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江湖 ── 谈谈武侠梦中的自由宪政隐喻1

在中国文化里，侠文化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西方人很难理解，甚至这些词汇难以确切地翻译出去，他们会问：侠客是一种什么职业？江湖在什么地方？非但如此，至今仍有许多自命正统的人物反感之，鄙视之，斥之为俗。但尽管如此，从司马迁浓墨重彩地为古时的游侠、刺客树碑立传，到李白《侠客行》等对侠客精神的热情讴歌，再到唐传奇以来空空儿、虬髯客等形象在民间深入人心，直到20世纪新派武侠小说取代旧派并迅速风行整个华语世界，成为大众读物中的新宠，侠文化必有其存在之理。同时，它何以能深深地迷醉几代人，又何以为士大夫阶层所憎恶，这些都值得我们思索。

武侠小说被称为成年人的童话，很有些政治寓言的味道，笔者感到，在国人武侠情结的背后，其实折射出一种复杂的民族心理，有许多很有意思的隐喻、象征，有许多观念、假设、空想，解读之，总让我们联想起一些使人心动的东西。

侠者何人？

他们的一个主要标志是“武”。侠客们多少都是会家子，英雄们的成长道路是习武练武、不断提升武学境界的历程，江湖上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也主要是武功的较量，他们各负神通，身手不凡，内家高手不畏寒暑，飞花摘叶亦可伤人于无形，轻功高手则飞檐走壁，陆地飞腾，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至于《蜀山传》里那些驭剑飞行等等手段，简直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这些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的武功境界常常被讥为荒诞，但武功主要是象征着一种强大的个人能力，身负绝技的侠客们代表一种强健的、丰满的人格，他们不需要谁来关怀怜悯，象婴儿、象病人一样去照顾，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侠客们总是意气风发，充溢着郁郁勃勃的生命力，“银鞍照白马，飒踏如凌星”。武侠小说常常被说成宣扬暴力，其实，侠客们崇尚力量之美，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所缺乏的性格，病弱者毕竟没有什么可称道的，正如《世说新语》所言：廉颇林相如千载之下，凛凛有生气，李志曹余虽生，却恹恹如九泉下人。是谁规定我们必须半死不活、无能为力，匍匐在明君清官的脚下由其来“牧养”！

侠客第二个集体性标志是其个性化的行为方式，侠并不是某种固定的职业或身份阶层，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只是一种为人处事方式的象征，谁若任侠使气，便可入我门来，阮籍说，礼义岂为我辈设耶！这话就颇有几分侠气。侠客们在强大的个人能力前提下，自我意识高涨，他们敢于说出不同于大家的主张，勇于走与主流社会迥异的道路，敢于离经叛道，为所欲为，这是自由与人性的觉醒。侠文化是性情文字，侠客多为性情中人，他们不压制自己的喜怒哀乐，不隐瞒自己的好恶主张，不试图存天理灭人欲，平时高兴了则啸聚狂饮，在遭遇不公之时拔剑而起，既不默默隐忍寄望来世也不自怨自怜。与正统文化塑造的圣贤们的模糊面孔相比，侠客们无不个性鲜明，矫矫不群，他们以快意恩仇为荣，把个性张扬到极致，这些强健和个性化的人格形象，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谦恭忍让之风。

这些可归纳为侠文化的一个主题：平民精神，个人主义。

江湖上的恩怨正是现实生活中人情世故的折射，武侠小说塑造的不是忠臣孝子，不是权贵或圣贤，恰恰是你我一样的凡夫俗子，其中人物多是鸡鸣狗盗之徒，引车卖浆者流，燕市屠狗之辈，侠文化是真正的草根文化，侠客是人性英雄、平民英雄。在侠客的观念体系中没有空想出任何高于人性的价值，他们一切为了自己，有恩必报，有仇不饶，在对待自己方面，决不小瞧自己，把自己看作低贱小民，不肯舍小我顾大家，所以才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与个性主张。这里把个人摆到了中心的位置上，个人的感受、个人的主张都是真实和重要的命题，不同于那种以家国天下为本、以个人为末的团体主义认知，侠客不作庙堂之想，不以天下为念，既不想致君尧舜，也不想造福黎民，这是一种个人本位的价值体系。

