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女人.（朱文小说）

看女人
    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我的朋友小刘。他全名叫刘贵祥，今年五十岁，属牛，大我一轮半，现在土壤研究院的微机室工作。他是工农兵学员出身，在南京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东南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过两年，毕业以后就进了与他的专业毫不相干的土壤研究院。这个文凭不硬，新时期以来他一直为此苦恼，很想得个机会去进修，但是始终未能如愿，后来他还是通过成人自学考试于一九八八年获得了大学本科的资格。那一年他虚四十岁，不但专转了本，而且一反常态地人了党。刘贵祥对我说（印像中其他一些年届不惑之年的朋友也都喜欢这么说，所以可以称之为不惑宣言），他现在的想法两样啦，虽然晚了点，但是他还是想争取一下，弄个一官半职，也好换一套稍微大一点的住房。但是倒霉事接二连三地到了，使他无力招架。先是六岁的儿子刘刚得了一场结核性脑膜炎，然后就是他老父亲的去世，再接下来是在老家的妹妹刘贵香梦幻般地被自己家的摩托车碾断了腿到省城来治疗，到了年底，他和老婆林志敏就分居了。分居三年之后，两人终于离了婚，法院把儿子判给了他。谈到其中的缘由刘贵样一直语焉不详，我问到他时，他也不正面回答，只是给我打比喻。平常他们两个人就磨合得不好，拌嘴斗气是家常便饭。林志敏是本地人，在水利研究所做会计，每次吵完架就把衣服揣进包里回娘家住上十天半个月。刘贵祥有时为了耳根清静还会故意挑起事端，干上一架，把林志敏于走。所以他们离婚是一点不奇怪的，奇怪的是刘贵祥真的有决心离婚。他这个人蔫儿叭卿的，有谋无断，我原以为他会和林志敏绑在一起沉到底的，实在没想到他还会浮上来。
　　当然最先浮上来的还是林志敏，她的水性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就有了外遇，而刘贵祥直到改革开放的中期才在自己家的床上发现这一点。
　　在此之前他还发现了住宅楼高层供水不足的症结所在。当时刘贵祥还在土院的房产科上班，科长让他负责院家属区的旧楼改建工程。从中学开始他就爱好无线电，万用表、电烙铁。二极管等等一直是他生活的必需品，他的能力也在默默的实践中得到了稳步的提高。他动手设计了一个补压器，装在楼道的拐角处，外加一台小型的增压泵，从此这座楼四楼以上的住户就再也没有用水之虞了。就我所知，这是刘贵祥无线电生涯的巅峰。另外他还改良过电视机的电路，据说可以省电百分之七十，这项听起来很玄乎的成果通过了有关部门若干次的专家认证，并且被列人了那一年的省星火科技战略计划。后来不知怎么的就不了了之了，连他自己也不爱再提，似乎那成了他难以启齿的一个隐私。和那一次相比，这个小小的补压器却为他带来了不少实惠。起初土院的领导并不怎么重视，因为他们自己家大都住在四楼以下。但是补压器的名声却不胜而走，好几家单位都来请刘贵祥为他们解决困扰多年的高层用水问题。刘贵祥包工包料，一只补压器收一百块钱，而实际成本不到五十块钱。
　　一只补压器管一座楼，而有时一家单位就有几十座老楼，所以刘贵祥不得不把我也拉来，在他家连夜赶制。我只能干些外围的粗活，主要工作就是做补压器的外壳。
　　所有的工序都需手工完成，再加上工具不顺手，我干得累极了。所以我建议他把补压器的价格提高到每只一百五十块。刘贵样一拍脑门说，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
　　一百五十块一只的补压器仍然很好卖，于是我们又把价格提到了二百块。刘贵祥有了些不安，他非常顶真地对我说，不能再提了，再提就二百五啦，十足的二百五。
　　房产科长听说刘贵祥在外面干私活干疯了很是生气，但是一生气就有了灵感，他和刘贵祥商量了一个公私兼顾的方案。科长把科里的两个临时工派给刘贵祥，让他领着他们一起于，可以在上班时间光明正大地干，因为那就是他的新工作。虽然这么做大部分收益都被单位拿了，刘贵祥还是觉得不错，钱少挣了点，但是心里踏实，再加上单位还能在工具、场地等方面提供不少便利。
　　房产科长的脑袋要比刘贵样活络得多，他更早地意识到这是一项专利。而刘贵祥本人只知道在一只补压器制作完成以后用黑墨把里面的电路板和所有部件统统涂上，以防别人窥破其中的奥妙。省里的专利局刚成立不久，刘贵祥去咨询了一下，申请专利还需要一笔钱，大概要两千块左右，他犯起了犹豫。这时科长非常慷慨地决定由单位出这笔钱。专利号很快就批了下来，不过专利权归刘贵祥和土院房产科共同所有。拿到专利证书以后刘贵样又有些不乐意了，他跟我抱怨说，房产科是谁？
　　男的还是女的？房产科还会搞发明吗？正好土院开始评职称了，在科长的关心下，这项专利还真的派上了用场，刘贵样破例拿到了中级职称。他的心里又平衡了，也就不再追究专利权的归属了。年过半百的房产科长被席卷全国的破墙开店之风吹得意气风发，他向院里申请立项，准备贷款办厂，大规模生产这种补压器。土壤研究院比它研究的任何一块土壤都更贫瘠，所以院领导听说有挣钱的路数，当然全力支持。筹备工作刚开始就碰到了问题，表面上看是产品的命名权问题，而实际上是利益划分问题。科长老用上下级关系来压刘贵祥，迟迟不和他谈钱的事。刘贵祥心里不舒服，于是他以一种老农民的固执坚持要把产品命名为“贵祥”牌补压器。而科长认为，“贵祥”这个名字不好听，太土气，而且这是土院的产品，用个人的名字来命名怕是不妥。刘贵祥说，土院产品的名字就应该土气嘛，再说你总不能叫“土壤”牌或者“土院”牌吧，那就不是土气的问题了，完全就是土。最后，这个问题还是由院长亲自定夺的，他想了想，说，我看就叫“大地”牌吧，这里面有土，说明是我们土院的产品，而且“大地”听起来也大气。于是就这么定了，刘贵祥虽然心里不痛快但是也不便再说什么。
　　就在贷款刚刚落实的时候，市场上忽然出现了一种叫做“水龙王”的产品，其功能与“大地”牌补压器相同，造型。工艺看起来都不错，而且卖得也不贵，单价是七十八块五毛。房产科长和刘贵祥都傻掉了。房产科长傻掉之后头脑仍足够清醒，他买来一只“水龙王”，让刘贵祥拆开深人研究一下。而科长本人已研究过“水龙王”的外壳和包装，上面注明的出品地是镇江扬中县，从地理关系上来判断，“水龙王”的来路确实值得怀疑。刘贵祥的研究又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怀疑，“水龙王”
　　和“大地”工作原理基本相同，如果不是嫡亲兄弟，也至少是同母异父。房产科长一拍桌子理直气壮地说，没关系，我们有专利证书，告他们！让他们赔钱，让他们关门！经过三个月的东奔西跑，房产科长和房产科职工刘贵祥确实赔了不少车马费进去，同时还没开张的大地补压器厂也确实就此关门大吉。生产“水龙王”的厂家出示了多种证书，这是扬中县政府为了发展本县乡镇经济特地从广东引进的专利产品（专利号还比刘贵祥的要小一百多号），并且他们严正警告房产科长，如果土院胆敢生产“大地”牌补压器，就得承担侵权的罪名。“水龙王”一边应付着“大地”
