个最主要的概念，可以简要概括为“性体心用说”和“心统性情说”。对朱熹心性论的理解，争议较多的集中在这样几个问题上：心属于理还是属于气；心是形而上的还是形而下的；心与理之间的关系是相同还是相通；朱熹的心性论是理气二元论还是一元论，以及对朱熹心性论是非功过的评价。 在史学界的努力下，一个“真实的朱熹”逐步得以呈现

    朱熹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必然也会受到史学研究者的关注。近年来，史学研究者采用史学实证的方法，从多角度、多层面细化了今人对朱熹的认识，丰富了朱熹研究的内容，也逐渐呈现出一个真实的朱熹。

    1.从定于“一尊”到遭受质疑

    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都有着很深的时代烙印，对朱熹的评价亦不能外。自朱熹思想官方化后，其人也受到举世尊崇，俨然是一尊万民膜拜的真神。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现实，让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孔孟儒学及程朱理学被当做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加以批判。在这样的思潮之下，对朱熹个人出现了负面评价，但多集中在对其思想的批判上。公允地说，这种批判在当时，是有其进步意义的。新中国成立后，“左”的思想逐渐占据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出于配合政治宣传的需要，全面否定朱熹思想的论调不绝于耳。与此同时，朱熹被描述成了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阴险狡诈的阴谋家、无恶不作的坏分子，这种妖魔化的主观片面论调在那个特殊的时期，竟成“定论”。

    2.纠偏举正与消除误解

    改革开放后，学界开始有人为朱熹打抱不平，如认为朱熹所宣扬的封建伦理道德，虽有鼓吹封建等级秩序束缚人思想的一面，但也有其利于社会稳定发展的一面。学者通过对朱熹读书育人等方面事迹的梳理，认为朱熹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个杰出的学问家和教育家；通过对朱熹政治事迹的钩沉发微，认为朱熹为官清正廉洁、颇有政绩，且抨击弊政，思有所改革，以缓解内部矛盾，并创造可图恢复的条件，是一个有着高度责任感的封建士大夫。这一时期有关研究朱熹的论著，其着眼点在于纠正“左”的思想错误，肃清人们心中长期对朱熹的误解，因此对朱熹的研究仍有单薄之嫌，但是这一阶段的纠偏举正为后来朱熹研究的全面客观、逐渐还原出一个真实的朱熹奠定了基础。

    3.科学客观、走近真实

    近年来，通过史学界的不断努力，朱熹的人物形象愈来愈丰满，也愈来愈接近历史中真实的朱熹。如学者不再着意于后世给朱熹所冠之道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等名号，而是将朱熹置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重视朱熹作为士大夫之一员的基本身份，并以此作为基础，对朱熹展开讨论。认为朱熹之所以能够发明义理、注释经典、兴建书院，以及对时政的抨击、对君主的劝谏、对弟子的教育、对地方的建设，无一不是凭借着士大夫的身份。朱熹的精神造诣和学术成就，虽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士大夫，但绝不能将超过等同于跳过，若跳过士大夫这一身份不论，则朱熹的历史地位便反而不可理解，对其评价当然也就不能做到客观真实。以朱熹“内圣外王”观念的阐释为例，传统观点认为以朱熹为首的南宋儒家，其论述的重点在于“内圣”而不是“外王”，而近年来的观点则认为“内圣”固然是朱熹等人的不朽贡献，但他们更加注重“外王”的实现，他们转向“内圣”则是为“外王”的实现做准备。由此认为在朱熹的思想与行动中包含着强烈的现实关怀，绝不能等同于空言义理的腐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