当然，个人主义并不否定民族主义，不防碍侠客做些爱国爱民的事，但后者往往是假托的名义，是弱者反压迫、反暴政的象征，而且这里有个主次问题，前者的价值在侠文化里亦有个渐进的过程，这一点在新派武侠中尤为明显，这代表人性的逐步回归。新旧派的一个有趣区别是，江湖上顶尖的高手高高手，在新武侠中常常是年轻人，而在旧武侠中却总是老头子、更老的老头子，直到有一个最厉害的武圣人之类，作为武林秩序的维护者。我就特别讨厌这样的权贵思想、正统思想、纵向结构，不喜欢蜀山传里正派力量消灭邪魔外道这个主题，不喜欢黄天霸镖打窦尔敦，而三侠五义五鼠闹完东京也就索然无味了，最可恶的是象胜英那种所谓“上三门总门长”，把武林搞成他们叔伯子侄、亲戚故旧的家天下，动辄要清理门户，帮朝廷维持秩序，冬烘气息令人反感。在新派武侠代表人物中，梁羽生还有些旧派的影子，象张丹枫为了汉族天下，放弃了自家的王霸雄图，血海深恨，成全朱明朝廷；七剑后人为了确保西藏入版图，超越了反清目标，反而帮助官府的鹰爪子一路护送象征国家主权的宝瓶；但金庸小说中个人主义渐渐占了上风，早期塑造的郭靖等民族英雄，还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反映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但到了萧峰却对民族主义提出质疑，最终简直不知谁亲谁敌，天下茫茫无处可去；早期的陈家洛等恢复中华的大志还是严肃和正面的，到了陈近南其恢复图谋就显得有些悲剧、有些荒谬了。这是一个认识的渐进过程，论者总结为从儒家到道家，也可以说是民族主义位到个人本位吧；而古龙笔下的少年英雄、杀手浪子形象，则完全摆脱了旧派影响，其心中的块垒不是正经的大事，而是“拿不起的宝刀，上不得的高楼，唱不出的别离歌，饮不下的杯中酒”，杯酒岂关天下事，英雄无奈是多情，其文风则轻灵飘逸，把个性自由发挥得淋漓尽致，那是真正彻底的平民的胜利。

追求独立自由，是侠文化的另一个基本主题，在个人主义基础上，反主流的个性主张，反教化的叛逆精神，使得这些刺头不肯受制于他人，他们坚持自己的目标和原则，并视一切外来的束缚压迫为非正义，侠客特立独行、我行我素，正是自由主义理想的化身，在这里，个体自由被赋予终极性的价值。在江湖之地，斗争往往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那个外来的控制势力，在旧派为昏君奸臣的官府，在新派往往是青龙会、金钱帮、五岳派、日月神教之类，前者要独裁专制而迫害忠义之士，后者要“千秋万载，一统江湖”，要作武林盟主，都是要损害自由，因此侠客们的斗争就有了正当性。在这里朝廷的势力被蔑称“鹰爪孙”，名门正派的子弟只会“屁股向后，平沙落雁”，就算对方势力再强大，就算它挟持大众号称民意，我们的侠客也敢凭一己之力与之抗衡，虽万千人吾往矣，表现出一种反多数暴政的可贵精神，其英雄气概慷慨悲壮，正气凛然。