　　的纠缠，一边从容地推出了第二代更新产品。国家专利局在刘贵祥的再三追问下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工作有不够细致的地方，由于“水龙王”的专利登记在前，所以他们正在考虑注销“大地”牌补压器的专利号。刘贵祥不敢再追究下去了，如果他的专利证书被收回的话，那他的中级职称岂不是也要收回？还有那么多他亲手做的正在使用的补压器，如果让“水龙王”知道了，那可怎么得了！赔钱还是小事，这臭名声可如何担戴得起！他越想越觉得这一切就像是一场恶梦，对无线电几十年如一日的痴迷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打击。搞了半天，搞了半辈子，搞出来的都是别人搞过的东西，再搞下去还有什么意思。从那时起他的兴趣开始向电脑转移了，很快又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六七十年代喜欢鼓捣无线电的人，要是换在八九十年代他们肯定会热衷于计算机，那份痴迷十分相像，我也说不清是什么道理。
　　房产科长的新事业就这样流产了，他比刘贵样还要伤心。本来补压器的专利证书一式两份，一份刘贵祥留着，另一份由房产科保存。房产科长把后一份撕成两半，扔进了废纸篓，准备安安静静地等待退休。关于专利权，这个社会生活中的新鲜事物，房产科长先后有过多次堪称精辟的言论，给刘贵祥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当初他动员刘贵样去申请专利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专利那可是个好东西啊，小刘，就好比大街上走着的一个女人，你第一个发现了她，但是她不是你的。你用黑墨把她的脸涂上，别人用鼻子就能把她嗅出来；你把她藏在地窖里也没用，她还不是你的；你整天拿枪守着她也守不住，没准你撒泡尿，她就跟人跑了。所以你必须要和她去领证！领了证以后，她就是你的了，因为这专利权就像婚姻一样，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别的男人就只能看，不能于啦。懂了吧？肯定还有很多男人等着和她领证呢，所以你动作必须要快，一定要抢在前面。后来房产科长又不无感慨地说，这个证看来领了也是白领啊，不属于你的，迟早都会不属于你。他妈的个头，专利权这东西想起来确实也不太合理，就好比大街上走着的一个女人，她只要在大街上走，就会不断地被别人看见嘛，你说对不对，总不能不让人看吧？为什么第一个看见的就可以干，第二个看见的就只能看呢？说到底，这都是人定的规矩，什么权不权的都是扯蛋！刘贵样离婚的时候还清楚地回忆起老科长的这番话，有了这样的理论准备，离婚这件事并没有给他带来过多的痛苦。
　　刘贵祥拉我过去帮他干活那会儿，我才十七岁，刚跨进大学校门不久，也是在东南大学，和他一样，只是专业不同，我在动力工程系读书。我之所以会报考南京的学校，而没到当时最想去的北京去，也与刘贵样有关，这一点我在后面会说到。
　　只要有我参与制作的补压器，哪怕是只出了一点点的力气，每只刘贵样都坚持付我二十块钱。他原先坚决要付我三十的，经我更为坚决的要求才降到二十。我还是觉得太多了，就忙了那一阵子，竟然挣到四百多块钱。当时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四十元整（汇款单、橡皮章、每月十号，因为我父母他们每月五号发工资），而现在一下子额外多出差不多一年的生活费，我真不知道这日子应该横着过还是竖着过了。
　　好不容易捱到放寒假的那一大，我二话没说买了一张火车票，就踏上了去塞外明珠哈尔滨的旅程。之所以选择去哈尔滨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我有一个哈尔滨籍的同学，叫张栋，和我玩得不错；其二，我喜欢“哈尔滨”这个名字，听起来显得特别遥远，为此我还专门查过字典，“哈尔滨”是俄语的音译，意思是，晒渔网的地方。
　　没想到晒渔网的地方竞然会那么冷。火车出了山海关以后，车窗外肃杀的景象就迫使我不得不开始想象哈尔滨的天气（火车里有暖气，让人头疼，但是不冷），随着列车的行进，我想象中的气温也在不断地下降。但是到了以后我发现这东方的巴黎比我想象的还要冷，出了火车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大啦，我怎么什么都没有穿。我同学张栋家住在道外区一片像贫民窟似的平房里，全家老少三代九口人挤在不满二十平方的空间里，没有暖气，靠烟墙取暖。我的到来更添了这一家的窘迫，他们对我越热情，我越觉得过意不去。房间被隔成好几个小间，最大的一间是张栋的老父亲和母亲住的。他父亲是个退休工人，上了岁数了，脾气很大，在这个家里绝对说一不二，每天晚上都要烫上一小壶酒，边喝边骂人，挨骂的主要是张栋的母亲。张栋的两个哥哥都已成家，到哪都夹着装烟叶的饭盒，他们和父亲一样，跟老婆说话时口气特别冲，动辄开骂。相对而言张栋的二哥骂得少一点，他喜欢动手。张栋的二嫂经常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眼泪汪汪地在锅台边飞快地包着饺子。
　　我完全看懵了，心里想做男人原来可以做得这么快活，我怎么不知道。我的同学张栋是他父亲老年得的子，再加上考上了大学，所以在家里虽然不吭声但是很有地位，家里最大的一张床被腾了出来让给张栋和我睡。开始几天吃了早饭以后张栋就陪着我出门转，因为我衣服太单薄，所以我不得不套上一件张栋父亲的蓝色的旧棉大衣，再戴上张栋大哥的破皮帽。棉大衣的腋下绽了线，我走一段就要用手把露出来的发黄的老棉絮往里塞一塞。一般我们要转到天黑才回去，回去吃了晚饭又出门，去兆林公园看冰灯，那里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冰雪节，聚集了来自好多国家和地区的冰雕艺术家。回到家时张栋他们家里人都睡下了。我觉得张栋不愿意在家里多呆，也不愿意我多了解他们家的情况。没两天该转的地方都转了个遍，中央街。斯大林公园、太阳岛等等一项接着一项，在刺骨的朔风中我觉得我的眼睛看不动了。我忽然一想，张栋把日程排得这么满，是不是想让我早点看完早点回去？他邀请我来玩可能只是随口说说的，没想到我这个楞头青说来就来了。眼看着还有十多天就要过年，我呆在这里确实不方便。于是我便自己提了出来。谁知遭到张栋他们一家的激烈反对，他们说大老远来的，怎么能不过年就走？张栋的母亲眉头总是紧锁着，她说是不是嫌我们家穷，吃不上什么好的又睡不上一个安稳觉？·我一听吓坏了，赶紧收回了我的话。当时我对北方人有说不出的好感，总是担心自己不能欣赏北方人的直爽和豪迈，总是担心自己被北方人看作一个内心曲里拐弯的南方人。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就不出门了，天寒地冻，确实没什么可看。张栋家里人也希望张栋能多呆在家里，唠唠嗑，毕竟假期很短。很宝贵。我努力把自己当作张栋家的一员，在日常生活中去感受满足与快乐。能够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纷飞的大雪，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吃饭的时候我大口大口地咽着我不适应的酸白菜，以表示我爱吃，这么吃了几天以后，我确实爱吃了。但是无论如何我无法适应他们的拉屎习惯。
