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有为往圣继绝学气魄 文集一字不改在大陆发行

钱穆。李媛 绘

8月30日是国学大师钱穆先生逝世20周年忌日。对这位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先贤，钱穆高足余英时曾用“一生为故国招魂”来概括钱穆的学术生涯，但他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中国旧魂原封不动地还阳，“而是旧魂引生新魂”。前天，台北市在东吴大学举办钱穆逝世20周年追思会，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与钱穆夫人钱胡美琦、大师故旧门生及至亲好友齐聚台北外双溪“素书楼”，出席钱穆逝世20周年追思会。钱胡美琦透露，今秋，《钱穆全集》将“一字不改”以“繁体直排”的方式在大陆发行。

金耀基：

他有为往圣继绝学的气魄

香港中文大学前任校长金耀基，曾经也担任过由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院长一职，他在钱穆逝世20周年之时回忆说，他20年前是在纽约儿子家中知道了先生的过世，回港后他就写了一篇《怀忆国学大师钱穆先生》，金耀基当时在纪念文中写道，“宾四先生的一生，承担是沉重的，他生在文化倾圮、国魂飘失的历史时刻，他写书著文有一股对抗时流的大力量在心中鼓动。他真有一份为往圣继绝学的气魄。”

金耀基在为追思会所写的《追思钱宾四先生》中，回忆自己与钱穆的结识说，“我与钱先生的结识始于1977年我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之时。是年7月，我专程去台北士林素书楼拜谒钱先生，虽是初晤，但一见如故，钱先生不多虚语，却甚健谈，他善于讲，也善于听，我与钱先生的第一次谈话是很愉快的，辞别时，他一直送我到门外的庭园，还对我说我们有缘。此后，我每次返台，只要时间许可，一定去素书楼看望宾四先生，一谈就是二三小时。”

1977年，金耀基接掌新亚书院之后，特设立一个以钱先生之名命名的“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在这个永久性的讲座上，定期邀请世界范围内对中国学术文化有杰出成就的学者。金耀基回忆说，1978年，83岁的钱穆虽然几近失明，但在夫人陪同下依然从台回港为讲座作第一个演讲。1979年讲座邀请的是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李约瑟。新亚书院已经创办61年，“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也已办32年，金耀基借追思会透露，“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演讲集也将以丛书形式再版。

许倬云：

他不仅是个书斋中的学者

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以《心香一瓣——悼宾四先生》一文追忆钱穆。“回忆在1989年最后一次到素书楼，拜见宾四先生，似乎还是不太久的事。大约十来年前我和曼丽一起去苏州西山，拜谒宾四先生的陵园，更是好像就在昨日。”许倬云说。

谈及钱穆先生的学术成就，许倬云说：“宾四先生是我无锡的乡长。他没有上过大学，自学成功，在三十岁左右，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和《先秦诸子系年》两篇巨著，基本上解决了学术界长期聚讼的公案。”“抗战期间，他编著了《国史大纲》，在警报声中，教导学生欣赏中国文化的源流和可贵之处。这部书至今还是中国通史中难以代替的名著。”“我一生在史学园地工作，无论教书还是研究，《国史大纲》还是非常有用的参考书。我常常告诉学生，这一部书中埋藏了数百篇博士论文的题目，等后生钻研发挥。后来他在台湾几次演讲的纪录，出版成书，谈到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历史上的得失，也是十分有启发性的著作。”许倬云说。

在许倬云看来，钱穆先生更可贵的地方是，他不仅是一个书斋中的学者，“他也是一个非常能干的行动者。”在无锡，钱穆曾经创办了江南大学文学院。1949年来到香港，在艰难困苦之中，他赤手空拳创办了新亚书院。“农圃道上，简单的校舍，却能培育出余英时这样的学者！师生二人，后先辉映，均是一代宗师。后来，新亚书院和其他两家书院并入香港中文大学，使在英国属地的香港有了第一所以中文教学的大学。”许倬云回忆。