个人自由精神与扭曲人性的强权之间的斗争，在《笑傲江湖》中表现的最为突出。当时各种门派帮会在种种伪善口号的掩饰下，展开重重阴谋，都是企图攫取专断权力，先后出场的掌门、教主们没一个好东西，我们的侠客令狐冲在经历了原先信仰体系的幻灭后，从那些虚伪的精神枷锁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起而与之相抗，当任我行遭人囚禁陷害时，他激于意气无故伸手相助，而当任我行终于剪除对手，大权在握，并进而欲去压迫天下人之时，却立即转而与之为敌。在朝阳峰顶，任我行表示要挟几乎不可战胜的强大势力去一统江湖，令狐冲一面叙翁婿之情，一面坚决表示决不归顺阿附，知其不可而为之，要率领恒山派的弱女子们与之“誓死周旋”，英风侠骨，真是荡气回肠！最可贵的是，他在目睹一干江湖好汉对任大教主跪拜山呼之际，顿时心生反感，觉得“这些人腆颜向他人跪拜固然可耻，而被跪者如此折辱天下英雄，却更加可耻”，决意与之分道扬镳。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反压迫了，而反映出一种普遍的、抽象的自由至上的理念，无论以多么动听的口号，多么伪善的掩饰，多么严重的威胁，都不能动摇的根本性信仰（央视版笑傲江湖主题歌偏偏要唱“正义不倒，会盟天下英豪”，不知是何心肠）。当然，侠客们在这样的斗争中最终往往输给对手，当独裁者终于完成其统一大业，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只好黯然引退，遁迹山林，所以武侠小说特别是金庸小说总是有一种归隐情结，主人公轰轰烈烈做一场之后，常常是“空怀安邦志，遂吟去国行”。自古以来侠客首先应当是山林隐逸之士，虽然朝廷向他们摇动橄榄枝唱道“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居”，仍不肯入其彀中，这样表现的仍是一种倔强的不妥协、不合作态度，到了这时，侠文化仍假定个人保留着用脚投票的自由。

正因为这些自由倾向，侠客及其所代表的风尚历来为统治者所不容，韩非说“侠以武犯禁”，必须打压，汉时朱家郭解田仲剧孟之徒，联众数百，名满天下，致令天子切齿，经常动用专政手段收拾他们，今天迁徙，明天关押，罗织罪名迫害之。不但政府方面视他们为不法之徒列入严打对象，社会主流舆论也指其为异端分子，在儒家人物眼里，这帮人打乱君臣父子之道，反而异姓聚居，搞什么师徒、拜把兄弟之类名堂，不事生产，游手好闲，坏纲纪，逆人伦，在大众眼里他们往往和土匪、盗贼、歹徒等联系在一起，被看作反法治、不道德的坏人，直至今天，不乏有名流著文谈话抨击社会上的“武侠热”，指责武侠小说宣扬暴力、误导青年、破坏社会道德风尚，乃至用种种刻毒的语言骂金庸。

反对武侠文化为什么老是拿道德和法治说事？盖因武侠的个性、叛逆及自由至上理念，天然地使其带有某些革命性，这表现在对现存社会秩序结构的挑战，对群体性目标及主流社会价值观念的不认同，主要是对儒家道德体系的否定。他们不但常常想把“瘟皇帝”拉下马来，杀官造反，破坏安定团结，而且不服教化，公然诋毁名教，把维系社会的伦常纲纪视如粪土，甚至鄙夷地说，“岂能以彼温柔繁华之声，嘤嘤嗡嗡，儿抚一世之雄豪！”。武侠中一些反主流文化者甚至倒行逆施、乖张跋扈，以“邪”为能事，如黄药师、杨过之流，专编排“邻家焉有许多鸡”之类指摘孟子，简直可作愤青们的代表。但反常合道，邪未必恶，它仅仅象征冲破礼教的牢笼，向人性觉醒，正所谓唯大英雄能本色。我倒觉得他们率性而为，真诚坦荡，非常可爱，总好过朱熹之流那种“口称先王之道，行不及市井小人”的伪君子。

侠客们叛逆是真的，但若据此认为他们专以行恶为能事，没有道德，恐怕是对他们的误会，当初时迁欲归水泊梁山，用偷来的宝物作见面礼以讨好诸位大王，结果却碰了一鼻子灰，正是为此。江湖上绝非单纯的胜王败寇，以腕力决是非，侠客们只是唾弃礼教，行不随众，但他们有自己所尊奉的一套道德体系，有自己的是非标准与行事原则，有所不为，有所必为，其价值体系称为侠义，称为江湖道义。比如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比如重义守信，一诺千金，比如不贪不义之财，比如不杀无力还手之人，等等。司马迁指出，“游侠行虽不规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成，赴士之困厄，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认为其“虽时扞当世之文网，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称道游侠“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故士穷窘而得委命，高风亮节，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哉！”，他们声施于天下“非苟而已”。古时吴季子之重义守诺，甚至连心底默许的然诺也不肯背弃，就算故人已逝，仍脱千金之剑挂其丘墓；鲁朱家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及将军贵，却终身不见；特别是鲁仲连义不帝秦，与梁将辩论时讲到两个“不忍”，一个是不愿臣事强秦，宁肯“赴东海而死”也“不忍为之民”，另一个是“谈笑却强秦”后，虽保全了一个国家，却不受封赏，认为求回报是“商贾之人”而“不忍为也”，“连玺耀前庭，比之犹浮云”，千古为人称颂，实现了自由主义和高尚节操的统一。