　　因为屋里没有卫生设施，那一带的居民都到一个半露天的公共厕所去解决问题。一跨进厕所我就惊呆了，满地都是屎橛和尿迹。但是你尽管迈步进去，因为寒冷的天气已经把所有肮脏的东西冻得像铁一样硬，不但一点不粘脚，而且还没有一点臭气。
　　但是坑位上结着厚厚的一层发亮的冰，蹲在上面总觉得要滑倒。如果一时半会儿拉不出来，你就得马上收场，不然屁股会被冻掉。接连几天我都没法大便，张栋只好领我去附近的儿童医院上厕所（一站多路，暖气，极大的享受！）。儿童医院的大门口有一个有轨电车的车站，每天早晨当我从医院出来时正是赶着上班的高峰时间，站牌下总是站着一大群人，嘴里喷着白汽，不时地跺着脚。我喜欢站下来看一会儿。
　　哈尔滨的女人普遍毛孔比较粗，浓妆艳抹，皮肤透出青白色，总带给我一种结实又实在的感觉，而男人大多看起来拖沓、暗淡，浑身一股莫合烟味。而我同时意识到，这样的女人就是和这样的男人生活在一起的，做饭、生孩子、挨骂，心里难免生出一种莫名的不平的情绪。
　　我注意到一个背影。差不多有一米七的个头，挺拔，上身穿着一件大红色的夹克式羽绒服，像高粱种子一样饱满，两腿修长，脚蹬一双黑色的马靴，一条又粗又黑的辫子拖在脑后，脖子上还围了一条白色的长围巾。电车到站的时候等车的人一窝蜂地往上挤，而她落在人群的最后面没有动。电车开走以后，站牌下剩下不多的几个人。她朝前站了站，转脸向来车的方向瞟了一眼，又转回去朝着大街。由于她动作太快，我没能看清她的模样，只觉得她的睫毛似乎特别长。张栋有点冻得受不了了，他催我说走吧，我恳求他再等片刻。但是过了好一会儿，她都没有转过脸来。
　　我心里想不看也许更好，因为背影如此好看，那张脸如果平平或者很丑的话，会让人觉得很难受的，而事情又往往如此。仿佛是为了驳斥我的想法，她忽然完全地转过脸来。一双清澈、碧蓝的大眼睛，微微向里回，比这一月的寒风还要冷。我又一次被惊呆了，只觉得喉咙口发紧，热血上涌。她看着我这个方向，但是在那双空阔、深邃的眼睛中我找不到那个有些慌乱的自己。我低下头，脸羞得通红，好像我刚才的想法已经被她察觉。我都没敢细看她的脸，当她脸转回去的时候，我的脑袋里才开始回想她的五官，始终想不真切。我很想上前两步和她站到一条线上，那样我可以装作很自然地侧脸看到她，但是旋即我又想到自己这一身打扮，破皮帽、旧棉衣，当时我确实自惭形秽，没有勇气让那样一双眼睛去看到我的穷酸相。但是不再看上一眼我又于心不甘，所以我为难极了，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而心力却在无声无息中耗尽。当电车终于把她咣当咣当地载走时，我松了一口气。这时我才想起张栋来。
　　他已经走出去一小段，正站着等我，缩着肩，套着手套的双手合拢着罩着鼻子。他冲我一甩头，示意我跟上他。
　　张栋对我刚才的表现并不太在意，他边走边轻描淡写对我说，是二毛子。我没听懂，他进一步为我解释了一下。远在沙俄时代就有不少俄国人逃难到哈尔滨，他们就在这里安家落户了，几代下来以后，除了那些难以改变的生理特征，他们与当地人已没什么区别。那些纯种的俄国人被称作老毛子，而那些俄国人与中国人的混血儿就叫二毛子。我问他，是不是所有的二毛子都这么好看？张栋说，也不是，有的特别丑，丑得像头肥猪。尽管张栋的语气中颇多轻蔑的成份，但是我还是马上想到安娜—卡列尼娜、冬尼娅和脖子上的安娜等等，回忆起一个形象，联想着那双眼睛，心就狂跳一阵。为了不让张栋觉得我少见多怪，我就没再吭声。第二天早晨去上厕所时，我没有穿大衣也没有戴皮帽就走出了门。张栋的母亲说，这样不行，大侄子，你会冻成冰棍的。我说，没关系，反正没多远，我跑着去，就当是早锻炼。
　　张栋的脸色很不好看，我估计他已敏感地想到，我是因为那套行头难看而不肯穿的。
　　但是我烦不了那么多了，坚持要这么做。张栋没有办法，最后对我说了一句带有恐吓色彩的话，你当这是什么地方，这里不适合锻炼，因为这么冷的空气猛吸进去会把你的肺呛坏的！但是结果并不像他说的那么糟，我虽然被冻得直流清水鼻涕，但是自我感觉好了许多，我想如果再见到那个二毛子的话，我会站到她的紧跟前去以便更仔细地看看她。因为我已走熟了这条路，所以张栋提出不再陪我去了。每天他去那个半露天公厕拉屎时，我就动身往儿童医院跑。我乐意如此，因为一个人更自由，不用顾忌什么。全天之中就这一小段独处时间，所以只要在风雪中还抗得住，我就尽可能地在外面多盘桓一会儿。
　　一连几天张栋家里人好像在悄悄地合计什么事情，而且看他们的神态，还是一件什么大事。张栋似乎不想让我知道，我在旁边的时候，张栋就沉着脸让家里人不要再说了。有一次他大嫂子忍不住叫了一句，就说给你同学听有什么关系！但是张栋马上就急眼了，死活不让说。我自觉地走到外屋去，逗他们家大哥二哥的孩子玩。
　　年关更近了，节日的气氛更为浓烈，我愈发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张栋的二哥从外面扛了一条巨大的猪腿回来，全家人都来看，都说这个后丘买得好。他们家的年货包括包好的饺子都用塑料布盖着，存放在门外的一间小技屋里，那里是天然的冰箱。但是晚上睡觉之前都要记得把那条猪腿扛到屋里来，以防夜里被人偷掉。平常的饭桌上仍然没有什么肉，至多有很少的一些腌肉丁，以酸白菜和粉丝为主，这样的食物一定要趁热吃，如果凉了再吃，我觉得就容易伤感。鲜肉是留到过年才吃的，还有，他们把青椒也叫做青菜，好像比较贵，也要留到过年才吃。可能是天气的缘故，我特别想吃肉，想吃肥肉，最好能让我大块大块地吃，但是我知道这一家的每一项支出都是精打细算的，不能随便打乱，不是不够慷慨，而是因为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每当我想吃肉时，我都为我的想法感到羞愧。
　　大年二十六的早晨张栋有些含糊地跟我说，今天不能陪我，他要跟他爸出去有点事情。我当然说，没关系，你尽管去好了。我注意到他穿了一身格外整洁的衣服，他老爷子也一改平常邋里邋塌的作派，穿了一件海军蓝的呢大衣，有好几道有些发白的整齐的折痕，扣子都镀了金，亮闪闪的，只有左边袖口的扣子是一枚普通的塑料纽扣，显然是后来补上去的。他老人家还专门刮了胡子，刮得很干净，只有下巴底下还残留着几根半黑半白的，被他的孙子指了出来。他老人家用手摸到那几根，坚决地用力把它们生扯了下来，然后便咳嗽着出了门。我的同学张栋提着两瓶酒和一只扎好的礼盒小心地跟在了后面。那一天我过得特别压抑，张栋不在，我觉得坐在这个家里等着吃饭有点尴尬，又不能把遭到冷遇的情绪表露出来。到了中午张栋的大嫂子注意到了我，她小声地对我说，大兄弟，我跟你说，张栋跟俺爸去看对象了，这件事家里早商量好了的，就等张栋放寒假回来双方见一面。我说，帮谁看对象？大嫂子说，就张栋呀，俺爸岁数大了，希望小儿子这件事早点定下来，也好了了他的心愿。没有时间陪你，你可别生气呀，大兄弟。我连忙说，哪能呢。最后大嫂子关照我说，千万不要跟张栋说我告诉过你，不然他要发脾气的，他大概怕传出去会被你们同学笑话吧。我感到相当诧异，我问到，张栋会发脾气吗？大嫂子说，唉哟，脾气可大了，在这个家里除了老爷子，就数他啦。直到傍晚大色擦黑时那父子俩才回来。老爷子已经喝多了，说话嗓门特别大，吩咐张栋他妈赶快把床整好，他要躺下先睡一觉。他妈说，现在睡呀，还没吃饭呢。老爷子用唱戏的调子说，老婆子，不吃啦，已经吃饱了。张栋好象也喝了酒，连耳朵、脖子都是红的，坐在床边眼光发直。一家人都拥到里屋去问情况，似乎这一趟看得很满意，全家人都很喜悦（张栋大学一毕业就和那个相中的姑娘结了婚，第二年有了一个女儿。这两件事都甚合张栋老爷子的心意，他已有了两个孙子，很想有个孙女，于是张栋就生了一个女儿。第三年张栋的父亲心满意足地死于心肌梗塞）。为了让他们畅所欲言，我披上大衣出了门，原想是去厕所小便，但是却越走越远。