遗孀钱胡美琦：

《钱穆全集》“一字不改，繁体直排”在大陆发行

钱穆遗孀钱胡美琦女士在为追思会写的长文《百感交集20年》中说，“宾四生前曾以终生做一教师为荣。他办教育，主张‘为学’与‘做人’两者绝不可分。他自己也以此为终生努力的目标。做一个学人，人生本已寂寞。而生在今天这个时代，要做一个笃实信守中国自己传统文化的学人，其心灵之孤单寂寞，更是难以述说。学术乃千古事，宾四生前自信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可以经得起时代的考验，百年后自有公论。”

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赴台。次年，迁入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之素书楼。但1990年6月，病榻中的钱穆因不愿背负陈水扁指控他“侵占市产”的罪名，仓促搬离这栋故居，旋即病殁。在8月30日的追思会上，马英九再次以此事向钱穆遗孀钱胡美琦致歉。

回忆这段公案，钱胡美琦说，“今天回想起来，我仍然无法使自己心情完全平静。”钱穆当年来到台湾后，钱家与台湾东吴大学协商购买一块坟地建造了素书楼。“就在我们动身前（台湾）两天，经国先生衔命来访，表示其父亲得知宾四准备在台建造家宅，认为应由公家负责。当时宾四并没有接受。”等钱穆一家到达台湾，政府已经代为造好。但到了1990年6月，时过境迁，当时的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称钱穆故居占用市府土地，而陈水扁也以书面质询方式强烈要求台北市政府收回。“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两年，不幸成为‘台湾式民主’的祭品，一个已九十四岁的老人，二十年来过的是隐士生活，一下子被硬拉上政治舞台，成了社会一罪人，没有辩解的余地。”

在追思会上，马英九表示，宾四先生没有霸占公产，那块地登记是宾馆用地，在钱穆返台前原作为招待外宾之用，绝无侵占公有财产之事。马英九引用《论语卫灵公篇》“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来描述先生所遭遇的不公不义对待。马英九在追思会中致辞表示，钱穆先生在历史、思想史上的成就，两岸及华人社会给予的评价在有增无减地提升；先生因家贫辍学，依靠努力自学而成才，他一生对中华文化的执著令人感动、敬佩。

2002年，台北市为纪念钱穆学术贡献，将“素书楼”改为纪念图书馆，委托东吴大学管理，“素书楼”就此定名“钱穆故居”。如今，钱穆故居已成为文史哲学术研究的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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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师（部分）

我第一次见到钱先生是1950年的春天，我刚刚从北京到香港，那时我正在北京的燕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我最初从北京到香港，自以为只是短期探亲，很快就会回去的。但是到了香港以后，父亲告诉我钱先生刚刚在这里创办了新亚书院，要我去跟钱先生念书。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带我去新亚的情形。钱先生虽然在中国是望重一时的学者，而且我早就读过他的《国史大纲》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曾在燕大图书馆中参考过《先秦诸子系年》，但是他在香港却没有很大的号召力。当时新亚书院初创，学生一共不超过20人，而且绝大多数是从大陆来的难民子弟，九龙桂林街时代的新亚更谈不上是“大学”的规模，校舍简陋得不成样子，图书馆则根本不存在：整个学校的办公室只是一个很小的房间，一张长桌已占满了全部空间。我们在长桌的一边坐定不久，钱先生便出来了。我父亲和他已见过面。他们开始寒暄了几句。钱先生知道我愿意从燕京转来新亚，便问我以前的读书情况。他说，新亚初创，只有一年级。我转学便算从二年级的下学期开始，但必须经过一次考试，要我第二天来考。我去考试时，钱先生亲自出来主持，但并没有给我考题，只叫我用中英文各写一篇读书的经历和志愿之类的文字：交卷以后，钱先生不但当场看了我的中文试卷，而且接着又看我的英文试卷。这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知道钱先生是完全靠自修成功的，并没有受到完整的现代教育，他怎么也会看英文呢？我心中不免在问。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在写完《国史大纲》以后，曾自修过一年多的英文，但当时我是不知道的。阅卷之后，钱先生面带微笑，这样我便被录取了，成为新亚书院文史系二年级第二学期的学生了。这是我成为他的学生的全部过程。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引以自傲的事。因为钱先生的弟子尽管遍天下，但是从口试、出题、笔试、阅卷到录取，都由他一手包办的学生，也许我是唯一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