其实道德与否，委实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道德实有其历史性，哈耶克研究发现，存在两种不同的道德体系，一种是以古代的休戚与共和利他主义为主题的旧道德，它主要产生于先民们在艰苦生存条件下，部族成员必须结成紧密组织，其成员必须共同致力于共同目标并相互关怀大家才可生存，集体主义价值才成为道德核心，不讲组织纪律的异端分子要遭唾弃；而历史发展到文明条件下以后，这项观念就不再是合理，社会结构经由梅因所归纳的“从身份到契约”的巨大飞跃，个人从集体中分化出来获得终极价值，独立的个人按各自不同的目标展开横向合作与竞争成为可能，而那些促成这种和平合作的游戏规则，就成为新时代的新道德，其基本规训，就是建立在休谟三大原则（产权确定、缔约自由、信守承诺）基础上的私法，后人又将私法的基本原则归纳为：私权神圣、身份平等、意思自治、诚实信用，等等。可以看出，这种新道德观念，与前者相比，内容简化，标准降低，趋于中性，它是低调的道德（这可能正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原因所在）。哈耶克特意指出，新道德是社会进步的方向所在，而旧的利他主义等观念之所以仍在起作用，反映出一种渴望重归部族社会地返祖冲动，是一种假“社会道德”之名的小团体的本能的怀乡病。

据此，客观地讲，武侠的我行我素与其说是非道德，不如说是象征两种道德体系的碰撞。我们的传统道德体系是以利他主义、克己复礼为核心，以团体本位为基础，是一种旧道德。这里强调集体高于个人，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群体目标和共同意志，个人的存在价值被极度贬低，一直以来我们的社会结构是封闭的和纵向的，人与人结成亲密的休戚与共关系，家国天下构成次序井然的垂直组织体，“我”在其中，只是螺丝钉、铺路石、老黄牛，我的个人目标微不足道，但当我感到我自己是一个生生不灭的神圣有机体的细胞，我又通过集体获得了永生，如此，忘我不仅是一项道德的规训，还是一条摆脱生之渺茫而达致幸福的道路，这样以来，所谓道德与否，就理所当然地被简化成能否如此摆正自我与他人、与群体的关系，能否存天灭人。武侠的叛逆、自由之所以会与非道德相联系，主要因为其不认同这样的观念，而由于儒家经由与朝廷合流，垄断了道德和真理，必然把其他思潮说成不正义。因此司马迁为侠客辩护，指出虽然拘学或抱咫尺之义，排斥侠客，但侠客的节义比儒生们更高贵，“不同日而语矣。”他明确指出，说游侠种种不是，无非是由于窃钩者诛，窃国者候，候之门，仁义存，由于儒家正统控制舆论，对侠客事迹摈弃不载，以致自古以来的布衣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湮没不见，“余深恨之”。