　　我一路走一路问，倒了好几趟车才到了火车站。过年前往南方去的所有车次的票都卖完了，我多花了五十块钱才从一个票贩子手中买到了一张大年二十人去上海的票，而且没有座位。但是我握着这张票心里觉得踏实了许多。等我回到张栋家时，已是晚上九点多（天黑，风雪，差点迷路，最后还是儿童医院帮我确定了方位）。
　　张栋他们全家的女眷和孩子都在灯下坐着，桌上饭碗杯盏什么的还没有撤。见我安全回来了，她们全都松了一口气，张栋母亲数落我说，你到哪去了呀，也不吭一声，张栋他们全出去找你了，连他爸都去啦，你到底去哪了呀？我意识到自己闯祸了，于是没敢照实说，只是说出门随便转了转。大嫂子也对我说，你不知道，大兄弟，哈尔滨的治安不好，不比你们那，杀人越货的特别多，尤其像你这样的外地人经常出事，一刀捅了随便往路边雪里一埋，谁也找不着。说话间张栋的父亲从外面进来了，摘下帽子拍打着身上的雪。他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埋头往里屋走。大嫂子二嫂子连忙站起来，把凳子移开给他让路。我也赶紧站了起来，紧贴着墙。过了一会儿，张栋他们弟兄三个陆续回来了，鼻头都清一色地冻得红红的。二嫂子下锅台把桌上的饭菜再热一下，因为张栋他们为了找我都还没吃饭。张栋的母亲吆喝两个孩子赶快回去睡觉，孩子赖着不肯走。要是在往常这两个孩子早睡下了，因为我的过失，他们得以多玩了一会儿，他们似乎很珍惜这样的机会。我们吃饭的时候，老爷子在里屋一个劲地咳嗽，咳得很厉害。张栋的母亲有些抱怨地说，肯定是受了风寒。我听了心里很难受，很自责，就因为我的一点小意外，竟然连带着把这一大家子的生活给搞乱了，实在不应该。我希望这个家里谁能站出来骂我两句，那样我会好受些，但是没人这么做。张栋他们弟兄三人全都沉着脸不说话，很响地吃饭、喝汤、捋鼻涕。
　　终于躺下的时候，张栋在黑暗中压低了嗓门对我说，你去火车站的吧？我吃了一惊，问到，你怎么知道？张栋没有回答我，而是继续问到，买到票了吗？我说，买到了，后天上午的。张栋翻了几个身，没有说话。我知道他对我的行为一定感到很不满。我们睡在一个被窝卷中，他的不满更加让我局促不安。但是我转念一想，这么多天来我确实拿不准他和他一家到底是不是希望我留下来过年，我使劲地观察了还是拿不准，所以我这么做也没什么可指责的。就在我被烟墙烘得半梦半醒的时候，张栋忽然一骨碌坐了起来，他对我说，你实在要去火车站应该告诉我，我可以陪你去！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的嗓门偏大，这个家里的每个角落都可以听清他的话。我觉得问题严重了，连忙也坐了起来，上下摸了几把，终于摸到了他的胳膊，一把把它抓牢。我近乎哀求地对他说，千万别误会，我并没有打算去火车站，这完全是个意外。没想到张栋全神贯注地等待着我的进一步解释。有句老话说得很好，一句谎言会带来更多的谎言。现在我只能硬着头皮为张栋编造一个所谓的意外了。
　　我的脑筋还没有彻底醒过来，还处在刚才那个梦的惯性中，所以我只好顺着我的梦往下说了。还记得那个二毛子吗？我从儿童医院上完厕所出来，正准备回家，她从我后面冲上来，向车站奔了过去。四十一路电车正在靠站。她从我身边跑过时带起了一阵香气袭人的旋风，使我站立不稳。我看到她先在后车门站着等了一会儿，又迅速地跑到前车门上了车。自始至终我没能看到她的脸，当时我想今天我看不到的话，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再碰到了。于是我在后车门就要关上的刹那毅然蹿上车去。车开动起来以后，我想往车的前面挪一挪，但是车里非常挤，大家穿得都很臃肿，所以根本动弹不得，我只能眼巴巴地伸长脖子往前面看，但是她被遮得严严实实的，从任何角度都看不到。我只能看见两排握着吊环的手。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眼把她的手从几十只手中认了出来。只有那只手才会是她的手，近乎透明的皮肤下面一定流淌着淡蓝色的血，而对我来说，那简直不是血，是酒精中的酒精。车到站有人下车的时候，我就不失时机地往前移一移。眼看着那只手越来越近了，我已能用我发热的目光慢慢地把它的每一个毛孔注满，我想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她的手虽然裸露着却永远不会觉得冷。等我们肩并肩时，我是不是应该鼓起勇气和她说句话？我马上否定了这个想法。这时她下车了，我也尾随她下了车。为了不让她发现我，我一直注意保持着与她的距离。她逛街的时候，我也逛街；她上车的时候，我也毫不犹豫地上车。天黑了下来，我就让自己离她近一些，以免走失；路灯亮起，我又让自己退后几步，回到原来的位置。我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她，她已经被完全地摄人了我的瞳孔，所以我的眼球发烫。夹着雪花、砂粒的风肆意地冲刷着我的双眼，我的眼角止不住地流泪，但是每一滴泪水中都凝聚着她的影像。我不知道自己在哪了，当然我原本也不知道；我辨不出东南西北，我也没想到有辨的必要，我只知道前面的她是我唯一的方向。要不是有人上来跟我兜售火车票，我还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站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张栋有些不耐烦了，他打断了我的话，二毛子有什么好看的！说完他重新躺了下来，身体翻了几翻，把被子裹了大半过去。我不知道他是否接受了我的解释，反正我自己已经信了。
　　在张栋全家上下一致的热情的谴责声中，我带着三头酸白菜（张栋的母亲，“回到南方你就吃不到了”）和满腔的歉意上了火车，到南京还需要经过四十几个小时的颠簸。进了山海关以后，酸白菜就开始化冻，水不断地从我脚边婉蜒流到过道上。哈尔滨籍的列车员（长相、说话都有点像张栋的大嫂，让我倍感亲切）对我很有意见，我不得不把装酸菜的塑料袋挂到车窗的外面。车里的暖气让我昏沉沉的，想吐，使我开始想念张栋家的烟墙，那是多么舒服。我把整个哈尔滨之行回忆成一座晶莹剔透的冰雕作品，作品的名字就叫“少女”，模特儿就是那个二毛子。我越想越觉得自己仿佛在兆林公园的冰雪节上亲眼见过这座冰雕。那个形象用坚硬的冰重新塑造以后变得更为确凿、更为单纯，没有了肤色、血统，没有了明确的年龄，也使注视她的眼睛感到清凉、惬意。这时又有一涓细流缓缓地流到了过道上。列车员恼火透了，拿着拖把过来，边拖边骂我。我感到很委屈，低头往座位下看了看，下面什么也没有，也不知道哪里来的水。为了得到这个座位，我在火车上已站了五个多小时，小腿都站粗了，我没有力气和列车员争辩，闭上眼睛靠在靠背上休息。
　　但是五分钟以后那个列车员一脚踢在我小腿的酸筋上，她对我嚷嚷到，你看！你看！
　　我睁开迷迷糊糊的双眼，不解地看着她。我想她那张方方正正的脸我已经看得够清楚了，左边腮帮子上有一颗小小的黑痣在厚厚的粉底霜下像一颗雾中的星星在闪烁，我早看到了，我不知道她还要我看什么。列车员把拖把狠狠地往我两腿之间戳了过去。我低头一看，真是见鬼，我的脚下怎么又有一滩水。我连忙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向列车员拼命地解释，这不是我造成的！不信你可以看，我座位下什么也没有！列车员弯下腰往座位下面看了看，又四处看了看，然后对我说，那哪来的水？我说，不知道，我刚才在睡呢，我怎么知道？列车员用探询的目光扫视了一遍坐在我身边的旅客，他们大都表现得与此事毫无关联，但是对此事的发展很有兴趣。列车员把吸足了水的拖把放进铅桶里，狐疑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忽然问到，为什么在你的脚边，不在别人的脚边呢？几乎整整一个车厢的旅客都在注意着我，我感到耳根发热，我对她说，什么意思？列车员有些厌恶地皱起了眉头，她说，问我？你自己心里清楚！说完，她提起铅桶气呼呼地走了。
　　我嗔目结舌地看着她消失在车厢的尽头，真想一头撞破车窗跳下车去。一辆满装着烧鸡白酒的小推车重重地顶在我的脚后跟上，一个男列车员握着一把起毛的角票也不说话。歪着头等我让开。我无奈地坐了下来，垂着头，不停地做深呼吸。我先抬起左脚，又抬起右脚，看了看鞋底，然后又偷偷地瞅了一眼我的胯下，都是干于的，没有任何可疑的迹象。坐在我斜对面靠窗口位置上的一个抽老式烟锅的老头在我抬头的刹那冲我摇了摇头，示意我不要跟列车员计较，这个举动当时让我感动得够呛。这个老头喜欢不脱鞋像只斑鸠似地蹲在座位上，被那个列车员也骂过几次，他老人家心里想必也不甚痛快。我觉得好受了些，头靠在靠背上，重新闻b 了眼睛。
　　但是我的精神还是高度紧张，过一会儿就要睁开眼往脚下看一看。这个旅程已经让我厌烦了，我想到即使自己能够充分地睡上一觉醒来之后也还到不了南京，心里就控制不住地着急。我只好强迫自己想一些高兴的事，却发觉那些所谓的高兴的事其实都带着淡淡的悲伤。有一个喉音很重的嗓门叫了一声：嘿！我警觉地睁开眼睛，是那个老头，他又蹲在了座位上，裤脚很短，都缩了上去，露出两截干巴巴的满是鳞皮的小腿。他用吊着烟袋的烟锅指了指我的脚下。在我的两脚之间又出现了一小汪水，正在向四周漫开。
　　没有人能告诉我这水是从哪来的，我审视着四周旅客的面孔，他们全有点幸灾乐祸的神色。我隐隐地觉得自己处在一个阴谋中，车厢里的所有人都可能是同谋，我无从查起。与其在这里等着那个列车员来骂，不如马上离开。我刚站起身准备走，就有一个没有座位的包着头巾的中年妇女侧身坐在了我的位置上。她的动作太快了，使我怀疑是她做了手脚。当我回头盯着她的脸时，她连忙又从座位上欠身站了起来，问我还要不要坐？那张平展展的脸是那样朴素，使人无法相信她会有什么坏心计。
　　我跌跌撞撞地一直走到两节车厢接合的地方，靠着车壁站了下来。这里没有暖气，而且漏风，所以没人愿意呆久。但是我觉得舒服了许多，虽然冷一点，但是空气新鲜，不像车厢里那么问。另外心情也放松了下来，我甚至站在那里睡着了一会儿。
　　我双手捂住一个短暂的梦取暖。我忽然想起行李还搁在行李架上，有些不放心，想过去张一眼，谁知刚一迈脚，就听到脚下的响声有些异样。我低头一看，天啦，站立的地方全是水，正顺着钢板的缝隙滴向那条滚滚向后的铁轨。到底是哪来的水呀！
　　我狠跺了两脚，急得快哭了出来。我神经质地来到过道上向两侧的车厢看了看，暂时没有人过来。我回到那滩水边蹲了下来。水看起来很清，我伸出食指沾了一点，想嗅嗅有什么味。手指接触到水时，我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水冰冷的，就像是刚从雪山上流下来的水。恍惚中我想到那尊叫“少女”的冰雕，一定是她在通往南方的路途中开始融化了。除此我想不到还有什么别的可能。如果我不想一路滴着水遭人嫌弃的话，我就必须尽快地把她忘掉，那个冰美人只属于千里冰封的北国，你无法把她带走。于是我凝神屏气地执着手指数数，不让自己的脑筋有片刻的偏离，而且为了防止意外，只要厕所没人，我就让自己在有下水道的厕所里站着。
　　回到南京时已是大年三十。车过济南我就开始发烧，我想我肯定是要病一场了。
　　我一路硬撑着，直到最后提着三头稀巴烂的酸白菜栽倒在刘贵祥的家里（学校宿舍肯定已经封上了，我没处可去）。刘贵祥一见到我就冲我大喊大叫起来，他嘴四周长了一圈的燎泡，显然他已经急坏了。放寒假时我只给家里去了一封短信，告诉父母我不回家，想利用假期做一番“社会调查”（这个词当时在大学里特别时髦）。
　　他们收到信时，我已经在路上了。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如果事先申请的话，他们准不同意。我也没有跟刘贵祥讲，因为他肯定会打电话去请示我母亲。我父母收到信时立刻打电话给刘贵祥，后者放下电话就直奔我宿舍，但是早已人去楼空。刘贵祥认为这是他工作疏忽造成的，一再向我母亲自我检讨，并且供认了曾付我四百多钱的事实。我母亲偏头痛发作的时候说什么都是有道理的，她严厉地批评刘贵祥，怎么能给那么多钱呢，那孩子手上钱一多准出事，这一点你不是不知道！刘贵祥因此精神压力很大，所以要对我大喊大叫，所以在对我大喊大叫一通之后要我把身上的钱全部交出来。他说，先帮我存着，这是我妈关照的。然后他就下楼给我家里打电话，告诉我父母他们的孩子安然无恙，并且已在他的掌握中。那一年春节我是在刘贵祥家过的，一则是因为不赶趟了，从南京到我家坐长途汽车还有六七个小时的路，车次又很少；二则是因为刘贵祥不想让我家里知道我已病倒。但是刘贵祥家却倒霉了，只能用照顾病人的方式来过年。他老婆林志敏在我昏睡的时候捏住鼻子把那三头已经发臭的酸白菜恨恨地扔进了垃圾箱。
　　z 现在我得交待一下刘贵祥和我的关系，说起来还颇有渊源。他是我母亲的学生，不是顶优秀的学生，但是是顶好学。顶听话的学生。刘贵祥读中学那阵子，正是我们家最灰暗的时期，父亲被隔离审查（海外关系、特务、发报机），母亲从县中被遣送到一所条件简陋的农村中学教《物理》。那个年代没什么人读书，尤其是在农村，偶尔有一个愿意学习的，偶尔有一个愿意教的，更偶尔有一个愿意学习的走运碰上一个愿意教的。但是刘贵祥最早出人我们家与学习无关，是带着重要的任务来的。他家庭出身不好，是镇上小业主的后代，脸又太白（是唯—一个抹雪花膏的男同学，常被讥笑），他被组织上派来监视我母亲的一举一动。因为我母亲被怀疑是特务父亲当然的同伙，但是她不好惹，不管是教师、学生还是工作队都惧她三分。刘贵样想好好表现，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也好改善一下他的现实处境。当时框式收音机还是希罕之物，但是我们家有，是红灯牌的。刘贵样固执地把它拆开，以证实里面是不是像传说的那样隐藏着一个发报机。他把零件拆得到处都是，但是无法把它再装回去，被我母亲骂得狗血喷头（当时他还不是无线电迷，我母亲还没有为他启蒙）。他把我们家七八摞旧报纸统统搬出来，掸去灰尘，翻出其中的《参考消息》，一期一期地核对，发现少了两张，怀疑已被我父亲弄到国外换了美金。最艰难的工作是他试图破译我们家的密码。我的父母都是闽南人，他们彼此用闽南话交谈。我奶奶在世的时候，我家里只讲闽南话，因为我奶奶不懂普通话。在苏北话的氛围里，闽南话恍若天音，很自然地被怀疑成特务组织的联系暗号。刘贵祥拿着一支笔和一本工作笔记，三大两头地像件新家具赖在我家里，只要听到我母亲说一句闽南话，就立刻上前追问那是什么意思。我母亲心情好的时候就告诉他，他如获至宝地用汉语拼音把它记下。我奶奶经常拿着条帚像撵小鸡一样把他撵出门去，刘贵祥便向上面汇报说，这个南蛮奶奶目光凶狠，很有可能是这个特务组织隐藏最深的头子。可惜他的工作两边都没讨到好，只使他在学校里更加被人瞧不起。他有一个优点，任凭我母亲怎么骂，刘贵祥都不生气，脸涨得通红低着头坐着，但是就是坚持不走。有时他看看四下没人，还迅速地把我家的水缸挑满水，或者帮我家拉一车煤球。