而在侠客自己看来，他们不但有道德，而且其低调道德才是真正的、更高的道德，其所信奉的道义高于礼教和王法。其关于天道的信仰更贴近道家思想，尊崇无为之道而蔑视儒家的说教，认为那些刻意设计并努力倡扬的正统道德是虚妄和有害的。这些江湖道义比起礼教纲常，一个明显的特征是抽象性，也就是“无为”，即非目的性和淡化具体内容，正义与否，仅仅是关于个人行为方式的统一判断，既无关与社会、全局、和结果，也不考虑任何目的方面的正当性，更与主体的阶级、身份无关，正义存在于方式中而非目的中，因此小偷赌鬼，都可为英雄，另一方面为逞私欲杀人和为统一天下之类崇高目标杀人同样不正当。侠客和道家都认为，上德不德是以不失德，下德执德是以无德，无目的的道德才是更高的道德，抽象的无为的规则才更符合大道，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讲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庄子把拘泥礼俗的人士比作鸠与斥鷃、比作蜉蝣等等，嘲笑他们拘于仁义而看不清大道，如同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井蛙不可与语海，曲士不可与语道，并编了许多老子、许由、伯成子高等教训孔子，尧舜、黄帝，以及许多刻意尚行之士被高人耻笑的故事，其中就有一个安排圣人孔子和“盗匪”直接对话，该圣很有责任感地上山去教化柳下季的老弟盗跖，却被盗跖狠狠训斥一顿，大意是说你不要自命有德，认为我们这帮人乱来，我们抢劫财物公平分配这叫作仁，遇到追兵替兄弟抵挡这叫义，能准确判断情势确保作案得手这叫智，说抢谁就抢谁决不落空这叫信，而你自己搞得那套荒谬的东西害自己也就罢了，难道还想拿来害我们码？快从我面前消失吧！孔子灰头土脸下山来，哀叹“盗亦有道”，就是这个道理。

说到法治与秩序，江湖并非无法无天。在江湖道义的基础上，衍生出自洽一致行为规范体系，虽无人为江湖立法，江湖却自发形成了规则并因此而有秩序，除侠义为怀等一般原则外，比武有比武的规矩，报仇有报仇的规矩，劫镖有劫镖的规矩，杀手有杀手的规矩，不懂道上的规矩，无法行走江湖。这样的低调道德下的抽象规则，不象儒家那样一心教化黎民治理天下，实现王道乐土，只是要维持一种和平秩序使凡人们得以共存，在此基础上任由独立的个人各自寻求分散的个体目标，没有统一组织、共同意志意义上的目的正当性，故曰天地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这样规则相当于哈耶克所说的“内部规则”、“自由的法律”，它是自然形成的抽象的行为规则体系，反之，取向于特定目标而由政府刻意设计的规则是“外部规则”、“立法的法律”，这是一套“目标的体系”，是与规则体系明显不同的并存体系。遵循内部规则，有助于形成“内部秩序”，这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扩展的秩序”，正因其无为，才能无不为，这样任由每个人根据分散的知识追求分散的目标，并展开横向的合作与竞争；而外部规则的推行促成的是“外部秩序”，它更多地强调管理与服从，把一系列目标按优先顺序整合，使社会成为一个封闭的纵向组织体，对个人自由进行最大程度的干预。正因为盗亦有道，江湖才形成秩序，正因为尊奉无为之道，江湖的秩序才是这样一种内部的秩序，这是自由主义和捣乱分子间的法治可能性。

根据哈耶克的两种规则、两种秩序学说，真正的抽象的内部秩序完全是自生自发形成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状态，那种认为秩序只能产生于组织体的想法反映出一种方法论上的建构主义，“幼稚的头脑只能把秩序理解成有意安排的产物”。这样的没有特定目的的抽象规则及其外部秩序，与自由主义、个人本位一道，决定了武侠文化侠文化关于政治、法治的独特构想。侠客们行侠仗义，仅仅是出于某种正义感，见不得人间不平之事，杀官造反，仅仅是受不了他人的欺压，但他们并未如其他革命者一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并无任何关于重新设计社会结构的方案，他们打碎旧世界的同时不试图建立新世界，所以说侠文化并非理想主义的（除了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之类没出息的理想），决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乌托邦。这不是什么革命不彻底，恰恰是其可贵之处。君不见，多少意欲建设更好社会的乌托邦理想最后总会蜕变成专制，多少高扬解民倒悬、廓清天下大旗的人民领袖总会成为另一个暴君，嗟乎兴圣主，亦复苦生民，也是哈耶克说的，世界上最坏的事情往往不是坏人而是好人干的，就是这个意思。与其如此，何不听任自发秩序无为而治？