　　到我记事的时候，不愉快已经差不多过去了。我家的境况有了明显的好转，刘贵祥还是常到我们家来，但是已不是密探，而是一个无线电迷，在我母亲的指导下，正在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无线电迷。他起初学无线电有着非常实际的考虑。因为家庭的原因，招工招干招兵都不会轮到他，刘贵祥想有个一技之长，以后也好摆个摊子帮人修修收音机什么的。是我母亲纠正了他，一个年轻人不能这么计划他的未来，他应该有高一点的志向。我母亲这个人心地宽厚，对我父亲以外的任何人都能做到既往不究，而刘贵祥一直觉得心中有愧，从此对我母亲毕恭毕敬，言听计从。经过这么多年，事实已经证明他对我母亲的尊敬是真实的、由衷的。插队的那段日子是刘贵祥最绝望的时候，他一有机会就一身泥巴地跑到我家里来哭诉，我母亲总是耐心地安慰、鼓励他，借书给他看，并且帮他跟校长说，让校长同意他把学校厕所里的大粪挑到他所在的生产队去交差。后来我母亲又跟校长说，让他帮忙把刘贵祥弄到学校实验室来做临时工。这是关键的一步，刘贵祥终于有了时间和条件去补习功课，重新树立过一种有知识生活的信心。再后来还是我母亲跟校长说，让他出面四处找关系，最终让刘贵祥得到了去南京上学的机会。我母亲对校长具有绝对的影响力，因为这个校长就是我父亲。应该说刘贵祥是看着我长大的，我从小就学着我父母叫他小刘，他有了儿子之后我还是习惯叫他小刘，只是到了近几年刘贵祥老得厉害，甚至看起来比我父亲还老，我才改口。但是一改口就麻烦了，我真不知道叫他什么合适，于脆什么也不叫了。我小的时候有望呆的毛病，一望上就不知道回家，有路我就顺着走下去，没完没了。有好多次都是小刘把我找回去的。小刘喜欢带我玩，和他在一起，我妈就比较放心，但是我不喜欢跟小刘玩，印像中他唯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会双手倒立，但还不是通常所说的拿大鼎，他必须借助一面墙或者一棵树才能勉强立起来，动静特别大，但是经常不成功，为此还摔伤过脖子。每次我不高兴时他就双手倒立来取悦我，我估计在我成长过程中，刘贵祥为我做过一千五到两千次这样的双手倒立。在我上学以后，母亲有意把小刘树立成好学、听话的榜样，让我向他学习，但是遗憾得很，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善于向榜样学习的人。后来父母决定让我报考南京的大学，也是我高三那年寒假由刘贵样最终促成的（他每年都要带上礼物从南京回来看望我父母），他向我母亲担保，他可以照顾好我。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人，日子越过越好，我母亲偏头疼发作的主要病因慢慢地集中到了我身上，但是当她想到我的榜样正和我呆在一起时，心里就宽慰了许多。
　　据我所知，我的榜样刘贵祥三十岁以前的情感生活并不单调，有一个恋人和两个性伴侣。那个恋人姓吴，叫吴线电。那两个性伴侣和他的关系都十分和谐，一个姓左，另一个姓右。拖到三十岁他才迫于各方压力经人介绍认识了偏黑、偏矮、偏胖的林志敏。但是他拿不定主意，于是就带着林志敏坐上长途车风尘仆仆地赶到我家里，请我母亲帮他决断。我母亲烧了一大桌子菜款待他们。刘贵样小心地钻到厨房里追问我母亲到底觉得林志敏怎么样，我母亲不想负这个责任，只好随口说，挺好，挺好。谁知刘贵祥脸一沉说，不对，老师肯定觉得不好。我母亲说，没有啊，你怎么这样想呢？刘贵祥非常认真地说，我听出来了，老师如果真想说好，不是这种语气。我母亲被他逗乐了，换了一种语气，提高音量对他又说了一遍，挺好，挺好！这么说总相信了吧？于是刘贵祥和林志敏回南京不久就登记结婚了。当时我读小学五年级，我现在仍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在饭桌的一角我留心听着大人的谈话，眼睛则盯着林志敏看，因为我从来没见过鼻孔里长着那么多黑毛的女性，像黑色的火焰喷薄而出，照亮了她脸的下半部。我心想小刘一定是到很远的地方才找到这样一个女人的。小刘我知道在土壤研究院工作，而我又听说林志敏在水利研究所上班，于是我马上联想到刚刚学会的一个生词“水土流失”，并且脱口而出，饭桌上的大人都被我说愣了。小刘问我什么意思，我便自作聪明地解释了一下。我母亲认为这个词不吉利，让我闭嘴。这一个细节我自己不记得了，是刘贵祥后来回忆起来的。离婚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他都在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向自己证明他离婚是必然的，好象他准备和林志敏再离一次似的。经刘贵祥再三提醒，我也不能完全肯定我说过那样一句非凡的谶语，不过我被迫有些后悔了，真愿意当时自己说的是“水土保持”，兴许他们会有一个好结果。
　　林志敏离婚不久就再婚了，嫁给了工人医院一个秃顶的主任医生。他们的关系是从林志敏左乳出现一个令人不安的肿块开始的。主任医生非常耐心地帮她把肿块一点一点地揉掉了。刘贵祥曾经把这位主任医生当作他们家的恩人来对待。在他儿子住院治疗期间这位和蔼可亲的医生没少关照。林志敏介绍说，那是她娘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刘贵祥为有一个在医院工作的亲戚而感到庆幸。后来他妹妹刘贵香断了腿来省城接骨时又麻烦了这个亲戚，虽然送了礼，但是刘贵祥还是觉得心中有没能表达完的谢意。只是那次手术很不成功，骨头给接歪了，刘贵香至今走起直线来都会不经意地走出一个圆弧。那条膝盖外翻的腿把刘贵祥不堪回首的一段日子固定了下来，也把他对林志敏的仇恨固定了下来。离婚之后他从不让林志敏探视她的儿子，也不允许刘刚和他母亲以及他母亲家的人接触，到现在仍然是这样。我个人对林志敏并无多大的恶感，读书那几年我没少吃过她做的饭菜，她还帮我多次洗过被单什么的，但由于和小刘的特殊关系，我还是决定仇恨她。前几年我在新街口邮局门口碰到她一次。是她先看到我的，她把我叫住，和我语速很快地说了好多。主要还是谈刘刚的事，抱怨刘贵祥是多么不近情理，最后她让我带话给刘贵祥，如果再不允许她见儿子的话，她就要告到法院去了。她脸上的皱纹明显地多了一些，但是我更倾向于认为那是大幅度减肥造成的，和以前相比，林志敏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忽然有了身材，忽然有了眼神，更关键的是整个人有了光彩，那是一种由里到外的成熟女人的光彩。如果是一个不相干的旁观者，肯定更愿意看到林志敏是现在这个样子。
　　这次会面让我想了很多。我不得不承认对林志敏而言和小刘一起生活是个明摆着的错误，就像那个肿块一样。依我看，乳房里生了肿块的女人都应该离婚。从那时开始我决定不再仇恨她了。
　　我和刘贵祥这么多年只闹过一次不愉快，但是比较严重。那是在一九八八年，我即将大学毕业，面临分配问题。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到很远的地方去生活，尽可能地离我父母特别是我母亲远一点（为了治疗她的偏头痛，我必须像希望的那样按时吞下一定剂量的安定）。报考大学时没能实现这个愿望，我不想再失去毕业分配这个机会。当时高校正好刚刚试行双向选择，这无疑增强了我把握自己的能力，我为此感到踌躇满志。在人才交易会场上我以快三的节奏转了一大圈。招收我们这个专业的单位很少，而在这些单位中最远的就是海南省新成立的海口火电公司，这成了我当然的选择。我刚把表格递上去，海口火电公司的代表就当场拍板录用了我。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就等拿到毕业证书以后去海南岛报到了。什么是天涯海角？
　　就是海南岛呀！三百公里以外的母亲虽然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凭直觉已经感受到了我的冲动。刘贵祥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的宿舍里，不懈地对我察颜观色。尽管我守口如瓶，小刘还是从系办公室准确地刺探到了军情，并且和我父母一起软硬兼施，最终成功地让我留在了南京，留在了交织着我母亲脆弱的脑神经的地方。那一年是刘贵祥的多事之秋，他个人的事已经让他身心交瘁、疲于奔命，但是只要我这边需要，他再忙都会抽出时间和精力来。对我母亲来说，刘贵样真正做到了不辱使命。现在想起来真难为他了，但是当时他那么做只能使我对他的积蓄已久的厌恶陡然上升到了顶点。在南京最热的时节我毕业了，刘贵祥带来了纸盒和包装绳帮我捆扎行李。
　　我记得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老头衫，短袖上还别着孝（他父亲，胆道癌，扩散）。他满头大汗地忙活着，湿透的汗衫紧绷在因承受过大的精神压力而发酵般地发福的身体上，背部还粘上了不少浮灰。而我从侧面看着他那个堆积着层层叠叠、颤颤巍巍的肥膘的脖子，想着我那再一次破灭的远游梦，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邪火，我淬然对他破口大骂起来。什么样的话我都骂出口了，我想其中最让小刘受不了的是，我骂他从来就是一个奸细、密探，狗改不了吃屎的本性！刘贵祥直起腰，嘴张得老大地看着我，脸色煞白，半天没有说出话来。他的眼角噙满了泪水，不住地冲我摇头。
　　我意识到我过火了，但是当时还有我的同学在场，所以我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说。
　　最后刘贵祥放下了手中的包装绳，拍了拍手上的灰，低头哽咽着说了一句，还剩下一只纸箱，你自己扎吧。说完，他迟缓地转过身去，走了。
　　接下来我们差不多有两年没见。在这期间我给他写过两封还是三封长信，希望他能原谅我，而刘贵样只给我回过一封短函。他告诉我他并没有生我的气，当初他向我父母保证照顾好我，他尽力去做了，现在我已经毕业工作，他也算交差了，省得弄得别人不痛快（“我清楚，人生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是各人自己的事情”）。
　　最后他说他很忙，祝我工作进步。我感觉到他并没有约我再见面的意思。有几次我想主动上门去找他，但是想到这种场面一定很别扭，也就作罢了。虽然我们同在南京，但是我的工作单位在江北，所以平常也不会有碰到的机会。再一次见面还是在我父母家里，是春节。他是带着他的儿子一起来的，我母亲问到林志敏怎么没来，刘贵祥支支吾吾地说她忙，没时间，其实那时他们已分居很久了。我看到他头上多了不少白发，但是人好像瘦了一些，特别是和刘刚站在一起时。八岁的刘刚这时已成了一肥胖、苍白的怪物，因为治病期间服用了大量的强力松。从孩子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自己也知道自己与众不同。刘刚不说话，不叫人，目光躲闪，自始至终不肯吃一点东西。那次见面时间很短，小刘甚至没有留下来吃饭，谈话的话题也自然围绕着刘刚这个不幸的孩子。刘贵祥几次用大拇指在刘刚胖嘟嘟的脸上按出一个坑，然后看着这个坑一点点地弹起，他是想让我母亲放心，刘刚并不完全是浮肿。而我母亲最关心的是这个孩子的智力状况有没有受到影响，谈到这里时，小刘刚忽然一个人跑出门去，拼命地在院子里狂追我们家的猫，猫被吓得一路喷着屎尿。这次见面以后，我和刘贵祥在南京又见了几次，是我去找他，我希望我们的关系能像以前一样。他也在努力，只要我们在一起那种亲切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每当我和他面对面说话时，他脸上经常会流露出一种以前没有的过于谦恭、过于卑微的神态，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意识到有些伤害是无法弥补的。所以我们虽然可以正常见面了，但是来往还是很少。再加上后来我东奔西跑，常年不在南京，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
　　我们重新来往密切起来是从去年底开始的，不是哪一方人为的结果，是地利天时使然。从我大学毕业到现在，十年过去了，时间改变了人的心态，十年前让你耿耿于怀的东西，十年后也许你不在乎了，而怀旧成为普遍的心理需要。五十岁连一个副科级也没混上的刘贵祥更是需要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把三十二岁的我送上怀旧浪潮的浪尖上。我的态度是，我唾弃怀旧，但是我不唾弃怀旧的人。在这十年里，我的个人生活几经变更（我用一意孤行的行动迫使母亲的脑神经日益坚强起来，终于坚强到麻木的地步），感觉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不再那么热切地向往远方了。
　　这是我所说的“天时”，而“地利”就更显著了。我现在这个搬了十一次以后的住处和刘贵祥搬了一次后的家靠得很近，骑车只需七分钟，我们在同一个菜场买菜，在同一个液化气站换煤气，想不见面也不可能。刘贵祥一直没有再婚，对计算机的痴迷早已让位于对儿子的痴迷。刘刚已经十六岁，读初三，是第二遍读初三了，但是他还是不能让他父亲确信这是最后一遍读初三。他还是很胖，但是变得很结实，皮肤也晒得很黑，所以不显得累赘，虎头虎脑的，挺可爱，特别是当他叫我叔叔的时候。刘贵祥对刘刚管得极严，致使后者有很强的抵触情绪，所以效果很差。我觉得刘贵祥那一套很眼熟，可以说得之于我母亲的真传。出于本能的反感，我经常忍不住于涉上几句，对他的教育方法起到了良好的校正作用。刘刚和我相处得不错，和我单独在一起时话比较多，而只要有他父亲在场，他就成了一抱粗的闷坛子。说来也真怪，我有时只是把他父亲的话转述一遍，但是作用就大一样。现在刘贵祥也有意让刘刚全面接受我的影响。他觉得虽然自己这大半辈子过得很狼狈，但能混到眼下这一步也满足了（“虽有贵人相助，但毕竟底子薄呀”。我想这“贵人”是指我父母），到了五十岁再往下混已不太难了，而刘刚还小，如果向他老子学肯定是没有出路的，他应该向我学。但是我这个叔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想刘贵祥也不太清楚。在我和他交往的过程中，主要是听他说（现在他谈起土院来，就好像那是整个世界），而我很少谈自己，并不是故意隐瞒，只是担心他也许会强烈地觉得我的真实生活是对他生活的一种冒犯。