抽象规则自发形成的秩序之所以称为扩展秩序，是因为它表现了一种可以不断向外延展的能力，由于不象组织秩序那样强调目标的一致性，降低道德要求，它使得不同偏好、不同目标的个体之间都可以和平共处，某人即使不赞同我们也可以加入进来，只要他遵守规矩就不会被歧视排挤，哪怕是异端也有其生存空间。这就打破了部族社会、小群体、身份社会的封闭性，使得以共同规则维系的社会不断扩大，这是一个陌生人可以进行广泛合作的世界，维系其存在的就是共同服膺的道义及规矩。这样的秩序状态称为大社会、开放社会，江湖就是这样一个大社会。

大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个体平等，这也是侠文化的主题之一，侠文化中的平等思想是全方位的，根基就在于其对人本身的尊重。他们不肯轻贱自己，也尊重竞争对手，对持相反主张的人绝不会因为他与自己不同而欲除之而后快，敌对的高手之间甚至往往惺惺相惜，许为知己，如洪七公与欧阳峰斗了一辈子，最后却相逢一笑，相抱而终；在对待弱者与群众方面，拔刀相助倒没什么稀奇，最难得的是拔刀相助之后就结束了，功成耻受赏，就此飘然而去，他们只是帮人杀掉恶霸，夺回财产，没有更多地干预邻人事务，不去启蒙教化邻人学好，没有把他人的幸福作为自己的目标，没有象母鸡一样把弱小群众护在自己翅膀下边，事先没有以天下为己任，事后也不以大救星自居，就是说，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从不居高临下俯视群众；在对待陌生人方面，他们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讲“英雄不问出处”，不排外，不抱团，不认为哪些人优越哪些人低贱，也不象许多早期部落一样去妖魔化陌生人。在江湖这个大社会中，平等意味着对所有人无差别对待，王子贫儿，白道黑道，三教九流，天龙八部，统统一视同仁，不考虑外在的身份，特别是在古龙的小说中，每个人都是忽然而来，忽然而去，每个人都只代表自己，身上并没有背负一大堆档案袋，江湖人可能也有各自的社会身份，可能来自不同群体，象评书里的英雄，有的是政府官差，有的是豪绅庄主，有的是泼皮无赖，素未谋面的两个人可能一见投机，引为知己，也可能闻名心折，许为兄弟，英雄初次见面往往先打上一架，待弄清彼此身份，立即执手一笑“原来是山东秦二哥”，从此折节相交，生死不渝。同时他们对能做到不拘身份而尊重自己的人也必相报以真心，讲究士为知己者死，豫让仅仅因为“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从此为给智伯报仇吞炭漆身几死几生。方孝儒《豫让论》责备豫让不能事先进谏尽臣子之道，只能在智伯死后“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王安石《读孟偿君传》也是说孟偿所交结的鸡鸣狗盗之徒，不能助主人南面而制秦，这些腐儒显然拿纵向关系中的“忠义”来比量横向关系中的“侠义”，议论不得要领。侠客独往独来，从不从属于谁，他们也可能结成一个组织，但没有把自己当作某个组织的细胞，并未出于对组织的忠诚而让自我异化。总而言之，江湖人之间的关系是纯粹的个人关系，这种关系有一种开放和不断扩展的特征，基本的人际关系契约的，不是身份的，是横向的，不是纵向的，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江湖是陌生人和平竞争的地方。