　　有一天晚上我和刘贵祥聊天的时候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晚饭多喝了两杯的刘贵祥坐在床边的破沙发上，脸冲着那台十一寸的黑白电视（还是若于年前他亲手组装的）。电视画面上出现了一群渔家姑娘打扮的少女，扭着屁股在舞台上蹦来蹦去，以表达水乡人民在改革开放二十年时的美好心情。电视的音量开得极小，几近于无，因为刘刚正在客厅里做着作业。我吃惊地注意到刘贵样的那双眼睛，直勾勾的，能够把那群少女一个一个地从屏幕上生拽出来。我对他说，你离婚已经七年了吧，这七年里性生活是怎么解决的？刘贵祥“啊”了一声，慢吞吞地转过脸来（颈椎骨质增生，二度）。他没有听清楚，我只好又重复了一遍我的问题。这下刘贵祥禁不住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看着我愣了半天，末了自我解嘲似地笑了一下，反问我，你怎么想起来问我这个问题？真是，你怎么想得起来的。他有些慌张地看了看外面的刘刚，关上里屋的门，然后回到沙发上坐下。我说，这不是很正常、很具体的一个问题吗？刘贵祥低着头沉吟了一会儿，对我说，被你这么一提，好象还真是一个问题。
　　又过了一会儿，他向我承认，没有。我觉得简直难以置信，七年来你真的一次都没有吗？刘贵样说，没有，一次都没有，还不止七年哦，离婚前还分居了三年。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甚至有些后悔提这个问题，我只是想谈点轻松的，没想到这个问题一提出就成了大问题。从不抽烟的刘贵祥拿起我桌上的烟盒，抽出一根来点上，熏得眼睛眯眯的。见我半天没吭声，刘贵样反而主动地来为我解构这个问题了。他说，现在说起来，十年好像多么了不得，但是实际上，身在其中并不觉得，十年很快就过去了，真的，眨眼功夫，这么多年我还真没有怎么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很想把话题转移开去，但是刘贵祥这时意犹未尽，好象很想和我再谈下去。
　　那天从刘贵祥那里回去以后，我思前想后，觉得自己不该眼睁睁地看着我的榜样这样下去。正像我母亲说的一样，刘贵祥这个人什么都好，就心眼死了点，跟个陀螺似的，不抽上一鞭子就不知道转。以前都是小刘为我设想，我也该为他设想一回了。于是我非常郑重地约他谈了一次，敦促他把求偶的事放到议事日程上来。我跟他说，从今往后你不能每天龟缩在土院里，那样会滋长你的惰性，而且也没什么机会，你应该出来走一走。现在外面交友渠道多得很，什么鹊桥会呀、红娘公司呀，还有单身俱乐部呀，常去转一转，不求立杆见影，换换心情也是好的。你如果不好意思，我可以陪你去，我有的是时间。刘贵祥很感动，但是他说，像他这把年纪不烦神了，买菜的时候在大街上看看也就满足了，挺好。我对他说，你并不老呀，你天生皮肤比较白、比较细，只要把头发染一下，看起来也就三、四十岁的样子。我并没有跟他说笑，我说的是实话。如果刘贵祥不相信，我就再说一遍。刘贵祥又用小刚来推托，一是担心小刚能不能接受，二是他现在除了上班还要照顾小刚上学，忙不过来。我针锋相对地对他说，一，小刚的问题，我可以找他谈；二，你如果能找到个伴，不是正好可以解决你忙不过来的问题吗？刘贵祥用来搪塞我的每一条借口都被我驳倒了，最后他干脆不提什么借口了，反正就是不愿意。就这么谈了几次以后，我渐渐发觉刘贵祥是真的不愿意。我不信这个邪，一有时间就继续找他谈，结果只是让他应付起我的谈话来越来越有经验。他甚至冷不防地反刺我一下，你也不小啦，不是也没有结婚吗？你父母还跟我打过电话，让我催催你呢！我对他说，这是另一回事。以前我只知道一个执意求死的人是没法劝的，现在我又知道，一个执意打光棍的人同样是没法劝的。有一次刘贵祥被逼急了，非常激动地对我说，你没结过婚，所以你没有感受，和一个不合适的女人在一起过日子有多痛苦，我经历过，那真叫度日如年！我对他说，那就找一个合适的就是了。刘贵祥眼睛都瞪了起来，他说，合适的，说得容易，到哪找呀？我说，你没找怎么知道找不到，你跟我说说，你要找什么样的？刘贵祥说，又不是我一厢情愿的事情，我想找什么样的也没有用呀。我说，那当然，但是你不妨先说说嘛，到底什么样的你觉得对你最合适？
　　刘贵祥犹豫了一下，然后对我说，我呀，不怕你笑话，我最想找的就是你母亲那样的。他的回答大出我的意外，我对他说，我妈那样的？太可怕了，我觉得全世界也就只有我父亲受得了她。但是刘贵祥很顶真地说，不是这样的，你不知道，我们读书那会儿，班上的男同学都喜欢你母亲，觉得她是最完美的……我把脸偏到一边，在心里喊了一声，天知道！
　　在结束这篇小说之前，我还想说一下这个故事的源起。我之所以决定动笔写它，是因为我去年十二月六号清晨的一个梦。前一天（也就是十二月五号）下午我和一个朋友约好在玄武门附近的江苏展览馆门口见面，然后一起去人民医院看望一位长辈（老天真，白内障，手术）。我朋友习惯性的迟到并没有让我恼怒，我正好可以在人行道的护栏上坐下来，看看天，看看车，看看往来穿梭的姑娘。你知道的，我从小就有这个望呆的毛病。我总觉得我的侧后方有一双眼睛盯着我。起初我不以为意，喜欢看别人的人，也要被别人看，这很正常。后来我觉得那双眼睛还在盯着我，于是我就转过脸去看了一下。不看则已，一看吓了我一跳。一个年轻的女自化病人正在巷子口的报摊边目不转睛盯着我。她的头发、眉毛都是金黄色的，皮肤白得像石膏，又透出血液的粉红色，脸上还有几大块淡褐色的斑。在阳光下她睁不开眼，眼睛眯成了两条缝，但是从缝里射出了两道赤裸裸的渴望的目光。当我们四目相对时，她立刻胆怯地把脸转开。她手足无措地在原地站着，假装看着报摊上挂着的一排杂志。过了一会儿，她见我仍然注意着她，便慌里慌张地转身一路小跑，消失在巷子的深处。两个正好经过我身边的行人也发现了她，我听到了他们的对话。一个说，是老外吧？另一个有些气愤地纠正说，什么老外！白化病。晚上临睡前我在床上看书的时候又想起了这一幕。我想正是白天的这一刺激，给我带来了下面的梦：
　　我顺着一条多处坍塌的老城墙一直往湖边走，好像是傍晚，一群鸟栖息在一棵从城墙缝里长出的树上。我正奇怪四周怎么没人，忽然迎面见到一个女孩，我认出她就是十多年前我在哈尔滨见到的那位二毛子，她双眼直直地正视着我。她一点没变，只是那双清澈、碧蓝的大眼睛中多了一丝怨恨，仿佛在指责，你已经很久没有看我了，你已经很久没有用心来看我了。在那双眼睛的逼视下，我猛然意识到，确实是这样，我至少有十年没有想到她了，哪怕是一闪念也没有，这是一件多么不应该的事情。
　　当然我能侥幸记住这个梦，还得感谢刘贵祥的电话及时地把我叫醒。他知道我的生活规律，一般没有急事是不会大早打电话来的。他像报火警似地让我无论如何尽快找刘刚谈一下。这段时间小刚有些行踪诡秘，刘贵样怀疑他暗中与他母亲林志敏有接触，于是便对他进行二十四小时跟踪，结果却发现小刚竟然是与一个和他一样胖的女同学在约会。刘贵祥快气疯了，他发誓说这样下去小刚如果能考上高中，他就把自己的头剁掉。我只能把这个任务应承下来，但是心里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跟小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