可见，江湖不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一种对周遭世界应然状态的设想。而对这个世界你也可以另一个思路来设想，如果反过来以有为的外部规则、外部秩序来加以型构，把江湖作为一个组织体按纵向结构改造，那就不是江湖了，而是天下国家，如果统一江湖，结束江湖的一盘散沙状态就结束了江湖自身，并在与其分散性和横向性相反的意义上叫做“天下”；如果你在这个纵向结构中登临金字塔的顶峰，天下的一切都是你的，你可以“以一己之私为天下之大公”，在被客体化的意义上它又可以叫做“江山”。如是，天下是强权者推行其政治理想的实验室，江山是贪欲者囊中的禁脔，只有江湖是分散的个体自由生存的大社会。因此那种以民族国家、民心公意为名重组社会的主张，只能是破坏大社会的自发秩序，而使之倒退回封闭状态的企图，其实是欲把江湖改造成天下，注定会遭到强烈反对，故而新派武侠里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反招安、反结盟，政治去中心化，大家对种种组织势力高度警惕，并尽量与之保持距离。这正是张艺谋拍《英雄》，号称武侠片却招武侠迷一致痛骂的原因，当初《英雄》出台后，有人撰文批评其“奴性”，据说导演还不服。让刺客不惜戕害自己来顺应秦皇统一天下大业，那不是奴性是什么！更重要的，它完全颠倒了武侠精神，把大社会的江湖理想乌托邦化，主张放下个人恩怨以天下为先，高尚固然高尚，你可以说这是主旋律，是奉献美德，是什么也可以，却与侠文化的个人本位与自由至上理念背道而驰，是对武侠本身的误读。这里所宣扬的英雄，是那狂言“六国算什么？我还要打下一个大大的江山”的始皇帝，是那忍辱负重觉悟特高装模作样的投降派，同样是大英雄无奈自杀，萧峰之死令人落泪，那位残剑死得却莫明其妙，令人发笑。最有意思的是，残剑最后在雪地上写的正是“天下”二字，是对整部影片精神的概括吧，江湖怎能与天下合流？这让我们的侠客们到哪里立足呢？难道都要象残剑他们那样把自己玩死吗？所以说，《英雄》名为武侠片，其实是反武侠的。

总之，江湖在天下之外，这个开放社会，仅仅是一个竞技与合作的平台，江湖象征一种个人本位、有限公权、大社会、小政府的状态，在这里分散的平等个体自由地追逐各自的利益，从而自由、平等、道义成为江湖的支柱。江湖上没有身份金字塔，没有君王、没有上级、没有组织，没有束缚人的纪律，没有固定不变的敌我观念和内外思想，江湖尊崇私人事务的自决原则，个人保持对组织体的独立性，政府力量、国家目标，乃至公共意志这些东西被排除在篱笆之外，不能干预扰乱自发的秩序状态，这是一种关于宪政的朦胧想象吧。在这样的江湖里， 腥风血雨也可以忍受，弱肉强食也可以忍受，因为事件本身无关乎道德。哈耶克说，他本人宁愿没有财产而生活在一片其他许多人拥有一些财产的土地上，也不愿生活在一个全部财产“集体所有”，而由权力机构安排其用途的地方。就我而言，相对于“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太平天国和人民公社式的道德与秩序，我宁愿生活在刀头舔血的江湖。

如果说从身份到契约代表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这一革命过程代表一种根本的社会变革，它只能起自民间，自下而上，发生于江湖之地而非廊庙之上，无论君主或统治集团的任何变换是它之外的事情。可以说这一过程在西方是现实，在我们这里却仍然是空想，中国无数世代以来，革命只是王朝替代，城头变换大王旗而已，基本的身份社会的纵向结构却从没改变过，国人也从未有过真正的开放社会的体验。自由宪政意味着强大的个人和有限的政府，但这在我们强大的中央集权传统下是不可能的，我一直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两次这样的机会，即春秋和六朝时期，一方面国家的控制力很弱，另一方面儒家思想的垄断被打破，道家思想却大行其道，造成难得的思想解放，但这种机会却稍纵即逝地消失了。国人只能在虚构的江湖的白日梦里，作一些关于独立自由平等的朦胧想象，却始终不能上升到系统的实践的社会思潮，我们不但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而且从不敢相信自己生而自由。因此侠文化反映着我们内心深处的隐痛，武侠情结，江湖迷梦，永远是中国人望梅止渴，画饼充饥，聊以自慰而已，正是：千古文人侠客梦，徒有临渊羡鱼情。

江湖在哪里？江湖在心中。武侠小说使我们着迷的原因也许正在于这种精神安慰作用，而如今随着我们的法治进程加快，自由与平等正逐步成为现实，宪政开始降临人间，江湖信奉的道义行在地上如行在天上，那么这块画饼的吸引力就应该下降了吧？正如一位评论家（陈墨吧？）所言，如今武侠小说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已经走向式微了，果如此，也没有什么可悲哀的，现实社会与我们渴望的状态一致，宪政行，武侠亡，江湖灭，岂非苍生之福？

江湖远不远？

不远。人就在江湖，江湖怎么会远？